刘庆邦的中篇小说《到城里去》最初发表于2003年第3期的《十月》杂志上，曾荣获第四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在这篇小说里，作家刘庆邦以他醇厚绵长的乡土情思，通过揭示主人公杨成方和宋家银夫妇从农村到城市的精神跋涉和灵肉冲突，体现了作者对农民在城市里“讨生活”生存现实的冷峻逼视和深切同情，表达出作家对现代化过程中农民身份的深深焦虑和对农民命运的切切关注。
　　《到城里去》的主人公是杨成方和宋家银夫妇，“到城里去”的实践者是杨成方，幕后的推动者是宋家银，两个人有着不同的精神跋涉和生活境遇，这构成了行文的两条重要的线索。
　　杨成方的“到城里去”经历了从县城到省城，再到首都的进程，而每一次“到城里去”，杨成方都是被生活所迫，或被妻子宋家银所迫。杨成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长相一般，少年到青年_直在农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杨成方的改变是因为到了适婚的年龄而屡次提亲失败一因为兄弟多，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为了解决婚姻问题，杨成方的父亲给县城一家预制厂的厂长送小磨油，送芝麻，“还拉着架子车，冒着风雪给人家送红薯”，这才终于换来了杨成方去预制厂当临时工的机会。工人身份使得杨成方很快解决了婚姻问题。他娶了相貌不错的宋家银，而宋家银看重的正是他的工人身份。
　　按照杨成方的设想，一旦找到媳妇就不去城里了，因为县城的生活并没有很多可以留恋的地方：工资不高(因为是临时工)，工作繁重，生活单调。更重要的是，在骨子里，杨成方还是个农民，他非常留恋家庭生活和传统农民的生活模式。但是他自己并不能做主，妻子宋家银要求杨成方必须待在城里，即便是在预制厂倒闭而杨成方失业之际——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了保持所谓的“工人家属”身份。于是，杨成方被迫再一次“到城里去”。这一次，他去的是省城郑州，做的行业是最不需要技术含量因而是很多初到城市的农民的没有选择的选择——捡破烂。
　　最终让杨成方从省城郑州走向北京的还是他的妻子宋家银。打工的浪潮席卷着中国农村，以至杨成方所在的村庄，几乎家家都有人外出打工。“打工这个词已经很流行了，它像种麦、过年一样流行”。在北京捡垃圾的同村杨二郎衣锦还乡，带给了村民巨大的精神刺激。于是，宋家银便有了对北京最直观的感受：“北京到处都是宝，到处都是钱。”在这样的背景下，杨成方被迫来到中国最大的都市——首都北京。
　　在骨子里，杨成方是留恋农村的这片土地的。他生长于斯，劳作于斯，对农村的生活是认同的，甚至是依依不舍的。即便如此，他也知道他必须要到城里去。因为人口增多土地减少，因为村里盖学校要求集资，因为宋家银要翻修房子，因为儿子要上学，这些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他不得不去。这样一来，杨成方只得在“到城里去”的道路上一步步挺进，虽然是被迫的，但也别无选择。
　　宋家银是小说的关键人物，她是杨成方到城里去的推动者，也是杨成方在城市生活的目击者。
　　从少女时代开始，宋家银就憧憬着城市生活。对于一个世代农民的农家女而言，只有嫁人才能改变命运，于是，她为自己树立了人生目标——做一个“工人家属”。正是这个目标，导致了她的失身——为了向一个即将成为工人的男人表达诚意和决心。那个男人当上了工人，但新娘却不是她。宋家银在走向城市的道路中，一开始就不是浪漫诗意的，而是凶险残酷的，她的所谓的心机和聪明都抵挡不住她被玩弄和被抛弃的命运，这是城市对她的当头棒喝。但是，坚韧的宋家银还是以自己的智慧退而求其次，嫁给了杨成方这个临时工，不管怎样，她还是当上了“工人家属”。
　　虽然城市一直是宋家银的梦想所在，但她还是没有想过自己到城里去。宋家银是一个传统的农村女性，她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家里人”，是主内的，她的荣耀在家里，她的目标就是要让人看得起。为了这个目标，她勤勤恳恳生活，精打细算过日子，连每次使用雪花膏，都仅仅只是用手指轻轻地蘸一点——有点“雪花”就可以了。她合不得用电灯，舍不得扇电扇。与这么节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大兴土木，要把房子建成全村最好的。宋家银是农村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与很多人的理解相反，我认为，作家对宋家银并不是一味地批判和讽刺，虽然宋家银有其可恨之处，但总体而言，作家对她是理解和宽容的。她的梦卑微而渺小，她为实现梦想所付出的心机和努力，包含着人生的酸楚和对尊严的诉求，让人欷歔感叹。
　　然而，宋家银也必须要到城市去了，因为在北京的杨成方犯事了。这是宋家银第一次真实地面对北京，面对城市，她被打击得体无完肤，鲜血淋漓，这也是此书最精彩的地方。在宋家银的想象中，北京城可能比他们的村庄大些，顶多相当于他们的村庄十个那么大，而实际上，北京是那么大，一百个村庄也抵不上北京的一个角。宋家银坐火车来到北京城里，然后又从城里退到城外，经过一片庄稼地，又经过一片菜园，最后才在一片垃圾场里找到杨成方所在的棚户区。棚子是由破砖和塑料布搭成的。狭窄的空间里，所有人都打地铺而睡。这是宋家银第一次目睹杨成方在城里的生活状态，第一次从心底知道了丈夫在城里讨生活的艰辛和不易。
　　真正让宋家银知道农村人在城市的生活状态的是这样一个场景：一个捡垃圾的女人因为拿走了一个家属楼下被风吹落在地上的秋裤而被一个老人发现，因此要被扭送去派出所。这个女人对这个城里人跪了又跪，而这个城里人还是坚持要把她扭送到派出所。宋家银由这个女人的遭遇而联想到自己的丈夫杨成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被扭送的时候是否也下跪过——“北京的地硬，不是石头地，就是水泥地，膝盖跪在上面是很疼的。宋家银不知道那妇女的膝盖疼成什么样，她还没有下跪，就似乎感觉到自己的膝盖已经隐隐地疼了”。通过这个妇女，以及在路上遇到的那些默不做声的捡垃圾的同乡人，宋家银看到了农村人在城市的悲惨境地——“城市是城市人的。你去北京打工，不管你受多少苦，出多大力，也不管你在城市干多少年，城市也不承认你，接纳你”。而在这以前，宋家银原以为城里都是好的，现在的她才知道“农村人在城里这样低落，是跪着讨生活的”。
　　故事发展至此，很多人都认为作家已经成功地解构了农村人“到城里去”的神话，并认为杨成方的悲剧完全是由宋家银的性格造成的。甚至宋家银自己的生活际遇也是她自己的性格造成。有人就认为：“正是对‘到城里去’意识的过于执著甚至偏激的追求……造成了她凄然的结局。”
　　但对此评论，我不太认同。正如作家陈建功所理解的那样：“宋家银是‘这一个’，又是这一群：她是人物，又是社会；她是古老的农民心理的继承者，又是转型期骚动的农村的缩影。”杨成方和宋家银在城市的遭遇固然有其性格的原因，但真正造成这一境况的并非个人，而是时代。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手段，农村人向城市的迁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即便没有宋家银，杨成方还是要像大多数的农民一样在城市里讨生活，即便杨成方本人能抵抗住这个潮流，他的兄弟姐妹和儿女还是依然会奔赴城市，这是时代潮流，这是个人际遇，这更是时代所带来的无可改变的命运。
　　作家在这里并不是要突出和强调个人的性格悲剧，而是要通过杨成方和宋家银这对普通的农民夫妇与城市的灵肉冲突和精神焦虑来思考亿万农民的命运：时代的潮流将他们推向城市，但光鲜快乐的城市生活从来不属于他们。城市是他们的居住地，但他们却是城市的流浪者。城市带给他们生机，但却摧毁他们的尊严。城市生活是凶险的，但又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城市生活于他们，就像那个画面的隐喻——跪了又跪，还是被摧残。亿万农民的生活出路到底在哪里?!这是作家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怀，也是作家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切拷问。
　　作为一个“关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这一转型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的作家，刘庆邦借宋家银之口给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当了官，调到城里去了，或者上了大学，分配到城里去了，在城里有了户口，有了工作，有了房子，再有了老婆孩子，你才真正算是一个城里人了。”因此，宋家银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这样的梦想是宋家银在遭到城市打击后能想到的唯一的解决办法——让儿子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不得不提小说的结尾。出乎所有人意料，宋家银的儿子在高考前夜不辞而别，他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而悄然打工去了。宋家银儿子的命运又会如何，他是重复父辈的故事，还是改写父辈的故事?作家没有给出答案，只是借宋家银之口说：“她相信儿子能混好。”小说戛然而止，突兀而又仓促。也许，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缓解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身份焦虑，如何改变农民的命运，如何让农民活得有尊严，是一个过于复杂而沉重的话题。整个社会都在探索中前进，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已经在做着他所能做的一切——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