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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主持人：中山大学刘小枫教授
● 主持人简历： 刘小枫，男，1956年5月生，重庆人。1978年入四川外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82年入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89年入瑞士巴塞尔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所长暨所属西方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及博导。主要学术领域为中西古典思想史、基督教思想史、德国近现代思想史。著有《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的真》、《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刺猬的温顺》、《圣灵降临的叙事》、《现代人及其敌人》、《拣尽寒枝》、《儒教与民族国家》及《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编著）等。近年来主编《经典与解释》辑刊及“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西学源流”、“政治哲学文库”等大型丛书多种，倾力译介西学古今经典。主编或指导编纂的“柏拉图注疏九卷集”、“尼采注疏集”、“卢梭注疏集”、“莱辛注疏集”及“荷马残篇全编”、“赫西俄德诗全编”、“品达颂诗全编”等经典系列，正在陆续出版中。
● 主持人话语：百年来，西方现代文教制度冲击、更替了中国的文教传统，以至于新的传统在中国已然形成。可是，西方的现代传统源于与其古典传统的断裂，启蒙主义一方面带来一言难尽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生出不少“病毒”，中国的新传统接受了西方这一现代新传统，自然连带染上了其中的毒素。“道术为天下裂”——目前，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人心秩序与思想学问均已支离破碎。如今，无论西学还是中学，均面临着如下抉择：要么追随现代之后学彻底破碎古典学问，要么回归古典学问，重新整顿精神教养。
在现代性的处境中，简单地倡导回归中国的古典传统，并不能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如果不搞清中国古典传统的实质含义，回归就始终是一句空话，甚至可能南辕北辙。在这点上，了解古典的西方，对于重新认识古典的中国进而反观现代性中的中国问题，意义重大——五四以来的历史歧途在于：以西方的现代性新传统及其新学科知识来重释中国的古典传统。
现代学问仍然需要理解经典文本，但现代学问的样式使得理解实际成了“肢解”。学科分化前提下的现代学问，以各种“主义”意识作为“问题”思考的脚手架，其学问样式由此表现为“主义”式话语的论析和辩驳。在这种学问样式中，经典文本表面上是主义话语的来源和依靠，但真正的情形恰恰是前者为后者所肢解，文本自身的整体性和作者自己的意图不再是一个受重视甚或关注的对象。退一步讲，现代学问样式尽管肢解文本，但如果其问题意识（哪怕是主义式的）能够碰触到思想史的要害，经典文本的意义空间仍然可能得到相当彰显，前提是，对欲肢解的文本下到足够的工夫——海德格尔便是一例。可是，目前国内学界的现代学问家鲜有肯下如此工夫者。主义话语支配下的汉语西学研究多崇尚文本快餐，这样那样的概论、通论和通史满天飞，认认真真解读一部文本的著作（就算采用某种主义）即便不是完全没有也堪称罕见。学风之散漫浮躁、无所归依，可见一斑。
古典学问的根底即在经典文本的注解和释读，中西皆然。注疏古学经典，国学有汉宋经学的解经传统，西学一样有古典学和犹太—基督教的释经传统。接续中西古典经学传统，并不意味着无视紧迫的当下问题，恰恰相反，“经典”与“解释”的结合，正是“文本”与“问题”的结合。当代解经大家施特劳斯的解经实践便是佳例。不过，我们不必急于从施特劳斯那里得到关于某个“问题”的教义式信条，倒是值得学习他所倡导的通过对古典“文本”的敬重和细读来进入纠缠历代思想大家的种种问题的问学路径。施特劳斯反对任何解释学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解经成就硕果累累的他没有任何解经原则。其原则之荦荦大者，正是从文本的表面（整体结构、形式）入手，并按照作者自己来理解作者（探求作者的意图）。
遵循这两条原则的文本解读，堪称现代性语境中的古典学问样式。对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来说，“好”的“样式”（eidos）是哲人思考的首要问题，对现代后现代处境中欲向古典回归的学人而言，弄清什么是“古典学问”的“样式”，同样是首要问题。
目前在国内学界浮泛的学风中，有反省能力的青年一代学人已经开始逐渐成长起来，有意识地向古典学问回归，这里刊出的一组文章算是小小例证。自然，如果视前述古典学问样式为一典范，那么几位作者的文本解读于此典范肯定还有不小距离（有的可能还留有现代学问样式的遗痕），但他们的努力在总体上仍令古典学问的样式特征有相当呈现。其中，刘小枫教授的短论简要介绍了理解中古阿拉伯哲人阿维罗伊的《柏拉图〈王制〉述要》这一文本的必要的学术史背景和思想史线索；乔戈和肖有志博士的两篇文章分别从古希腊的两部悲剧文本——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忒亚》三部曲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入手，在对文本整体结构和作者意图的高度重视的前提下，探讨古希腊悲剧的两个问题（神义论和政治神学）。这两篇文章都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文本”与“问题”的结合。程志敏博士的文章稍显史学化，但与很多史学论文不同，他注重集中从一个重要文本、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来处理所涉及的问题。如今的史学研究多不关心古典文本，这是一个大问题。罗晓颖博士的文章没有集中处理一个文本，而是在不同文本之间就某一问题（古典哲人伊壁鸠鲁的“偏斜学说”）进行爬梳剔抉，这种辑证性方式在古典学研究中也常常会碰到，尤其对各种残篇断简而言这一方式是必要的。张文涛博士关于尼采的名著《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短文，则比较典型地表明了有效关注一个经典文本的整体形式和结构如何可能，而对这一文本外观或表面的把握，实乃进一步细读文本的方向性保证。
现代学人常对柏拉图所谈的“样式”作纯形上学理解，忘了在柏拉图笔下，“样式”首先就有外观之义。外观即事物的表面，可施特劳斯告诉我们，对古典文本解读而言，表面即核心，或者说只有从表面才能进入核心。古典学问在其文本解释的样式之下，当然存在着核心——古典的精神方向。因此，对古学经典文本的解释实乃一种精神涵养活动，关涉着思想取向的抉择——如大哲西塞罗所言：宁可跟着柏拉图犯错，也不与那伙人一起正确（Errare，mehecule，malo cum Platone，qaum cum istis vera sentire）。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3-0005-25收稿日期：2007-11-12
● 主持人简历： 刘小枫，男，1956年5月生，重庆人。1978年入四川外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82年入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89年入瑞士巴塞尔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所长暨所属西方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及博导。主要学术领域为中西古典思想史、基督教思想史、德国近现代思想史。著有《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的真》、《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刺猬的温顺》、《圣灵降临的叙事》、《现代人及其敌人》、《拣尽寒枝》、《儒教与民族国家》及《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编著）等。近年来主编《经典与解释》辑刊及“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西学源流”、“政治哲学文库”等大型丛书多种，倾力译介西学古今经典。主编或指导编纂的“柏拉图注疏九卷集”、“尼采注疏集”、“卢梭注疏集”、“莱辛注疏集”及“荷马残篇全编”、“赫西俄德诗全编”、“品达颂诗全编”等经典系列，正在陆续出版中。
● 主持人话语：百年来，西方现代文教制度冲击、更替了中国的文教传统，以至于新的传统在中国已然形成。可是，西方的现代传统源于与其古典传统的断裂，启蒙主义一方面带来一言难尽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生出不少“病毒”，中国的新传统接受了西方这一现代新传统，自然连带染上了其中的毒素。“道术为天下裂”——目前，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人心秩序与思想学问均已支离破碎。如今，无论西学还是中学，均面临着如下抉择：要么追随现代之后学彻底破碎古典学问，要么回归古典学问，重新整顿精神教养。
在现代性的处境中，简单地倡导回归中国的古典传统，并不能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如果不搞清中国古典传统的实质含义，回归就始终是一句空话，甚至可能南辕北辙。在这点上，了解古典的西方，对于重新认识古典的中国进而反观现代性中的中国问题，意义重大——五四以来的历史歧途在于：以西方的现代性新传统及其新学科知识来重释中国的古典传统。
现代学问仍然需要理解经典文本，但现代学问的样式使得理解实际成了“肢解”。学科分化前提下的现代学问，以各种“主义”意识作为“问题”思考的脚手架，其学问样式由此表现为“主义”式话语的论析和辩驳。在这种学问样式中，经典文本表面上是主义话语的来源和依靠，但真正的情形恰恰是前者为后者所肢解，文本自身的整体性和作者自己的意图不再是一个受重视甚或关注的对象。退一步讲，现代学问样式尽管肢解文本，但如果其问题意识（哪怕是主义式的）能够碰触到思想史的要害，经典文本的意义空间仍然可能得到相当彰显，前提是，对欲肢解的文本下到足够的工夫——海德格尔便是一例。可是，目前国内学界的现代学问家鲜有肯下如此工夫者。主义话语支配下的汉语西学研究多崇尚文本快餐，这样那样的概论、通论和通史满天飞，认认真真解读一部文本的著作（就算采用某种主义）即便不是完全没有也堪称罕见。学风之散漫浮躁、无所归依，可见一斑。
古典学问的根底即在经典文本的注解和释读，中西皆然。注疏古学经典，国学有汉宋经学的解经传统，西学一样有古典学和犹太—基督教的释经传统。接续中西古典经学传统，并不意味着无视紧迫的当下问题，恰恰相反，“经典”与“解释”的结合，正是“文本”与“问题”的结合。当代解经大家施特劳斯的解经实践便是佳例。不过，我们不必急于从施特劳斯那里得到关于某个“问题”的教义式信条，倒是值得学习他所倡导的通过对古典“文本”的敬重和细读来进入纠缠历代思想大家的种种问题的问学路径。施特劳斯反对任何解释学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解经成就硕果累累的他没有任何解经原则。其原则之荦荦大者，正是从文本的表面（整体结构、形式）入手，并按照作者自己来理解作者（探求作者的意图）。
遵循这两条原则的文本解读，堪称现代性语境中的古典学问样式。对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来说，“好”的“样式”（eidos）是哲人思考的首要问题，对现代后现代处境中欲向古典回归的学人而言，弄清什么是“古典学问”的“样式”，同样是首要问题。
目前在国内学界浮泛的学风中，有反省能力的青年一代学人已经开始逐渐成长起来，有意识地向古典学问回归，这里刊出的一组文章算是小小例证。自然，如果视前述古典学问样式为一典范，那么几位作者的文本解读于此典范肯定还有不小距离（有的可能还留有现代学问样式的遗痕），但他们的努力在总体上仍令古典学问的样式特征有相当呈现。其中，刘小枫教授的短论简要介绍了理解中古阿拉伯哲人阿维罗伊的《柏拉图〈王制〉述要》这一文本的必要的学术史背景和思想史线索；乔戈和肖有志博士的两篇文章分别从古希腊的两部悲剧文本——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忒亚》三部曲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入手，在对文本整体结构和作者意图的高度重视的前提下，探讨古希腊悲剧的两个问题（神义论和政治神学）。这两篇文章都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文本”与“问题”的结合。程志敏博士的文章稍显史学化，但与很多史学论文不同，他注重集中从一个重要文本、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来处理所涉及的问题。如今的史学研究多不关心古典文本，这是一个大问题。罗晓颖博士的文章没有集中处理一个文本，而是在不同文本之间就某一问题（古典哲人伊壁鸠鲁的“偏斜学说”）进行爬梳剔抉，这种辑证性方式在古典学研究中也常常会碰到，尤其对各种残篇断简而言这一方式是必要的。张文涛博士关于尼采的名著《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短文，则比较典型地表明了有效关注一个经典文本的整体形式和结构如何可能，而对这一文本外观或表面的把握，实乃进一步细读文本的方向性保证。
现代学人常对柏拉图所谈的“样式”作纯形上学理解，忘了在柏拉图笔下，“样式”首先就有外观之义。外观即事物的表面，可施特劳斯告诉我们，对古典文本解读而言，表面即核心，或者说只有从表面才能进入核心。古典学问在其文本解释的样式之下，当然存在着核心——古典的精神方向。因此，对古学经典文本的解释实乃一种精神涵养活动，关涉着思想取向的抉择——如大哲西塞罗所言：宁可跟着柏拉图犯错，也不与那伙人一起正确（Errare，mehecule，malo cum Platone，qaum cum istis vera sentire）。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3-0005-25收稿日期：2007-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