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侠义类作品中作者所反映的是中晚唐之际所崇尚的侠义之风，作品创作多属作者的想象和虚构，那么爱情类作品就更多地体现了现实生活的原型，更具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但是，总的说来，唐传奇利用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光彩闪耀的人物画廊。通过她们我们看到了在封建社会重压下的女性价值与魅力，她们用自己的方式捍卫着女性特有的人格和尊严，发出对男性世界的愤激之声；或以性爱本身反映女性的根本，对传统文学进行挑战。掩卷思之，对于厝传奇中广大女性形象所体现出来的女性美，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
　　
　　(一)赞女性之“才”
　　读罢唐传奇，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女性美已经有了一个由表及里的深层递进。在传统观念中，盛行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重德不重才的论调。在唐传奇中则是一个升华，不仅描写女性的貌美，还用更大的篇幅集中在歌颂女性的卓绝才华之上。女性因其才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自己的附庸地位，并有了自信，独立自主的追求。例如《任氏传》中的任氏，不仅“妍姿美质”，众美女“非其伦也”，而且聪慧机灵，胆识过人。她两次同郑六相遇，她的言语和行动都透出她的机灵。她知道身无半分，整天跟着韦盎游逛的郑六没法指望，自己早就做好了成家的一切准备。从她让郑六去租房和借家具的话中，可看出她对周围环境和韦蛊家的情况了如指掌，足见她心思极细。借资买马一节，更见出她善于抓住时机和有胆有识。同时，她的智慧聪颖还表现在“抗暴”这一细节之中，韦盔得知任氏貌美之后便找上门去，机敏的任氏知道他不怀好意想用小僮把他打发回去。此计不成，又“戢身匿于扇间”，想躲过他，但仍旧失败。当韦盏向她施暴时，她始则极力抗拒，到支持不住时，便用缓兵之计假装答应，摆脱后又力极抗争，“如是者数四”。到最终以感叹“郑子之可哀”，阐发了韦盎“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义激韦盎放弃了邪恶之念，使任氏得以解脱。
　　唐传奇在刻画女性时之所以出现才识重于容貌的现象，这固然和唐代文人的审美趣味有关，但也须承认，唐代女权的强化，唐代妇女在家庭生活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她们摆脱了以色事人的可怜地位。由此也体现了唐传奇作者对女性才华的第一次自觉的认可。
　　
　　(二)扬女性之“德”
　　古代短篇小说中有不少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赞扬了女性所具备的中国传统的美德。在封建社会中，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她们身上承受着比男子更为沉重的桎梏。但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她们仍保持着善良、坚韧、忠贞的传统美德，以此作为对自我人格的尊重和对情感生活的依托。
　　唐传奇《谢小娥传》描写谢小娥的父亲和丈夫都经商被害，小娥为报仇雪恨，女扮男装，行遍江湖，发誓要寻出仇人，后潜入仇家两年有余未露行踪，终于伺机手刃仇敌。谢小娥的坚韧、刚烈、聪慧、从容在整个复仇过程中展露无遗。
　　又如《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是作者倾注了极大的同情而塑造出的一位美丽痴情而又坚韧刚强的女性悲剧形象。她是由被霍王侮辱的婢女所生，因“自出贱庶”，霍王死后母女俩被逐出家门，小玉沦落娼门。她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贱民。作为一个妓女，她渴望跳出火坑，希望过与李益相爱的真正爱情生活。而李益家“门族清华”，且他本人又大有诗名。在步入官场之前，他“思得佳偶，博求名妓”，是个十足的纨绔子弟。霍小玉和李益的社会地位有着天壤之别。小玉虽然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与李益社会地位的悬殊，担心被抛弃，但她仍执着的追求，然而无情的封建婚姻门阀制度，对她哪怕只是希望李益能在三十岁之前，和自己再相爱八年，从此将“舍弃人事，剪发披缁”的小小的愿望也无法被满足。她的执着单纯换来的却是李益的负心。李益得官之后一去不返，并在家母的严令之下无情地抛弃了小玉另娶卢氏。而小玉却痴心不改，为了寻找李益，她不惜变卖家产，派人四处探询，以致“赢卧空闺，遂成沉疾”。当得知李益已另娶后，她并不是忍气吞声而是将心中的那份缠绵之爱化为幽怨之愤。小说在再一次的悲喜变化之中渐渐显露出她性格的另一面：坚韧和刚毅。这也正是霍小玉独立人格的真实写照。
　　
　　(三)歌女性之“叛”
　　《离魂记》中的女主角张倩娘，为反对包办婚姻，与所爱的人结合，竟至灵魂出窍追随恋人而去。倩娘乃是一位“端妍绝伦”的少女，其父曾说将其许配给王宙。倩娘和王宙两小无猜，感情甚好。然而其父出尔反尔，为了家世的利益，打算将倩娘另许他人，这给这对年轻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愤恨”。对爱情坚贞的倩娘在王宙离开其家后，便魂离肉体，追随王宙而去。这是倩娘对封建家长制所采取的非现实的反抗手段，它曲折的反映了倩娘对封建婚姻制的独特反抗。小说想象奇特，倩娘之魂实乃封建制度下大部分少女对理想爱情追求的化身，而倩娘的肉体却卧躺病榻，这也正是封建社会下的众多女性的真实写照。奇特的想象情节实际上构筑了对当时的封建礼教的一个有力的抨击与控诉。
　　不幸的是，在反抗的同时，她们或因封建恶势力的阻挠，或因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迫害而导致更深的悲剧。元稹的《莺莺传》中的崔莺莺也是一个勇于突破封建礼教藩篱，寻找爱情幸福的叛逆者。她出身名门望族，受封建礼教的熏陶，赋予她举止端庄，温柔文静的大家风范。因此她初见张生虽“双脸销红”羞于应对，却由于“怨慕者久之”，在面对眼前“性温茂，美风容”的年轻书生时，自然产生美好的印象并慢慢产生感情。但她毕竟未经世面，一旦张生出现在她面前，她感到十分惊惧，居于她头脑中的封建意识便出来活动了。因此，她开始斥责张生“非礼之动”。正因为莺莺“大数”张生，只是一种爱而却惧的心里反应，所以过后思量，她又惧而更爱了，终于主动地投到了张生的怀抱里去，而“曩时端庄，不复同矣”。这一行为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最大叛逆，但由于张生的始乱终弃，使得莺莺陷入了悲惨境地，但她勇于追求自由幸福的形象却长留人们心中而闪闪发光。
　　总之，唐传奇的成功就在于塑造了一群光辉闪耀的女性形象。她们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她们不仅成功于当世，体现了女性意识在小说中的首次崛起，更影响了有唐以来的众多女性作品，弥补了唐以前女性形象失落的空白。因此，它们将会不朽地永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