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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Q正传》与《老人与海》作为中西文学的两个经典文本，他们在历史文化背景、文化困境、文化意蕴等三个方面有着不同的精神内涵。通过两种文本的比较来进行文化寻思以揭示出国民素质的提高、人的主体意识的恢复、民族精神的铸造和民族文化双向系统工程的建设等现实性问题。
关键词：《阿Q正传》；《老人与海》；文化寻思
人类文化总是沿着社会制度文化、工具理性文化、人的精神文化、情感文化相互缠结而律变的螺旋形的轨迹曲折前行的。[1]因而，在人类各民族前进的历史中总会出现迷茫与困惑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总体特征便是民族精神的失落，也就是精神危机。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时期，寻觅与恢复民族精神便是该民族文化建设的首要命题。于是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文本便映照着一种历史文化的质地，因此，在这种文本比较中也往往会生发有利于民族走出历史困境的思考。
一、 两种文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鲁迅的《阿Q正传》文本，产生于20年代（1920年12月），产生于二重性结构社会形态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从远距离角度看，属于亚细亚型农业社会历史文化[2]的中国传统文化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但却并没有消失，它像疫瘴般地在中国的大地上蔓延。由于这种文化具有一种历史文化的封闭性、保守性、落后性，压抑人的个性等特征，民族本体乃至人普遍丧失了生命的活力；从近距离角度看，这种死气沉沉的社会又随着逐步殖民地化，不仅民族本体面临着生存危机，而且民族与社会又逐渐呈现出一种浮浅化的社会景观。因此，二十年代的中国精神迷失与社会及人的陷落是深刻而广泛的；这也决定着那时期文本意象营造主要采用审丑的方式，即以内省的文化批判为民族开拓一条综合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因素以建构民族新文化。鲁迅在《阿Q正传》文本中以阿Q形象的塑造，宣布着夜一般的文化真实与社会生活内蕴的真实。这也决定了阿Q形象是卑微的，负载着民族文化自省的理性内容。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文本，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产生于西方人类周期性文化迷失与文化寻觅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西方主要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从远距离角度看，西方人类已经走过了中世纪，前资本主义时期，具有相当厚实的文化底蕴；然而，随着人类工具理性文化（体现为物质文明）飞速发展，却出现了各个文化层面相互断裂或相互衔接不上导致了人的普遍的异化（往往是受社会挤压的异化）的社会现象。人物欲的膨胀必然导致人的精神的迷失，依艾略特的说法，也是西方人类文化荒原即废墟时期。因此，这个历史时期也是西方人类文化寻觅与文化调整的历史时期。由西方话语的中心命题决定，精神的打捞与寻觅是这个时期的西方人类的理性思辨的内容。这也决定了文本主要采用审美的方式，以寻觅式的文化批判为西方人类开拓一条通往未来之途。海明威笔下的桑地亚哥的理想型人物形象即硬汉形象负载着西方人类人文精神寻觅与坚守的理性内容。
二、两种文本的文化困境
现代中国的文化困境是由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封闭性、落后性、保守性；二是由于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是在百年忧患中被迫进行的，是突然发生的，因而缺乏一个综合吸收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呈现出一个二元型文化并存的现代中国。一方面，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往往是初步的、表层的，仅仅停留在观念上，没有落实到社会本体中去。别一方面，在文化人的内心深处，还深藏着传统文化观念，甚至包含消极层面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心理一面是历史的，一面是现代的；一面是旧有的，一面是吸收的。这种历史与现实的纠缠，旧有与生机的缠结，使得现代中国难以走出历史困境。
鲁迅《阿Q正传》文本中就表达着上述文化批判意蕴。比如说阿Q的革命，革命是外来的文化因素、是观念的存在。但在阿Q的文化心理深层却等同于封建式的掠夺与占有。在阿Q式的人物看来也便是借革命之名行封建掠夺与欺骗之实。这种文化困境使得中国历史滞重难行。
西方社会同样处于文化困境之中。随着工具理性文化迅速繁荣，知识分子日益感受到了现代社会的挤压，普遍产生异化之感。由于受到30年代商品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的冲击，特别是二战之后的阵痛，普遍经历文化困惑，产生着文化荒原之感。在这种感受中，要求进一步进行文化认知，昂扬人的精神与生命。海明威在桑地亚哥的形象塑造与文本话语形态上就表现了深切的悲剧，一再挫折而不失其斗志的精神与生命的活力。
三、阿Q与桑地亚哥的文化意蕴
在中国现代史上，由于殖民因素的介入形成了多重结构的社会形态，依据鲁迅的说法，是许多时代挤在一起的时代[3]。种种落后消极因素搅和作一团呈现为一种丑陋的畸形的病态社会，是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4]。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吃与被吃，骗与被骗的人际关系，是一个冷森森的充满挤压血腥与苦难的人间鬼域。由于一种历史文化的规范，也由于根源于道家相对主义的超脱或适应意识，人往往体现为一种卑劣、愚弱与怯懦的特质。阿Q的卑怯便是这种历史文化映照出的一种民族文化的落后性。
卑劣是阿Q的本质属性。阿Q的卑劣带有深深的历史印记。这种卑劣不仅表现在饥饿之时，跳进尼姑庵去偷萝卜，不仅表现在他只局限于眼前利益，欺凌更弱者，如和王胡、小D的争执，也不仅表现在欺凌弱者为乐事，如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小尼姑等，也不仅表现在欣赏别人的苦难为乐（杀革命党，好看），更可怕的是对于革命的畅想，白衣白甲人和他一同去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捞外快（尼姑庵革命），革命的手段是抢，革命的对象是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元宝，甚至还有邹七嫂的女儿和钱洋鬼子的老婆。这种卑劣性格的普遍存在，也就形成了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的普遍社会现实。
从文化观念来说，阿Q还停留在古代；从思维模式来说，还处于一种整体解读的思维方式之中。在他的精神世界分不出革命党与崇祯皇帝之间的时代距离，这种是一种精神隐喻，它隐喻着现代中国观念与思维的滞后。2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与理性世界、理性文化格格相斥的世界，是与人类理性相背的世界。在这个国度里，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普遍丧失。因此，阿Q意象积淀鲁迅关于民族文化的批判性考察与思考，也郁结着鲁迅一种民族忧患及精神呼唤的历史情思。
桑地亚哥是现代美国性格或美国精神的象征。在这个人物形象上不仅体现着理性即思辨性和进取性，也体现一种开拓型的性格特征。桑地亚哥也处于一种历史困境之中，但他并不是消极的适应而是坚韧不拔的进取。知识分子已经思辨地意识到只有实际地进行艰难的文化调整，才能走出困境，才能寻觅到走出困境的路径。文本中的桑地亚哥作为渔夫并不满足于捕些小鱼，他要体现他的本质。为着这个目的，他作了一次又一次的准備。在捕鱼中，他无畏机智，敢于拼搏，虽然无功而还但他并不是一个精神上的失败者。如书中所说，“可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5]。这不是目光狭窄、只局限于自身眼前局部利益得失的阿Q所能够做得到的。在这个形象上闪耀着西方人类智慧与理性的光彩。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呼唤着一种精神复归，使西方人类包括美国民族走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精神。
四、文化寻思
以西方文本对比鲁迅以恶鸟（猫头鹰）之声宣布夜一般真实的文本《阿Q正传》，可以生发一些具有现实性的思考：1．在目前中国，普遍具有的是卑劣的病态，或残缺滞后型人格，国民的素质依然未脱离鲁迅文本观照。国民还具有阿Q式的卑劣与愚弱的性格特质，因而人的主体意识的恢复，民族精神的铸造，依然是困扰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命题。2．由于这种质地所规定，中国历史进程中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或革命者。正是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文本是照亮民族历史路径的灯火。3．民族新文化的建设需要进行双向的系统工程，一是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的批判。其中包括对儒、佛、道、巫四大板块的消极因素的批判；二是要综合先进民族文化的新质。不断批判，不断综合，才能重铸民族之魂。这就是鲁迅文本中的文化启示，也是海明威文本能够提供给中华民族及国人的文化寻思。
注释：
[1] 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12-13页。
[2] 参见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108页。
[3] 参见鲁迅《热风》，《鲁迅全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4] 参见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9页。
[5] [美]海明威：《老人与海》，海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阿Q正传》；《老人与海》；文化寻思
人类文化总是沿着社会制度文化、工具理性文化、人的精神文化、情感文化相互缠结而律变的螺旋形的轨迹曲折前行的。[1]因而，在人类各民族前进的历史中总会出现迷茫与困惑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总体特征便是民族精神的失落，也就是精神危机。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时期，寻觅与恢复民族精神便是该民族文化建设的首要命题。于是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文本便映照着一种历史文化的质地，因此，在这种文本比较中也往往会生发有利于民族走出历史困境的思考。
一、 两种文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鲁迅的《阿Q正传》文本，产生于20年代（1920年12月），产生于二重性结构社会形态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从远距离角度看，属于亚细亚型农业社会历史文化[2]的中国传统文化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但却并没有消失，它像疫瘴般地在中国的大地上蔓延。由于这种文化具有一种历史文化的封闭性、保守性、落后性，压抑人的个性等特征，民族本体乃至人普遍丧失了生命的活力；从近距离角度看，这种死气沉沉的社会又随着逐步殖民地化，不仅民族本体面临着生存危机，而且民族与社会又逐渐呈现出一种浮浅化的社会景观。因此，二十年代的中国精神迷失与社会及人的陷落是深刻而广泛的；这也决定着那时期文本意象营造主要采用审丑的方式，即以内省的文化批判为民族开拓一条综合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因素以建构民族新文化。鲁迅在《阿Q正传》文本中以阿Q形象的塑造，宣布着夜一般的文化真实与社会生活内蕴的真实。这也决定了阿Q形象是卑微的，负载着民族文化自省的理性内容。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文本，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产生于西方人类周期性文化迷失与文化寻觅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西方主要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从远距离角度看，西方人类已经走过了中世纪，前资本主义时期，具有相当厚实的文化底蕴；然而，随着人类工具理性文化（体现为物质文明）飞速发展，却出现了各个文化层面相互断裂或相互衔接不上导致了人的普遍的异化（往往是受社会挤压的异化）的社会现象。人物欲的膨胀必然导致人的精神的迷失，依艾略特的说法，也是西方人类文化荒原即废墟时期。因此，这个历史时期也是西方人类文化寻觅与文化调整的历史时期。由西方话语的中心命题决定，精神的打捞与寻觅是这个时期的西方人类的理性思辨的内容。这也决定了文本主要采用审美的方式，以寻觅式的文化批判为西方人类开拓一条通往未来之途。海明威笔下的桑地亚哥的理想型人物形象即硬汉形象负载着西方人类人文精神寻觅与坚守的理性内容。
二、两种文本的文化困境
现代中国的文化困境是由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封闭性、落后性、保守性；二是由于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是在百年忧患中被迫进行的，是突然发生的，因而缺乏一个综合吸收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呈现出一个二元型文化并存的现代中国。一方面，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往往是初步的、表层的，仅仅停留在观念上，没有落实到社会本体中去。别一方面，在文化人的内心深处，还深藏着传统文化观念，甚至包含消极层面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心理一面是历史的，一面是现代的；一面是旧有的，一面是吸收的。这种历史与现实的纠缠，旧有与生机的缠结，使得现代中国难以走出历史困境。
鲁迅《阿Q正传》文本中就表达着上述文化批判意蕴。比如说阿Q的革命，革命是外来的文化因素、是观念的存在。但在阿Q的文化心理深层却等同于封建式的掠夺与占有。在阿Q式的人物看来也便是借革命之名行封建掠夺与欺骗之实。这种文化困境使得中国历史滞重难行。
西方社会同样处于文化困境之中。随着工具理性文化迅速繁荣，知识分子日益感受到了现代社会的挤压，普遍产生异化之感。由于受到30年代商品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的冲击，特别是二战之后的阵痛，普遍经历文化困惑，产生着文化荒原之感。在这种感受中，要求进一步进行文化认知，昂扬人的精神与生命。海明威在桑地亚哥的形象塑造与文本话语形态上就表现了深切的悲剧，一再挫折而不失其斗志的精神与生命的活力。
三、阿Q与桑地亚哥的文化意蕴
在中国现代史上，由于殖民因素的介入形成了多重结构的社会形态，依据鲁迅的说法，是许多时代挤在一起的时代[3]。种种落后消极因素搅和作一团呈现为一种丑陋的畸形的病态社会，是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4]。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吃与被吃，骗与被骗的人际关系，是一个冷森森的充满挤压血腥与苦难的人间鬼域。由于一种历史文化的规范，也由于根源于道家相对主义的超脱或适应意识，人往往体现为一种卑劣、愚弱与怯懦的特质。阿Q的卑怯便是这种历史文化映照出的一种民族文化的落后性。
卑劣是阿Q的本质属性。阿Q的卑劣带有深深的历史印记。这种卑劣不仅表现在饥饿之时，跳进尼姑庵去偷萝卜，不仅表现在他只局限于眼前利益，欺凌更弱者，如和王胡、小D的争执，也不仅表现在欺凌弱者为乐事，如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小尼姑等，也不仅表现在欣赏别人的苦难为乐（杀革命党，好看），更可怕的是对于革命的畅想，白衣白甲人和他一同去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捞外快（尼姑庵革命），革命的手段是抢，革命的对象是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元宝，甚至还有邹七嫂的女儿和钱洋鬼子的老婆。这种卑劣性格的普遍存在，也就形成了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的普遍社会现实。
从文化观念来说，阿Q还停留在古代；从思维模式来说，还处于一种整体解读的思维方式之中。在他的精神世界分不出革命党与崇祯皇帝之间的时代距离，这种是一种精神隐喻，它隐喻着现代中国观念与思维的滞后。2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与理性世界、理性文化格格相斥的世界，是与人类理性相背的世界。在这个国度里，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普遍丧失。因此，阿Q意象积淀鲁迅关于民族文化的批判性考察与思考，也郁结着鲁迅一种民族忧患及精神呼唤的历史情思。
桑地亚哥是现代美国性格或美国精神的象征。在这个人物形象上不仅体现着理性即思辨性和进取性，也体现一种开拓型的性格特征。桑地亚哥也处于一种历史困境之中，但他并不是消极的适应而是坚韧不拔的进取。知识分子已经思辨地意识到只有实际地进行艰难的文化调整，才能走出困境，才能寻觅到走出困境的路径。文本中的桑地亚哥作为渔夫并不满足于捕些小鱼，他要体现他的本质。为着这个目的，他作了一次又一次的准備。在捕鱼中，他无畏机智，敢于拼搏，虽然无功而还但他并不是一个精神上的失败者。如书中所说，“可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5]。这不是目光狭窄、只局限于自身眼前局部利益得失的阿Q所能够做得到的。在这个形象上闪耀着西方人类智慧与理性的光彩。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呼唤着一种精神复归，使西方人类包括美国民族走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精神。
四、文化寻思
以西方文本对比鲁迅以恶鸟（猫头鹰）之声宣布夜一般真实的文本《阿Q正传》，可以生发一些具有现实性的思考：1．在目前中国，普遍具有的是卑劣的病态，或残缺滞后型人格，国民的素质依然未脱离鲁迅文本观照。国民还具有阿Q式的卑劣与愚弱的性格特质，因而人的主体意识的恢复，民族精神的铸造，依然是困扰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命题。2．由于这种质地所规定，中国历史进程中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或革命者。正是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文本是照亮民族历史路径的灯火。3．民族新文化的建设需要进行双向的系统工程，一是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的批判。其中包括对儒、佛、道、巫四大板块的消极因素的批判；二是要综合先进民族文化的新质。不断批判，不断综合，才能重铸民族之魂。这就是鲁迅文本中的文化启示，也是海明威文本能够提供给中华民族及国人的文化寻思。
注释：
[1] 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12-13页。
[2] 参见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108页。
[3] 参见鲁迅《热风》，《鲁迅全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4] 参见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9页。
[5] [美]海明威：《老人与海》，海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