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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先是在广东，离我还比较遥远。但我每天都会关注非典的消息。非典与美伊战争，成了这个美丽春天最不美丽然而却最引起关注的话题。
非典随后进击北京。我的生活也开始受影响。流言蜚语到处都是，人们一夜间恐慌起来。眼见大街上众人戴着口罩，我心里不由生出一种悲哀：自由的人们怎么突然就变得不自由了。
我上班会旁经北京“佑安医院”，现在这家医院已经因接收非典病人而骤然闻名。每次经过，我都会深深凝望一眼这家医院的招牌，想像着又有新病人送入医院，不少生命就是在这里撒手人寰，我的心会莫名其妙地揪紧；想像着有许多医生护士冒着危险在尽心尽责地照顾病人，我为他们献出自己的默祷!
所有人类都是“一”，因此任何一个不幸者的非命均是我们生命的损害。春天的鲜花无限美好，但无法完全将我的思绪拉离开这场肆虐。春日的阳光无限明媚，但我已经无法自由自在地享受春光。
历史断想瘟疫之害胜过洪水滔滔
1658年，意大利威尼斯城一次流感大流行使6万人死亡，惊慌的人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是行星带来的厄运所致，所以将这种病命名为“Influenza”，意即“魔鬼”。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瘟疫是同战争、饥荒、死亡并称的人类四大天敌，始终和人类如影相随此起彼落。今天的人们似乎不太能感受到流行性病魔的厉害，但是阅读有关历史记载，我们发现历史上瘟疫数不胜数，其对人类生命的危害比滔滔洪水更甚。
翻开人类传染病流行史，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有流行性感冒流行的记载。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距今3000多年前)已有“虫”、“蛊”、“疟疾”及灭虫的记载。《史记》已用“疫”、“大疫”表示疾病的流行。这些被认为是人类对流行病认识的“萌芽”。
自公元前450年希腊史学家踏上埃及的土地后，古埃及人留下的木乃伊一具具地出土了。这些木乃伊让人们在几千年后得知病毒如何侵害生命：西普塔法老的一只脚严重变形，现代X光检查发现他得了骨髓灰白质炎——一种病毒导致的骨骼与肌肉的残疾；法老拉美西斯五世脸上有一个个小坑，现代X光检查他患了天花……
西方历史上也曾有多次影响重大的疾病流行，如公元前4世纪的瘟疫、查士丁尼鼠疫、14世纪的黑死病等。其中，破坏性最大的要数鼠疫的世界性大流行。
历史上首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起源于中东，流行中心在近东地中海沿岸。公元542年经埃及南部塞得港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欧洲，几乎殃及当时所有著名国家。这次流行持续了五六十年，极流行期每天死亡万人，死亡总数近一亿人。这次大流行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第二次大流行发生于公元14世纪(1346－1665)，以“黑死病”闻名于世。黑死病的一种症状，就是患者皮肤上会出许多黑斑，所以被人们叫做“黑死病”。对其起源，众说不一。“黑死病”此起彼伏横行长达近300年，遍及欧亚大陆和非洲北海岸，尤以欧洲为甚，欧洲死亡2500万人，占当时欧洲人口的1／14，其中意大利和英国死亡人数更是达到人口半数，差点毁了整个欧洲。
第三次大流行始于19世纪末(1894年)，这次瘟疫突然爆发，至20世纪30年代达最高峰、共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60多个国家，死亡人数达千万人以上。不过，这次瘟疫控制得比前两次迅速、彻底，原因是当时已发现了鼠疫病原体——鼠疫杆菌(耶尔森菌)，初步弄清了鼠疫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并加强了国际检疫措施。
近代以降，瘟疫仍然折磨人类。1918年的欧洲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去了很多士兵的生命，但是给当时世界带来威胁最大的不是战争，而是流感。1915年春，英格兰发现零星的流感病人，到1917年，欧洲大陆也发生少量流感流行。随着一战战火不断扩大，流感病毒也不断扩大。据记载，美国在一战中战死人数为50385人，而非战斗死亡人数为55868人，绝大多数是患流感死亡。全世界在这次流感大流行中死亡人数高达2000万。
中国发生的瘟疫流行也有不少。从公元前369年起到明朝末年(1647年)，仅正史就记载了95次疾病大流行，238年有流行或大流行。
18世纪末，清朝的云南省开始爆发鼠疫。先是成批的野鼠、家鼠死在人们面前，然后大批人像老鼠一样倒下。这次瘟疫传遍当时清朝的南方各省直至香港，并很快在亚洲的其它国家逐渐蔓延开，死者逾百万，仅云南省死于瘟疫的人数就多于十万。
随着后工业社会到来，人类沙文主义对自然生态的掠夺破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注定付出沉重代价：厄尔尼诺带来全球升温，大气中臭氧层遭到破坏，赤潮频频发生，地震洪水一再泛滥。最可怕的是，曾一度控制住的疾病开始出现抗生素抗性，医院病房里已发现具有超级抗性的超级病毒，艾滋病幽灵从非洲一个小村庄里溜出来漫游世界，霍乱开始死灰复燃，再加上生物遗传工程的发展，生化武器开始在军备竞赛中崭露头角，核工业造成大面积的污染，恐怖组织和邪教组织也纷纷利用病毒、毒气到处兴风作浪……“生存，还是毁灭?”人类不无尴尬地遭遇了哈姆雷特式的生存诘问。
医学断想人类与自然要么相得益彰，要么同归于尽
一人类可以上天入地，可以消灭凶猛的动物，却无法战胜最小的敌人：“病毒”。这种直径只有20～400毫微米的微生物，却是人类生命中真正的不能承受之轻。
天花是最早被人类文字记载的烈性病毒性传染病毒。天花曾让许多有名有姓的君主命丧黄泉。英国女王玛丽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中国的清朝顺治皇帝都死于天花。
可喜的是，200多年前的今天，英国杰出的外科医生安特·爱德华·詹纳第一次将牛痘疫苗接种到了人体上，自此，天花病终于有了克星。到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已在全世界范围内灭绝了这种可怕疾病。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实验室中保荐着天花病毒以备不时之需。
肺结核也曾横行一时，被认为无法医治。肖邦、托尔斯泰皆死于此病。在无法治愈肺结核的年代，为减轻病人肺部的压力，甚至需要将人的肋骨生生摘除。然而，19世纪，德国“细菌学之父”赫德经过272次实验，终于成功地培养出导致结核病的微生物。随后，法国科学家卡尔梅特和介朗又整整研究15年，使一种含有稀薄活性肺结核细菌菌株的疫苗——“卡介苗”终于在1921年问世。1961年介朗去世时，全世界已有两亿多人注射了这种抵抗肺结核病的疫苗。
小儿麻痹症，医学界称之为脊髓灰质炎，曾是威胁儿童生命和健康的瘟疫。其发病高峰期，美国、欧洲和亚洲都有近10万人发病率。美国索尔克医生在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的扶持下，用了近九年时间，于1955年成功研制出跽脊髓灰质炎疫苗。索尔克医生让自己成为第一个接受疫苗接种的人。他说：“我把这看做是一种典礼和象征。”紧接着，全世界几百万儿童开始排队等候注射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索尔克氏疫苗”。
鼠疫造成过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死亡，但人们最终还是通过综合治理的方式摆脱了它。18世纪前后，欧洲各国积极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上下水道的改进，并且重视对垃圾的处理，加上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使鼠疫等一度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传染疾病得到有效控制。国际上把对鼠疫等传染病的防治称为“第一次卫生革命”。
但更加凶恶的病毒敌人接踵而来。先是癌症，后是艾滋病，现在又出现了“SARS”。
1982年，医学界最终研究证实：一种新的可怕疾病开始流行。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病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份艾滋病分布图表：32个国家出现了艾滋病！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哈夫丹·马勒不禁痛哭失声：“死神来了！”2001年6月5日，是人类发现艾滋病20周年。20年来，人类为了征服这个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最大瘟疫，进行了不懈探索和研究，然而至今未找到克敌制胜之法。
人们渴望着能像攻克天花、肺结核、小儿麻痹症以及鼠疫那样攻克癌症和艾滋病以及所有流行性病毒。然而，病毒攻击人类的形势事实上日趋严峻。据报道，人类病菌感染及传染性疾病仍占疾病总数的1／3，除已广为人知的艾滋病体，还包括1995年再现的伊波拉病，1996年在英国引起高度重视的疯牛病，1997年香港发生的禽流感，1998年在东南亚发生的尼柏(Nipah)病毒引起的脑炎，2000年非洲发生的裂谷热，2001年欧洲发生的口蹄疫病流行，以及当前正肆虐全球，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SARS，中国称做“非典型性肺炎的疾病”或简称“非典”)
皮特·布鲁克史密斯著《未来的灾难》一书，全面揭示瘟疫复活以及人类的生存之战。他以大量事例、翔实数据以及理智判断，展示出人类与自然之间一个可怕的命题：要么唇齿相依相得益彰，要么唇亡齿寒同归于尽!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网页上有一首这样的无名诗：
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人们说：来，吃这个根吧。
到了公元1000年的时候，祈祷的人说：吃那个根是不信上帝的人。
公元1850年的人们说：那个祈祷的人是个迷信的人，还是喝了这碗汤药吧。
公元1920年的人们说：那碗汤药是蛇油，来，把这片药给吃了吧。
公元1945年的人说：那片药为有效果，来，把这青霉素吃了吧。
公元1955年的人说：哎呀，细菌突变了，来，改吃四环素吧。
1960年至1999年的人们说：来，改吃更强力的抗生素吧。
2000年的人们说：细菌胜利了，还是来吃这个根吧。
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读出一种深深忧虑。人啊，你很伟大，你的智慧深不可测，但是在伟大的自然面前，你注定不可能成为全能的主宰。人类，需要学会的是与大自然相和谐、与同类相和谐，与宇宙相和谐地生存。
经济断想疫病以其不确定性冲击经济
目前正肆虐的SARS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影响?人们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和预测。
美国盖洛普咨询有限公司4月17日公布了当月的一项专项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现在正肆虐东亚及世界很多国家的SARS危机，将本已低迷的世界经济进一步推人谷底。
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认为世界经济处在又一次衰退边缘。其中，SARS的传播加重了世界经济风险，特别是亚洲经济。
高盛集团预计，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每持续一个季度，就将削减香港的经济增长率0．7个百分点。对于新加坡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将为0．5个百分点，中国台湾地区为0．3个百分点，而泰国则为0．2个百分点。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幅达9．0％以上，创1997年以来新高。但花旗集团分析师黄益平称，主要受非典型肺炎蔓延影响，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幅或会剧降至6．5％的十年低点。花旗集团预测，如果非舆型肺炎能够在五周内得到控制，这场疫情将拖累中国全年经济增速下滑0．3个百分点。黄益平警告称，控制疫情所需时间可能会长得多，因此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测可能得进一步下调。
“非典”对中国经济到底影响如何，由 于缺乏历史经验参照，我们认为不确定性相当大，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从0．3个百分点到1个以上百分点都是有可能的。
从短期看，“非典”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较为有限。第一，受SARS影响最明显的旅游业、航空业、餐饮业等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较小，不足以影响宏观经济。第二，就贸易规模而盲，中国6000亿美元的水准几乎相当于GDP的一半，但净出口充其量不过是千亿人民币的规模，约占GDP的2％～3％的水平；就外资投资而言，外资在中国投资构成中从来都在1／3以下，因此外贸和外资的影响都还不是决定性的，内需才是决定性的。第三，“非典”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可能是重要的，但其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都不太可能和金融危机相提并论。
不过，这样的分析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非典”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事实上，非典最大的问题在于可能导致的“不确定性危机”。对于经济冲击来说，“非典”的影响并不是疾病的传染，而是恐慌的传染。事实上，“非典”所传染的人数及致死的人数极为有限，直接损失也较为有限，但其导致的信心崩溃足以令最强大的经济运转失常。在笔者看来，当前的“非典”危机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场公共健康危机、进而引发的是社会危机(“信心危机”)，之所以没有导致经济危机，完全是因为中国经济洪福齐天，正好在大举发力之时，如果搁在1997年，麻烦大矣！
当前中国经济就像熊熊大火，正借助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新兴消费品的增长而迅猛增长，因此不太惧怕凉水当头浇来。然而，如果凉水接二连三地浇就会是一个不同的情形。笔者预计，如果“非典”时间延续过长，譬如说，延续到今年10月份，则对中国消费、投资以及贸易的负面影响会成倍放大，届时，中国的损失可能高达数千亿人民币，GDP增长惯性将受到明显影响，通货紧缩的幽灵有可能再度浮现。
不过，笔者欣喜地注意到，目前政府已经空前重视“非典”问题，监测和信息透明开始正常化，有关措施相当得力，医学检测与研究也出现突破，再加上“挥泪斩马谡”的对官员的震慑效果，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已大为降低，人们的信心有可能逐渐恢复。这都有利于经济恢复正常。
还可以大体肯定的是，“非典”冲击是典型的外部冲击，即使将中国经济砸下1～3个百分点，也不太可能改变中国经济总体趋势以及“非典型通货紧缩”的变化趋势。在“非典”冲击波消失于无形后，天空将重现晴朗，一切都将恢复正常。
也就是说，如果“非典”能尽快过去的话，中国将不太可能经历一场由“非典”所带来的“非典型性通货紧缩”。
社会断想恐慌比疾病传染得更快
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带了一个人上另外人家去，结果遭到严厉呵斥。那人说：“我家里有三口人，有女儿，你怎么不打招呼自己跑上门来，而且还带了生人。”
我静坐家中，却有许多电话打来，告诉我最新的非典消息，并且好心地传送给我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什么北京要封城了，生活用品要赶快抢购了，这两天北京要转移非典病人千万别上街了……我虽然感谢朋友好心，但心情不免受到影响。我开玩笑地对朋友说，照这样下去，非典没有传上，恐慌先传上了，瘟疫没有得上，神经病先得上了。
流行病之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人群的集聚，所以，流行病必定是社会病。而恐慌也是因为集聚而传染。瘟疫与恐慌有时候不知谁传播得更快。
相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及疾病史而言，许多为我们熟悉的流行病出现的历史年代其实是很晚的：天花出现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流行性腮腺炎出现在公元前400年，麻风病出现于公元前200年，流行性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出现在公元1840年，艾滋病出现在1959年。流行病之所以“年轻”，就是因为这些疾病要能够流行，必须积聚足够多人口，必须有足够的人口集聚。人类的流行瘟疫，是随着一万年前农业社会的诞生而开始，然后随着城市出现而加速的。拥挤的城市、糟糕的卫生状况成了瘟疫流行的温床。
人们估计，在距今140年到160年以前，非洲一些村民喝猴血的时候，就被感染上了艾滋病毒。不过，艾滋病最初传播得很慢，但当较多人感染这种病毒，并且流传到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时，艾滋病传播变快了。1981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青年男性同性恋中发现此病，后来在吸毒者、血友病患者以及多性伴者中也大量发现了这个怪病。
社会中的流行病会带来恐慌，直接引发社会心理疾病，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改变，甚至连最起码的人伦关系也无法维持。极端的疾病让人走向极端。
史载，当“黑死病”横行时，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从开始感觉不适到变成死尸竟短至两三个小时，整个欧洲仿佛生活在世界末的恐惧中，“医药变成了没用的废物，医生们也成为慌忙逃命的成员”，“人们慌不择路，四处逃窜，一旦家庭中有一个人表现不适，其他家庭成员立即弃他(她)而去，不论病人是父亲、儿子还是母亲和女儿。然而一旦周围人亲眼目睹了一个人发病，他们自己也会很快在三天内死亡，除了人，家里的狗、猫以及其它家畜也都逐一死于瘟疫。许多人因为接触了病人被认为是必死无疑，被活埋了。患病的有钱人出再多钱，也没有人甘愿冒生命危险服侍他”。
320年之后，英国伦敦(公元1664年)再次爆发腺鼠疫，从1664年8月8日至同年10月10日，伦敦死于瘟疫的达到49705人。一个亲历瘟疫的英国记者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真实片段；“一对母女从外面回到家，女儿说头有点痛，母亲赶紧安顿女儿躺下。她提着油灯看了看女儿的身体，不幸的是她看到了黑死病的标志——肿大的腹股沟淋巴结。母亲疯了似地奔向大街，痛苦哭嚎。两个小时后女儿死在床上，一个星期后母亲也死去。”
瘟疫中生命那样渺小，有如蚂蚁，而人心脆弱得竟连蚂蚁都不如。
这次非典，网上居然有人说，如果他得了非典，他将携病毒危害社会，以报复社会之不公。这种心理，首先就是一种疾病，是比瘟疫更可恶的疾病。
好在人类不是都如此脆弱，也不都是如此病态。由于人性的美德，特别是靠了那些勇敢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人们，人类才没有被疾病征服。
18世纪，天花已成为当时英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詹纳从伦敦回到家乡，发现牛痘病情症状比天花轻得多，它从不曾令牛死亡，更不会令人死亡，而感染过牛痘的人都不曾被传染上天花。1796年5月14日，詹纳找来了一个患牛痘的挤奶女工，从她手指疱疹中提取出一些液体，然后将一名8岁男孩的手臂用手术刀划破，把牛痘疱疹液湔在上面。这个名叫詹姆斯·菲里普斯的男孩大声哭叫，但他无论如何不会知道他的哭声将挽救无数人的生命。48天后，詹纳将从天花患者脓疱中提取的液体再次滴在了菲里普斯被手术刀划破的手臂上，菲里普斯的免疫系统抵抗住了天花病毒的侵害。
8岁的男孩菲里普斯的父母都是牧场工人，他们甘愿让孩子冒患上天花的危险让詹纳进行实验。詹纳感谢他们，全世界的人们都要感谢他们!
在中国的非典战役中，医务人员损失巨大。对于这些战斗在最前线的白衣天使，人们要永远记住他们，感谢他们!
政治断想非典会成为改革开端吗?
瘟疫不仅改变经济，改变社会，也往往成为改变历史，改变政治的开端。
史载，历史上死于来自欧洲病菌的美洲原住民，要比丧命于欧洲征服者刀枪下的多得多。甚至可以说，要不是美洲原住民对来自欧洲的流行病如此缺乏免疫力，美洲的历史完全可能被改写。以印第安人为例，15世纪其人口约在2000万左右，而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的短短100年间，就有1900万印第安人死于欧洲传人的疾病，包括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伤寒、百日咳、肺结核等等。由于海洋的隔绝，印第安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与病毒，对它们既没有免疫力也没有抵抗力。
当然，情况并不总是对殖民者有利。黄热病原本局限于非洲西部。非洲黑人对于该病或多或少都有一定抵抗力，一旦感染虽也会出现头痛、发烧、恶心、呕吐等症状，但数天之后即可痊愈。由于近代贩卖黑奴活动，黄热病被带到美洲，毫无抵抗力的白人、印第安人和亚洲移民随即成为黄热病牺牲品。最严重时，美国当时的首都费城的行政机构几近瘫痪。就在此时，当时受法国控制的海地，爆发黑奴起义。拿破仑派兵前往镇压。在法军到达多米尼加数日后，黄热病流行摧毁了这支精锐部队，2．7万人丧生，甚至包括法军的统帅。拿破仑束手无策，不得不将当时法国占领的路易斯安那拱手卖给美国。历史就这样被改写了。
中国历史上的变革往往发生在瘟疫与谣言齐传的时代。
例如，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时期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1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明朝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事实上，李自成进入北京城乃是不攻而克的。后来，清兵顺利入主中原，亦是乘虚而入。
当前非典肆虐，一场公共健康危机正震荡着中国政坛，政府对危机的处理直接考验着新一届领导的能力。人们看到政府作出了许多令人称许的举动：一是亲临瘟疫传染的最前线，调查慰问，指挥部署；二是放开有关疫情的新闻报道与评论，使资讯变得公开而可信，极大地降低了人为的不确定性；三是推动制度化建设，组建全国性的监测与调控机制，并拨巨资用于贫困地区和人民；四是“挥泪斩马谡”，震慑所有奉行“稳定主义”，不实事求是的官员，换得民心。
《亚洲华尔街日报》预言；“SARS可能成中国政改契机”。这是因为，非典型肺炎处理不善问题已将中国的体制弊病大曝光，新一代领导人有机会利用危机加快政治改革。对SARS的处理做法可能帮助新一代领导人建立权威，为今后的政治改革确定重要标准。地方官员要对地方的民众负责的观念将得到宣扬。县、市、省级扩大民主不仅可以更好地处理危机，也将帮助提高治理质量。
世界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Lancet”)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政府应该汲取爆发非典型肺炎的教训。中国将在2008年主办奥运会，在国际公众卫生领域，中国必须更加透明和公开，学会如何做大集体的一名队员。中国可以从“非典”爆发中汲取教训，必须懂得不仅要对自己国民，也要对全世界承担责任。
当最严峻考验来临时，最大潜力也就得到发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危机，中国政府将更好学会处理公共关系，构造更有效的沟通机制，建立更好的公信力。非典危机绝不是一件好事，但希望它能提供契机，使转型中的中国政府学会管理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出现而且经常会出现的不确定性(包括瘟疫、金融危机、证券危机、自然灾难、社会矛盾、外部争端等)，并逐渐转型为现代责任政府，成为能够适应未来可能经常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变化的有效政府。
生命断想人类的命运与前途在那里?
每个爱思考的人都会问：“生命目的何在?”在疫情降临之际，我们会更加深沉地思考这个问题。
当年唐山大地震中，江青语出惊人：抹掉个唐山有什么了不起，不能让走资派 们用地震冲击政治。让人恐怖莫名。
对于非典，一位中国官员竟然告诉香港民众，媒体过度反应SARS会影响投资，并且引用过时的统计数字说，“在北京有12人感染，3人死亡”，“北京有1000万人口，们不需要那么在意。”这位曾具体参与WTO谈判，颇有开放意识、颇受人们敬重的高级官员在当前的背景下，居然说出这样漠视生命的话，让人深感悲哀。
对于张文康的去职，有人说，也许张也是被瞒的，言外之意是太可不必这样处理：我说，你说的也许不错。但我决不同情，为什么?就因为他在电视台讲话时，谈笑风生，没有凝重之意，缺乏对生命的重视。
笔者高兴地看到，非典危机使得政府对生命的关注第一次超过了对GDP的关注。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一句“我很揪心”让人深感欣慰。
中国这些年一直讲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现在也许到了对这个口号赋予与时俱进的新内涵的时候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革开放初提出来，相对于“以阶段斗争为纲”显然是伟大进步。然而遗憾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地方官员中，逐渐演变成了简单的“以GDP为中心”，以及“以GDP增长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中心”。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的“发展是硬道理”演变成了增长是硬道理，从而出觋各种偏差，包括为吸引投资不惜瞒报非典的事情也出来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什么错，就因为它鼓动人和人之间互相斗，因而是极不尊重人的口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对，就因为它尊重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但我们要认识到，当初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真正含意，实质是尊重人的生存和发展，因为当时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是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且，人只有活着才能享受物质生活，因此显然，对生命的尊重才是第一位，它的价值应远远高于对GDP增长目标的追求。
现代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没有一个是以GDP为中心的。因此，从长远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应有进一步发展，向以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公民的福利为中心过渡。经济建设的基础是人，对民生的尊重应该在“一个中心”中得到更多的强调。
除了政府重视生命外，民众自身也需要思考生命的自变量。笔者欣喜地看到，由于非典，人们开始对我们缺乏自省与节制的惯常的生活习俗加以反思。一名网友在互联网上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不要再乱吃了!
我们吃!我们吃!从天上到地下，吃!从江河到平原，吃!从死的到活的，吃!从湖海到高山，通吃!民以食为天大吃20年，吃光了眼前的一切资源。
我们吃!我们吃!四条腿的除了板凳，吃!两条腿的包括婴儿，吃！猴头燕窝熊掌鱼翅，吃!鲜活大补珍禽野味，通吃!我们打乱了自然生态，压根也没想到子孙后代。
我们吃!我们吃!天上飞的还有乌鸦，吃!地下跑的还有老鼠，吃!蟾蜍蛤蟆蛴螬蛆虫，吃！蛇蝎蜘蛛蟑螂蜈蚣，通吃!自古有神农拼死尝百草，万般皆下品唯有吃喝高。
我们吃!我们吃!当地球上只剩下了石头，吃!当天空只剩下了沙尘暴，吃!当海洋中只剩下了红潮，吃!当动物只剩下人类同胞，通吃!面对我们——最嗜吃的民族，就是蝗虫也要给我们让路。
我们吃!我们吃！化肥催生的粮食庄稼，吃!农药助长的水果蔬菜，吃!假冒伪劣的肉食烧腊，吃!过期变质的糕饼豆奶，通吃！我们的血毒了肝硬了，我们的大脑也生病了。
我们吃!我们吃!鸡鸭咳嗽我们喷嚏，吃!猫鼠发烧我们感冒，吃！终于吃来了可怕的萨斯，吃!
这名网友的呼吁也许有些偏激，但这种自我反思是需要的。哲人说，有节制的路是宽广的路。其实，吃不是罪恶，漫无节制地吃，贪婪地吃、损纪违法地吃、破坏大自然平衡的吃，则是我们必须挥别的罪恶。
《未来的灾难》一书曾这样警告人类：“如果人类的生活缩减成只是活着，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也将两手空空。”中国人，如果只是在物质文明的框框内打转转，只是满足于口腹之欲，在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的目标上败北，则比非典更大的灾难随时可能降临。
这将是一条漫长的路!
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曾经这样描述过灵魂的焦灼状态：“在两个世界之间彷徨，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还未诞生。”旧时代正像一件衣服似的渐渐变旧，而新的时代、新的文明、新的规范与生活方式尚在形成之中。非典，在这个时候侵入，带来牺牲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气象吗？它会成为时代的分水岭吗?会成为新的观念、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催化物吗？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非典随后进击北京。我的生活也开始受影响。流言蜚语到处都是，人们一夜间恐慌起来。眼见大街上众人戴着口罩，我心里不由生出一种悲哀：自由的人们怎么突然就变得不自由了。
我上班会旁经北京“佑安医院”，现在这家医院已经因接收非典病人而骤然闻名。每次经过，我都会深深凝望一眼这家医院的招牌，想像着又有新病人送入医院，不少生命就是在这里撒手人寰，我的心会莫名其妙地揪紧；想像着有许多医生护士冒着危险在尽心尽责地照顾病人，我为他们献出自己的默祷!
所有人类都是“一”，因此任何一个不幸者的非命均是我们生命的损害。春天的鲜花无限美好，但无法完全将我的思绪拉离开这场肆虐。春日的阳光无限明媚，但我已经无法自由自在地享受春光。
历史断想瘟疫之害胜过洪水滔滔
1658年，意大利威尼斯城一次流感大流行使6万人死亡，惊慌的人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是行星带来的厄运所致，所以将这种病命名为“Influenza”，意即“魔鬼”。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瘟疫是同战争、饥荒、死亡并称的人类四大天敌，始终和人类如影相随此起彼落。今天的人们似乎不太能感受到流行性病魔的厉害，但是阅读有关历史记载，我们发现历史上瘟疫数不胜数，其对人类生命的危害比滔滔洪水更甚。
翻开人类传染病流行史，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有流行性感冒流行的记载。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距今3000多年前)已有“虫”、“蛊”、“疟疾”及灭虫的记载。《史记》已用“疫”、“大疫”表示疾病的流行。这些被认为是人类对流行病认识的“萌芽”。
自公元前450年希腊史学家踏上埃及的土地后，古埃及人留下的木乃伊一具具地出土了。这些木乃伊让人们在几千年后得知病毒如何侵害生命：西普塔法老的一只脚严重变形，现代X光检查发现他得了骨髓灰白质炎——一种病毒导致的骨骼与肌肉的残疾；法老拉美西斯五世脸上有一个个小坑，现代X光检查他患了天花……
西方历史上也曾有多次影响重大的疾病流行，如公元前4世纪的瘟疫、查士丁尼鼠疫、14世纪的黑死病等。其中，破坏性最大的要数鼠疫的世界性大流行。
历史上首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起源于中东，流行中心在近东地中海沿岸。公元542年经埃及南部塞得港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欧洲，几乎殃及当时所有著名国家。这次流行持续了五六十年，极流行期每天死亡万人，死亡总数近一亿人。这次大流行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第二次大流行发生于公元14世纪(1346－1665)，以“黑死病”闻名于世。黑死病的一种症状，就是患者皮肤上会出许多黑斑，所以被人们叫做“黑死病”。对其起源，众说不一。“黑死病”此起彼伏横行长达近300年，遍及欧亚大陆和非洲北海岸，尤以欧洲为甚，欧洲死亡2500万人，占当时欧洲人口的1／14，其中意大利和英国死亡人数更是达到人口半数，差点毁了整个欧洲。
第三次大流行始于19世纪末(1894年)，这次瘟疫突然爆发，至20世纪30年代达最高峰、共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60多个国家，死亡人数达千万人以上。不过，这次瘟疫控制得比前两次迅速、彻底，原因是当时已发现了鼠疫病原体——鼠疫杆菌(耶尔森菌)，初步弄清了鼠疫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并加强了国际检疫措施。
近代以降，瘟疫仍然折磨人类。1918年的欧洲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去了很多士兵的生命，但是给当时世界带来威胁最大的不是战争，而是流感。1915年春，英格兰发现零星的流感病人，到1917年，欧洲大陆也发生少量流感流行。随着一战战火不断扩大，流感病毒也不断扩大。据记载，美国在一战中战死人数为50385人，而非战斗死亡人数为55868人，绝大多数是患流感死亡。全世界在这次流感大流行中死亡人数高达2000万。
中国发生的瘟疫流行也有不少。从公元前369年起到明朝末年(1647年)，仅正史就记载了95次疾病大流行，238年有流行或大流行。
18世纪末，清朝的云南省开始爆发鼠疫。先是成批的野鼠、家鼠死在人们面前，然后大批人像老鼠一样倒下。这次瘟疫传遍当时清朝的南方各省直至香港，并很快在亚洲的其它国家逐渐蔓延开，死者逾百万，仅云南省死于瘟疫的人数就多于十万。
随着后工业社会到来，人类沙文主义对自然生态的掠夺破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注定付出沉重代价：厄尔尼诺带来全球升温，大气中臭氧层遭到破坏，赤潮频频发生，地震洪水一再泛滥。最可怕的是，曾一度控制住的疾病开始出现抗生素抗性，医院病房里已发现具有超级抗性的超级病毒，艾滋病幽灵从非洲一个小村庄里溜出来漫游世界，霍乱开始死灰复燃，再加上生物遗传工程的发展，生化武器开始在军备竞赛中崭露头角，核工业造成大面积的污染，恐怖组织和邪教组织也纷纷利用病毒、毒气到处兴风作浪……“生存，还是毁灭?”人类不无尴尬地遭遇了哈姆雷特式的生存诘问。
医学断想人类与自然要么相得益彰，要么同归于尽
一人类可以上天入地，可以消灭凶猛的动物，却无法战胜最小的敌人：“病毒”。这种直径只有20～400毫微米的微生物，却是人类生命中真正的不能承受之轻。
天花是最早被人类文字记载的烈性病毒性传染病毒。天花曾让许多有名有姓的君主命丧黄泉。英国女王玛丽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中国的清朝顺治皇帝都死于天花。
可喜的是，200多年前的今天，英国杰出的外科医生安特·爱德华·詹纳第一次将牛痘疫苗接种到了人体上，自此，天花病终于有了克星。到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已在全世界范围内灭绝了这种可怕疾病。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实验室中保荐着天花病毒以备不时之需。
肺结核也曾横行一时，被认为无法医治。肖邦、托尔斯泰皆死于此病。在无法治愈肺结核的年代，为减轻病人肺部的压力，甚至需要将人的肋骨生生摘除。然而，19世纪，德国“细菌学之父”赫德经过272次实验，终于成功地培养出导致结核病的微生物。随后，法国科学家卡尔梅特和介朗又整整研究15年，使一种含有稀薄活性肺结核细菌菌株的疫苗——“卡介苗”终于在1921年问世。1961年介朗去世时，全世界已有两亿多人注射了这种抵抗肺结核病的疫苗。
小儿麻痹症，医学界称之为脊髓灰质炎，曾是威胁儿童生命和健康的瘟疫。其发病高峰期，美国、欧洲和亚洲都有近10万人发病率。美国索尔克医生在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的扶持下，用了近九年时间，于1955年成功研制出跽脊髓灰质炎疫苗。索尔克医生让自己成为第一个接受疫苗接种的人。他说：“我把这看做是一种典礼和象征。”紧接着，全世界几百万儿童开始排队等候注射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索尔克氏疫苗”。
鼠疫造成过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死亡，但人们最终还是通过综合治理的方式摆脱了它。18世纪前后，欧洲各国积极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上下水道的改进，并且重视对垃圾的处理，加上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使鼠疫等一度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传染疾病得到有效控制。国际上把对鼠疫等传染病的防治称为“第一次卫生革命”。
但更加凶恶的病毒敌人接踵而来。先是癌症，后是艾滋病，现在又出现了“SARS”。
1982年，医学界最终研究证实：一种新的可怕疾病开始流行。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病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份艾滋病分布图表：32个国家出现了艾滋病！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哈夫丹·马勒不禁痛哭失声：“死神来了！”2001年6月5日，是人类发现艾滋病20周年。20年来，人类为了征服这个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最大瘟疫，进行了不懈探索和研究，然而至今未找到克敌制胜之法。
人们渴望着能像攻克天花、肺结核、小儿麻痹症以及鼠疫那样攻克癌症和艾滋病以及所有流行性病毒。然而，病毒攻击人类的形势事实上日趋严峻。据报道，人类病菌感染及传染性疾病仍占疾病总数的1／3，除已广为人知的艾滋病体，还包括1995年再现的伊波拉病，1996年在英国引起高度重视的疯牛病，1997年香港发生的禽流感，1998年在东南亚发生的尼柏(Nipah)病毒引起的脑炎，2000年非洲发生的裂谷热，2001年欧洲发生的口蹄疫病流行，以及当前正肆虐全球，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SARS，中国称做“非典型性肺炎的疾病”或简称“非典”)
皮特·布鲁克史密斯著《未来的灾难》一书，全面揭示瘟疫复活以及人类的生存之战。他以大量事例、翔实数据以及理智判断，展示出人类与自然之间一个可怕的命题：要么唇齿相依相得益彰，要么唇亡齿寒同归于尽!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网页上有一首这样的无名诗：
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人们说：来，吃这个根吧。
到了公元1000年的时候，祈祷的人说：吃那个根是不信上帝的人。
公元1850年的人们说：那个祈祷的人是个迷信的人，还是喝了这碗汤药吧。
公元1920年的人们说：那碗汤药是蛇油，来，把这片药给吃了吧。
公元1945年的人说：那片药为有效果，来，把这青霉素吃了吧。
公元1955年的人说：哎呀，细菌突变了，来，改吃四环素吧。
1960年至1999年的人们说：来，改吃更强力的抗生素吧。
2000年的人们说：细菌胜利了，还是来吃这个根吧。
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读出一种深深忧虑。人啊，你很伟大，你的智慧深不可测，但是在伟大的自然面前，你注定不可能成为全能的主宰。人类，需要学会的是与大自然相和谐、与同类相和谐，与宇宙相和谐地生存。
经济断想疫病以其不确定性冲击经济
目前正肆虐的SARS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影响?人们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和预测。
美国盖洛普咨询有限公司4月17日公布了当月的一项专项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现在正肆虐东亚及世界很多国家的SARS危机，将本已低迷的世界经济进一步推人谷底。
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认为世界经济处在又一次衰退边缘。其中，SARS的传播加重了世界经济风险，特别是亚洲经济。
高盛集团预计，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每持续一个季度，就将削减香港的经济增长率0．7个百分点。对于新加坡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将为0．5个百分点，中国台湾地区为0．3个百分点，而泰国则为0．2个百分点。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幅达9．0％以上，创1997年以来新高。但花旗集团分析师黄益平称，主要受非典型肺炎蔓延影响，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幅或会剧降至6．5％的十年低点。花旗集团预测，如果非舆型肺炎能够在五周内得到控制，这场疫情将拖累中国全年经济增速下滑0．3个百分点。黄益平警告称，控制疫情所需时间可能会长得多，因此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测可能得进一步下调。
“非典”对中国经济到底影响如何，由 于缺乏历史经验参照，我们认为不确定性相当大，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从0．3个百分点到1个以上百分点都是有可能的。
从短期看，“非典”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较为有限。第一，受SARS影响最明显的旅游业、航空业、餐饮业等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较小，不足以影响宏观经济。第二，就贸易规模而盲，中国6000亿美元的水准几乎相当于GDP的一半，但净出口充其量不过是千亿人民币的规模，约占GDP的2％～3％的水平；就外资投资而言，外资在中国投资构成中从来都在1／3以下，因此外贸和外资的影响都还不是决定性的，内需才是决定性的。第三，“非典”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可能是重要的，但其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都不太可能和金融危机相提并论。
不过，这样的分析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非典”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事实上，非典最大的问题在于可能导致的“不确定性危机”。对于经济冲击来说，“非典”的影响并不是疾病的传染，而是恐慌的传染。事实上，“非典”所传染的人数及致死的人数极为有限，直接损失也较为有限，但其导致的信心崩溃足以令最强大的经济运转失常。在笔者看来，当前的“非典”危机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场公共健康危机、进而引发的是社会危机(“信心危机”)，之所以没有导致经济危机，完全是因为中国经济洪福齐天，正好在大举发力之时，如果搁在1997年，麻烦大矣！
当前中国经济就像熊熊大火，正借助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新兴消费品的增长而迅猛增长，因此不太惧怕凉水当头浇来。然而，如果凉水接二连三地浇就会是一个不同的情形。笔者预计，如果“非典”时间延续过长，譬如说，延续到今年10月份，则对中国消费、投资以及贸易的负面影响会成倍放大，届时，中国的损失可能高达数千亿人民币，GDP增长惯性将受到明显影响，通货紧缩的幽灵有可能再度浮现。
不过，笔者欣喜地注意到，目前政府已经空前重视“非典”问题，监测和信息透明开始正常化，有关措施相当得力，医学检测与研究也出现突破，再加上“挥泪斩马谡”的对官员的震慑效果，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已大为降低，人们的信心有可能逐渐恢复。这都有利于经济恢复正常。
还可以大体肯定的是，“非典”冲击是典型的外部冲击，即使将中国经济砸下1～3个百分点，也不太可能改变中国经济总体趋势以及“非典型通货紧缩”的变化趋势。在“非典”冲击波消失于无形后，天空将重现晴朗，一切都将恢复正常。
也就是说，如果“非典”能尽快过去的话，中国将不太可能经历一场由“非典”所带来的“非典型性通货紧缩”。
社会断想恐慌比疾病传染得更快
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带了一个人上另外人家去，结果遭到严厉呵斥。那人说：“我家里有三口人，有女儿，你怎么不打招呼自己跑上门来，而且还带了生人。”
我静坐家中，却有许多电话打来，告诉我最新的非典消息，并且好心地传送给我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什么北京要封城了，生活用品要赶快抢购了，这两天北京要转移非典病人千万别上街了……我虽然感谢朋友好心，但心情不免受到影响。我开玩笑地对朋友说，照这样下去，非典没有传上，恐慌先传上了，瘟疫没有得上，神经病先得上了。
流行病之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人群的集聚，所以，流行病必定是社会病。而恐慌也是因为集聚而传染。瘟疫与恐慌有时候不知谁传播得更快。
相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及疾病史而言，许多为我们熟悉的流行病出现的历史年代其实是很晚的：天花出现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流行性腮腺炎出现在公元前400年，麻风病出现于公元前200年，流行性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出现在公元1840年，艾滋病出现在1959年。流行病之所以“年轻”，就是因为这些疾病要能够流行，必须积聚足够多人口，必须有足够的人口集聚。人类的流行瘟疫，是随着一万年前农业社会的诞生而开始，然后随着城市出现而加速的。拥挤的城市、糟糕的卫生状况成了瘟疫流行的温床。
人们估计，在距今140年到160年以前，非洲一些村民喝猴血的时候，就被感染上了艾滋病毒。不过，艾滋病最初传播得很慢，但当较多人感染这种病毒，并且流传到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时，艾滋病传播变快了。1981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青年男性同性恋中发现此病，后来在吸毒者、血友病患者以及多性伴者中也大量发现了这个怪病。
社会中的流行病会带来恐慌，直接引发社会心理疾病，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改变，甚至连最起码的人伦关系也无法维持。极端的疾病让人走向极端。
史载，当“黑死病”横行时，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从开始感觉不适到变成死尸竟短至两三个小时，整个欧洲仿佛生活在世界末的恐惧中，“医药变成了没用的废物，医生们也成为慌忙逃命的成员”，“人们慌不择路，四处逃窜，一旦家庭中有一个人表现不适，其他家庭成员立即弃他(她)而去，不论病人是父亲、儿子还是母亲和女儿。然而一旦周围人亲眼目睹了一个人发病，他们自己也会很快在三天内死亡，除了人，家里的狗、猫以及其它家畜也都逐一死于瘟疫。许多人因为接触了病人被认为是必死无疑，被活埋了。患病的有钱人出再多钱，也没有人甘愿冒生命危险服侍他”。
320年之后，英国伦敦(公元1664年)再次爆发腺鼠疫，从1664年8月8日至同年10月10日，伦敦死于瘟疫的达到49705人。一个亲历瘟疫的英国记者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真实片段；“一对母女从外面回到家，女儿说头有点痛，母亲赶紧安顿女儿躺下。她提着油灯看了看女儿的身体，不幸的是她看到了黑死病的标志——肿大的腹股沟淋巴结。母亲疯了似地奔向大街，痛苦哭嚎。两个小时后女儿死在床上，一个星期后母亲也死去。”
瘟疫中生命那样渺小，有如蚂蚁，而人心脆弱得竟连蚂蚁都不如。
这次非典，网上居然有人说，如果他得了非典，他将携病毒危害社会，以报复社会之不公。这种心理，首先就是一种疾病，是比瘟疫更可恶的疾病。
好在人类不是都如此脆弱，也不都是如此病态。由于人性的美德，特别是靠了那些勇敢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人们，人类才没有被疾病征服。
18世纪，天花已成为当时英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詹纳从伦敦回到家乡，发现牛痘病情症状比天花轻得多，它从不曾令牛死亡，更不会令人死亡，而感染过牛痘的人都不曾被传染上天花。1796年5月14日，詹纳找来了一个患牛痘的挤奶女工，从她手指疱疹中提取出一些液体，然后将一名8岁男孩的手臂用手术刀划破，把牛痘疱疹液湔在上面。这个名叫詹姆斯·菲里普斯的男孩大声哭叫，但他无论如何不会知道他的哭声将挽救无数人的生命。48天后，詹纳将从天花患者脓疱中提取的液体再次滴在了菲里普斯被手术刀划破的手臂上，菲里普斯的免疫系统抵抗住了天花病毒的侵害。
8岁的男孩菲里普斯的父母都是牧场工人，他们甘愿让孩子冒患上天花的危险让詹纳进行实验。詹纳感谢他们，全世界的人们都要感谢他们!
在中国的非典战役中，医务人员损失巨大。对于这些战斗在最前线的白衣天使，人们要永远记住他们，感谢他们!
政治断想非典会成为改革开端吗?
瘟疫不仅改变经济，改变社会，也往往成为改变历史，改变政治的开端。
史载，历史上死于来自欧洲病菌的美洲原住民，要比丧命于欧洲征服者刀枪下的多得多。甚至可以说，要不是美洲原住民对来自欧洲的流行病如此缺乏免疫力，美洲的历史完全可能被改写。以印第安人为例，15世纪其人口约在2000万左右，而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的短短100年间，就有1900万印第安人死于欧洲传人的疾病，包括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伤寒、百日咳、肺结核等等。由于海洋的隔绝，印第安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与病毒，对它们既没有免疫力也没有抵抗力。
当然，情况并不总是对殖民者有利。黄热病原本局限于非洲西部。非洲黑人对于该病或多或少都有一定抵抗力，一旦感染虽也会出现头痛、发烧、恶心、呕吐等症状，但数天之后即可痊愈。由于近代贩卖黑奴活动，黄热病被带到美洲，毫无抵抗力的白人、印第安人和亚洲移民随即成为黄热病牺牲品。最严重时，美国当时的首都费城的行政机构几近瘫痪。就在此时，当时受法国控制的海地，爆发黑奴起义。拿破仑派兵前往镇压。在法军到达多米尼加数日后，黄热病流行摧毁了这支精锐部队，2．7万人丧生，甚至包括法军的统帅。拿破仑束手无策，不得不将当时法国占领的路易斯安那拱手卖给美国。历史就这样被改写了。
中国历史上的变革往往发生在瘟疫与谣言齐传的时代。
例如，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时期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1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明朝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事实上，李自成进入北京城乃是不攻而克的。后来，清兵顺利入主中原，亦是乘虚而入。
当前非典肆虐，一场公共健康危机正震荡着中国政坛，政府对危机的处理直接考验着新一届领导的能力。人们看到政府作出了许多令人称许的举动：一是亲临瘟疫传染的最前线，调查慰问，指挥部署；二是放开有关疫情的新闻报道与评论，使资讯变得公开而可信，极大地降低了人为的不确定性；三是推动制度化建设，组建全国性的监测与调控机制，并拨巨资用于贫困地区和人民；四是“挥泪斩马谡”，震慑所有奉行“稳定主义”，不实事求是的官员，换得民心。
《亚洲华尔街日报》预言；“SARS可能成中国政改契机”。这是因为，非典型肺炎处理不善问题已将中国的体制弊病大曝光，新一代领导人有机会利用危机加快政治改革。对SARS的处理做法可能帮助新一代领导人建立权威，为今后的政治改革确定重要标准。地方官员要对地方的民众负责的观念将得到宣扬。县、市、省级扩大民主不仅可以更好地处理危机，也将帮助提高治理质量。
世界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Lancet”)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政府应该汲取爆发非典型肺炎的教训。中国将在2008年主办奥运会，在国际公众卫生领域，中国必须更加透明和公开，学会如何做大集体的一名队员。中国可以从“非典”爆发中汲取教训，必须懂得不仅要对自己国民，也要对全世界承担责任。
当最严峻考验来临时，最大潜力也就得到发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危机，中国政府将更好学会处理公共关系，构造更有效的沟通机制，建立更好的公信力。非典危机绝不是一件好事，但希望它能提供契机，使转型中的中国政府学会管理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出现而且经常会出现的不确定性(包括瘟疫、金融危机、证券危机、自然灾难、社会矛盾、外部争端等)，并逐渐转型为现代责任政府，成为能够适应未来可能经常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变化的有效政府。
生命断想人类的命运与前途在那里?
每个爱思考的人都会问：“生命目的何在?”在疫情降临之际，我们会更加深沉地思考这个问题。
当年唐山大地震中，江青语出惊人：抹掉个唐山有什么了不起，不能让走资派 们用地震冲击政治。让人恐怖莫名。
对于非典，一位中国官员竟然告诉香港民众，媒体过度反应SARS会影响投资，并且引用过时的统计数字说，“在北京有12人感染，3人死亡”，“北京有1000万人口，们不需要那么在意。”这位曾具体参与WTO谈判，颇有开放意识、颇受人们敬重的高级官员在当前的背景下，居然说出这样漠视生命的话，让人深感悲哀。
对于张文康的去职，有人说，也许张也是被瞒的，言外之意是太可不必这样处理：我说，你说的也许不错。但我决不同情，为什么?就因为他在电视台讲话时，谈笑风生，没有凝重之意，缺乏对生命的重视。
笔者高兴地看到，非典危机使得政府对生命的关注第一次超过了对GDP的关注。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一句“我很揪心”让人深感欣慰。
中国这些年一直讲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现在也许到了对这个口号赋予与时俱进的新内涵的时候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革开放初提出来，相对于“以阶段斗争为纲”显然是伟大进步。然而遗憾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地方官员中，逐渐演变成了简单的“以GDP为中心”，以及“以GDP增长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中心”。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的“发展是硬道理”演变成了增长是硬道理，从而出觋各种偏差，包括为吸引投资不惜瞒报非典的事情也出来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什么错，就因为它鼓动人和人之间互相斗，因而是极不尊重人的口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对，就因为它尊重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但我们要认识到，当初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真正含意，实质是尊重人的生存和发展，因为当时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是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且，人只有活着才能享受物质生活，因此显然，对生命的尊重才是第一位，它的价值应远远高于对GDP增长目标的追求。
现代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没有一个是以GDP为中心的。因此，从长远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应有进一步发展，向以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公民的福利为中心过渡。经济建设的基础是人，对民生的尊重应该在“一个中心”中得到更多的强调。
除了政府重视生命外，民众自身也需要思考生命的自变量。笔者欣喜地看到，由于非典，人们开始对我们缺乏自省与节制的惯常的生活习俗加以反思。一名网友在互联网上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不要再乱吃了!
我们吃!我们吃!从天上到地下，吃!从江河到平原，吃!从死的到活的，吃!从湖海到高山，通吃!民以食为天大吃20年，吃光了眼前的一切资源。
我们吃!我们吃!四条腿的除了板凳，吃!两条腿的包括婴儿，吃！猴头燕窝熊掌鱼翅，吃!鲜活大补珍禽野味，通吃!我们打乱了自然生态，压根也没想到子孙后代。
我们吃!我们吃!天上飞的还有乌鸦，吃!地下跑的还有老鼠，吃!蟾蜍蛤蟆蛴螬蛆虫，吃！蛇蝎蜘蛛蟑螂蜈蚣，通吃!自古有神农拼死尝百草，万般皆下品唯有吃喝高。
我们吃!我们吃!当地球上只剩下了石头，吃!当天空只剩下了沙尘暴，吃!当海洋中只剩下了红潮，吃!当动物只剩下人类同胞，通吃!面对我们——最嗜吃的民族，就是蝗虫也要给我们让路。
我们吃!我们吃！化肥催生的粮食庄稼，吃!农药助长的水果蔬菜，吃!假冒伪劣的肉食烧腊，吃!过期变质的糕饼豆奶，通吃！我们的血毒了肝硬了，我们的大脑也生病了。
我们吃!我们吃!鸡鸭咳嗽我们喷嚏，吃!猫鼠发烧我们感冒，吃！终于吃来了可怕的萨斯，吃!
这名网友的呼吁也许有些偏激，但这种自我反思是需要的。哲人说，有节制的路是宽广的路。其实，吃不是罪恶，漫无节制地吃，贪婪地吃、损纪违法地吃、破坏大自然平衡的吃，则是我们必须挥别的罪恶。
《未来的灾难》一书曾这样警告人类：“如果人类的生活缩减成只是活着，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也将两手空空。”中国人，如果只是在物质文明的框框内打转转，只是满足于口腹之欲，在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的目标上败北，则比非典更大的灾难随时可能降临。
这将是一条漫长的路!
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曾经这样描述过灵魂的焦灼状态：“在两个世界之间彷徨，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还未诞生。”旧时代正像一件衣服似的渐渐变旧，而新的时代、新的文明、新的规范与生活方式尚在形成之中。非典，在这个时候侵入，带来牺牲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气象吗？它会成为时代的分水岭吗?会成为新的观念、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催化物吗？且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