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经常不扣衣服纽扣，被妈妈看见了，就说：“像卖牛佬（牛牙郎）式的。”令我印象最深的，无论是猪牙郎，还是牛牙郎，都把外衣的纽扣解开，成为职业标志。
　　20世纪70年代，每逢家乡浙江浦江的郑宅市日，邻县前来采购猪仔的小贩成群结队，骑着自行车，后面挂着两只猪篰（bù，竹篓），一趟可以贩运8只猪仔，也有用麻袋装的。遇到闲日，小贩只能到农家买猪仔，人生地不熟，需要通过消息灵通的中介人——猪牙郎。
　　牙郎，顾名思义就是靠嘴皮子促成交易的中介，替买卖双方做牵线人，从中收取佣金。佣金的标准，每只小猪收5角至1块钱，每只猪娘和猪壳（还没有长肥膘的架子猪）收几块钱。做牙郎一要信息灵通，哪个村庄哪户人家的家畜长大了，一清二楚；二要伶牙俐齿，买卖双方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向卖家压价，强调家畜的缺点，向买家抬价，强调家畜的优点，一压一抬，尽量把双方的价格谈拢，做成生意。
　　当时，猪牙郎促成的交易，主要有小猪、母猪和猪壳。买小猪，猪牙郎要有专业水准。如果要选购做母猪的小猪，要求头部端正（寿字头），嘴巴长短适中，上下巴齐，耳朵大而薄，毛粗而疏，皮张宽松，胸部开阔，四脚粗且直，身材修长，奶头众多；如果要选购做肉猪的小猪，还要注意小猪的脚趾，如有五趾，最不吉利，有“主人家不破财，杀猪佬也得带伤疤”的说法。此外，“三脚全”（三脚白一脚黑或三脚黑一脚白）、白尾巴的小猪，也在禁忌之列。
　　猪牙郎算是小打小闹，牛牙郎的市面更大，几乎操纵整个耕牛市场。牛牙郎有一套自己的行话，专门在讨价还价时使用，外行即使在边上听上半天，也不知道他们唧唧咕咕在说什么。前陈公社钟村的钟道彩10多岁就跟他爹外出买卖耕牛，耳濡目染，一眼就可以看出牛健康与否、年龄大小、体力如何、还能耕作几年等，还能看牛齿定牛龄：满口乳牙的叫合口，新长一双牙齿的叫一双，年轻力壮的叫四牙、六牙，到了中年的叫产口、斑脚，到了老年的叫作斑芯、白口、方身、元身。
　　对于牛市的行话，牛牙郎都要烂熟于心：10叫一困，20叫落别，30叫一挪，40叫一歇，50叫一叉，60叫一乎，70叫一槽，80叫落花，90叫落脚，100叫一直。一般人都不懂，牛牙郎便当着买卖双方的面，讨价还价。更有甚者，牛牙郎把自己的手伸进对方的袖筒里，在暗中做手势，双方心领神会，旁人却是一头雾水。村人把俗语“砂糖口剃刀心”改为“牙郎口剃刀心”。
　　20世纪70年代，我的家乡浙江浦江每年都有几次大规模物资交流会，进入牛市交易的耕牛少则四五百头，多则上千头，有来自本县的，也有来自临近的义乌、东阳、兰溪、诸暨等县的，甚至有来自天台县等地的。牛多了，牛牙郎自然也多，当时一次交流经常会聚集几十个牛牙郎。市管会给每头耕牛号上号码，成交以后再开发票。
　　当时前陈公社钟村有1000多村民，18个生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两头耕牛，全靠钟道彩一人把关。那个年代一头牛的价格大概是1000元，相当于3个全劳力1年的工分分红。因为牛的价格高，牛牙郎在开价时，其实是开价乘以100。比如一头牛价格1300元，代表卖家的牛牙郎就开价瓜挪（13），代表买家的牛牙郎想还价1200元，就会问“能不能退一直（100）？”如果卖家的心里底价是1275元，就会说“最多退调目（25）”。如果成交了，主家会给各自的牛牙郎一定的手续费，其比例大概是百分之一到二。临近最大的牛牙郎当数黄宅公社桐树岗村的黄有法，他带上海的客人，一次要从家乡贩卖五六十头耕牛。
　　在菜市场、柴市场或者六陈市场（粮食市场），还有一种代客过秤的秤牙郎，替人称柴、称菜、称粮食，并从中凑合成交，买卖双方收取五六角过秤钱。
　　重农轻商的传统文化，加上缺乏行业自律，在人们的眼中牙郎是一个贬义词。碰到伶牙俐齿、假话连篇的人，往往会脱口而出：“你这个人像牙郎式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猪牙郎的生意被三轮车夫接手了，但市侩味不变。他们凭借自己的交通工具，把农户家的小猪运往各个集市销售，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譬如他们擅长在过秤时做手脚，称进时用脚尖托住猪箩底部，分量减轻，称出时用脚尖踩住系在猪箩底部的一截小绳，分量加重。有一次，村里有一个三轮车夫打听到支书家有一窝小猪可以出售了，就花言巧语，舌灿莲花，一味巴结，代为销售，一买一卖，从两头获取不义之财，后来事情败露，引起很大纠纷。
　　改革开放以后，从事经纪行业的牙郎们因为信息灵通，见多识广，占得先机，纷纷转行，有的经商，有的办厂，掘得了第一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