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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岁的杨功焕，一头细密的卷发，蓬蓬松松，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说到高兴处，她会浅浅一笑，两个酒窝立即浮现。她这副模样，让初次见面的人不免疑惑：“这真的是那位‘控烟斗士’杨主任吗？”
杨功焕曾担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控烟办主任，直到2011年退休。“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官员，就是个研究疾病控制的学者。”7月2日，杨功焕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担任主任的杨功焕，一直在控烟领域“硬碰硬”，被舆论称为“斗士”，有时也被认为像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但她不以为然，“只要坚持，总有收获，而不去做，一定没有收获。”
她的这个信念，不仅体现在控烟领域。从2005年起，她带领团队深入淮河流域一线，调查水污染和沿河居民肿瘤发病率之间的关系。这是个“揭人老底”的工作，很多人望而却步，她却显得无所谓，“我想得很简单，一切以数据说话，科学分析，是什么就是什么，别的我不去想。”
6月25日，由她领衔，历时8年完成的《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以下简称《死亡图集》）公开出版，其中有水质数据与肿瘤死亡数据比对，沿河区域与远离河流区域的数据比对等，首次直接证明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关系。
而此时，杨功焕已经退休，现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授。她说：“职务退了，工作不退，该做的还得做。”
霍岱珊是河南省沈丘县人，因为故乡近在淮河水边，他多年前就关注淮河水污染问题，并创建了一个名为“淮河卫士”的公益组织。他今年已经60岁，说起比他年长4岁的杨主任，他显得很尊敬。
“她不是一般的官员。”霍岱珊说，杨功焕是体制内官员，但实地调查时，不尽信于体制内的信息，而是找他这样的民间环保人士，霍岱珊觉得，这不是一般官员能做到的。
8年之后，回忆起2005年与杨功焕第一次见面，霍岱珊依然有些兴奋。在当时的霍岱珊眼里，杨功焕是中央下来调查水问题的大官。
两人最终在县政府招待所见面，见面那一天，杨功焕对身边陪同的当地官员说，今天咱们休息一天吧。“其实她是想和我单独谈话，不受打搅。”霍岱珊说。
他们聊了整整一上午，霍岱珊将自己积蓄了十几年的关于淮河问题的情况，统统说了一番。
早在2004年，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问题和沿岸不断死亡的癌症患者，已不断成为新闻头条，两位新华社记者还写了一本《暗访淮河》的书，将沿河的污染和癌症高发的现实，详细披露，成为舆论焦点，也引起高层重视。
然而直到2005年，中国疾控中心才接到任务，由副主任杨功焕领衔，组建团队，开始对淮河水污染与肿瘤高发之间的关系展开调查和数据分析。
杨功焕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年接到任务后，感到压力很大。她的一位美国朋友说，在美国，想看清某地的水污染和疾病的关系，只需拿出当地多年里的水文登记数据，就此分析即可。“但在中国，可没那么简单。”
“中国很多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根本没有水文登记数据，而且很多地方的患者，都死了，特别是在农村，80%的人是死在家里的，即便家属说是死于肿瘤，但经年过往，病历之类的早就没了，怎么证实呢？”杨功焕说。
因此，在正式大规模的调查开始之前，杨功焕带领一支五六个人的小团队，做了一次预考查。
他们第一站就去了霍岱珊的家乡，河南省沈丘县。
沈丘县位于淮河支流沙颍河岸边，沙颍河全长600多公里，流量占淮河水总流量的60%，同时也承接着沿岸30多个县市的废污水，十多年前，它曾被认为是淮河流域内，污染最严重的支流。
在当地官员陪同下，杨功焕在沈丘转了好几天，了解到不少一线情况，但她心里还是觉得没底，“总觉得缺点什么关键性的东西”。她想到一个人：霍岱珊。
“我们调查了20多个村庄，得出的结论就是污染导致了癌症村，这是我的能力所及的做法，再多的村庄，我就无能为力了，人手和经费有限。”霍岱珊对杨功焕说。
杨功焕问，如何在污染和疾病之间找到联系？
霍岱珊回答：“国际上有个斯德哥尔摩公约，里面限制的化学物，导致人患癌症，或畸形，我们化验过，淮河水里存在这些物质，特别是造纸厂的排污。另外，我是研究统计学的，统计学的大量观察，是能够得出某个结论的。”
杨功焕很认同。谈完之后，她很兴奋，说：“老霍，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杨功焕的职务退了，但她的工作与疾控职责不会退。摄影/ 甄宏戈
1982年，杨功焕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1987年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1990年回国以后，她一直担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监测室主任，负责建立和运转全国疾病监测系统。
20世纪的最后两年，她在世界卫生组织无烟烟草行动部门（TFI）工作，随后以专家身份，加入中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政府谈判代表团，参加全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谈判，与此同时，她也担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慢性病控制办公室和全国控烟办公室主任。2005年，她就任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可以说，她的整个工作生涯都是与中国的疾控工作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有“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身份，但杨功焕通常不将自己看作官员，而认定为一个学者。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中国控烟工作进入最艰难的时期，眼看就无法履行自己的国际承诺时，她依然愿意面对媒体接受采访，不像其他政府官员那样要求提交加盖公章的采访函，不需要等待上级批准。“你来吧，我明天有空。”一位当年采访她的记者回忆说，杨功焕什么也没问就同意了，而当时，这名记者还只是一名实习生。采访过后，她还很认真地帮助这名实习生修改了采访录音。 她常常受邀去各地参加活动，总是只身前往，很少带助手，也不需陪同。她衣着朴素简单，说起话来，声音轻柔，语速缓慢，即使与人争执，也不从急躁红脸，更不会打官腔以强压弱，只一味地要把道理讲清楚。
然而，她的官员身份，也让她看到比一般人更多的情况。比如在此次淮河调查中，她也会说，当地官员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很多污染是历史遗留问题，当地政府也想借机解决，但又一时无从下手，不能一味批评，要多一点理解。
但更多时候，她还是觉得，体制内的官员，需要“硬碰硬”的批评。
2008年大部制改革，工信部取代发改委担任“控烟履约领导小组”组长，烟草专卖局划归工信部管理。“烟草专卖局局长也是工信部党组成员，实际上就是烟草专卖局既管卖烟，又管控烟，怎么可能积极？”杨功焕公开批评。
2008年11月，世界控烟大会在南非德班召开，在讨论关于烟草包装警示语的实施准则时，绝大多数国家都赞成不做修改地通过，中国代表却发言说，中国的烟盒包装上有名山大川，有美丽风景，如果放上这些烟害警示图片，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杨功焕很愤怒。“发言人一下来我们就吵了一架，”她说，这个发言没有经过全团讨论，而这样的发言对于中国形象的损害是不可预估的。
当晚，中国就被与会200名全球非政府组织代表授予了“脏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
还有一次，她与一位烟草专卖局官员开会，双方争执起来。对方说：杨教授你不该拿国外的钱，你要钱我们可以给你！杨功焕顶回去：“这是在搞研究，是要对公众健康负责，不是钱的事儿。”
当杨功焕带队到沈丘等地调查时，当地的分管副县长一定要陪同，杨功焕便直言不讳地说：“你们搞经济可以，但不要搞带血的经济。”那些陪同的官员依旧赔着笑脸。
“为了钱，就不做疾控研究了。”杨功焕常常这样对同事们说，疾控工作总是一场漫长的战斗，一场持久战。
比如，淮河污染《死亡图集》的研究，从2005年起，一共经历了8年。杨功焕带领的团队，最初有70多位专家参与，不断有人离开，也不断有人加入，粗略算下来，8年累计有100多位专家参与，有的做宏观研究，有的做微观研究，有做环境研究的，也有做流行病分析的。
虽然是政府委派的任务，但杨功焕坚持，要一切以数据和事实说话。她坦言：“我是一个数据控。”
早在1994年，她就依托疾病监测系统，建立了25万人的研究样本库，研究吸烟与健康的关系，并已坚持了16年，不断为控烟提供所需的各种数据。
她常常说，“当你说到一个问题有多严重时，不如直接说出数据，一目了然。”
比如，她在编写的一本书中写道：“中国吸烟者超过3亿，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者超过100万，大约每分钟2人死亡。当你用15分钟读完这本报告，意味着又有30个因患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永远离开了人世。”
在此次淮河流域的污染调查中，数据更成为关键要素。
杨功焕团队采用“1973年全国死因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为历史数据，同时又在淮河流域沈丘等14个县区，进行了3年死因回顾调查。调查中，杨功焕发现，在沈丘，20世纪70年代，该地癌症死亡率低于当时全国平均水平36%，为肿瘤低发区，当时淮河流域几乎没有工业，也没有污染。就像歌里唱的，是“稻花香两岸”的农村好风光。
到1990年代，沈丘和周边县市一样，为推动经济发展，小工业泛滥，沿沙颍河两岸，小皮革厂、小造纸厂的污水，顺河道直排。也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该地的癌症死亡率持续上升，为同一地区远离河流对照区的5倍，为全国平均数字的9.71倍。2004年到2006年，当地的儿童恶性肿瘤死亡率是十万分之188.81，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是十万分之120左右。
为了得到这些数据，研究团队在河南沈丘、安徽桥、江苏盱眙三地，每地在10万人中进行死因回顾调查，工作量之大，“每天回家，澡都不想洗，倒地就着”。
2011年，杨功焕从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但没有终止调查。最终，8年的调查和数据分析，制作成108张地图，直观地反映了水环境污染频度时空变化、淮河流域人群消化道肿瘤死亡率分布等状况。
十多年后的今天，经过不断治理，一眼望去，淮河水面清澈，附近的渔民也说，四五年没见上游放过“坏水”（被污染的水）了，鱼虾多起来，20多斤的大鱼也能打到了。
但杨功焕并不能马上乐观起来。她说，2010年，沈丘的肿瘤死亡率是十万分之151，比全国平均水平仍要高一些，预计当地癌症高发的情况，还会持续大约10年。
退休并没有阻止她依旧“刺头”。她炮轰烟草院士，又在北京大气污染严重之时，不时公开说，二手烟中的PM2.5占到了室内污染的绝大部分，并且烟草烟雾的颗粒直径几乎均小于PM2.5，“所以，你少抽一口烟，就是对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做了贡献”。
杨功焕说完，微微一笑，又露出了两个酒窝。
杨功焕曾担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控烟办主任，直到2011年退休。“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官员，就是个研究疾病控制的学者。”7月2日，杨功焕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担任主任的杨功焕，一直在控烟领域“硬碰硬”，被舆论称为“斗士”，有时也被认为像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但她不以为然，“只要坚持，总有收获，而不去做，一定没有收获。”
她的这个信念，不仅体现在控烟领域。从2005年起，她带领团队深入淮河流域一线，调查水污染和沿河居民肿瘤发病率之间的关系。这是个“揭人老底”的工作，很多人望而却步，她却显得无所谓，“我想得很简单，一切以数据说话，科学分析，是什么就是什么，别的我不去想。”
6月25日，由她领衔，历时8年完成的《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以下简称《死亡图集》）公开出版，其中有水质数据与肿瘤死亡数据比对，沿河区域与远离河流区域的数据比对等，首次直接证明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关系。
而此时，杨功焕已经退休，现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授。她说：“职务退了，工作不退，该做的还得做。”
“民间的朋友”
霍岱珊是河南省沈丘县人，因为故乡近在淮河水边，他多年前就关注淮河水污染问题，并创建了一个名为“淮河卫士”的公益组织。他今年已经60岁，说起比他年长4岁的杨主任，他显得很尊敬。
“她不是一般的官员。”霍岱珊说，杨功焕是体制内官员，但实地调查时，不尽信于体制内的信息，而是找他这样的民间环保人士，霍岱珊觉得，这不是一般官员能做到的。
8年之后，回忆起2005年与杨功焕第一次见面，霍岱珊依然有些兴奋。在当时的霍岱珊眼里，杨功焕是中央下来调查水问题的大官。
两人最终在县政府招待所见面，见面那一天，杨功焕对身边陪同的当地官员说，今天咱们休息一天吧。“其实她是想和我单独谈话，不受打搅。”霍岱珊说。
他们聊了整整一上午，霍岱珊将自己积蓄了十几年的关于淮河问题的情况，统统说了一番。
早在2004年，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问题和沿岸不断死亡的癌症患者，已不断成为新闻头条，两位新华社记者还写了一本《暗访淮河》的书，将沿河的污染和癌症高发的现实，详细披露，成为舆论焦点，也引起高层重视。
然而直到2005年，中国疾控中心才接到任务，由副主任杨功焕领衔，组建团队，开始对淮河水污染与肿瘤高发之间的关系展开调查和数据分析。
杨功焕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年接到任务后，感到压力很大。她的一位美国朋友说，在美国，想看清某地的水污染和疾病的关系，只需拿出当地多年里的水文登记数据，就此分析即可。“但在中国，可没那么简单。”
“中国很多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根本没有水文登记数据，而且很多地方的患者，都死了，特别是在农村，80%的人是死在家里的，即便家属说是死于肿瘤，但经年过往，病历之类的早就没了，怎么证实呢？”杨功焕说。
因此，在正式大规模的调查开始之前，杨功焕带领一支五六个人的小团队，做了一次预考查。
他们第一站就去了霍岱珊的家乡，河南省沈丘县。
沈丘县位于淮河支流沙颍河岸边，沙颍河全长600多公里，流量占淮河水总流量的60%，同时也承接着沿岸30多个县市的废污水，十多年前，它曾被认为是淮河流域内，污染最严重的支流。
在当地官员陪同下，杨功焕在沈丘转了好几天，了解到不少一线情况，但她心里还是觉得没底，“总觉得缺点什么关键性的东西”。她想到一个人：霍岱珊。
“我们调查了20多个村庄，得出的结论就是污染导致了癌症村，这是我的能力所及的做法，再多的村庄，我就无能为力了，人手和经费有限。”霍岱珊对杨功焕说。
杨功焕问，如何在污染和疾病之间找到联系？
霍岱珊回答：“国际上有个斯德哥尔摩公约，里面限制的化学物，导致人患癌症，或畸形，我们化验过，淮河水里存在这些物质，特别是造纸厂的排污。另外，我是研究统计学的，统计学的大量观察，是能够得出某个结论的。”
杨功焕很认同。谈完之后，她很兴奋，说：“老霍，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官员需要“硬碰硬”的批评
1982年，杨功焕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1987年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1990年回国以后，她一直担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监测室主任，负责建立和运转全国疾病监测系统。
20世纪的最后两年，她在世界卫生组织无烟烟草行动部门（TFI）工作，随后以专家身份，加入中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政府谈判代表团，参加全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谈判，与此同时，她也担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慢性病控制办公室和全国控烟办公室主任。2005年，她就任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可以说，她的整个工作生涯都是与中国的疾控工作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有“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身份，但杨功焕通常不将自己看作官员，而认定为一个学者。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中国控烟工作进入最艰难的时期，眼看就无法履行自己的国际承诺时，她依然愿意面对媒体接受采访，不像其他政府官员那样要求提交加盖公章的采访函，不需要等待上级批准。“你来吧，我明天有空。”一位当年采访她的记者回忆说，杨功焕什么也没问就同意了，而当时，这名记者还只是一名实习生。采访过后，她还很认真地帮助这名实习生修改了采访录音。 她常常受邀去各地参加活动，总是只身前往，很少带助手，也不需陪同。她衣着朴素简单，说起话来，声音轻柔，语速缓慢，即使与人争执，也不从急躁红脸，更不会打官腔以强压弱，只一味地要把道理讲清楚。
然而，她的官员身份，也让她看到比一般人更多的情况。比如在此次淮河调查中，她也会说，当地官员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很多污染是历史遗留问题，当地政府也想借机解决，但又一时无从下手，不能一味批评，要多一点理解。
但更多时候，她还是觉得，体制内的官员，需要“硬碰硬”的批评。
2008年大部制改革，工信部取代发改委担任“控烟履约领导小组”组长，烟草专卖局划归工信部管理。“烟草专卖局局长也是工信部党组成员，实际上就是烟草专卖局既管卖烟，又管控烟，怎么可能积极？”杨功焕公开批评。
2008年11月，世界控烟大会在南非德班召开，在讨论关于烟草包装警示语的实施准则时，绝大多数国家都赞成不做修改地通过，中国代表却发言说，中国的烟盒包装上有名山大川，有美丽风景，如果放上这些烟害警示图片，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杨功焕很愤怒。“发言人一下来我们就吵了一架，”她说，这个发言没有经过全团讨论，而这样的发言对于中国形象的损害是不可预估的。
当晚，中国就被与会200名全球非政府组织代表授予了“脏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
还有一次，她与一位烟草专卖局官员开会，双方争执起来。对方说：杨教授你不该拿国外的钱，你要钱我们可以给你！杨功焕顶回去：“这是在搞研究，是要对公众健康负责，不是钱的事儿。”
当杨功焕带队到沈丘等地调查时，当地的分管副县长一定要陪同，杨功焕便直言不讳地说：“你们搞经济可以，但不要搞带血的经济。”那些陪同的官员依旧赔着笑脸。
“我是一个数据控”
“为了钱，就不做疾控研究了。”杨功焕常常这样对同事们说，疾控工作总是一场漫长的战斗，一场持久战。
比如，淮河污染《死亡图集》的研究，从2005年起，一共经历了8年。杨功焕带领的团队，最初有70多位专家参与，不断有人离开，也不断有人加入，粗略算下来，8年累计有100多位专家参与，有的做宏观研究，有的做微观研究，有做环境研究的，也有做流行病分析的。
虽然是政府委派的任务，但杨功焕坚持，要一切以数据和事实说话。她坦言：“我是一个数据控。”
早在1994年，她就依托疾病监测系统，建立了25万人的研究样本库，研究吸烟与健康的关系，并已坚持了16年，不断为控烟提供所需的各种数据。
她常常说，“当你说到一个问题有多严重时，不如直接说出数据，一目了然。”
比如，她在编写的一本书中写道：“中国吸烟者超过3亿，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者超过100万，大约每分钟2人死亡。当你用15分钟读完这本报告，意味着又有30个因患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永远离开了人世。”
在此次淮河流域的污染调查中，数据更成为关键要素。
杨功焕团队采用“1973年全国死因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为历史数据，同时又在淮河流域沈丘等14个县区，进行了3年死因回顾调查。调查中，杨功焕发现，在沈丘，20世纪70年代，该地癌症死亡率低于当时全国平均水平36%，为肿瘤低发区，当时淮河流域几乎没有工业，也没有污染。就像歌里唱的，是“稻花香两岸”的农村好风光。
到1990年代，沈丘和周边县市一样，为推动经济发展，小工业泛滥，沿沙颍河两岸，小皮革厂、小造纸厂的污水，顺河道直排。也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该地的癌症死亡率持续上升，为同一地区远离河流对照区的5倍，为全国平均数字的9.71倍。2004年到2006年，当地的儿童恶性肿瘤死亡率是十万分之188.81，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是十万分之120左右。
为了得到这些数据，研究团队在河南沈丘、安徽桥、江苏盱眙三地，每地在10万人中进行死因回顾调查，工作量之大，“每天回家，澡都不想洗，倒地就着”。
2011年，杨功焕从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但没有终止调查。最终，8年的调查和数据分析，制作成108张地图，直观地反映了水环境污染频度时空变化、淮河流域人群消化道肿瘤死亡率分布等状况。
十多年后的今天，经过不断治理，一眼望去，淮河水面清澈，附近的渔民也说，四五年没见上游放过“坏水”（被污染的水）了，鱼虾多起来，20多斤的大鱼也能打到了。
但杨功焕并不能马上乐观起来。她说，2010年，沈丘的肿瘤死亡率是十万分之151，比全国平均水平仍要高一些，预计当地癌症高发的情况，还会持续大约10年。
退休并没有阻止她依旧“刺头”。她炮轰烟草院士，又在北京大气污染严重之时，不时公开说，二手烟中的PM2.5占到了室内污染的绝大部分，并且烟草烟雾的颗粒直径几乎均小于PM2.5，“所以，你少抽一口烟，就是对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做了贡献”。
杨功焕说完，微微一笑，又露出了两个酒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