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是“强人政治”的时代：执政者认为自己是被选举出来体现国民意志的，任何阻挡他们的力量，无论是政治反对派、司法机构、大众媒体，还是个人，都将被铲平。
　　虽然一些“自由卫士”常常被妖魔化，遭受无视、鄙夷，甚至诛杀，但是难民、移民、少数群体、贫困人群等弱势群体，才是强人政治下最大的牺牲者。
　　一些评论者认为，这与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兴起时的情景类似，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民主正遭受新的威胁。也许，我们必须面对新的可能的挑战，同时警惕曾经的梦魇重现。

关注工人权利

　　西方各国普遍采纳的自由民主体制，只有在人们相信它的时候才可能存在。当信念消失，社会就会发生激变。人们应该警惕那些鼓吹民族主义的政治领导人;警惕民主被淹没在“人民的意志”这一模糊概念之中。
　　也许有人要问，现在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为何还要担心法西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近100年，但是西方国家当下的处境更接近汉娜·阿伦特在1951年观察到的：人好像被划分成两类人，那些相信人类万能的人……和那些被“无力感”左右人生的人。
　　无力感会导致态度冷漠，但也可能导向对任何与自己看法一致的人的狂热拥戴，而后者就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事。思考历史是否会重演，可以参考爱尔兰记者艾米丽·洛里默的书《希特勒的意图》（What Hitler Wants）。
　　该书写于1938年10月，即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水晶之夜”事件发生前一个月。洛里默发现《我的奋斗》（1925年）一书的英译本受到了严格审查，例如，它删减了希特勒入侵英国的详细计划。由于很少有英国人能读懂德语，因此，洛里默对该书的关键内容用英语做了摘抄和总结。
　　她认为，三个关键因素驱动着希特勒的初步计划：对工人权利的关注、建立纯洁德国民族国家的愿望、对社会民主的强烈反对。
　　对工人权利的关注，在那些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公正对待或被忽视的群体中大受欢迎：低收入工人、退伍军人，以及被剥夺者。正如历史学家塞缪尔·莫因在《不够》（Not Enough，2018年）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发明社会不平等指标‘基尼系数’的意大利统计学家科拉多·基尼，是一位法西斯主义者，这并不是偶然的。”
　　基尼不仅仅是一位法西斯主义者，还是《法西斯主义的科学基础》（1927年）论文的撰写者。然而，社会不平等难道不是左派更关心的事吗？那么，法西斯主义和左翼思想的区别在哪里？
　　根据英国法西斯联盟领导人（1932—1940年）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说法：英国工党奉行“国际社会主义”政策，而法西斯主义的目标是“民族国家社会主义”。

　　莫斯利将法西斯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并不准确，但是他对法西斯起源的看法是正确的。意大利早期法西斯主义正是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开始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提议赋予妇女选举权，将投票年龄降低到18岁，实行8小时工作制度，工人参与工业管理，征收沉重的累进资本税，以及没收部分战争所得利润。
　　墨索里尼提醒我们，关注工人权利本身并不能使其免于专制主义。今天的英国，人们认为，正是工党未能接受民族主义政策，导致了它在2019年选举中的惨败，因为民族主义在传统选民中间有着较好的认同。与此同时，另一些政治活动家则认为，只要他们继续支持工会，保留扶贫政策，他们的左翼资格就不会被改变，即使他们信奉极端的民族主义。
　　但是，事實并不能作这么简单的划分。

纯洁的民族国家

　　在实践中，法西斯主义最初对工人权利的倡导几乎没有得到落实。但是，法西斯主义者，特别是德国纳粹，无情地追求着他们的第二个目标—建立一个种族纯洁的国家。
　　纳粹们说，这个国家正在遭受叛国者和寄生虫的侵蚀，必须以任何必要的手段恢复其纯洁性;其中的“叛徒”是共产主义者，“寄生虫”是犹太人。
　　需要恢复民族国家纯洁的思想，是所有法西斯主义的共同观点，正如美国政治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在《剖析法西斯主义》（The Anatomy of Fascism，2004年）中所写的：“法西斯主义，在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力求寻找那些最具鼓动性的主题，这些主题能动员高喊复兴、统一、民族纯洁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同时反对自由个人主义和宪政主义，反对左派阶级斗争。”这能让一个人获得那种“在集体共同情感中淹没个体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感”。
　　英国哲学家布莱恩·巴里在20世纪80年代表示，英美学术界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时期，他们认为民族主义“违背了文明价值”，而这恰好留下了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的空隙—正如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所展现的那样。
　　“脱欧”运动几乎垄断了英国的主流价值观，一些活动者公开表明种族主义立场。即便是国会议员和部分大众媒体，也表现出对移民和外国居民的敌意。作为回应，许多左翼人士采取了亲移民立场;而另一些左翼和中右翼政治家，则试图在不涉及种族主义言辞、态度或政策的情况下，利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种立场会被冠以“进步爱国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之名。有许多方法可以解释“坏”和“好”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用苏格兰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克因特雷（Alasdair MacIntyre）的话说，坏的民族主义是“对自己所处特定国家的盲目忠诚”;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则是肯定一个国家的辉煌成就和优良传统。而且，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是“我们”的，还因为它们本身就是辉煌成就和优良传统。

以人民意志之名

　　人类无法消灭民族主义情绪，它是许多日常政治文化生活的基础。人们为本民族的传统食物、酒、体育、艺术、音乐、文学而感到骄傲;人们归属于特定的有边界的区域，以共同的历史记忆团结在一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往往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削足适履。以色列政治科学家和前政治家雅尔·塔米尔在《为什么是民族主义》（2019年）中表示，没有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力量作为平衡，民族主义很容易变得具有破坏性。
　　根据洛里默的说法，纳粹计划的第三个关键点是反对社会民主。法西斯主义能巧妙地将民主与其自身对立起来。民主被用作权力的垫脚石，由专制统治取代。领导、游行、庆典和集会，代替了正式的政治活动，随之，一系列制约统治者的政治机构和保障机制遭到破坏。
　　这一过程一般包含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都涉及关于民主的哲学辩论。
　　第一步涉及“什么是民主”这一基本问题。自然地，我们会把民主与“多数人统治”联系起来。多数人决策似乎能避免精英寡头统治。然而，19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早就警告过“多数人统治”的风险;民主会让我们面临一种新的暴政：多数人的暴政。
　　民主的核心是“多数人统治”与“保护少数人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保护少数人权利意味着，在实践过程中，需要用自由民主来限制多数人统治。许多国家都有一部成文宪法，所涉及的都是不能留待日常政治解决的重要问题。
　　简单的多数不应足以推翻宪法或人权。然而，法西斯主义不这么认为。莫斯利写道：“人民的意志大于少数人的权利。”执政者“可以”执行人民的意志，不考虑这对特定个人所造成的后果。

反民主投票

　　在自由民主国家，一整套庞大的机构体系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干涉执政者的越权，并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最显而易见的，是那些限制权力或权威的正式机制，包括法院、议会和地方分权。

　　健康的政坛还需要存在一个“忠诚的反对派”—这些人反对执政政权，但支持政治制度本身。对执政者是否理解这一理念的评判依据，是他们是否将反对意见视为“叛国”。
　　除此之外，还存在宣传和辩论政策以及受前两者影响的其他机构，包括自由媒体、独立智库和大学。博物馆和档案馆提醒我们曾经取得的辉煌和犯下的错误;工会可以组织群众力量;一个充满活力和自由的文化世界，包括艺术、电影、小说、戏剧和诗歌，是批判和反抗的强大源泉。专制政府讨厌这些活动，因为它们不受控制。
　　如果法西斯主义摧毁民主的第一步是只考虑多数人的意愿，不顾少数人的权利，那么第二步就是质疑多数人的意愿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是多数票吗？希特勒在1932年对杜塞尔多夫实业家的演讲中说：“不！”
　　他认为民主投票“不是人民的統治，而是现实中的愚蠢、平庸、半心半意、懦弱、软弱和有缺陷的统治。因此，民主在实践中将导致一个民族价值观的崩坏”。
　　对选民的质疑和民主本身一样古老。如今，又出现了新的忧虑。社交媒体正在被政党操纵，新闻传播基于商业价值而非真相本身。人们对想象中的强者的讨伐，往往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热情。社交媒体违背了互联网的初衷，正在创造大量被欺骗、被误导的公众。
　　关注工人权利、建立纯洁民族国家和反对社会民主，三者结合，形成一种取悦多数人的民族主义。在这种民族主义中，人民的意志至高无上，阻挠它的任何事物都可以被无情摧毁。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威胁。其一是右翼专制主义的抬头，这一点较为明显。但是，我们也需要担心左翼势力的日益增长，他们为了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有时不得不采纳民族主义政策，而这是在玩火。
　　一些专注于劳工运动的社会活动者可能认为，只要政党支持工会和扶贫政策，他们就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就是获得了政治正确。别忘了，我们曾经见过这种杂糅的观点，它们是墨索里尼和莫斯利的出发点，甚至可能是希特勒的出发点。
　　可以接受的民族主义，必须受到自由主义的压制，受到维护少数群体权利的民主的制约。我们决不能以“人民意志”的名义，摧毁健康的政治机制与社会中间机构。相反，它们必须得到支持和加强。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再发生。
　　我们希望永远不会再见到法西斯主义这种极端形式。但是，打败了法西斯并不意味着消灭了它的种子，它们真的有可能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