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8日，《都市快报》浓墨重彩地报道我国“自然村的消失”。这个概念比“农村空壳化”更能激起人们对传统社会形态的怀念，一时形成网络热议。报道说，过去10年，我国的自然村每天消失80到100个。
　　自然村和行政村是两个概念。上世纪上半叶，我国大部分农村还基本是自然村的自治状态。1949年以来，由于把行政组织建立到最基层的需要，有些地方，直接把农村按军事化的形式，用阿拉伯数字编队了。所以，中国的农村基本上都是行政村。现在，农村人口越来越少，直至一些行政村名存实亡，说自然村消失和行政村消失，当然都是一回事了。
　　這是一次剧烈的社会变迁。从外在的形式上，是乡村的凋敝和衰落。有一种“四大皆空”的说法是指“产业空、青年人空、住房空、乡村干部空”。农村的土地撂荒，破败的农舍里，留守着老人和小孩，没人住了，自然也就没有村干部了，行政建制名存实亡。这一切，对离开土地的人们，对整个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应该怎样来描述这一现状？它带给中国什么影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这一次社会变迁来得如此剧烈和迅猛，这么多人在这么短时间内背井离乡，相当部分永不回来。这意味着某些农业文明的骤然中断和消失。许多家族将没有记忆，许多村庄将被湮灭，许多故事将失去传说，许多手工艺将没有传承，许多村民自娱自乐的小剧种将悄无声息灭绝，甚至较大区域的传统戏剧，也将后继无人。在历史上，应该没有任何一代人在活着的时候，就经历了这么大沧桑，甚至十几岁的孩子都见证了这一切。这是一种情感，也是文化的断裂，可谓创深痛巨。
　　自然村是如何消失的？有人这样写道：“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即悼念的文章）、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这话代表了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前半句虽然诗意，却还是事实；后半句虽然具体，却不实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废墟上，都有“新建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而这种奠基和仪式上，也未见得都“伴随着欢呼”。
　　剧烈的社会转型带给文化人的，往往只是黍离之悲。然而，对于当事人来说，在社会转型中最关键的需求就是公平。目前，我国城市建设工地上，仍然有二亿农民工。他们今天获得的待遇，比80年代初，要好多了。甚至有人说，要给他们医保社保，还要让他们的子女在城市里上学了。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一切连动议都没有。那一代农民同胞，是要首先花一笔当时来说相当不菲的支出，在政府机关办了“暂住证”和“务工证”，才能逃离艰辛无比的农村的。试想，到了21世纪初，大学毕业生孙志刚的城市生活也潜伏着致命的风险，说起最初一代农民工晚上没有工棚只有工地，并且随时可能被“收容遣送”，你也许不会不相信的。
　　老一代人常这样讲，在旧时代，农忙时节，雇工比地主吃得好，因为地主要靠雇工贡献扎实的劳动；平时，长工也不得不被“善待”，因为他身体不好就干不了重活。可是，在农民工进城的时代，至少在前一段时间，雇佣农民工是没有类似顾虑的，整个城市都是没有这种顾虑的，雇工方没有后顾之忧。农民工的工伤、疾病和养老，都不在话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享受着今天的城市文明，应该心怀对农民工的歉疚。
　　就这样，中国的城市奇迹发生了。农民工建设了基本不属于他们的物质文明。他们把年富力强的岁月留给了城市，自己却要回到家乡去终老。他们当初把孩子丢在家乡，或者丢在工棚。现在，孩子们从他们身上遗传了身份的标签，却再也不甘心接受这个身份所固有含义，同时，也不愿意回到祖辈世居的自然村。
　　自然村消失于无形，但转型的痛苦却是农民工用身体和命运去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