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用自己传奇式的一生和传奇性的作品演绎了一个个悲剧故事。这种仿佛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识,促使她以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手法解剖了人性的自私、卑陋与扭曲,揭示了芸芸众生的孤独漂浮感、命运的困顿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男男女女如在鬼蜮进进出出,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
　　
　　探索“人性恶”导致了作品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习惯于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发掘人性的本质,因为“在世界上,最具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必然的关系,能充分地展示人性的残酷、自私。尤为深刻的是,张爱玲敏锐地将笔触深入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结构的最深处,不仅描绘出在男权文化传统中女性命运的凄怆、悲凉,而且揭示出男权社会对男性自身的腐蚀与戕害。
　　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青年人,人性变的何其冰冷,何其可怖。
　　 张爱玲作品中把腐朽文化、欲念对人异化展示的最为彻底的莫过于《金锁记》。曹七巧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金钱,甘愿侍侯一个残废男子,正常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也变成了残废。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哪怕短暂的快乐。她也曾得到过爱的光辉,沐浴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但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所扭曲、摧残,她自己已被黄金蚕食了,她的青春和爱情也被黄金枷锁给扼杀了。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也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女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成了恶毒的嘲笑,她嫉妒所有人的和睦婚姻,亲手扼杀了儿子和女儿的爱情和家庭。她诱使儿女吸毒,以求锁住他们,她逼儿子供出床第之事折磨死媳妇,用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割断了儿女的婚姻。七巧“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走进了“被食、自食、食人”的怪圈。她在原欲的折磨下,毁掉了自己的生命,又拉上了子女作为自己的陪葬品,成了“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傅雷语)。”七巧的变态令人毛骨悚然。张爱玲围绕着欲望的沉沦把人性心理的暗角揭示的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展示了一出“人类古老记忆中的罪恶”。
　　
　　揭示人生的孤独漂浮感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
　　
　　张爱玲终其一生都是封闭、孤独的。虽出生于名门望族,但从小就过着孤寂而凄凉的生活;曾在上海名噪一时,却又遭遇了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晚年独居海外,杜门谢客直至在故乡的中秋月明之夜客死他乡。孤独与寂寞成为她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体验,这些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笼罩着孤寂的氛围,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孤独的阴影里。《牛》中的禄兴娘子先是失去了那会吃会做的壮牛和亮晶晶的九成新的银簪子,接着又“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留下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孤单凄清的夜晚。(《谈画》)无论作为乐器中的“悲旦”的小提琴,还是《破屋》的荒凉与空虚,其实都是张爱玲内心的孤独与荒凉感的主观投射。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影响着张爱玲对于一切事物的观察方式和审美直觉,尤其影响着她的人生观。
　　
　　成长背景的失落经历导致了作品的悲剧基调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是伴随着她人生的成长而逐渐形成。她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按理她应该有着幸福的生活,或许是上苍的旨意,原本不错的家庭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折:在她还很小的时候,遗少型的父亲慢慢开始蓄妓吸毒,母亲则飘洋过海到法国留学,张爱玲没有得到儿童应有的爱护,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张爱玲还不过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孩的时候,由于父亲恶习不改,她母亲被迫提出离婚,导致了家庭的破裂。父母离婚后,张爱玲跟着父亲一起生活,在受尽了父亲和后母对她的屈辱和虐待后,张爱玲选择了逃跑,她逃到母亲那里,张爱玲以意志的力量战胜父亲和后母强加给她的屈辱和孤独,摈弃“淑女”、“少奶奶”、“如花似锦”的前途,这个有母亲而没有母爱的张爱玲,终于赢得了一个人生的转折,独自一人闯进生活的风雨,去占领属于自己的天空。有句话说,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张爱玲短短的一生经历了长长的磨难,这些磨难把她“修炼”成了一个对社会、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对人生产生悲观审美的人。“文如其人”,张爱玲的小说,就像她的人一样——苍凉、荒远、淡漠,充满了悲剧感。
　　出身名门的张爱玲从小吸收着两种格格不入的文化,父亲往她身上灌输的是晚清遗留下来的旧习气;腐朽,媚俗,而她在母亲那里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她接受这种文化,所以她以后的作品中不乏有时代感很强的笔调,但她决不视这种文化为信仰,这也是她为何爱穿中装不爱穿洋装的缘由。后来父亲另娶了太太,终因不堪后母折磨,她逃离了那充满腐败气味的旧家庭,再也没有回去过。但出走后的世界的激烈冲撞使她茫然,使得她不由的留恋起缩在昔日繁华影子里的张公馆,“怅惘自己黄金时代的遗失”,这在她不少文章里有着情不自禁的流露。没落的阶级不可避免的被抛弃了,眼看着自己高贵的家族如何在这个急剧裂变的社会中瓦解颓败,张爱玲便有种被抛弃感,有种失去精神家园的孤独感和自怜感,没落的氛围紧紧裹挟着她,怀旧与颓废的情调深深的烙在她心的深处。种种的不幸,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了社会,认识人生,这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浓郁的悲观气质,这也使得她从此珍惜人世间一切可品尝到的舒适,并在品尝的同时仍抹不掉心底深处的悲哀。
　　对张爱玲产生了极大的另一方面影响,可以说是与文化汉奸胡兰成的婚变。目睹很多职业女性如苏青等人的不幸婚姻,面对自己婚姻的失败,她可能潜意识中有了准备。这也说明张爱玲对天长地久的爱情观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这也是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缺情不爱的原因。
　　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是她对当时社会观察体验凝结的结果,其中更有着深刻的个人及文化,社会原因的笼罩和影响,从而形成了其小说独特的悲情的艺术审美感。其小说也折射出作者复杂的心灵,也决定了作者对人性的悲观,对历史的悲观,对现实的悲观。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她的一生,是在稿纸格子里跋涉的,有歇息,而没有停顿,有高潮低谷,而没有结束。”张爱玲犹如夜空中的一颗彗星,划过长空,留下光彩夺目,留下一声长长的叹息;她的小说是一条长长的伤痕,从头到脚,划过胸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