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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与社会的巨大变革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相适应，突出表现在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在一些新兴组织领域运行失调、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面临公民社会的合法性认同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遭遇信息社会的竞争性选择考验。因此，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的深化发展是摆在执政党面前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关键词：社会变革； 思想政治工作； 社会机制； 挑战
中图分类号： G６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０8）０4－００４１－０３
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是达至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重要方面。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的发展问题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从现实情况来看，巨大的社会变革对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的挑战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一、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在一些新兴组织领域运行失调
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运行需要借助一定的组织承载形式。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行政性、事业性及其它类型的单位就成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组织载体。从宏观层面看，我国整体社会的生产生活组织在改革前是大一统的计划调控，整个国家按照统一计划、集中管理、总体动员的原则被组织起来，全国形成了庞大的行政性组织。改革开放后，生产生活的组织形式转换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运作。从微观层面看，组织是社会要素的现实载体，它直接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形式和变化。改革以前，在组织（单位）与国家的关系上，组织是国家的构成“部件”，国家通过实体性的组织或单位来进行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运行。在职能和运行方面，国家是权力主体，组织（单位）是责任主体，表现为向上负责的特征，并成为国家的代理人。在社会成员对实体组织的关系上，由于社会成员在劳动报酬、生活条件、社会福利与保障等方面都以组织（单位）为唯一来源，因而形成了社会成员对国家的高度依赖［1］。改革以后，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对企业放权让利，逐步形成了类型多样、功能专门化的组织格局，单位的政治职能减弱，专业职能增强，人事管理由行政性机制转向市场机制，单位的利益也开始独立化，个人对单位的全面依附被打破。
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中国，整体社会的结构化运作和实体性组织形式的改变，使得个人与社群的联系及相互影响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组织向功能专一化转型，组织也因此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运行的惯性及其它种种原因，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并没有太大的调整。在国家的党政机构、行政性或事业性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而大量新兴组织以企业或公司的方式出现，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则要小得多。特别是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时对它们力不从心，影响力非常有限，有些企业主及其雇工甚至对思想政治工作嗤之以鼻。与此同时，包括非营利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在各类非营利组织中，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专业性人才，人民团体（工会、共青团、妇联）的桥梁功能开始部分地被非营利组织的作用所代替。然而，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机制未能充分和有效地延展到这些新兴非营利组织部门，使得执政党面临着利益表达和精英聚集功能被替代的危险。此外，社会中还出现了大量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大量存在于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的地方［２］，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真空地带，给党的执政活动带来严峻挑战。
二、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面临公民社会的合法性认同问题
在社会心理层面，开放社会中公民意识的勃兴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面临合法性问题。合法性（legitimacy）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是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问题。只有那些被一定范围的人们内心所体认的权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它与法律规范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从法律角度看是合法的东西，并不必然具有合法性，可能并不为社会公众所认同。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工作效果与人们的内心认同直接相关，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民众的合法性认同。
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公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迁。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指公民的公共参与和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大多数学者把公民社会当作国家或政府系统及市场或企业之外的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由于这个领域既不属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又不属于市场系统（第二部门），所以人们也把它们称作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3］。公民社会的逐步发展反映在社会心理方面表现为人们普遍要求过富足、多彩的生活，要求思想解放与行为自由，要求平等和民主参与，在群体与个人方面重视国家、集体、他人者减少，人的尊严和权利意识高涨，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价值追求盛行。在社会行为方式方面，公众从依赖走向独立、从被动趋向主动、从退缩趋向进取、从守旧趋向创新、从怯懦趋向敢为、从“甘当中游”趋向竞争、从求稳趋向敢冒风险、从压抑趋向表现、从自馁趋向自信、从僵化趋向灵活［４］。
在人民群众的这种社会心理和行为取向面前，说教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必然遭到冷遇，被惯常使用的行政化、管理型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也未必能够进入人民大众的心坎里。特别是面对全球化浪潮以及所谓的后WTO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的发展建设更是面临巨大压力。在东西方之间，在上一辈和下一辈之间，不同价值体系、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逻辑，使对话显得痛苦而吃力。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角度来看，近60年来，增强合法性基础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加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球化、信息化浪潮又裹挟着“民主”浪潮汹涌而至。在这种国际形势下，取得和增强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尽可能增加公民的共识和政治认同感。可喜的是，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捕捉到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民生主题对加强及改进党的建设之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公民意识”这个新语词，并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人的一贯主张”。此外，党的十七大报告还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面的那个惯用动词，由“建设”换成了“发展”［５］。在政治领域，虽然党的十七大再次声明“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但限制政府权力、保障民众权利已成政改主线。公众有序参与政府决策、政府与民众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尝试，已经进入政府工作的快车道［６］。在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而首次现身党的文件与党代会政治报告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等字眼，透露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及方法的新变化。顺应时代的要求，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增强执政的社会合法性，培养认同党的领导，关心国家、社稷、生态环境及国际事务的中国公民，这应该是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发展的方向性要求。
三、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遭遇信息社会的竞争性选择考验
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机制是与社会诸要素相关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输入到结果输出的有机联结体系。传输内容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性要素，传输方式是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重要条件。由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及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彻底改变了“电子时代”的传统文化工业及其运作方式，影响并改变了大众文化的形态特征和传播环境，文化工业和受众都变得敏锐起来，“传授”关系变得愈加复杂［7］。
一般而言，文化及价值观念等的传输包括三个方面：传输的技术媒介、传输的机构部门、传输的时空距离。传输的技术媒介是象征形式的物质基础；传输的机构部门不但构成了选择性传播渠道，而且构成了象征性形式可以在其中用于行使权力的一个构架；在传输的时空距离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输可以跨越时空，这促进了文化传输的新的可能性，也促进了跨越时空的权力使用［８］。正因为如此，信息时代的文化传输受到了各国的重视。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计算机网络化，形成了“信息网络化”。信息的网络传播方式和手机等通讯工具的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咨询获取方式，网络学习和网络交往成为时尚。文化借助于网络技术克服时空障碍而在全球迅速传播，不仅实现了文化传播手段的革命化，而且网络创造的虚拟社会也为人们的文化消费提供了一个全球化的消费空间。
网络传播方式给我国文化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据统计，目前国际互联网81%的网页是英文的，近3000个世界性大型数据库中的70％设在美国。我国网上信息内容流入和流出的比例悬殊，网上中文信息内容不到整个网上信息总量的1％。这意味着，我国大部分网上消费者，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在接触别国的文化产品，上网接受的是由英语文化意识形态为主导解释的文化产品［９］。正是基于信息社会难于设防的特征，美国互联网协会的有些专家曾提议美国政府利用互联网实施在全球传播“美国式资本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计划。可以想象，随着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更大规模的西方意识形态侵入将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不发展创新，恐怕很难有效面对即将发生的这一切。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新时期的现实状况虽然不是“优势殆尽”，但也并非如想象的那般“具有强大优势”，确实面临如何深化发展的问题。社会形势表
明，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的发展完善已经成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参考文献
［1］贺善侃.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形态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33.
［2］祝灵君.一致与冲突：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再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11.
［3］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
［4］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76-401.
［5］［６］章敬平.中国的自我探索［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4，２６０.
［7］孙英春.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的范式［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5.
［8］［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80-186.
［9］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报告［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76.
［责任编辑：孙文婧］
关键词：社会变革； 思想政治工作； 社会机制； 挑战
中图分类号： G６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０8）０4－００４１－０３
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是达至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重要方面。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的发展问题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从现实情况来看，巨大的社会变革对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的挑战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一、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在一些新兴组织领域运行失调
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运行需要借助一定的组织承载形式。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行政性、事业性及其它类型的单位就成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组织载体。从宏观层面看，我国整体社会的生产生活组织在改革前是大一统的计划调控，整个国家按照统一计划、集中管理、总体动员的原则被组织起来，全国形成了庞大的行政性组织。改革开放后，生产生活的组织形式转换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运作。从微观层面看，组织是社会要素的现实载体，它直接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形式和变化。改革以前，在组织（单位）与国家的关系上，组织是国家的构成“部件”，国家通过实体性的组织或单位来进行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运行。在职能和运行方面，国家是权力主体，组织（单位）是责任主体，表现为向上负责的特征，并成为国家的代理人。在社会成员对实体组织的关系上，由于社会成员在劳动报酬、生活条件、社会福利与保障等方面都以组织（单位）为唯一来源，因而形成了社会成员对国家的高度依赖［1］。改革以后，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对企业放权让利，逐步形成了类型多样、功能专门化的组织格局，单位的政治职能减弱，专业职能增强，人事管理由行政性机制转向市场机制，单位的利益也开始独立化，个人对单位的全面依附被打破。
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中国，整体社会的结构化运作和实体性组织形式的改变，使得个人与社群的联系及相互影响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组织向功能专一化转型，组织也因此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运行的惯性及其它种种原因，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并没有太大的调整。在国家的党政机构、行政性或事业性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而大量新兴组织以企业或公司的方式出现，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则要小得多。特别是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时对它们力不从心，影响力非常有限，有些企业主及其雇工甚至对思想政治工作嗤之以鼻。与此同时，包括非营利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在各类非营利组织中，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专业性人才，人民团体（工会、共青团、妇联）的桥梁功能开始部分地被非营利组织的作用所代替。然而，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机制未能充分和有效地延展到这些新兴非营利组织部门，使得执政党面临着利益表达和精英聚集功能被替代的危险。此外，社会中还出现了大量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大量存在于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的地方［２］，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真空地带，给党的执政活动带来严峻挑战。
二、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面临公民社会的合法性认同问题
在社会心理层面，开放社会中公民意识的勃兴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面临合法性问题。合法性（legitimacy）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是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问题。只有那些被一定范围的人们内心所体认的权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它与法律规范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从法律角度看是合法的东西，并不必然具有合法性，可能并不为社会公众所认同。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工作效果与人们的内心认同直接相关，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民众的合法性认同。
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公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迁。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指公民的公共参与和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大多数学者把公民社会当作国家或政府系统及市场或企业之外的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由于这个领域既不属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又不属于市场系统（第二部门），所以人们也把它们称作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3］。公民社会的逐步发展反映在社会心理方面表现为人们普遍要求过富足、多彩的生活，要求思想解放与行为自由，要求平等和民主参与，在群体与个人方面重视国家、集体、他人者减少，人的尊严和权利意识高涨，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价值追求盛行。在社会行为方式方面，公众从依赖走向独立、从被动趋向主动、从退缩趋向进取、从守旧趋向创新、从怯懦趋向敢为、从“甘当中游”趋向竞争、从求稳趋向敢冒风险、从压抑趋向表现、从自馁趋向自信、从僵化趋向灵活［４］。
在人民群众的这种社会心理和行为取向面前，说教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必然遭到冷遇，被惯常使用的行政化、管理型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也未必能够进入人民大众的心坎里。特别是面对全球化浪潮以及所谓的后WTO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的发展建设更是面临巨大压力。在东西方之间，在上一辈和下一辈之间，不同价值体系、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逻辑，使对话显得痛苦而吃力。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角度来看，近60年来，增强合法性基础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加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球化、信息化浪潮又裹挟着“民主”浪潮汹涌而至。在这种国际形势下，取得和增强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尽可能增加公民的共识和政治认同感。可喜的是，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捕捉到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民生主题对加强及改进党的建设之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公民意识”这个新语词，并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人的一贯主张”。此外，党的十七大报告还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面的那个惯用动词，由“建设”换成了“发展”［５］。在政治领域，虽然党的十七大再次声明“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但限制政府权力、保障民众权利已成政改主线。公众有序参与政府决策、政府与民众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尝试，已经进入政府工作的快车道［６］。在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而首次现身党的文件与党代会政治报告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等字眼，透露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及方法的新变化。顺应时代的要求，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增强执政的社会合法性，培养认同党的领导，关心国家、社稷、生态环境及国际事务的中国公民，这应该是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发展的方向性要求。
三、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遭遇信息社会的竞争性选择考验
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机制是与社会诸要素相关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输入到结果输出的有机联结体系。传输内容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性要素，传输方式是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重要条件。由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及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彻底改变了“电子时代”的传统文化工业及其运作方式，影响并改变了大众文化的形态特征和传播环境，文化工业和受众都变得敏锐起来，“传授”关系变得愈加复杂［7］。
一般而言，文化及价值观念等的传输包括三个方面：传输的技术媒介、传输的机构部门、传输的时空距离。传输的技术媒介是象征形式的物质基础；传输的机构部门不但构成了选择性传播渠道，而且构成了象征性形式可以在其中用于行使权力的一个构架；在传输的时空距离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输可以跨越时空，这促进了文化传输的新的可能性，也促进了跨越时空的权力使用［８］。正因为如此，信息时代的文化传输受到了各国的重视。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计算机网络化，形成了“信息网络化”。信息的网络传播方式和手机等通讯工具的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咨询获取方式，网络学习和网络交往成为时尚。文化借助于网络技术克服时空障碍而在全球迅速传播，不仅实现了文化传播手段的革命化，而且网络创造的虚拟社会也为人们的文化消费提供了一个全球化的消费空间。
网络传播方式给我国文化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据统计，目前国际互联网81%的网页是英文的，近3000个世界性大型数据库中的70％设在美国。我国网上信息内容流入和流出的比例悬殊，网上中文信息内容不到整个网上信息总量的1％。这意味着，我国大部分网上消费者，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在接触别国的文化产品，上网接受的是由英语文化意识形态为主导解释的文化产品［９］。正是基于信息社会难于设防的特征，美国互联网协会的有些专家曾提议美国政府利用互联网实施在全球传播“美国式资本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计划。可以想象，随着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更大规模的西方意识形态侵入将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不发展创新，恐怕很难有效面对即将发生的这一切。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新时期的现实状况虽然不是“优势殆尽”，但也并非如想象的那般“具有强大优势”，确实面临如何深化发展的问题。社会形势表
明，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机制的发展完善已经成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参考文献
［1］贺善侃.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形态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33.
［2］祝灵君.一致与冲突：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再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11.
［3］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
［4］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76-401.
［5］［６］章敬平.中国的自我探索［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4，２６０.
［7］孙英春.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的范式［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5.
［8］［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80-186.
［9］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报告［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76.
［责任编辑：孙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