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暮秋时节辞别你，悄然之间，寒意有些袭人的初冬已经来临。”近日，湖南平江县委书记田自力语辞华赡的辞职信流传网络，也再次将辞官现象推上舆论前台。今年以来，从浙江平阳县副县长周慧，到北京基层法官张伟，再到深圳市鹏新区党工委书记刘燕，官员辞职日益成为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
　　本来，在一个选择日益多元的时代，择枝而栖应是平常之事。只因对象是“官员”，一切才显得有些不同寻常。据媒体报道，见诸报端的辞职官员只是冰山一角，“仅国务院某部委今年上半年辞职的公务员就多达20余人”。辞职官员群体以副处级、处级官员居多，主要来自发达地区，主要去向则是商界，在媒体炒作官员“辞职浪潮”之时，一个问题催人思考：他们为什么放弃权力？
　　就像纷纷黄叶是秋天的信使，乍现辞官浪潮，同样可视为政治生态变化的前奏。田自力辞去县委书记，与平江火电项目引发群体性事件有关;刘燕告别厅级职位，则与广东扫除“裸官”风暴不无关联。其中，有急流勇退的主动选择，也有与时俱进的时代变化。十八大以来，从政治局原常委倒台彰显反腐败的决心，到不弃微末、持之以恒改作风的力度，再到四中全会宣示“不得违法行使权力”，纪律越来越严、监督越来越多、约束越来越紧，特权肆意而为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辞官现象的背后，恰恰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逐步建立。
　　在人生的转折点上，北京基层法官张伟壮志满怀，“我没有另一个青春洋溢的十年用来试水”;四川泸州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目光四射，“走出体制后，我才真正发现自己的价值”。给体制留下华丽的转身，为市场准备奋斗的汗水，折射出市场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务院连续下放数百项审批权，多数省份出台国企改革方案……“铁饭碗”的魅力在下降，市场活力水涨船高。可以说，辞官现象从两个维度展示出中央的执政思路：一手从严治党，一手深化改革。
　　曾有这样一个说法盛行网络：中国，最宏伟的建筑主要是政府大楼，因为那里存放着权力。在一个“官本位”文化绵延千年的社会，在一个政府宰制了主要资源的國度，“权力”的分量不言而喻。然而，辞官现象就像坚硬的现实被凿出了裂缝，隐喻着改变的可能性：从属性上来说，“权力”不再享有超越寻常的“尊崇”，官员将与士农工商一样，成为社会各种职业中的一种;从价值上而言，体制内的级别不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不再是年轻人向上攀爬的唯一途径。当然，这只是开始，但愿不仅仅是开始。
　　人才如水，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大河奔腾。翻开中国的改革史，人才在体制内外的跨界流动，曾经书写了激动人心的创业故事。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当年至少有10万公务员辞职下海，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冯仑、陈东升、毛振华等，他们既有体制内的人脉与资源，又有在新生市场中呼吸新鲜空气的闯劲，不仅在披荆斩棘中成就了自己的企业，也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这股下海经商潮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人称“92派”。促进人才跨界流动，就像打开了社会活力的闸门，也提出了一道改革命题：不仅要完善公务员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更要探索公务员的跨界流通机制。
　　“在得知免职获批的消息之后，我长长地发出一声，吁……” 周慧在辞职信最后，这样表达如释重负的心情。他期待着“自由的、能自我掌控的生活”。其实，在一个多元的时代，无论是在体制内辛勤耕耘，还是到市场上建功立业，每个人的选择都应该受到尊重。但只有当“官本位”不再是束缚心灵的枷锁，一切创造都能充分涌流，一切才华都有施展舞台——只有到那时，社会才能在它的大旗上写下：听从内心的召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