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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0日，距中美首脑庄园会晤几乎刚满一个月，作为中美双方最高级别的对话机制，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
此次对话是中美两国在政府换届和元首会晤后举行的第一次高层对话。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洁篪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别代表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共同主持对话。汪洋与卢共同主持经济对话，杨洁篪国务委员与克里国务卿共同主持战略对话。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此前说，此次对话的成果将具有标志性意义。
已经走过近五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曾经或者正在扮演和发挥着怎样的角色和作用？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可能达成哪些积极的共识，又将面临哪些问题的挑战？
仅次于首脑级别的对话
在2009年的第二次G20峰会上，中美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并确定首轮对话于当年夏季在华盛顿举行。
2009年，以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调整为背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从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经济议题的战略性高级别对话升格为中美战略与经济的双轨对话机制。在以往重点关注的经济议题之外，加入了同等重要的战略议题。美方首次派出主管外交的国务卿希拉里以及财长盖特纳，中方则首次派出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以及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王岐山。其中，美国国务卿与中国国务委员主持战略对话，美国财长与中国副总理主持经济对话。也就是说，之前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升格为仅次于元首和首脑级别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仅对话层级提升，而且对话领域也进一步扩展至战略议题。
首轮对话达成了诸多实质性的成果，如确认了奥巴马在当年访华的安排，继续推动了在全球性问题和地区议题上的双边合作等。
2011年的第三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尤其显示了这一对话机制升级后的价值。
此轮对话首次进入战略安全领域，中美双方首次有军方代表参与防务问题的对话，其中较为敏感和复杂的朝鲜半岛与伊朗的核问题、苏丹等问题也被纳入其中。这既是对当年中美首脑会晤达成的共识的落实，也标志着中美在安全领域的互信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
即便在双方一贯对话频繁的经济领域，第三轮对话也达成了诸多被外媒称作“里程碑式成果”的协议。在经济领域，双方签署了具有高度指导性的《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说：“中美双方迄今为止都未同第三国签订过如此全面、涵盖经济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框架。在签署这个框架后，它将规范中美经济合作的政策方向，包括处理好两国经济关系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矛盾与摩擦。”
亮点还在于能源领域，在此次对话的48项成果中，有接近三成直接涉及能源领域的合作，并触及多项新兴能源领域，标志着中美能源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务实与务虚并进
7月9日，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谱写中美跨越太平洋合作的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说，即将举行的第五轮对话首要任务就是落实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达成的共识，深化双方各领域对话与合作，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杨洁篪写道，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不同，中美之间存在分歧很正常，但双方有足够的智慧处理好分歧和摩擦。最关键的是，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确立的方向，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传统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了不少成绩，为塑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并非一般的外交协调，还包括了双方对各自国内问题的重大关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王义桅看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中美之间最高层级的对话机制，对其他近百个中美交流沟通渠道具有一定的统合和主导作用，它既务实又务虚。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开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实’的层面，即达成了诸多具体的合作协议；第二是‘虚’的层面，通过对话与沟通，有利于了解彼此的战略意图，化解双方的战略疑虑。通过虚实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间的战略战术摩擦，将矛盾管理在可控范围之内，并推动了共同利益的塑造，从而有利于维护基本关系的稳定。”
“中美关系具有特殊性，各种矛盾冲突长期存在，又非盟友关系，因此双方都需要一系列的特殊渠道展开双方高层的对话交流。虽然仅靠对话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可以使双方及时认识到彼此的重大关切，从而避免危机失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庆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中国驻美大使馆前参赞、克危克险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员郭长林曾接触和参与过前几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他与认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的部分学者的分析有所不同，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两国政府高层定期讨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涉及面广、参与部门多，有助于双方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双方在敏感问题上，不设禁区，坦诚相待有助于增强互信，维护双方共同利益，并推动进一步合作。”
对话不同于谈判
2009年，首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前景尚不明朗的背景下。中美双方从实际出发，将经济对话的主题确定为：凝聚信心，恢复经济增长，加强中美经济合作。就应对金融危机政策措施、经济可持续增长、金融体系改革、贸易投资合作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协调立场。
在发达国家主导的G8机制难以有力促进全球经济复苏，G20机制又因为成员众多而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的情况下，这一中美之间经济与政治双轨的新机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被第一时间凸显出来。 在气氛良好的首轮对话之后，中美关系遭遇“倒春寒”：美国继续扩大对台售武；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被热炒，中美贸易战也再次打响；奥巴马会见十四世达赖喇嘛等，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但是，此后的两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并没有因为受到这种冲击而停滞。
不仅如此，由于双方高层对该对话机制的重视和肯定，在随后的几轮对话中，美国甚至主动承诺放松出口管制，开展中美战略安全对话，且双方均有军方高层参与，并随后与中方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领域的全面框架协议。
中美关系冲突与合作并存的情况是一种常态。正是因为其有诸多矛盾需要管控，对话机制才能够持续地存在和发展下去。正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所言：“对话不同于谈判，不以具体成果作为评价标准。”
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召开。此次对话时值中美两国领导人换届前夕，因而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比如不再纠缠人民币汇率问题，而是转而关注可持续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等议题。
另外，在战略安全领域，虽然当年中国周边海上领土争端呈现一定紧张，但美国在此次对话中并没有主动提出相关议题，且很早就表态中立且不选边站。
这一系列的表现都说明，经过四轮跨越4年的对话，中美关系显得更加成熟和稳定。用当时一名中国外交官的话说，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如期举行，本身就说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可喜状态。
信任赤字尚难消弭
4年来，尽管在危机管控和构建互信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值得肯定。但是，一些双方在对话机制中长期予以关注乃至针锋相对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前几轮对话中，中国最关心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放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限制等问题，迄今为止美国口惠而实不至。
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美方的口径从“承诺尽快”到“将迅速承认”，从“将承认”再到该议题由于各种因素淡出第四轮对话。
“中美双方对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定位不同，美方总是倾向于要求中国在诸多领域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如期待中国调整不干涉别国内政政策、开放金融市场等以实现美方战略意图。中国出于自身内外协调和国家利益考量，不可能完全满足美方的要求。”王义桅说。
从2009年至今，中国为增强中美战略互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出了不懈努力：中国多次向欧美派出旨在促进经贸合作和贸易平衡的大规模采购团；为帮助美国解决金融危机，持续保持美国最大债主的地位；就连在较为敏感和重大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方通过一系列手段使人民币汇率基本达到均衡水平，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不断加大，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
然而，作为中美关系的利益攸关方的美国却不够“礼尚往来”，甚至做出了一些损害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行为。
从2009年中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以来，美国发起多起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从轮胎特保案到2012年针对华为、中兴等在美的中国企业相关业务的打压，从其在对台军售、涉藏等问题上的不负责任的诸多做法到近期在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上的偏颇表态乃至军事介入。更让人担忧的是，在相关问题上，中美长期难以达成有实质性的共识和解决方案，即中美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战略猜疑。
这一点在战略安全领域体现得更为突出，比如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防力量如辽宁号航空母舰、歼20战机以及航天技术，在中方看来是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必要发展，但在美方看来，则是对自身地位、地区安全乃至世界安全的威胁。同样，奥巴马政府所力推的亚太再平衡政策给中方周边安全造成了不可小觑的压力和冲击。中方反对美方在中国周边地区频繁军演和制造紧张气氛。但美方却认为重返亚太并非针对中国，宣称其本意在于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并没有给东亚地区造成所谓的安全困境。
老问题，新焦点
“虽然现阶段中美贸易关系有所缓和，地区战略安全议题凸显，但由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以及奥巴马政府始终着眼于国内经济复苏，因而经贸问题依旧是此次对话的重头戏。”李庆四强调。
“本月8号，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首轮谈判恰好在华盛顿举办。可以预见，中美也将会在与之相关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上展开交流。美国国内的量化宽松和中国国内的金融改革及产业结构调整由于事关彼此经贸利益，也会是双方关注的热点问题。”王义桅说。
除了经贸领域的老问题，网络安全问题则成为此轮对话的新焦点。
近半年来，网络安全问题无疑是中美两国关注的焦点之一。
今年3月，美国多次指责中国军方、科研机构甚至部分大学参与到针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引发中方强烈不满。6月，剧情发生戏剧性反转：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曝出“棱镜门”事件，让美方在该议题上颇为尴尬和被动。
2012年4月，中美问题专家王缉思和李侃如共同撰写文章《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分析》，其中特别指出：“在中美安全关系中，网络安全的重要性迅速凸显，这使两国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数字世界本身具有跨国界的特点，同时数字世界的一些特性使很多在安全问题上可以建立互信的正常方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在极短的时间内，网络活动加深了北京和华盛顿对彼此意图和实力的怀疑。”
中美双方高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网络工作小组首次参与对话，不管结果如何，其对话的建立和进行已经意味着中美双方已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成为双方共同关切的重大问题，并很有可能成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日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美双方在网络空间安全问题上的对话和协商，将是此次美方的重点。美方可能会从双边经济关系的角度去发挥这一话题，其可能的关注点会是指责中方利用网络，侵害美方知识产权。同时，中美两军关系也会是此次对话的重点之一。”郭长林说。
对话机制任重道远
郭长林认为，此次对话因为有了不久前习奥庄园会晤营造的良好气氛将会有新的进展。未来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继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是，作为一名曾经长期工作在一线的外交官，郭长林也认识到目前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存在一些亟需改进的地方。
“中方派出的团队实际上是战略和经济两组分开的人马，两个团队除了共同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以外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协调。由于沟通的不足，这将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和国家利益的有效维护。同时，由于人员众多也给双方筹备和接待工作造成较大压力。”
“另外，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涉及内容多，但时间只有两天，日程安排过于紧张。双方难以就关键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往往只能点到为止。不利于同时照顾到双方的关切点和利益偏好。”郭长林说。
不过，他仍认为该对话机制具有很强生命力，否则不会持续5年之久。从双边关系的大局来看，这种对话，也使中美双方更加了解对方的关切和底线所在。
此次对话是中美两国在政府换届和元首会晤后举行的第一次高层对话。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洁篪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别代表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共同主持对话。汪洋与卢共同主持经济对话，杨洁篪国务委员与克里国务卿共同主持战略对话。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此前说，此次对话的成果将具有标志性意义。
已经走过近五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曾经或者正在扮演和发挥着怎样的角色和作用？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可能达成哪些积极的共识，又将面临哪些问题的挑战？
仅次于首脑级别的对话
在2009年的第二次G20峰会上，中美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并确定首轮对话于当年夏季在华盛顿举行。
2009年，以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调整为背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从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经济议题的战略性高级别对话升格为中美战略与经济的双轨对话机制。在以往重点关注的经济议题之外，加入了同等重要的战略议题。美方首次派出主管外交的国务卿希拉里以及财长盖特纳，中方则首次派出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以及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王岐山。其中，美国国务卿与中国国务委员主持战略对话，美国财长与中国副总理主持经济对话。也就是说，之前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升格为仅次于元首和首脑级别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仅对话层级提升，而且对话领域也进一步扩展至战略议题。
首轮对话达成了诸多实质性的成果，如确认了奥巴马在当年访华的安排，继续推动了在全球性问题和地区议题上的双边合作等。
2011年的第三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尤其显示了这一对话机制升级后的价值。
此轮对话首次进入战略安全领域，中美双方首次有军方代表参与防务问题的对话，其中较为敏感和复杂的朝鲜半岛与伊朗的核问题、苏丹等问题也被纳入其中。这既是对当年中美首脑会晤达成的共识的落实，也标志着中美在安全领域的互信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
即便在双方一贯对话频繁的经济领域，第三轮对话也达成了诸多被外媒称作“里程碑式成果”的协议。在经济领域，双方签署了具有高度指导性的《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说：“中美双方迄今为止都未同第三国签订过如此全面、涵盖经济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框架。在签署这个框架后，它将规范中美经济合作的政策方向，包括处理好两国经济关系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矛盾与摩擦。”
亮点还在于能源领域，在此次对话的48项成果中，有接近三成直接涉及能源领域的合作，并触及多项新兴能源领域，标志着中美能源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务实与务虚并进
7月9日，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谱写中美跨越太平洋合作的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说，即将举行的第五轮对话首要任务就是落实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达成的共识，深化双方各领域对话与合作，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杨洁篪写道，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不同，中美之间存在分歧很正常，但双方有足够的智慧处理好分歧和摩擦。最关键的是，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确立的方向，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传统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了不少成绩，为塑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并非一般的外交协调，还包括了双方对各自国内问题的重大关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王义桅看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中美之间最高层级的对话机制，对其他近百个中美交流沟通渠道具有一定的统合和主导作用，它既务实又务虚。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开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实’的层面，即达成了诸多具体的合作协议；第二是‘虚’的层面，通过对话与沟通，有利于了解彼此的战略意图，化解双方的战略疑虑。通过虚实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间的战略战术摩擦，将矛盾管理在可控范围之内，并推动了共同利益的塑造，从而有利于维护基本关系的稳定。”
“中美关系具有特殊性，各种矛盾冲突长期存在，又非盟友关系，因此双方都需要一系列的特殊渠道展开双方高层的对话交流。虽然仅靠对话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可以使双方及时认识到彼此的重大关切，从而避免危机失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庆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中国驻美大使馆前参赞、克危克险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员郭长林曾接触和参与过前几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他与认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的部分学者的分析有所不同，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两国政府高层定期讨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涉及面广、参与部门多，有助于双方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双方在敏感问题上，不设禁区，坦诚相待有助于增强互信，维护双方共同利益，并推动进一步合作。”
对话不同于谈判
2009年，首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前景尚不明朗的背景下。中美双方从实际出发，将经济对话的主题确定为：凝聚信心，恢复经济增长，加强中美经济合作。就应对金融危机政策措施、经济可持续增长、金融体系改革、贸易投资合作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协调立场。
在发达国家主导的G8机制难以有力促进全球经济复苏，G20机制又因为成员众多而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的情况下，这一中美之间经济与政治双轨的新机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被第一时间凸显出来。 在气氛良好的首轮对话之后，中美关系遭遇“倒春寒”：美国继续扩大对台售武；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被热炒，中美贸易战也再次打响；奥巴马会见十四世达赖喇嘛等，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但是，此后的两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并没有因为受到这种冲击而停滞。
不仅如此，由于双方高层对该对话机制的重视和肯定，在随后的几轮对话中，美国甚至主动承诺放松出口管制，开展中美战略安全对话，且双方均有军方高层参与，并随后与中方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领域的全面框架协议。
中美关系冲突与合作并存的情况是一种常态。正是因为其有诸多矛盾需要管控，对话机制才能够持续地存在和发展下去。正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所言：“对话不同于谈判，不以具体成果作为评价标准。”
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召开。此次对话时值中美两国领导人换届前夕，因而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比如不再纠缠人民币汇率问题，而是转而关注可持续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等议题。
另外，在战略安全领域，虽然当年中国周边海上领土争端呈现一定紧张，但美国在此次对话中并没有主动提出相关议题，且很早就表态中立且不选边站。
这一系列的表现都说明，经过四轮跨越4年的对话，中美关系显得更加成熟和稳定。用当时一名中国外交官的话说，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如期举行，本身就说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可喜状态。
信任赤字尚难消弭
4年来，尽管在危机管控和构建互信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值得肯定。但是，一些双方在对话机制中长期予以关注乃至针锋相对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前几轮对话中，中国最关心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放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限制等问题，迄今为止美国口惠而实不至。
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美方的口径从“承诺尽快”到“将迅速承认”，从“将承认”再到该议题由于各种因素淡出第四轮对话。
“中美双方对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定位不同，美方总是倾向于要求中国在诸多领域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如期待中国调整不干涉别国内政政策、开放金融市场等以实现美方战略意图。中国出于自身内外协调和国家利益考量，不可能完全满足美方的要求。”王义桅说。
从2009年至今，中国为增强中美战略互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出了不懈努力：中国多次向欧美派出旨在促进经贸合作和贸易平衡的大规模采购团；为帮助美国解决金融危机，持续保持美国最大债主的地位；就连在较为敏感和重大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方通过一系列手段使人民币汇率基本达到均衡水平，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不断加大，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
然而，作为中美关系的利益攸关方的美国却不够“礼尚往来”，甚至做出了一些损害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行为。
从2009年中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以来，美国发起多起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从轮胎特保案到2012年针对华为、中兴等在美的中国企业相关业务的打压，从其在对台军售、涉藏等问题上的不负责任的诸多做法到近期在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上的偏颇表态乃至军事介入。更让人担忧的是，在相关问题上，中美长期难以达成有实质性的共识和解决方案，即中美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战略猜疑。
这一点在战略安全领域体现得更为突出，比如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防力量如辽宁号航空母舰、歼20战机以及航天技术，在中方看来是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必要发展，但在美方看来，则是对自身地位、地区安全乃至世界安全的威胁。同样，奥巴马政府所力推的亚太再平衡政策给中方周边安全造成了不可小觑的压力和冲击。中方反对美方在中国周边地区频繁军演和制造紧张气氛。但美方却认为重返亚太并非针对中国，宣称其本意在于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并没有给东亚地区造成所谓的安全困境。
老问题，新焦点
“虽然现阶段中美贸易关系有所缓和，地区战略安全议题凸显，但由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以及奥巴马政府始终着眼于国内经济复苏，因而经贸问题依旧是此次对话的重头戏。”李庆四强调。
“本月8号，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首轮谈判恰好在华盛顿举办。可以预见，中美也将会在与之相关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上展开交流。美国国内的量化宽松和中国国内的金融改革及产业结构调整由于事关彼此经贸利益，也会是双方关注的热点问题。”王义桅说。
除了经贸领域的老问题，网络安全问题则成为此轮对话的新焦点。
近半年来，网络安全问题无疑是中美两国关注的焦点之一。
今年3月，美国多次指责中国军方、科研机构甚至部分大学参与到针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引发中方强烈不满。6月，剧情发生戏剧性反转：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曝出“棱镜门”事件，让美方在该议题上颇为尴尬和被动。
2012年4月，中美问题专家王缉思和李侃如共同撰写文章《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分析》，其中特别指出：“在中美安全关系中，网络安全的重要性迅速凸显，这使两国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数字世界本身具有跨国界的特点，同时数字世界的一些特性使很多在安全问题上可以建立互信的正常方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在极短的时间内，网络活动加深了北京和华盛顿对彼此意图和实力的怀疑。”
中美双方高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网络工作小组首次参与对话，不管结果如何，其对话的建立和进行已经意味着中美双方已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成为双方共同关切的重大问题，并很有可能成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日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美双方在网络空间安全问题上的对话和协商，将是此次美方的重点。美方可能会从双边经济关系的角度去发挥这一话题，其可能的关注点会是指责中方利用网络，侵害美方知识产权。同时，中美两军关系也会是此次对话的重点之一。”郭长林说。
对话机制任重道远
郭长林认为，此次对话因为有了不久前习奥庄园会晤营造的良好气氛将会有新的进展。未来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继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是，作为一名曾经长期工作在一线的外交官，郭长林也认识到目前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存在一些亟需改进的地方。
“中方派出的团队实际上是战略和经济两组分开的人马，两个团队除了共同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以外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协调。由于沟通的不足，这将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和国家利益的有效维护。同时，由于人员众多也给双方筹备和接待工作造成较大压力。”
“另外，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涉及内容多，但时间只有两天，日程安排过于紧张。双方难以就关键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往往只能点到为止。不利于同时照顾到双方的关切点和利益偏好。”郭长林说。
不过，他仍认为该对话机制具有很强生命力，否则不会持续5年之久。从双边关系的大局来看，这种对话，也使中美双方更加了解对方的关切和底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