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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历史领域，还是艺术领域，太过超前的东西都是要上绞架的。
文学世界里不乏这样早到的英雄。天才有时就是怪物，世人一旦中毒，便被迫卷入他们探寻真理的智力角逐。与被誉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另外两位作家—乔治·奥威尔和扎米亚京—相比，阿·赫胥黎虽名气稍逊，却是一位天才加通才的学者。
多才多艺是天赋，也是诅咒。正如万邦国中的亥姆霍兹，因此而“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与孤独”，小说写成预言书的阿·赫胥黎，若身后有知，见到今日之世界，恐怕亦要自嘲：对于真理的过度占用，“这种罪过跟贪婪和酗酒应同样受到责备”。
阿·赫胥黎的哥哥叫朱利安·赫胥黎（他们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安德鲁·赫胥黎获得过诺贝尔医学奖），同样是生物学家和作家，民国时就翻译出版过他的著作《奇异的蚂蚁》《生命与科学》等。早年间很多出版物都没有标清是哪位赫胥黎的作品。
出身知识分子精英世家，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阿·赫胥黎，逃避不了自己的贵族血统，不可救药地沾染上精英气质。后人尽可以追慕那些个辉煌又荒唐的往昔—始建于乔治时代的贝里奥尔学院，一群人在那里高谈阔论，仿佛真理在握；听爵士或民谣，以及诵读拜伦、乔叟的滑稽情景，仿佛全世界最聪明最漂亮的人都聚集在这一间华丽的客厅。那种放浪、颓靡又严肃不堪的智力生活，是叫人中毒和上瘾的。
生活中的阿·赫胥黎是个像王尔德和萧伯纳一样的大高个子。他“屢次前往伦敦”，常年混迹于以伍尔夫为核心的“布鲁姆斯伯里圈”—一个号称“无限灵感，无限激情，无限才华”的英国知识分子小团体。他与劳伦斯、托马斯·曼相交甚笃，几乎不与美国作家来往，却与好莱坞明星打得火热。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赫胥黎在美国度过。他在好莱坞的米高梅公司，把《傲慢与偏见》改编成电影并大获成功，不时会有数千美元进账，他在英国的版税也高达每年四千英镑。然而，他本人坚称“看不出物质进步有什么必要，除非它能推动思想前进”，逐渐沉湎于印度教、神秘主义，参加灵修会、降神会，并持续嗑药到死。
英国学者默里曾经这样概括赫胥黎的哲学：“可以使世界变得好一些，但只能是在使我们自己变得好一些的前提下。”不难理解为什么赫胥黎会渐渐潜入通灵会、神秘主义与心灵哲学的迷雾，并成为一位深度的瘾君子。人类求道，无外乎两条路—向外求和向内求。赫胥黎里里外外修炼自我，意欲打破天人之际，“理解那不可理解的整个宇宙的机关”（《水滴的音乐》，花城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2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在他看来，致幻剂不仅是药品，更是权力。大概源于亲身体验，在《美丽新世界》中，他虚构出一种综合了基督教和烈酒长处的化学药物，这种药品“既能制造奴役，也能推动自由”，药瘾是关键。如今，这番噩梦，正在梦想成真的途中。减肥都可以成为宗教的今天，操控者不再“仅仅依靠谈论奇迹或用符咒暗示神秘”，他们已然可以通过制造自由的幻觉，令其臣民身心愉悦地被愚弄。
与大多数英国传统文人一样，赫胥黎也十分毒舌，他说：“一切艺术都可以沦为手淫的工具。”（《赫胥黎自由教育论》，商务印书馆二0一四年版，68页）很少见到像他那般坚硬的文字和凶狠的思想。作为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他笔下不写生活的鸡毛蒜皮，而在做工业文明的反思，用反讽的方式批判科技化、集权化的社会，那种反讽一不小心就成了预言。他时常离经叛道，是一位令人不安的预言家、睿智犀利的讽刺者、百科全书般的学者，以及整个星球的批评家。语言中利刃纷纷，他对人群偶尔发出的赞美，如果不是带有侮辱性的话，至少也是一种体谅怜悯。
赫胥黎的作品早在民国就有出版，其影响虽赶不上他的祖父老赫胥黎，但很受学者潘光旦的推崇。一九四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潘光旦翻译的《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两年后，上海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任道远翻译的《科学、自由与和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赫胥黎的代表作《美丽新世界》频繁印刷，版本多得惊人，目前尚没有权威译本的定论。与此同时，还出版了短篇集《神秘的微笑》，长篇《旋律的配合》，并再版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论》等。台湾地区翻译出版了《天才与女神》《众妙之门》等书。然而，这些仅是赫胥黎一生著作的很小一部分。像这种辛辣点戳人类社会要穴的预言家，我国的文学教科书对此人几乎绕道而行。高产的赫胥黎，还著有《铬黄》《男女滑稽圆舞》《光秃秃的树叶》《点对点》《加沙盲人》《几个夏季之后》《时间须静止》《天才与女神》《岛》等诸多小说，同时写作社科文论《猿和本质》，另有游记《跨越墨西哥湾—旅行者日记》《沿路见闻录》等。可惜这些作品鲜有翻译，知音寥寥。写出惊世禁书《劳顿的魔鬼》的赫胥黎，对此冷遇大概不会太吃惊。这部非虚构历史传奇里，他描述了一个十七世纪集体爆发歇斯底里症的法国小镇。故事中，牧师的结局是被当作魔鬼烧死。从中世纪走来，人群对于邪恶的寻找和对疯狂的沦陷从未懈怠。相较于火刑，群氓对布道者表示冷漠，已是莫大的优待。赫胥黎的《水滴的音乐》中文版出版，稍稍弥补了我们长久以来对赫胥黎的蓄意冷淡。
查尔斯·M. 赫尔墨斯曾评价说：“他清晰描绘了二十世纪人类整体精神中理性与道德的缠斗。”赫胥黎的时代，经历了从机械化的鼎盛到电子化的发端，《美丽新世界》中的人物，大量引用莎士比亚戏剧来说话，似乎是以人文主义的代表莎士比亚，来对抗工业化时代的代表“福特”。如果说赫胥黎的预言小说像望远镜，他的随笔则如高倍放大镜，从一个微小的细节开始，进而放大升华到旁观人类的指点与希腊式的哲思。
正如戴奥克利欣皇帝浴室里的一间，足以改造出一座大教堂，赫胥黎众多著作中的小小一本，就足以叫人陷入无穷无尽的忧虑深渊，迫使我们去思考所处世界的荒谬。因为“如果没有反省与思考，任邪恶恐怖的罪行降临到别人身上”，终有一天，未来会报复我们，让我们亲自温习这苦难。
如果说“一代人的冷峻良心”奥威尔向世界亮出的是手术刀，赫胥黎则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叫人毛骨悚然的微笑。
《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虚构了一个可怕世界—福特纪元六三二年的万邦国。在那里，人类像白蚁一样重建了自己的生活，那时的信仰将不是上帝，而是以汽车大王福特寓意的“福帝”。人天生被分为五个等级。人工授精生产成为主流文明，婚姻家庭是野蛮的，性是随意的。低等级的人，从胚胎阶段即开始培养他们从事底层艰苦的劳作，并依靠一种叫“索玛”的药品来保持精神愉悦。他们将一生如此，永无改变。一切以往的文明都被否定，莎士比亚的作品成了禁书。社会的箴言是“共有、统一、安定”。十七年后，赫胥黎在伊顿公学的弟子奥威尔写出了《一九八四》，该书中流行的是惩罚性的统治术，《美丽新世界》则是永不停歇的消遣—“直升机交通，电磁高尔夫球，真空震动按摩机，性激素口香糖，老年状态消失，芳香乐器，感观电影。”（Aldous Huxley，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9，p.3）在这些幸福的教唆下，逐步形成整齐划一的社会组织，系统的种姓制度，通过填鸭式说教泯灭自由意志，进而达到奴役的合法化。万邦国，一种曼妙的死亡之景。所谓和谐，就是惩罚。在赫胥黎描绘的可怕未来，自由成为幸福的最大敌人，人们将自动自发走向奴役之路。
在这些“有组织的疯狂”和“被批准的犯罪”中，赫胥黎最不肯放过的，是庸俗的文化娱乐。“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0四年版，5页）赫胥黎在《水滴的音乐》中的尖锐批判，给《娱乐至死》等书开了先河，文化快餐能让人像吸烟喝酒一样成瘾，民众一天不欣赏肥皂剧、不听大众广播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数不清的观众消极被动地沉浸在废话温水浴里。对他们不要求付出智力，也没有参与；他们只要坐着把眼睛睁开就行。”（10页）而这些只会造成一种“丧智状态”，以及道德上的低能。不但不能启发民智，反而形成一种统治。
尽管大多数历史时期，“道德家喜欢吹嘘他那一代人是自该隐以来道德最败坏的一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大概还是会感慨“从未有过比他们的趣味更糟糕的一辈人”。怀疑论者，号称“达尔文的猎犬”的阿·赫胥黎的祖父托马斯·赫胥黎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经历了“一战”“二战”的阿·赫胥黎说：“我不要舒适。我要神，我要诗，我要真实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孽。”如今知识分子多在反思老赫胥黎的口号，此话打开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潘多拉魔盒。面对着《水滴的音乐》一书，只想我们误读了爷爷，但愿能放过孙子。
然而，一个深度变态的社会，大众精神基本无能，要“向凡人呈现上帝的道路”，这样的努力是注定的失败。赫胥黎也必将迎接属于他的失败—事实上，他一直在被有条不紊地消灭着。
按他自己的说法：“将物品精心保存就必须相应地有将它们精心合宜地毁灭的办法，要不然世界就将被成堆的古物所淹没……人类会被多年不可忍受的积累所窒息。”（13—14页）面对无法容纳新书的地下书库，赫胥黎曾放话，希望一九七0年博德莱图书馆的馆员有勇气决定将馆藏“付之一炬”。也许是为了亲测他的理论，也许是为了逃避被他的忧虑所窒息，赫胥黎逝世的前两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席卷了他的家。他绝大多数的文件档案，连同劳伦斯的手稿、伍尔夫的书信、纪德的签名本以及他祖父的初版书一道化为灰烬，仿佛上帝要把他的一切都从地球上轻轻抹去。
文学世界里不乏这样早到的英雄。天才有时就是怪物，世人一旦中毒，便被迫卷入他们探寻真理的智力角逐。与被誉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另外两位作家—乔治·奥威尔和扎米亚京—相比，阿·赫胥黎虽名气稍逊，却是一位天才加通才的学者。
多才多艺是天赋，也是诅咒。正如万邦国中的亥姆霍兹，因此而“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与孤独”，小说写成预言书的阿·赫胥黎，若身后有知，见到今日之世界，恐怕亦要自嘲：对于真理的过度占用，“这种罪过跟贪婪和酗酒应同样受到责备”。
阿·赫胥黎的哥哥叫朱利安·赫胥黎（他们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安德鲁·赫胥黎获得过诺贝尔医学奖），同样是生物学家和作家，民国时就翻译出版过他的著作《奇异的蚂蚁》《生命与科学》等。早年间很多出版物都没有标清是哪位赫胥黎的作品。
出身知识分子精英世家，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阿·赫胥黎，逃避不了自己的贵族血统，不可救药地沾染上精英气质。后人尽可以追慕那些个辉煌又荒唐的往昔—始建于乔治时代的贝里奥尔学院，一群人在那里高谈阔论，仿佛真理在握；听爵士或民谣，以及诵读拜伦、乔叟的滑稽情景，仿佛全世界最聪明最漂亮的人都聚集在这一间华丽的客厅。那种放浪、颓靡又严肃不堪的智力生活，是叫人中毒和上瘾的。
生活中的阿·赫胥黎是个像王尔德和萧伯纳一样的大高个子。他“屢次前往伦敦”，常年混迹于以伍尔夫为核心的“布鲁姆斯伯里圈”—一个号称“无限灵感，无限激情，无限才华”的英国知识分子小团体。他与劳伦斯、托马斯·曼相交甚笃，几乎不与美国作家来往，却与好莱坞明星打得火热。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赫胥黎在美国度过。他在好莱坞的米高梅公司，把《傲慢与偏见》改编成电影并大获成功，不时会有数千美元进账，他在英国的版税也高达每年四千英镑。然而，他本人坚称“看不出物质进步有什么必要，除非它能推动思想前进”，逐渐沉湎于印度教、神秘主义，参加灵修会、降神会，并持续嗑药到死。
英国学者默里曾经这样概括赫胥黎的哲学：“可以使世界变得好一些，但只能是在使我们自己变得好一些的前提下。”不难理解为什么赫胥黎会渐渐潜入通灵会、神秘主义与心灵哲学的迷雾，并成为一位深度的瘾君子。人类求道，无外乎两条路—向外求和向内求。赫胥黎里里外外修炼自我，意欲打破天人之际，“理解那不可理解的整个宇宙的机关”（《水滴的音乐》，花城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2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在他看来，致幻剂不仅是药品，更是权力。大概源于亲身体验，在《美丽新世界》中，他虚构出一种综合了基督教和烈酒长处的化学药物，这种药品“既能制造奴役，也能推动自由”，药瘾是关键。如今，这番噩梦，正在梦想成真的途中。减肥都可以成为宗教的今天，操控者不再“仅仅依靠谈论奇迹或用符咒暗示神秘”，他们已然可以通过制造自由的幻觉，令其臣民身心愉悦地被愚弄。
与大多数英国传统文人一样，赫胥黎也十分毒舌，他说：“一切艺术都可以沦为手淫的工具。”（《赫胥黎自由教育论》，商务印书馆二0一四年版，68页）很少见到像他那般坚硬的文字和凶狠的思想。作为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他笔下不写生活的鸡毛蒜皮，而在做工业文明的反思，用反讽的方式批判科技化、集权化的社会，那种反讽一不小心就成了预言。他时常离经叛道，是一位令人不安的预言家、睿智犀利的讽刺者、百科全书般的学者，以及整个星球的批评家。语言中利刃纷纷，他对人群偶尔发出的赞美，如果不是带有侮辱性的话，至少也是一种体谅怜悯。
赫胥黎的作品早在民国就有出版，其影响虽赶不上他的祖父老赫胥黎，但很受学者潘光旦的推崇。一九四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潘光旦翻译的《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两年后，上海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任道远翻译的《科学、自由与和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赫胥黎的代表作《美丽新世界》频繁印刷，版本多得惊人，目前尚没有权威译本的定论。与此同时，还出版了短篇集《神秘的微笑》，长篇《旋律的配合》，并再版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论》等。台湾地区翻译出版了《天才与女神》《众妙之门》等书。然而，这些仅是赫胥黎一生著作的很小一部分。像这种辛辣点戳人类社会要穴的预言家，我国的文学教科书对此人几乎绕道而行。高产的赫胥黎，还著有《铬黄》《男女滑稽圆舞》《光秃秃的树叶》《点对点》《加沙盲人》《几个夏季之后》《时间须静止》《天才与女神》《岛》等诸多小说，同时写作社科文论《猿和本质》，另有游记《跨越墨西哥湾—旅行者日记》《沿路见闻录》等。可惜这些作品鲜有翻译，知音寥寥。写出惊世禁书《劳顿的魔鬼》的赫胥黎，对此冷遇大概不会太吃惊。这部非虚构历史传奇里，他描述了一个十七世纪集体爆发歇斯底里症的法国小镇。故事中，牧师的结局是被当作魔鬼烧死。从中世纪走来，人群对于邪恶的寻找和对疯狂的沦陷从未懈怠。相较于火刑，群氓对布道者表示冷漠，已是莫大的优待。赫胥黎的《水滴的音乐》中文版出版，稍稍弥补了我们长久以来对赫胥黎的蓄意冷淡。
查尔斯·M. 赫尔墨斯曾评价说：“他清晰描绘了二十世纪人类整体精神中理性与道德的缠斗。”赫胥黎的时代，经历了从机械化的鼎盛到电子化的发端，《美丽新世界》中的人物，大量引用莎士比亚戏剧来说话，似乎是以人文主义的代表莎士比亚，来对抗工业化时代的代表“福特”。如果说赫胥黎的预言小说像望远镜，他的随笔则如高倍放大镜，从一个微小的细节开始，进而放大升华到旁观人类的指点与希腊式的哲思。
正如戴奥克利欣皇帝浴室里的一间，足以改造出一座大教堂，赫胥黎众多著作中的小小一本，就足以叫人陷入无穷无尽的忧虑深渊，迫使我们去思考所处世界的荒谬。因为“如果没有反省与思考，任邪恶恐怖的罪行降临到别人身上”，终有一天，未来会报复我们，让我们亲自温习这苦难。
如果说“一代人的冷峻良心”奥威尔向世界亮出的是手术刀，赫胥黎则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叫人毛骨悚然的微笑。
《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虚构了一个可怕世界—福特纪元六三二年的万邦国。在那里，人类像白蚁一样重建了自己的生活，那时的信仰将不是上帝，而是以汽车大王福特寓意的“福帝”。人天生被分为五个等级。人工授精生产成为主流文明，婚姻家庭是野蛮的，性是随意的。低等级的人，从胚胎阶段即开始培养他们从事底层艰苦的劳作，并依靠一种叫“索玛”的药品来保持精神愉悦。他们将一生如此，永无改变。一切以往的文明都被否定，莎士比亚的作品成了禁书。社会的箴言是“共有、统一、安定”。十七年后，赫胥黎在伊顿公学的弟子奥威尔写出了《一九八四》，该书中流行的是惩罚性的统治术，《美丽新世界》则是永不停歇的消遣—“直升机交通，电磁高尔夫球，真空震动按摩机，性激素口香糖，老年状态消失，芳香乐器，感观电影。”（Aldous Huxley，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9，p.3）在这些幸福的教唆下，逐步形成整齐划一的社会组织，系统的种姓制度，通过填鸭式说教泯灭自由意志，进而达到奴役的合法化。万邦国，一种曼妙的死亡之景。所谓和谐，就是惩罚。在赫胥黎描绘的可怕未来，自由成为幸福的最大敌人，人们将自动自发走向奴役之路。
在这些“有组织的疯狂”和“被批准的犯罪”中，赫胥黎最不肯放过的，是庸俗的文化娱乐。“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0四年版，5页）赫胥黎在《水滴的音乐》中的尖锐批判，给《娱乐至死》等书开了先河，文化快餐能让人像吸烟喝酒一样成瘾，民众一天不欣赏肥皂剧、不听大众广播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数不清的观众消极被动地沉浸在废话温水浴里。对他们不要求付出智力，也没有参与；他们只要坐着把眼睛睁开就行。”（10页）而这些只会造成一种“丧智状态”，以及道德上的低能。不但不能启发民智，反而形成一种统治。
尽管大多数历史时期，“道德家喜欢吹嘘他那一代人是自该隐以来道德最败坏的一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大概还是会感慨“从未有过比他们的趣味更糟糕的一辈人”。怀疑论者，号称“达尔文的猎犬”的阿·赫胥黎的祖父托马斯·赫胥黎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经历了“一战”“二战”的阿·赫胥黎说：“我不要舒适。我要神，我要诗，我要真实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孽。”如今知识分子多在反思老赫胥黎的口号，此话打开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潘多拉魔盒。面对着《水滴的音乐》一书，只想我们误读了爷爷，但愿能放过孙子。
然而，一个深度变态的社会，大众精神基本无能，要“向凡人呈现上帝的道路”，这样的努力是注定的失败。赫胥黎也必将迎接属于他的失败—事实上，他一直在被有条不紊地消灭着。
按他自己的说法：“将物品精心保存就必须相应地有将它们精心合宜地毁灭的办法，要不然世界就将被成堆的古物所淹没……人类会被多年不可忍受的积累所窒息。”（13—14页）面对无法容纳新书的地下书库，赫胥黎曾放话，希望一九七0年博德莱图书馆的馆员有勇气决定将馆藏“付之一炬”。也许是为了亲测他的理论，也许是为了逃避被他的忧虑所窒息，赫胥黎逝世的前两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席卷了他的家。他绝大多数的文件档案，连同劳伦斯的手稿、伍尔夫的书信、纪德的签名本以及他祖父的初版书一道化为灰烬，仿佛上帝要把他的一切都从地球上轻轻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