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东西越是匮乏，人们就会越是想望。匮乏与想望的时间足够长，想望甚至会变成一种来自遗传系统的饥渴。《人类简史》的作者赫尔利就说，人类有“贪吃基因”，喜欢最甜、最油的食物；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仑说，长颅金发的白人喜欢草地，因为他们的先祖是游牧民族。经验也告诉我们，经济承受能力越弱的人，买肉的时候越偏向肥肉；过去数十年里，浓香型白酒一枝獨秀，也是因为酒对中国人而言太稀缺了，而浓香型“酒味”最浓。 　　這种遗传性的饥渴，让最匮乏的粮食酒，成为历史上最令人想望的酒—这一点，对青花郎的诞生至为关键。
　　智慧的先民将要找到解决之道了—用最难吃的粮食来酿酒。
　　米红粱“连猪都不吃”，与生存问题不冲突；而它生命力强，可以在穷山僻壤里茁壮成活；并且，它的硬，是因为它的支链淀粉含量高，酿造酱香美酒，偏偏非它莫属。
　　用最不好吃的粮食，酿造出最美的酒，这也是中国人的天赋。
　　第二个常识，有人才有酒，人多酒才好，解释起来就简单多了。
　　其实贾平凹已经注意到，赤水河畔生存环境恶劣，历来人烟稀少，但从清朝开始，盐业运输的兴起，为这里塑造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也为当地出产的酒通向更广阔的市场创造了交通条件。
　　万事俱备。

平静的美酒

　　作家张炜评述二郎镇时说：“航道，战争，美酒，这三样事物加在一起，就不再是寂寞边地了。”
　　这三者的确是在二郎滩上纠缠在一起的。航道与美酒的关系，就是市场、交通与物产的关系，前面已经说清楚了。
　　而他说的“战争”，指的是红军四渡赤水—这可能也是阎连科把二郎镇无处不在的酱香味形容为“一股深红的味道”的原因吧。
　　这一场战争的作用，是让郎酒扬名，而与它的形成无关。事实上，美酒之诞生与延续，恰恰因为它远离战争与政治，恰恰是得益于既连通了市场却又仍然是“寂寞边地”的环境。美酒来自粮食，粮食对古代社会，意味着安定。战乱之时，无心也无力酿酒。而二郎镇远离政治中心，也使得中国历史上频繁颁布的禁酒令难以对它进行有效约束，从而保持了美酒工艺和生产的稳定性。
　　也就是说，美酒的背景，应当是平静的。
　　女诗人傅天琳写郎酒，一开头就在思考：“要是能在大城市酿造就好了。”
　　这是一种现代浪漫主义，社会生活的剧烈变迁，让诗歌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逐步迁居到城市里去了。
　　城市意味着原料、市场、能源、科技、劳动力，以及生产和运输的效率，诗人的想法合情合理。不过，美酒酿造向来都是一种农业，生产上有强韧的地域性，生产过程也秉承着经验主义、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产量可以扩大，但产程无法缩短。
　　青花郎是平静的生命过程的结晶，正如“在大地上绣花”的中国经验主义农业。它的诞生过程被概括为“生长养藏”四步曲，每一步，都是宁静的生命和内心演化过程。
　　一年的酿造周期，至少五年的基酒储存老熟时间，以及数十年的老酒参与勾调，这会让效率至上的现代工业望而却步。现代世界是喧哗的，正如人们饮酒时的躁动与热烈，但酒的生产本身，却是平静的、缓慢的。
　　“它不是和时间比快，比的是慢。”这是作家魏微了解过郎酒的生成历程之后发出的慨叹，而她的确攫住了美酒生成过程的核心特点。
　　她是在天宝洞里发出如此叹息的。每一个造访二郎镇的名士，都会被天宝洞深深震撼。天设地造的储酒溶洞，兵马俑一般陈列的酒坛，数十上百年的时光历练，人与自然各司其职的天人合一作工，必定会直击所有初到者的心灵。因为它引导着人们回到终极问题—我们和天地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联。

　　其实，这一力量在二郎镇无处不在，人与自然之间，确立了一种独特的伦理契约，它不在纸面上可见，但却在心灵上可感。因此敏感的诗人雷平阳才会这样写二郎镇：“……爹一样的山，妈一样的河，哥一样的树，姐一样的雾，妹一样的清风，弟弟一样的石头……每一幢房子旁边，就长着姑妈一样的青草，姑姑一样的菜苗……”
　　来到这里的，还有两位大作家—莫言和余华。这两个人的共同点，就是都不懂酒，不懂酒的人面对酒反而更可爱。
　　余华说，在天宝洞，“我觉得我懂酒了”。
　　为什么懂了？因为酒与哲学关联起来了，而作家具备对哲学的敏感。
　　莫言也一样，他从天宝洞出来之后仰天一叹：“这样的好东西，当用一种庄严的心态去细细品尝，狂喝滥饮，无异于暴殄天物。”
　　这让人想起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他对《二泉映月》的评价是：这样的音乐，应该跪着听。
　　余华更有趣，想起这些年看到的一些人，嚎叫着把名贵的白酒和红酒像啤酒一样干杯，愤然说：“这些人应该去喝假酒。”
　　这会让人想起周星驰在电影《少林足球》里的一句话：“球，并不是这样踢的。”嗯，酒，并不是这样喝的。

　　应该怎样喝呢？

更美的生活

　　中国美酒是世界上最好的酒，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生活也是世界上最精致的生活。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在过去，饮用美酒、精致的生活，范围非常有限。数千年历史上，匮乏是社会基本面，生存是大多数中国人面对的根本问题。即便在汉唐盛世、康乾盛世，饥饿也依旧触目惊心，而饥饿导致的粗糙的生存方式，是多数人不可逃避的处境。
　　正因如此，那场和二郎滩紧密相关的“四渡赤水”的战争，才在历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帮助我们走向了一个新的中国。
　　新中国最大的功绩，是结束了战争，解决了饥饿问题，并且引领着十几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数量的中国人，走向富裕，走向现代化。
　　横向比较，我们仍需谦逊，但如果和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进行纵向对比，当下的时代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全面消灭饥饿，接近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这是在过去的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

这个小镇上的人们始终能保持一种单纯的赤子之心。那些酿酒的匠人们虽然没有宗教，却对自己的事业始终贯彻着一种自发的、宗教般的虔诚，他们由此越发地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就意味着，美酒具备了被全民共享的社会条件，精致的生活也可以在更大范圍内成为现实。正因如此，面对青花郎这样的美酒，我们就应该有小泽征尔那样的庄严，应该郑重地去正视莫言和余华的愤激：酒，不是这样喝的。
　　强大的消费能力召唤了对美酒的巨大需求，大市场带来的价值转换，支持了美酒的产能扩张，科技进步让美酒的勾调、包装与分发都更加高效。这意味着，今天，或者不远的将来，美酒可以抵达每一个中国人。
　　就像作家阿来面对郎酒庄园的“千忆回香谷”那71个巨罐时的有感而发：“只要挣得到酒钱，这辈子好酒是饮之不尽的。”
　　然而，怎样饮用好酒，是当下我们亟需补上的一堂课。三五赤膊汉，一瓶陈年酒，几只钢化杯，数口乃见底—这不是青花郎这样的美酒应有的归宿。
　　美酒，不是作家刘元胜所形容的“带点香味的辣水”，它隐藏着一座通向彼岸的桥梁。饮酒，是为了以物达意，借助酒的催化作用，通向我们的精神。而所谓精神，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获得的超越性体验，体验文化，体验情感，归根到底是体验美。
　　审美，是人与万物的区别，所以饮酒的终极价值，是让人感受到人本身的意义。生活可能繁琐而疲累，与动物的觅食没有根本区别，审美在其中遍寻不见，但一杯美酒，就会让我们超脱生活，超脱动物性，回到美，回到人。正如朱文颖在郎酒留下的思考：“喝酒的人，唯独不见现实中的自己。”
　　作家熊召政去过二郎镇后，发出了一个令人会心一笑的提问：“如果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是盛世，你愿意生活在哪个国度？”
　　当然，答案还是中国，因为中国美酒。“世界上没有一个酒厂可以仿制出茅台和郎酒。”
　　倘若能够以物达意，就不会辜负美酒，不会辜负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