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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者：姜红伟
受访人：李坚毅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确实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积压在社会各个层面十几年的大批青年才俊跨越了种种障碍，冲入大学校园——文化荒漠就此作古，新的篇章徐徐翻开。尽管他们身份各异，年龄差距很大，但共同的特点是：求知若渴普遍嗜书如命；热情洋溢且有一定阅历；才华汹涌莫不积蓄待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基础知识积累后，他们中的一些（主要是77级、78级）开始了话剧、小说、诗歌等各种文学创作样式的尝试，并很快有了喜人的硕果，青春热辣又新鲜感人的话剧震撼了校园内外，直面现实而不失厚重的小说引起了文坛轰动，风格多样却直击人心的诗歌朗诵会掌声如雷经久不息……这种反响的直接后果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乃至整个80年代，创作热潮风起云涌于所有的大学校园——众多学子纷纷动笔趋之若鹜。相对于话剧、小说的结构复杂、需要积淀和写作的冗长耗时，短小精悍而又灵动方便的诗歌创作便成了爱好写作的大学生们的首选，尤其是《飞天》“大学生诗苑”的持续开栏与力推层出不穷的新人，《诗刊》《星星》诗刊《青春》《萌芽》及许多省、市文学刊物不定期的“大学生诗歌专页”，掀起了热烈、广泛而又持久的大学生诗歌创作热潮，期间涌现出的大学生诗歌的数量与质量，大学生诗人的数量与质量，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都堪称空前绝后。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大学期间创作、发表、获奖及其他情况），并谈一下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答：那是一个让人血脉贲张的年代——穿越了久久的文化荒漠，一片神奇的绿洲突现眼前，短暂的晕眩、兴奋、手足无措，接着便是忘我的投入、酣畅的呼吸与疾行的快感。作为中学毕业走上社会近5年（其中插队近3年，工作2年）的我，做梦也没想到能有再上大学学习的机会，更没想到的是初试锋芒，就以忻州地区文科状元的身份步入了山西大学，成为中文系7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名学生。和所有的同学一样，必修课之外，海量的阅读之外，规定的写作练笔之外，我也尝试着写过小说、剧本、随笔和诗歌。因为爱好，因为幼时寄居外公家里被逼着熟记的那些古诗文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因为走上社会后这一爱好的始终没有放弃，我的记叙文和即兴小诗常常被授课老师评为范文推荐到班、年级和系里朗诵，并被各种墙报和油印小报选用，渐渐地在中文系乃至整个学校有了点名气。记得是在1979年吧，77级几个学兄联手78级的几个同学（包括我）筹办并印出了铅印版文学刊物《春天》，在山西大学和全国的大学校园引起了强烈反响，可惜因种种原因此刊没能持续地办下去，我发于其上的一些诗歌也因为刊物后来的遗失而难觅全貌，仅存《萌芽》《被漂染的布料》两首后来收入诗集——其中《萌芽》因1981年公开发表于《萌芽》杂志、《被漂染的布料》因1981年发表于《星星》诗刊而得以留存。印象中那些遗失的诗一如此两首，多是描写大学生涯抑或抒写入学前后的心境。
实事求是地说，大学期间我虽然写了不少诗歌且在整个山西大学小有名气，也是山西大学77、78级同学中大学期间在省内外各种刊物上发表诗歌数量最多者之一，但我远不是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诗歌的第一个，不管是在省外的《星星》《飞天·大学生诗苑》，还是省内的《汾水》（《山西文学》前身）《太原文艺》（《都市》前身）等刊物，我都是后来者。究其因，一是开始时不懂在刊物发表需要投稿，二是总觉着自己不够发表水平。直至在同学们的反复刺激下，我才奋起直追。先是77级的秦培昌在《山西群众文艺》 《汾水》等杂志发表诗歌，孙卫东在《汾水》发表小说。77级的陶文实、姚宝轩、姚剑等陆续在一些省市级刊物上发表门类繁多的各种作品引起同学们的刮目相看，接着是78级的董启荣、周同馨等在《飞天·大学生诗苑》相继发表诗作带来一片赞声，更有同级同班的高雪在《星星》诗刊以一组“寄给妈妈的花束”博得整个校园的喝彩。我和这些同学们朝夕相处、彼此熟稔，都曾是校刊《春天》的参与者和撰稿者。他们的良好示范效应极大地鞭策了我，我自此开始了疯狂的写作与投稿，大约在1980年秋冬期间，痴迷于写、改、投的周而复始，不能自拔。不管是读书、上课中，还是吃饭、睡觉时，一有灵感，马上记在一个个小纸片上，然后是沉思、酝酿、进入状态，一挥而就。那是一段近乎疯狂的追梦岁月，一边背一些古诗文背许多中外名家的名作，枕边和衣服口袋里装着好不容易搞来的油印纸刊《今天》上星星点点的北岛、食指等人的几首小诗，一边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自己酿造的诗意境界里——我差不多天天都有新诗出手，每周都要外寄若干（当时邮寄稿件是免费的，不需要邮票），轰炸式地投给我所知道的省内外刊物。不久即有小获：1981年3月份，我同时在《汾水》（组诗《钢厂拾零》）《星星》诗刊（《被漂染的布料》外一首）和《太原文艺》（《轧钢机旁》两首）发表了“处女作”，随后又陆续在《飞天·大学生诗苑》《青春》《萌芽》《工人文艺》《山西青年》《山西日报》《太原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作，截至大学毕业（1982年7月），我在全国各级各类报刊上小计发表诗歌40余首、文章10余篇，就数量和影响而言，在当时的山西大学是数一数二的，我由此被山西省作家协会吸纳为会员。
不少同学和老师惊讶于我的状态，称我为青年诗人，觉得我才华出众、颇具天赋，很有发展前途。但我清楚，我更多地靠的是远超别人的上进心、勤奋与热情——我走着坐着躺着都在想着念着记着，时时刻刻都在做一个生活的观察者思考者，做一个专心致志的有心人，尝试以最好的状态直面生活反映生活。事实上，一个人自身的勤奋与努力程度，确实左右着他的生活和事业状态——水在不同温度下的三种状态，同样适用于人，只不过决定水的状态的是客观温度，决定人的状态的是自己心灵的温度。假若一个人对生活和事业的温度是零度以下。那么他的生活和事业的状态就会是冰，他的整个人生世界也就不过他双脚站的那么大；假若一个人对生活和事业抱着平常的心态，那么他就是一种常态下的水，随高就低，只要奔流不停，就能流进大河大海，但他永远离不开大地；假若一个人对生活和事业是一百度的炽热，那么他就会成为水蒸气，成为云朵，他将飞起来，那时他不仅拥有大地，还能拥有天空，他的世界可以和宇宙一样大。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特别赞赏法国诗人比埃尔·勒韦尔迪的一句名言：“诗人是巨人，但他可以毫不费力地穿过针眼；诗人是侏儒，但他却可以填满整个宇宙。”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您参与创办过诗歌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答：大学期间参与创办过综合性文学刊物《春天》。记忆中在我上大学期间山西大学没有创办过专门的诗歌刊物或报纸，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经常在一起探讨小说和诗歌，互相提一些修改意见，但更多的时间是在单打独斗，自己埋头创作，然后投稿，没有成立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我个人在校期间也没有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潞潞（1982年入山西大学中文系干部进修班）和李杜（山西大学中文系81级学生）等人创立了“北国诗社”并以此社为主创办了诗歌刊物《北国》，我作为已经毕业的校友，也应邀参与过一些活动，比如改稿会、诗歌研讨会、诗歌讲座，也和时在北大读书的骆一禾等人进行过诗歌方面的探讨和交流。印象中当时的潞潞（年长我1岁）已是全国颇有名气的诗人，工作多年，加之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整个诗歌社团搞得有声有色，参与者日多，其中十几个骨干如徐建宏、温建生（笔名长风当歌）、杨新中（笔名羊之玉）、温学军（笔名玄武）等，至今仍是山西乃至全国诗界、散文界颇有名气的诗人、作家。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在我的印象中，我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王小妮、徐敬亚、王家新、潞潞等，他们当时发表在《诗刊》《人民文学》《星星》诗刊和《飞天·大学生诗苑》等刊物上的一些诗歌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总的感觉是他们发表诗歌的刊物级别高，发表的诗歌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稳定，被普遍叫好。具体诗歌的名字，其他人的记不清了，但潞潞1980年代初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城市与勇敢的野牛之血》 （组诗）、发表在《青春》的《肩的雕塑》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一方面由于潞潞被公认为不仅是50后诗人中中国最出色的、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这几首诗歌个性分明，被公认为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彼此关注与熟悉。他发表这些诗歌时，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城市，却近在咫尺（太原与榆次相距不足20公里，他在《晋中文艺》作诗歌编辑），当时我们之间虽无交集，却因为诗歌而神交已久，在1982年他以干训班学员的身份进入山西大学后，我们开始交往并常常聚会，延续至今，成为因诗而结的挚友。
问：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答：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本身就是朦胧诗运动的一个分支，是在朦胧诗运动影响之下规模浩大的一场大学校园的诗歌运动。可以这么说，大学生诗人们由于其年龄上的差异（年龄相差最大者在十五六岁之多），导致阅历和思想的差异，职业、成分复杂，诗歌内容不一，诗歌风格杂驳。但多数大学生诗歌，不论其思想轨迹还是创作技巧，都受到朦胧诗的强烈影响并学习和借鉴了朦胧诗。区别仅仅在于，一是区域有别带来内容和风格的差异——大学生诗歌集中在大学校园，以大学生活和曾有的生活经历为主，多了些生活气息，显得青春、清秀、向上，少了些反思与深度；二是大学生诗歌在技巧上除了借鉴朦胧诗的写作技巧之外，还或多或少地沾了些学院气——大学生的诗作不仅学习朦胧诗，像朦胧诗那样吸收了境外诗歌的营养，而且借鉴和学习了中国古诗和1930年代新诗的营养，风格显得杂驳而不够精纯；三是当时的朦胧诗运动冲力十足方兴未艾，大学生诗歌运动缺乏明显的诗歌主张以及对于诗歌的革命性突破，实在只能算是朦胧诗运动的延续、充实与拓展。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生逢其时，身不由己。那时候，所有爱好文学的大学生都在写，写小说写剧本写诗词写评论写讲演稿写各种文字的作品，每天都在写，有的同学很少发表作品或基本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依然笔耕不辍，那种氛围让人如痴如醉不敢稍有懈怠，想起来至今依然激动不已，很难用简单的“得失”二字小结。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诸种文字尝试之后，首先成批量地发表了诗歌，就不由自主地倾心于斯，并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一生坚持不懈，“有好终须累此生”，为之披星戴月，为之食不甘味，为之披肝沥胆。这样说来，我失去的仅仅是时间，而得到的是生活的鲜活、灵魂的充实、生命价值的提升，换句话说，我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当你每发表一次诗歌，周围一片赞扬的声音和无数羡慕的目光，当一次作品朗诵会上别人朗诵你的诗歌并激起一串掌声，当你的某一首励志小诗被你的男女崇拜者争相传抄，你走过一个地方不时会有“原来是他”的窃声指点，那种感觉真是美妙极了。即使今天回忆起来，心底依然能泛起一丝甜蜜。
问：大学毕业后，您选择的职业和诗歌有关吗？您还在坚持创作诗歌吗？
答：1982年秋季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山西省交通厅、团省委从事办公室科员或秘书工作，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这些都是让人羡慕的职业，因为那时一般的单位多少年没有分配过大学生，知识人才匮乏，对我们这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都非常重视。我在省交通厅的一个直属单位做了不足一年的办公室科员兼团总支书记，就被选拔抽调到团省委办公室，一边写材料一边做秘书。但我没有在这个岗位上流连太久，在家人的担心、同学和朋友不解的目光中，于1984年10月毅然决然地请求调入了团省委的下属单位——山西青少年报刊社的《山西青年》杂志，改行做起了记者、编辑， 且一干就是终生，无怨无悔。而我调入青年杂志的主要原因就是想圆一个记者梦，再续创作之路。短暂的业务入门之后，从1985年开始，我一边做记者，奔波于大江南北和全省各地，采写各类人物、事件，撰写报告文学或长篇通讯；一边做编辑，编发社会来稿——报告文学、科普文字和诗歌，忙、累并快乐着。业余时间也抽空读诗写诗，1990年代初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生命的变奏》，选辑了1981年至1989年发表的70余首诗歌（从已发表的200余首诗作中选出）。 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末我作为编辑、主办者在《山西青年》杂志上发起并组织的“展望杯全国青年短诗大赛”和稍后的“全国青年散文大赛”。二者历时各一年，每期用两个页码，发出8至10人的短诗或4至6人的散文，参加者有五六万人之多，初选、复选，又让全国著名诗人、诗评家雷抒雁、谢冕、周涛、叶文福、舒婷等9名特邀评委从匿名的300余首短诗文中票选一二三等奖，接着是颁奖盛会和专场朗诵会，两个活动结束后又分别结集出版。既强化了全国青年爱好者的诗歌和散文创作氛围，扩大了诗歌、散文的影响，又发掘培养了一批青年爱好者，在全国影响甚大。《山西青年》杂志当时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发行百万份左右的大刊，一声呼喊，应者云集，双选双赢，诗歌幸甚，个人幸甚。
问：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答：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可谓是应时而生、顺势而长、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上世纪80年代，时值改革开放之初，各种思潮涌动，青年得风气之先，大学生是青年之精英，多少年的生活阅历与思想脉动之契合，汹涌澎湃，需要一个合适的喷口——诗歌。其本质是个体生命的晶体、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的喷口、灵魂的寄宿地，同时，诗歌作为诸文艺品种中的轻骑兵、作为最适合青年人抒发感慨与感情的一种文艺形式，适时地承载了这个功能。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时代的需要，又是思想之光折射的果实。就新诗本身而言，大学生诗歌的青春、清新、生活化与蓬勃向上的气息，继承与发展了朦胧诗的一些先锋性，同时弥补甚至校正了朦胧诗的一些不足之处，对新时期诗歌的创新、普及与发展，起到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问：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如前所述，我在上大学前，曾工作了数年，加上大学毕业后的开始两年，在农村、工厂、机关、大学先后近十年，1984年调入山西青少年报刊社至今，做过七年的编辑、记者，做过十年《山西青年》杂志主编，其间该杂志曾获全国十佳期刊、百佳报刊六次，做过六年《山西青年报》总编，其间该报纸曾是全国青年报刊界和山西报业界走市场报纸类的佼佼者，屡获好评……现在我已退居二线，任山西晋商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
30多年来，除去做杂志主编和总编期间杂事缠手有所懈怠，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坚持写作诗歌，前后也写了千余首并在各种报刊发表了500余首。继诗集《生命的变奏》之后，1990年代末期我出版了诗集《走来走去》，2006年又出版了个人的第三本诗集《李坚毅诗歌精选》，还有一本诗集正在整理、编辑中。如今我虽已年近花甲，但写作（尤其是写诗）让我年轻，让我保持对生活足够的热情，我会笔耕不辍，“有好终须累此生”，“不去想能否大成，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姜红伟，1966年生，黑龙江海伦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倡导者，曾创办《中学生校园诗报》。系中国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历史研究者，八十年代民间诗歌、校园诗歌报刊收藏者。
李坚毅，笔名简易，1957年生于山西代县，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散文学会理事，山西省作协会员，山西省晋商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1981年起，陆续在《诗刊》 《星星》《绿风》 《诗选刊》 《报告文学》等刊物发表诗歌数百首，散文、报告文学等百万余字，有诗文集三部面市。各种文字曾获各种奖项十余次，有各类作品数十次被选入全国性合集及年度选本。
受访人：李坚毅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确实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积压在社会各个层面十几年的大批青年才俊跨越了种种障碍，冲入大学校园——文化荒漠就此作古，新的篇章徐徐翻开。尽管他们身份各异，年龄差距很大，但共同的特点是：求知若渴普遍嗜书如命；热情洋溢且有一定阅历；才华汹涌莫不积蓄待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基础知识积累后，他们中的一些（主要是77级、78级）开始了话剧、小说、诗歌等各种文学创作样式的尝试，并很快有了喜人的硕果，青春热辣又新鲜感人的话剧震撼了校园内外，直面现实而不失厚重的小说引起了文坛轰动，风格多样却直击人心的诗歌朗诵会掌声如雷经久不息……这种反响的直接后果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乃至整个80年代，创作热潮风起云涌于所有的大学校园——众多学子纷纷动笔趋之若鹜。相对于话剧、小说的结构复杂、需要积淀和写作的冗长耗时，短小精悍而又灵动方便的诗歌创作便成了爱好写作的大学生们的首选，尤其是《飞天》“大学生诗苑”的持续开栏与力推层出不穷的新人，《诗刊》《星星》诗刊《青春》《萌芽》及许多省、市文学刊物不定期的“大学生诗歌专页”，掀起了热烈、广泛而又持久的大学生诗歌创作热潮，期间涌现出的大学生诗歌的数量与质量，大学生诗人的数量与质量，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都堪称空前绝后。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大学期间创作、发表、获奖及其他情况），并谈一下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答：那是一个让人血脉贲张的年代——穿越了久久的文化荒漠，一片神奇的绿洲突现眼前，短暂的晕眩、兴奋、手足无措，接着便是忘我的投入、酣畅的呼吸与疾行的快感。作为中学毕业走上社会近5年（其中插队近3年，工作2年）的我，做梦也没想到能有再上大学学习的机会，更没想到的是初试锋芒，就以忻州地区文科状元的身份步入了山西大学，成为中文系7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名学生。和所有的同学一样，必修课之外，海量的阅读之外，规定的写作练笔之外，我也尝试着写过小说、剧本、随笔和诗歌。因为爱好，因为幼时寄居外公家里被逼着熟记的那些古诗文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因为走上社会后这一爱好的始终没有放弃，我的记叙文和即兴小诗常常被授课老师评为范文推荐到班、年级和系里朗诵，并被各种墙报和油印小报选用，渐渐地在中文系乃至整个学校有了点名气。记得是在1979年吧，77级几个学兄联手78级的几个同学（包括我）筹办并印出了铅印版文学刊物《春天》，在山西大学和全国的大学校园引起了强烈反响，可惜因种种原因此刊没能持续地办下去，我发于其上的一些诗歌也因为刊物后来的遗失而难觅全貌，仅存《萌芽》《被漂染的布料》两首后来收入诗集——其中《萌芽》因1981年公开发表于《萌芽》杂志、《被漂染的布料》因1981年发表于《星星》诗刊而得以留存。印象中那些遗失的诗一如此两首，多是描写大学生涯抑或抒写入学前后的心境。
实事求是地说，大学期间我虽然写了不少诗歌且在整个山西大学小有名气，也是山西大学77、78级同学中大学期间在省内外各种刊物上发表诗歌数量最多者之一，但我远不是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诗歌的第一个，不管是在省外的《星星》《飞天·大学生诗苑》，还是省内的《汾水》（《山西文学》前身）《太原文艺》（《都市》前身）等刊物，我都是后来者。究其因，一是开始时不懂在刊物发表需要投稿，二是总觉着自己不够发表水平。直至在同学们的反复刺激下，我才奋起直追。先是77级的秦培昌在《山西群众文艺》 《汾水》等杂志发表诗歌，孙卫东在《汾水》发表小说。77级的陶文实、姚宝轩、姚剑等陆续在一些省市级刊物上发表门类繁多的各种作品引起同学们的刮目相看，接着是78级的董启荣、周同馨等在《飞天·大学生诗苑》相继发表诗作带来一片赞声，更有同级同班的高雪在《星星》诗刊以一组“寄给妈妈的花束”博得整个校园的喝彩。我和这些同学们朝夕相处、彼此熟稔，都曾是校刊《春天》的参与者和撰稿者。他们的良好示范效应极大地鞭策了我，我自此开始了疯狂的写作与投稿，大约在1980年秋冬期间，痴迷于写、改、投的周而复始，不能自拔。不管是读书、上课中，还是吃饭、睡觉时，一有灵感，马上记在一个个小纸片上，然后是沉思、酝酿、进入状态，一挥而就。那是一段近乎疯狂的追梦岁月，一边背一些古诗文背许多中外名家的名作，枕边和衣服口袋里装着好不容易搞来的油印纸刊《今天》上星星点点的北岛、食指等人的几首小诗，一边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自己酿造的诗意境界里——我差不多天天都有新诗出手，每周都要外寄若干（当时邮寄稿件是免费的，不需要邮票），轰炸式地投给我所知道的省内外刊物。不久即有小获：1981年3月份，我同时在《汾水》（组诗《钢厂拾零》）《星星》诗刊（《被漂染的布料》外一首）和《太原文艺》（《轧钢机旁》两首）发表了“处女作”，随后又陆续在《飞天·大学生诗苑》《青春》《萌芽》《工人文艺》《山西青年》《山西日报》《太原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作，截至大学毕业（1982年7月），我在全国各级各类报刊上小计发表诗歌40余首、文章10余篇，就数量和影响而言，在当时的山西大学是数一数二的，我由此被山西省作家协会吸纳为会员。
不少同学和老师惊讶于我的状态，称我为青年诗人，觉得我才华出众、颇具天赋，很有发展前途。但我清楚，我更多地靠的是远超别人的上进心、勤奋与热情——我走着坐着躺着都在想着念着记着，时时刻刻都在做一个生活的观察者思考者，做一个专心致志的有心人，尝试以最好的状态直面生活反映生活。事实上，一个人自身的勤奋与努力程度，确实左右着他的生活和事业状态——水在不同温度下的三种状态，同样适用于人，只不过决定水的状态的是客观温度，决定人的状态的是自己心灵的温度。假若一个人对生活和事业的温度是零度以下。那么他的生活和事业的状态就会是冰，他的整个人生世界也就不过他双脚站的那么大；假若一个人对生活和事业抱着平常的心态，那么他就是一种常态下的水，随高就低，只要奔流不停，就能流进大河大海，但他永远离不开大地；假若一个人对生活和事业是一百度的炽热，那么他就会成为水蒸气，成为云朵，他将飞起来，那时他不仅拥有大地，还能拥有天空，他的世界可以和宇宙一样大。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特别赞赏法国诗人比埃尔·勒韦尔迪的一句名言：“诗人是巨人，但他可以毫不费力地穿过针眼；诗人是侏儒，但他却可以填满整个宇宙。”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您参与创办过诗歌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答：大学期间参与创办过综合性文学刊物《春天》。记忆中在我上大学期间山西大学没有创办过专门的诗歌刊物或报纸，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经常在一起探讨小说和诗歌，互相提一些修改意见，但更多的时间是在单打独斗，自己埋头创作，然后投稿，没有成立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我个人在校期间也没有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潞潞（1982年入山西大学中文系干部进修班）和李杜（山西大学中文系81级学生）等人创立了“北国诗社”并以此社为主创办了诗歌刊物《北国》，我作为已经毕业的校友，也应邀参与过一些活动，比如改稿会、诗歌研讨会、诗歌讲座，也和时在北大读书的骆一禾等人进行过诗歌方面的探讨和交流。印象中当时的潞潞（年长我1岁）已是全国颇有名气的诗人，工作多年，加之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整个诗歌社团搞得有声有色，参与者日多，其中十几个骨干如徐建宏、温建生（笔名长风当歌）、杨新中（笔名羊之玉）、温学军（笔名玄武）等，至今仍是山西乃至全国诗界、散文界颇有名气的诗人、作家。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在我的印象中，我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王小妮、徐敬亚、王家新、潞潞等，他们当时发表在《诗刊》《人民文学》《星星》诗刊和《飞天·大学生诗苑》等刊物上的一些诗歌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总的感觉是他们发表诗歌的刊物级别高，发表的诗歌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稳定，被普遍叫好。具体诗歌的名字，其他人的记不清了，但潞潞1980年代初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城市与勇敢的野牛之血》 （组诗）、发表在《青春》的《肩的雕塑》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一方面由于潞潞被公认为不仅是50后诗人中中国最出色的、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这几首诗歌个性分明，被公认为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彼此关注与熟悉。他发表这些诗歌时，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城市，却近在咫尺（太原与榆次相距不足20公里，他在《晋中文艺》作诗歌编辑），当时我们之间虽无交集，却因为诗歌而神交已久，在1982年他以干训班学员的身份进入山西大学后，我们开始交往并常常聚会，延续至今，成为因诗而结的挚友。
问：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答：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本身就是朦胧诗运动的一个分支，是在朦胧诗运动影响之下规模浩大的一场大学校园的诗歌运动。可以这么说，大学生诗人们由于其年龄上的差异（年龄相差最大者在十五六岁之多），导致阅历和思想的差异，职业、成分复杂，诗歌内容不一，诗歌风格杂驳。但多数大学生诗歌，不论其思想轨迹还是创作技巧，都受到朦胧诗的强烈影响并学习和借鉴了朦胧诗。区别仅仅在于，一是区域有别带来内容和风格的差异——大学生诗歌集中在大学校园，以大学生活和曾有的生活经历为主，多了些生活气息，显得青春、清秀、向上，少了些反思与深度；二是大学生诗歌在技巧上除了借鉴朦胧诗的写作技巧之外，还或多或少地沾了些学院气——大学生的诗作不仅学习朦胧诗，像朦胧诗那样吸收了境外诗歌的营养，而且借鉴和学习了中国古诗和1930年代新诗的营养，风格显得杂驳而不够精纯；三是当时的朦胧诗运动冲力十足方兴未艾，大学生诗歌运动缺乏明显的诗歌主张以及对于诗歌的革命性突破，实在只能算是朦胧诗运动的延续、充实与拓展。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生逢其时，身不由己。那时候，所有爱好文学的大学生都在写，写小说写剧本写诗词写评论写讲演稿写各种文字的作品，每天都在写，有的同学很少发表作品或基本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依然笔耕不辍，那种氛围让人如痴如醉不敢稍有懈怠，想起来至今依然激动不已，很难用简单的“得失”二字小结。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诸种文字尝试之后，首先成批量地发表了诗歌，就不由自主地倾心于斯，并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一生坚持不懈，“有好终须累此生”，为之披星戴月，为之食不甘味，为之披肝沥胆。这样说来，我失去的仅仅是时间，而得到的是生活的鲜活、灵魂的充实、生命价值的提升，换句话说，我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当你每发表一次诗歌，周围一片赞扬的声音和无数羡慕的目光，当一次作品朗诵会上别人朗诵你的诗歌并激起一串掌声，当你的某一首励志小诗被你的男女崇拜者争相传抄，你走过一个地方不时会有“原来是他”的窃声指点，那种感觉真是美妙极了。即使今天回忆起来，心底依然能泛起一丝甜蜜。
问：大学毕业后，您选择的职业和诗歌有关吗？您还在坚持创作诗歌吗？
答：1982年秋季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山西省交通厅、团省委从事办公室科员或秘书工作，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这些都是让人羡慕的职业，因为那时一般的单位多少年没有分配过大学生，知识人才匮乏，对我们这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都非常重视。我在省交通厅的一个直属单位做了不足一年的办公室科员兼团总支书记，就被选拔抽调到团省委办公室，一边写材料一边做秘书。但我没有在这个岗位上流连太久，在家人的担心、同学和朋友不解的目光中，于1984年10月毅然决然地请求调入了团省委的下属单位——山西青少年报刊社的《山西青年》杂志，改行做起了记者、编辑， 且一干就是终生，无怨无悔。而我调入青年杂志的主要原因就是想圆一个记者梦，再续创作之路。短暂的业务入门之后，从1985年开始，我一边做记者，奔波于大江南北和全省各地，采写各类人物、事件，撰写报告文学或长篇通讯；一边做编辑，编发社会来稿——报告文学、科普文字和诗歌，忙、累并快乐着。业余时间也抽空读诗写诗，1990年代初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生命的变奏》，选辑了1981年至1989年发表的70余首诗歌（从已发表的200余首诗作中选出）。 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末我作为编辑、主办者在《山西青年》杂志上发起并组织的“展望杯全国青年短诗大赛”和稍后的“全国青年散文大赛”。二者历时各一年，每期用两个页码，发出8至10人的短诗或4至6人的散文，参加者有五六万人之多，初选、复选，又让全国著名诗人、诗评家雷抒雁、谢冕、周涛、叶文福、舒婷等9名特邀评委从匿名的300余首短诗文中票选一二三等奖，接着是颁奖盛会和专场朗诵会，两个活动结束后又分别结集出版。既强化了全国青年爱好者的诗歌和散文创作氛围，扩大了诗歌、散文的影响，又发掘培养了一批青年爱好者，在全国影响甚大。《山西青年》杂志当时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发行百万份左右的大刊，一声呼喊，应者云集，双选双赢，诗歌幸甚，个人幸甚。
问：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答：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可谓是应时而生、顺势而长、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上世纪80年代，时值改革开放之初，各种思潮涌动，青年得风气之先，大学生是青年之精英，多少年的生活阅历与思想脉动之契合，汹涌澎湃，需要一个合适的喷口——诗歌。其本质是个体生命的晶体、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的喷口、灵魂的寄宿地，同时，诗歌作为诸文艺品种中的轻骑兵、作为最适合青年人抒发感慨与感情的一种文艺形式，适时地承载了这个功能。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时代的需要，又是思想之光折射的果实。就新诗本身而言，大学生诗歌的青春、清新、生活化与蓬勃向上的气息，继承与发展了朦胧诗的一些先锋性，同时弥补甚至校正了朦胧诗的一些不足之处，对新时期诗歌的创新、普及与发展，起到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问：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如前所述，我在上大学前，曾工作了数年，加上大学毕业后的开始两年，在农村、工厂、机关、大学先后近十年，1984年调入山西青少年报刊社至今，做过七年的编辑、记者，做过十年《山西青年》杂志主编，其间该杂志曾获全国十佳期刊、百佳报刊六次，做过六年《山西青年报》总编，其间该报纸曾是全国青年报刊界和山西报业界走市场报纸类的佼佼者，屡获好评……现在我已退居二线，任山西晋商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
30多年来，除去做杂志主编和总编期间杂事缠手有所懈怠，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坚持写作诗歌，前后也写了千余首并在各种报刊发表了500余首。继诗集《生命的变奏》之后，1990年代末期我出版了诗集《走来走去》，2006年又出版了个人的第三本诗集《李坚毅诗歌精选》，还有一本诗集正在整理、编辑中。如今我虽已年近花甲，但写作（尤其是写诗）让我年轻，让我保持对生活足够的热情，我会笔耕不辍，“有好终须累此生”，“不去想能否大成，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姜红伟，1966年生，黑龙江海伦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倡导者，曾创办《中学生校园诗报》。系中国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历史研究者，八十年代民间诗歌、校园诗歌报刊收藏者。
李坚毅，笔名简易，1957年生于山西代县，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散文学会理事，山西省作协会员，山西省晋商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1981年起，陆续在《诗刊》 《星星》《绿风》 《诗选刊》 《报告文学》等刊物发表诗歌数百首，散文、报告文学等百万余字，有诗文集三部面市。各种文字曾获各种奖项十余次，有各类作品数十次被选入全国性合集及年度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