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6年，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长达14年之久，官居正处，享受着相当今天11万多元人民币的年薪待遇。这段历史，成了论敌陈西滢等人攻击他的一个“污点”，也为后来研究者们所避讳。
　　辛亥革命成功，作为青年才俊的鲁迅热血沸腾，对新生民国政权寄托了无限希望。所以，当朋友许寿棠向教育总长蔡元培力荐他时，便欣然受命，到教育部做了一名佥事，日后南北议和，又随中央政府迁至北京，一干就是14年。
　　上任后，鲁迅热情澎湃，卓有成效完成了很多重大任务，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和能力。他曾经受命设计过国徽，领导和参与过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的建设，亲自参与了汉字注音字母的确定、通过工作，还负责起草大量公文、文件，几乎天天做“做官课程表”。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考核他，应该是个称职合格的公务员。
　　鲁迅虽然干得很出色，但是他的仕途却不畅达。1915年，时任教育部长的汤化龙，出面改组了“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指定鲁迅担任小说股主任，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而鲁迅却不予合作，甚至強硬抗阻，成了领导眼里的“刺头分子”，很快就被免去了小说股主任之职；1916年，他又与一些同事好友联名上书，公然反对“祭孔读经”，从而变成了领导心中的“另类分子”。在长达14年的官场生涯中，眼看好多下属和同事都纷纷升官了，而他却一直呆在佥事位置上原地踏步。再后来，为了发泄对北洋政府对外卖国求荣，对内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痛恨，开始大量写作抨击专制统治和黑暗政治的杂文。1925年，因为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等著名篇章，鲁迅成了“反动分子”，被打入当局的“黑名单”，不得不四处避难，仕途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幸遇好友林语堂诚邀他去厦门大学任教，开始了他的自由斗士生涯。（摘自《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