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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酒场往往成为官员历练的重要场所，酒场应对能否自如，成为这些官员是否老练的重要标志。
“现在总算有双休日了”，王伟昆3年前考上公务员，现在中部某省会城市下辖郊县乡镇担任党政办副主任。
去年这时，正是他和同事最忙碌的时候。“天天接待好几场，连轴转，周末也回不了家”。但是，今年春节前却成了他所在的乡镇最空闲的时候。
年终评比项目归并了，县直部门不来检查了，接待少了，自然吃喝任务轻了。王伟昆坦言，“还真有点不习惯”。
这些变化，都是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在基层落地后带来的传导效应。从2012年12月4日至今的50天时间里，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个文件的38天里程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千头万绪，落点都在乡镇。作为中国政权的神经末梢，乡镇也是考量中央此番八项规定、六项禁令政策落地最好的视角。
对乡镇来说，“忙年”是多年延续下来的老传统。每年12月到春节前这段时间，乡镇一级常常忙得人仰马翻，乡镇接待也如流水宴，一席又一席。
王伟昆回忆，“去年最忙的一次，有一天来了三个部门年终检查，会议室都不够用了，有一批人还被带到乡政府老办公楼，临时打扫出一间。到了晚上，乡镇食堂搞接待，7个包间全部满员，还拼了桌才坐得下”。
王伟昆将乡镇接待对象归纳为三类：
一是调研考察的。上级领导到乡镇调研往往遇到层层加码的问题，比如一个市级领导到一个乡镇考察，县、乡镇的主要领导都会陪同，加上相关工作人员，动辄二三十个人。
二是检查督办的。乡镇就是个“针鼻子”，县级所有部门在乡镇都有对接点。一到年关，巡视组、检查团、督导组林林总总、轮番上阵，不堪重负。
三是业务交流的。“在我看来，有些所谓的考察、交流其实就是个幌子。但是，来了都是客，不能不接待，我们搞接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很无奈”，王伟昆说。
2013年元月，王伟昆所在县的年终考核开始“变脸”，规定非经县委、县政府同意，各部门不允许下乡考核。
“以往各个主管的部门都要到乡镇去考核，今年改成集中统一考核，各个乡镇把年终的材料统一报到县里面，县里再分成不同的组集中考核。”王伟昆介绍。
其他乡镇的情况如何？
1月22日，《决策》记者走访了处于两省交界的另一个乡镇。乡镇党委书记王民听说记者来意，拿出了县纪委转发省纪委关于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一个文件。
“省纪委签发日期是12月31日，县纪委签发日期是1月10号，我收到是1月11号”，王民说。
12月4日到1月11日，38天时间。在信息通达的今天，乡镇所感受到的变化，已经在文件正式抵达前悄然发生。
王民提及的一个变化，是不久前接待一位对口联系乡镇的市委常委。“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作陪，县委书记、一位常委，还有我自己。”
如果换作以往，乡镇一级接待市领导，动静会大很多，阵容也会大很多。“中午非常简单的工作餐，5个人4道菜，一个高档菜都没给点。”王民说。
一直不喜烟酒的王民，在县直部门工作过20多年，在同事眼中，他是个典型的学者型官员。“这次八项规定、六项禁令背后的意义非常深远。基层干部是真心欢迎，关键还是要持续下去。”
谈及作风之变，王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效益不容忽视。一是接待精简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往公务接待，一顿饭至少两三千，现在几百元就可以了，这是实打实的节俭”。
二是提高了行政效能。“以往上级部门到乡镇指导工作，本来一个小时就办完事了，但是乡镇一挽留，喝茶打牌等开席，往往就要耽误很长时间”。
三是隐形的社会效益。“乡镇干部是离老百姓最近的公务员群体，精简接待，多务实少应酬，这种转变老百姓是看得最真切的”，王民说。
“吃饭”成了敏感词
如果从县乡往上，省市一级，又有何新变化？
2月27日中午，一位省直单位的处长，参加一项评审会刚刚结束。主办方见他拎包欲走，连忙挽留，“现在，吃饭太敏感了”，这位处长毫不犹豫离开了。
最近一段时间，政府单位负责搞接待的同志都感叹，即使到了“饭点”，客也很难留住。
当下政治语境中，“吃饭”两个字意味复杂，一时成了敏感词。《决策》记者尝试邀约省直机关几位相熟的朋友出来小坐，大家几乎异口同声，“有事说事，吃饭免谈”。
吃的革命，集中体现在地方“两会”上，各地不约而同，纷纷践行节俭风，从“排场两会”到“素颜两会”，就餐环节更是从桌餐改自助，减少菜品种类，不上酒水。
而各地简化接待，也多从管住“口”做起。贵州出台规定，省委常委、副省长和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到乡（镇）、村调研用餐必须一律自带干粮、方便面等，不给基层添负担。河南也明确规定省委常委、副省长杜绝无实质性任务、照顾性出访；工作用餐原则上安排自助餐，一律不超过4个品种菜肴，一律不上酒。
春节前夕，也正是往年各省会城市高档餐饮的淘金旺季，现在却门庭冷落、鞍马稀少。
以杭州为例，一位饭店销售部工作人员说，团拜会从一两个月之前就开始预定了，但这半个月以来，政府机关的团拜会开始陆续取消，只剩下一些企业仍然有预定，有的酒店因此营业额比去年同期跌了六七成。
不仅仅是杭州，各省会城市主打公务接待的高档酒店，在今年春节前普遍遭遇寒流。《决策》记者通过多渠道获知，各省直单位的年终联谊活动纷纷取消，春节长假前的单位聚餐老惯例，也已骤停。
“弱爆了，弱爆了”，一位客户经理埋怨，临近“盛放”季节，大客户们突然全线撤退，一些酒店面对政府退单潮，都在谋划转型。“下阶段，我们会更多地抓企业市场，推出更多适合企业消费需要的产品。”这位经理说。 2月29日傍晚5点多钟，《决策》记者尝试在合肥两家知名酒店电话订餐，当晚12人以上大包厢，均可订到。换做以往，只有提前2天电话预约才可以。
可见，餐饮业“公务饭局”在节前的萧瑟，并非传闻。
一位业内人士称，“有些酒店，把赌注压在跟政府的关系上，养了一大群的客户经理去攻大客户，甚至触角延伸到市县一级”，公关政府大客户，一直是某知名酒店的营销策略，押宝在公务接待的酒店，势必是这场寒流中最大的输家。
但是，那些客源结构合理，面向大众餐饮的中档酒店，仍然车马喧闹。一位连锁餐饮企业老总提及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就非常具有典型性。这家企业在省会某繁华地段新开了一家酒店，原本希望能够挤进政府的公务接待定点，但是未能得偿所愿。
“我不擅长搞关系，这也是我的企业一直坚持中档定位、大众路线的根本原因。现在看来，我是因祸得福了”。
餐饮链条上的高端白酒市场，也因此收到了冲击。曾经风光的高端白酒市场影响尤甚。江苏苏酒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张学谦介绍，相关规定对市场的影响不断“发酵”，白酒业首当其冲，影响很大。江苏多个县相继公布了地方版“禁酒令”，预计节后公务消费比往年会大幅缩减，高端白酒也随之进入“寒冬”。
最怕一阵风
“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天天有应酬。这几年真的是吃坏了身体，喝坏了胃”。某省直机关处长何晟怀坦言，每到年终，下面一些单位的邀请就接二连三，“推托的话会说我失礼、不给面子。有时也真的是无奈。”
何晟怀深有感触地说，“白天围着轮子转，晚上围着桌子转”的机关干部，对此番六项禁令都是打心底里欢迎的，“这是很好的开端，最怕的就是一阵风”。
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出台50余天时间，产生了实质性的传递效应，上行下效所形成的氛围，更多的是靠一种遵守规定的默契。
“以往每到年底，各级纪委都会出台相关禁令，但是执行的都不是太好。今年与往年最大的不同，还是上面先做出了样子”，一位接受《决策》记者采访的乡镇党政办主任说。
诚然，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文化中，揣摩上意、投其所好，上行而下效之，更多的靠一种默契，而非制度性的约束。因此，这种默契，随时会因为环境因子变化而失效。
最近，被卷入舆论漩涡的郑州凤凰台警务区民警团拜聚餐，扣押暗访记者事件，成为八项规定出台以来，最不和谐的一个音符。更有媒体报道，年底公款吃喝转入地下进行，单位内部餐厅和驻京办，成为公款接待新的庇护地。
由此可见，上行下效，只能起到旗帜鲜明的倡导风气之效，真正的作风转变，还需要制度性约束。
而制度性约束尤须对症下药，因此，首先需要明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此前多年禁令，总是管不了一张“饭桌”？公务接待奢靡风为何久禁不绝？
专家指出，公务接待的奢侈浪费之风流行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在行政配置中，权力过于集中，下级部门为了获取支援和利益，不惜超越政策底线，以美酒珍肴取悦于领导；二是因为某些部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透明度低，缺少监管；三是政府预算约束软化，为一些部门的铺张浪费打开方便之门。
简言之，如果真要刹住公款吃喝风气，需要的是治源头、抓过程、限权力。
一位餐饮企业老总从他的视角，也给出了独到见解，“现在中央的政策没问题，但媒体导向有问题。六项禁令的本意是严禁公款浪费奢靡，吃喝只是浮在表面的事。严抓公款浪费奢靡的根子是政府预算公开、政府支出公开，而不是到饭店酒楼去抓拍”。
此言不虚，酒店抓拍，只是一种借助媒体监督实现管理的一种反馈控制，而在抓源头的前馈控制，抓中间的过程控制都有着力点，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试想，如果预算公开做得好，公务接待经费真正能够经得起晒，经得起挑刺，经得起质询，那样才会有一种内生的倒逼机制，政府才能捂紧钱袋子，吃喝上才会精打细算”。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学者分析说。
也有人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对“六项禁令”能否长时效的令行禁止，表达出担忧之情。改变官场风气不是一日之功，官场中人也有人认同，“酒场就是战场，酒风就是作风，酒量就是胆量，酒瓶就是水平”。
一直以来，“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酒场往往成为官员历练的重要场所，酒场应对能否自如，成为这些官员是否老练的重要标志。
“官场酒文化的颠覆，需要的是文火慢炖，慢慢疏导，疾风暴雨、运动式的治理往往起不到很好的功效，早几年，多地推出禁酒令，现在看来，执行效果也很难衡量”。一位专家分析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禁令”如山，能否行之将远，确需更多制度保障。
（应受访对象要求，本文提及姓名均为化名）
【声音】
“每年年底，我们办公室的事情最多，举办各项活动、年终考评，随便一件事少不了办公室的参与。团拜宴请是领导最重视的工作之一，发请帖、联系场地、组织大家表演节目，搞得人人压力都很大。真的开吃了，大家光顾着敬酒、说话，往往每桌最后都会剩下很多菜，实在是浪费。索性取消了，大家安心工作，更实在。”
——小张 办公室秘书
“上级或是兄弟单位来人，吃饭时一定要在桌陪同，这早已是不成文的规矩。从心底里讲，我非常排斥各类形式主义的饭局。但是，这种话很难说出口。”
——陈宏 某经济强镇副镇长
“现在还没有下猛药，还是潜移默化的。过去中办每年年底都会下相关的文件，纪委还有很多不准的文件。其实关键还是要看怎么做，关键在于执行。”
——王民 某镇党委书记
“现在总算有双休日了”，王伟昆3年前考上公务员，现在中部某省会城市下辖郊县乡镇担任党政办副主任。
去年这时，正是他和同事最忙碌的时候。“天天接待好几场，连轴转，周末也回不了家”。但是，今年春节前却成了他所在的乡镇最空闲的时候。
年终评比项目归并了，县直部门不来检查了，接待少了，自然吃喝任务轻了。王伟昆坦言，“还真有点不习惯”。
这些变化，都是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在基层落地后带来的传导效应。从2012年12月4日至今的50天时间里，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个文件的38天里程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千头万绪，落点都在乡镇。作为中国政权的神经末梢，乡镇也是考量中央此番八项规定、六项禁令政策落地最好的视角。
对乡镇来说，“忙年”是多年延续下来的老传统。每年12月到春节前这段时间，乡镇一级常常忙得人仰马翻，乡镇接待也如流水宴，一席又一席。
王伟昆回忆，“去年最忙的一次，有一天来了三个部门年终检查，会议室都不够用了，有一批人还被带到乡政府老办公楼，临时打扫出一间。到了晚上，乡镇食堂搞接待，7个包间全部满员，还拼了桌才坐得下”。
王伟昆将乡镇接待对象归纳为三类：
一是调研考察的。上级领导到乡镇调研往往遇到层层加码的问题，比如一个市级领导到一个乡镇考察，县、乡镇的主要领导都会陪同，加上相关工作人员，动辄二三十个人。
二是检查督办的。乡镇就是个“针鼻子”，县级所有部门在乡镇都有对接点。一到年关，巡视组、检查团、督导组林林总总、轮番上阵，不堪重负。
三是业务交流的。“在我看来，有些所谓的考察、交流其实就是个幌子。但是，来了都是客，不能不接待，我们搞接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很无奈”，王伟昆说。
2013年元月，王伟昆所在县的年终考核开始“变脸”，规定非经县委、县政府同意，各部门不允许下乡考核。
“以往各个主管的部门都要到乡镇去考核，今年改成集中统一考核，各个乡镇把年终的材料统一报到县里面，县里再分成不同的组集中考核。”王伟昆介绍。
其他乡镇的情况如何？
1月22日，《决策》记者走访了处于两省交界的另一个乡镇。乡镇党委书记王民听说记者来意，拿出了县纪委转发省纪委关于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一个文件。
“省纪委签发日期是12月31日，县纪委签发日期是1月10号，我收到是1月11号”，王民说。
12月4日到1月11日，38天时间。在信息通达的今天，乡镇所感受到的变化，已经在文件正式抵达前悄然发生。
王民提及的一个变化，是不久前接待一位对口联系乡镇的市委常委。“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作陪，县委书记、一位常委，还有我自己。”
如果换作以往，乡镇一级接待市领导，动静会大很多，阵容也会大很多。“中午非常简单的工作餐，5个人4道菜，一个高档菜都没给点。”王民说。
一直不喜烟酒的王民，在县直部门工作过20多年，在同事眼中，他是个典型的学者型官员。“这次八项规定、六项禁令背后的意义非常深远。基层干部是真心欢迎，关键还是要持续下去。”
谈及作风之变，王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效益不容忽视。一是接待精简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往公务接待，一顿饭至少两三千，现在几百元就可以了，这是实打实的节俭”。
二是提高了行政效能。“以往上级部门到乡镇指导工作，本来一个小时就办完事了，但是乡镇一挽留，喝茶打牌等开席，往往就要耽误很长时间”。
三是隐形的社会效益。“乡镇干部是离老百姓最近的公务员群体，精简接待，多务实少应酬，这种转变老百姓是看得最真切的”，王民说。
“吃饭”成了敏感词
如果从县乡往上，省市一级，又有何新变化？
2月27日中午，一位省直单位的处长，参加一项评审会刚刚结束。主办方见他拎包欲走，连忙挽留，“现在，吃饭太敏感了”，这位处长毫不犹豫离开了。
最近一段时间，政府单位负责搞接待的同志都感叹，即使到了“饭点”，客也很难留住。
当下政治语境中，“吃饭”两个字意味复杂，一时成了敏感词。《决策》记者尝试邀约省直机关几位相熟的朋友出来小坐，大家几乎异口同声，“有事说事，吃饭免谈”。
吃的革命，集中体现在地方“两会”上，各地不约而同，纷纷践行节俭风，从“排场两会”到“素颜两会”，就餐环节更是从桌餐改自助，减少菜品种类，不上酒水。
而各地简化接待，也多从管住“口”做起。贵州出台规定，省委常委、副省长和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到乡（镇）、村调研用餐必须一律自带干粮、方便面等，不给基层添负担。河南也明确规定省委常委、副省长杜绝无实质性任务、照顾性出访；工作用餐原则上安排自助餐，一律不超过4个品种菜肴，一律不上酒。
春节前夕，也正是往年各省会城市高档餐饮的淘金旺季，现在却门庭冷落、鞍马稀少。
以杭州为例，一位饭店销售部工作人员说，团拜会从一两个月之前就开始预定了，但这半个月以来，政府机关的团拜会开始陆续取消，只剩下一些企业仍然有预定，有的酒店因此营业额比去年同期跌了六七成。
不仅仅是杭州，各省会城市主打公务接待的高档酒店，在今年春节前普遍遭遇寒流。《决策》记者通过多渠道获知，各省直单位的年终联谊活动纷纷取消，春节长假前的单位聚餐老惯例，也已骤停。
“弱爆了，弱爆了”，一位客户经理埋怨，临近“盛放”季节，大客户们突然全线撤退，一些酒店面对政府退单潮，都在谋划转型。“下阶段，我们会更多地抓企业市场，推出更多适合企业消费需要的产品。”这位经理说。 2月29日傍晚5点多钟，《决策》记者尝试在合肥两家知名酒店电话订餐，当晚12人以上大包厢，均可订到。换做以往，只有提前2天电话预约才可以。
可见，餐饮业“公务饭局”在节前的萧瑟，并非传闻。
一位业内人士称，“有些酒店，把赌注压在跟政府的关系上，养了一大群的客户经理去攻大客户，甚至触角延伸到市县一级”，公关政府大客户，一直是某知名酒店的营销策略，押宝在公务接待的酒店，势必是这场寒流中最大的输家。
但是，那些客源结构合理，面向大众餐饮的中档酒店，仍然车马喧闹。一位连锁餐饮企业老总提及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就非常具有典型性。这家企业在省会某繁华地段新开了一家酒店，原本希望能够挤进政府的公务接待定点，但是未能得偿所愿。
“我不擅长搞关系，这也是我的企业一直坚持中档定位、大众路线的根本原因。现在看来，我是因祸得福了”。
餐饮链条上的高端白酒市场，也因此收到了冲击。曾经风光的高端白酒市场影响尤甚。江苏苏酒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张学谦介绍，相关规定对市场的影响不断“发酵”，白酒业首当其冲，影响很大。江苏多个县相继公布了地方版“禁酒令”，预计节后公务消费比往年会大幅缩减，高端白酒也随之进入“寒冬”。
最怕一阵风
“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天天有应酬。这几年真的是吃坏了身体，喝坏了胃”。某省直机关处长何晟怀坦言，每到年终，下面一些单位的邀请就接二连三，“推托的话会说我失礼、不给面子。有时也真的是无奈。”
何晟怀深有感触地说，“白天围着轮子转，晚上围着桌子转”的机关干部，对此番六项禁令都是打心底里欢迎的，“这是很好的开端，最怕的就是一阵风”。
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出台50余天时间，产生了实质性的传递效应，上行下效所形成的氛围，更多的是靠一种遵守规定的默契。
“以往每到年底，各级纪委都会出台相关禁令，但是执行的都不是太好。今年与往年最大的不同，还是上面先做出了样子”，一位接受《决策》记者采访的乡镇党政办主任说。
诚然，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文化中，揣摩上意、投其所好，上行而下效之，更多的靠一种默契，而非制度性的约束。因此，这种默契，随时会因为环境因子变化而失效。
最近，被卷入舆论漩涡的郑州凤凰台警务区民警团拜聚餐，扣押暗访记者事件，成为八项规定出台以来，最不和谐的一个音符。更有媒体报道，年底公款吃喝转入地下进行，单位内部餐厅和驻京办，成为公款接待新的庇护地。
由此可见，上行下效，只能起到旗帜鲜明的倡导风气之效，真正的作风转变，还需要制度性约束。
而制度性约束尤须对症下药，因此，首先需要明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此前多年禁令，总是管不了一张“饭桌”？公务接待奢靡风为何久禁不绝？
专家指出，公务接待的奢侈浪费之风流行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在行政配置中，权力过于集中，下级部门为了获取支援和利益，不惜超越政策底线，以美酒珍肴取悦于领导；二是因为某些部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透明度低，缺少监管；三是政府预算约束软化，为一些部门的铺张浪费打开方便之门。
简言之，如果真要刹住公款吃喝风气，需要的是治源头、抓过程、限权力。
一位餐饮企业老总从他的视角，也给出了独到见解，“现在中央的政策没问题，但媒体导向有问题。六项禁令的本意是严禁公款浪费奢靡，吃喝只是浮在表面的事。严抓公款浪费奢靡的根子是政府预算公开、政府支出公开，而不是到饭店酒楼去抓拍”。
此言不虚，酒店抓拍，只是一种借助媒体监督实现管理的一种反馈控制，而在抓源头的前馈控制，抓中间的过程控制都有着力点，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试想，如果预算公开做得好，公务接待经费真正能够经得起晒，经得起挑刺，经得起质询，那样才会有一种内生的倒逼机制，政府才能捂紧钱袋子，吃喝上才会精打细算”。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学者分析说。
也有人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对“六项禁令”能否长时效的令行禁止，表达出担忧之情。改变官场风气不是一日之功，官场中人也有人认同，“酒场就是战场，酒风就是作风，酒量就是胆量，酒瓶就是水平”。
一直以来，“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酒场往往成为官员历练的重要场所，酒场应对能否自如，成为这些官员是否老练的重要标志。
“官场酒文化的颠覆，需要的是文火慢炖，慢慢疏导，疾风暴雨、运动式的治理往往起不到很好的功效，早几年，多地推出禁酒令，现在看来，执行效果也很难衡量”。一位专家分析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禁令”如山，能否行之将远，确需更多制度保障。
（应受访对象要求，本文提及姓名均为化名）
【声音】
“每年年底，我们办公室的事情最多，举办各项活动、年终考评，随便一件事少不了办公室的参与。团拜宴请是领导最重视的工作之一，发请帖、联系场地、组织大家表演节目，搞得人人压力都很大。真的开吃了，大家光顾着敬酒、说话，往往每桌最后都会剩下很多菜，实在是浪费。索性取消了，大家安心工作，更实在。”
——小张 办公室秘书
“上级或是兄弟单位来人，吃饭时一定要在桌陪同，这早已是不成文的规矩。从心底里讲，我非常排斥各类形式主义的饭局。但是，这种话很难说出口。”
——陈宏 某经济强镇副镇长
“现在还没有下猛药，还是潜移默化的。过去中办每年年底都会下相关的文件，纪委还有很多不准的文件。其实关键还是要看怎么做，关键在于执行。”
——王民 某镇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