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公公是发现电子自旋的物理学权威，她的前夫被人称作“RNA之父”;她破解了肥皂泡的“极小曲面”问题，由此开发的全局分析方法，已成为每一位几何学家和分析师的工具;她从四维分析了杨振宁的“超诺奖级贡献”杨-米尔斯方程，为量子场论中被广泛用来描述粒子与力之间基本相互作用的技术提供了严格的数学证明……
　　2019年3月19日，77岁的凯伦·凯斯库拉·乌伦贝克（Karen Keskulla Uhlenbeck）荣获有“数学界诺奖”之称的阿贝尔奖。在她之前，仅有玛丽安·米尔札哈尼（Maryam Mirzakhani）获得过2014年菲尔兹奖。国际三大数学奖（菲尔兹奖、沃尔夫奖、阿贝尔奖）历史上，除她们之外，140名获奖者都是男性。
　　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丘成桐为她写了推荐信。“我很敬佩她，与性别无关。”丘成桐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凯伦早在三十多岁时发表的主要论文就足以获得菲尔兹奖，“但早年因为她是女性的原因，很多男性数学家不相信女人可以做出这么好的研究，所以没有很重视她的发现。”
　　由于菲尔兹奖只颁发给40岁以下的学者，“等到后来社会对女性的认识开始改观时，她已经过了可以获菲尔兹奖的年纪。”丘成桐说。事实上，凯伦对规范场理论的研究，直接启发了英国数学家唐纳森（Simon Donaldson）有關测量理论和四维拓扑的工作，帮助他获得了1986年菲尔兹奖。
　　凯伦曾回忆，38岁以前她在数学界一直比较孤立，早期获取教职的过程也不顺利。70年代初，当她的丈夫奥尔克·乌伦贝克（Olke Uhlenbeck）博士毕业拿到斯坦福和普林斯顿的offer时，她却因“反裙带规则”被拒之门外。
　　“我宁愿他们诚实一些，告诉我他们不接受我的原因是我是女人。”凯伦回忆。夫妇俩选择了愿意为她提供助理教授职位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但人们把她视作教师的妻子，而非专业人士。后来他们分了手，凯伦前往芝加哥分校，在那里她遇到许多女同事，收获了更多力量。
　　“成为一个数学家需要什么呢？我的经验是，关键是对理论的迷恋和对其结构的操作。它不需要你很聪明，但需要你拥有对于一个伟大游戏的热忱。”凯伦后来说。

　　“女性学不了数学，因为从生物学角度上来说她们比男性更喜欢社交，所以这种需要单独进行、与孤独为伴的工作会让女性无法适应。”时至今日，这种社会性别标签仍然存在，而凯伦打破了它们。少女时代起她便喜欢独处，梦想成为研究者，不然就当个护林员;原本就读物理专业的她，在大一的优等生课程中，被“数学的结构、优雅和美丽”打动，由此转向。

　　她的博士研究生哈斯金斯（Mark Haskins）将她归作那类“拥有天生直觉的数学家”，当学生问她问题时，有时第一反应会以为她听错了、回答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直到几周后才意识到是自己没问对问题。
　　“我喜欢做别人认为我不应该做的事，这是一种合法的反叛。”凯伦曾写道。1990年，她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发表演讲，而上一次有女性数学家登台亮相，已经是58年前——抽象代数奠基人艾米·诺特（Emmy Noether）。凯伦十分看重这次活动的意义。3年后，她参与创建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女性与数学”计划，希望招收和促进更多女性参与数学研究。
　　从曾经希望远离人群的孤僻女孩，到拥抱学术共同体的温情教师，再到“数学和科学界实现更大性别多样性的坚定倡导者”，凯伦不断用自身经历激励着后来者，但现在她更想告诉学生的却是，她也是个普通人，“不完美的人也能成功。”
　　“我在探寻数学的道路上获得了极大的快乐。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朋友，并与一些有创造力、有趣的人一起工作。”12年前接受美国数学学会Leroy P. Steele 奖时，凯伦这样回顾几十年数学生涯，“我从无趣、无助和自我沉迷之中被救赎了。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