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安石与苏东坡是一对“政敌”，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贬谪过苏东坡，也出于道义责任援救过苏东坡。苏东坡从生命的谷底黄州屹立成伟大文学家后，到南京拜访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伟人相会，飘逸潇洒，友谊超迈，人品风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节点。
宋神宗登基，四十八岁的王安石才等来机会
通过在基层充分历练和积累后，王安石三十六岁从地方回到朝廷，担任掌管全国财政和漕运的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纲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称“万言书”。王安石吸取范仲淹以“吏治改革”为切入口的教训，换成以“经济改革”为切入口。
此时北宋立国已近百年，国势陷入“积贫积弱”困局。宋仁宗在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就已看到改革的迫切性。然而，等到王安石提出政治改革纲领时，与“庆历新政”失败已经相去十七年，宋仁宗已是老迈年高，心灰意冷，当年追随范仲淹的韩琦和富弼，此时虽然都是宰相，但也早已失去了改革的锐气：他们这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对王安石的政治改革纲领采取了“留中不发”的冷处理。
王安石只有等待机会。直到二十岁的宋神宗登基，四十八岁的王安石才等来机会。宋神宗还在颍邸的时候，就已经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粉丝。宋神宗继位后马上就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并以“越次入对”的殊礼，邀请王安石到汴京共商国是，最后以“师臣”礼遇入阁拜相，推出了震古铄今的“王安石变法”。
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满肚子不合时宜”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中国的发展将提前进入快车道。他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和“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经济思想，已经接近现代经济学原理，然而，历史的悲剧在于，当时几乎所有上层士大夫都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变法派领袖王安石与反对派领袖司马光都是意志坚定、毫不妥协的政治家，仅从《答司马谏议书》我们也可以看到，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如何地针锋相对。
林语堂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用苏东坡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的话来说，他是“满肚子不合时宜”。钱穆先生就指出过这一点：苏东坡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语言却才华横溢，非常富有感染力。
宋神宗的改革决心都几为苏轼的笔头所动摇。然而，此时王安石仍能忍耐苏轼。支持改革的御史谢景温曾风闻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国家专营商品，按照人治社会的潜规则，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对派急先锋也在政治情理中，司马光也对王安石搞过几次“政治小动作”，然而在查无实据之后，王安石却没有动苏轼一根汗毛。直到苏轼做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独断朝纲，越过了政治争论，属于离间君臣的“政治阴招”了，王安石才下决心把这面反变法旗帜罢出朝廷。
王安石归隐钟山，不计前嫌挺身而出救苏轼
到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前后八年两度为相，他以其政治家的智慧和毅力，挺立在朝廷惊涛骇浪的风口浪尖，顽强推行自己富国强兵的宏伟改革，直到耗尽最后一滴心血，才急流勇退，归隐钟山。
就在王安石辞相归隐的第四年，也就是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这位永远的政治反对派又在《湖州谢上表》中给自己找来政治麻烦。苏轼在自己的诗文中对朝廷政治一直不断评论。他在杭州当通判时，后来被李约瑟誉为中国最伟大科学家的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就曾在“与轼论旧”中抄走许多苏轼诗文，回朝后又把他认为有“政治问题”的诗文笺注呈报宋神宗。
这次在《湖州谢上表》中，苏轼又习惯性地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里的“新进”和“生事”两词是有明确政治背景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曾给王安石写过三封信，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又把朝廷提拔的年轻变法官员称为“新进”。此时苏轼已继欧阳修成为文坛领袖，他的《湖州谢上表》按惯例在朝廷邸报上发表后，那些正在朝廷上“生事”的“新进”们顿时成为天下士大夫的笑柄。
于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变法派“新进”官员轮番上表弹劾苏轼，给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政治帽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苏轼从湖州抓进御史台监狱。因汉代御史台官署内曾遍植柏树，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所以后人便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此案也因之被称为“乌台诗案”。李定等“新进”还鼓动和挟持时任宰相王珪，全力以赴地想置苏轼于死地。
在整个“乌台诗案”过程中，苏轼所属反对派政治大佬司马光等人都鸦雀无声。据史料记载，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苏轼，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却都是苏轼的政敌：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苏轼虽然恃才自傲，但操守严明，光明磊落，是个君子。“岂有盛世杀才士乎？”据史料和宋人笔记记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于是，宋神宗按照政治形势和惯例，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相逢一笑泯恩仇
“黄州四年”后，苏东坡来到江宁。王安石穿一身与钟山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则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
这一对原来的“政敌”旋即超越政治藩篱，还原成潇洒飘逸、风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们民族的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就这样体现在两位优秀才子身上。
王安石和苏东坡在钟山游山玩水、谈诗论佛将近一月。
他们都出入自如，进退美丽，其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体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辉煌高度——两位伟人在钟山相处的日子，应该说代表了西哲海德格尔所向往的那种“诗意的栖居”。
（摘自《中国青年报》）
宋神宗登基，四十八岁的王安石才等来机会
通过在基层充分历练和积累后，王安石三十六岁从地方回到朝廷，担任掌管全国财政和漕运的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纲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称“万言书”。王安石吸取范仲淹以“吏治改革”为切入口的教训，换成以“经济改革”为切入口。
此时北宋立国已近百年，国势陷入“积贫积弱”困局。宋仁宗在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就已看到改革的迫切性。然而，等到王安石提出政治改革纲领时，与“庆历新政”失败已经相去十七年，宋仁宗已是老迈年高，心灰意冷，当年追随范仲淹的韩琦和富弼，此时虽然都是宰相，但也早已失去了改革的锐气：他们这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对王安石的政治改革纲领采取了“留中不发”的冷处理。
王安石只有等待机会。直到二十岁的宋神宗登基，四十八岁的王安石才等来机会。宋神宗还在颍邸的时候，就已经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粉丝。宋神宗继位后马上就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并以“越次入对”的殊礼，邀请王安石到汴京共商国是，最后以“师臣”礼遇入阁拜相，推出了震古铄今的“王安石变法”。
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满肚子不合时宜”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中国的发展将提前进入快车道。他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和“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经济思想，已经接近现代经济学原理，然而，历史的悲剧在于，当时几乎所有上层士大夫都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变法派领袖王安石与反对派领袖司马光都是意志坚定、毫不妥协的政治家，仅从《答司马谏议书》我们也可以看到，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如何地针锋相对。
林语堂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用苏东坡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的话来说，他是“满肚子不合时宜”。钱穆先生就指出过这一点：苏东坡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语言却才华横溢，非常富有感染力。
宋神宗的改革决心都几为苏轼的笔头所动摇。然而，此时王安石仍能忍耐苏轼。支持改革的御史谢景温曾风闻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国家专营商品，按照人治社会的潜规则，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对派急先锋也在政治情理中，司马光也对王安石搞过几次“政治小动作”，然而在查无实据之后，王安石却没有动苏轼一根汗毛。直到苏轼做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独断朝纲，越过了政治争论，属于离间君臣的“政治阴招”了，王安石才下决心把这面反变法旗帜罢出朝廷。
王安石归隐钟山，不计前嫌挺身而出救苏轼
到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前后八年两度为相，他以其政治家的智慧和毅力，挺立在朝廷惊涛骇浪的风口浪尖，顽强推行自己富国强兵的宏伟改革，直到耗尽最后一滴心血，才急流勇退，归隐钟山。
就在王安石辞相归隐的第四年，也就是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这位永远的政治反对派又在《湖州谢上表》中给自己找来政治麻烦。苏轼在自己的诗文中对朝廷政治一直不断评论。他在杭州当通判时，后来被李约瑟誉为中国最伟大科学家的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就曾在“与轼论旧”中抄走许多苏轼诗文，回朝后又把他认为有“政治问题”的诗文笺注呈报宋神宗。
这次在《湖州谢上表》中，苏轼又习惯性地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里的“新进”和“生事”两词是有明确政治背景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曾给王安石写过三封信，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又把朝廷提拔的年轻变法官员称为“新进”。此时苏轼已继欧阳修成为文坛领袖，他的《湖州谢上表》按惯例在朝廷邸报上发表后，那些正在朝廷上“生事”的“新进”们顿时成为天下士大夫的笑柄。
于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变法派“新进”官员轮番上表弹劾苏轼，给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政治帽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苏轼从湖州抓进御史台监狱。因汉代御史台官署内曾遍植柏树，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所以后人便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此案也因之被称为“乌台诗案”。李定等“新进”还鼓动和挟持时任宰相王珪，全力以赴地想置苏轼于死地。
在整个“乌台诗案”过程中，苏轼所属反对派政治大佬司马光等人都鸦雀无声。据史料记载，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苏轼，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却都是苏轼的政敌：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苏轼虽然恃才自傲，但操守严明，光明磊落，是个君子。“岂有盛世杀才士乎？”据史料和宋人笔记记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于是，宋神宗按照政治形势和惯例，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相逢一笑泯恩仇
“黄州四年”后，苏东坡来到江宁。王安石穿一身与钟山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则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
这一对原来的“政敌”旋即超越政治藩篱，还原成潇洒飘逸、风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们民族的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就这样体现在两位优秀才子身上。
王安石和苏东坡在钟山游山玩水、谈诗论佛将近一月。
他们都出入自如，进退美丽，其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体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辉煌高度——两位伟人在钟山相处的日子，应该说代表了西哲海德格尔所向往的那种“诗意的栖居”。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