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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家中问题成堆。我那孩子的健康状况越来越让人担忧，我还必须帮助她爸爸找个合适的工作。学会如何给中国人讲农业并非易事，仅仅按照美国教科书讲授美国农业是远远不够的。然而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可教的呢？一个人总不能够讲授他不懂的东西吧。大家对此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一个气氛忧郁的晚上，我提出了一个建议：或许最高明的计划是首先查清中国农业与中国乡村生活的现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研究过中国农业经济这个课题，而基督教会大学的农学系又有许多来自各地的学生。我是在中国农村，在乡下人中长大的，知道有多少东西要学，也知道这些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距离他们自己国家的农村生活何其遥远……在我们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中间，那种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蔑视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父辈。我多想让他们知道农民是值得尊敬的啊！我想告诉他们，虽然那些农民目不识丁，但他们绝非无知，他们对生活的了解、他们的智慧和懂得的哲理至少比这些年轻人多得多，也毫无疑问地超出了许多老学究。
这段充满感性的记叙，出自因其对中国农村生活的描述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自传。女作家在这里提到她的第一任丈夫、农学家John Lossing Buck（通译作卜凯）作为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教师，指导其学生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进行的大规模农村调查。赛女士的叙述很快转向了对她所知道的中国农民饱含感情的评论——就像在她数年后开始写作的、后来名满天下的小说《大地》三部曲中一样——而对丈夫的工作轻描淡写地带过了。事实上，这个规模空前的调查影响广阔而深远，它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涌现的中国农村调查的典范和代表。正是在卜凯及其拥护者和批评者所塑造的一个新的传统中，产生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农村社会学和农业经济学。这包括界定其研究范围，确立调查与分析的基本方法，并形成一套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叙述形式。
卜凯及其反对者
卜凯是美国农民的儿子，一九一四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专业是农业经济学。一九一六年他作为农业专家受雇于长老会传教使团，被派到中国。虽然赛女士那拥有高端文化背景的父母甚至不认为农业学院是高等教育，但卜凯的确是这种美国特有的新兴学科培养出的优秀人才。不过，他在中国最初几年的工作并不顺利——安徽北部农村的景况对他来说过于陌生，这位单打独斗的年轻外国专家又没有什么来自官方的支持。就像赛女士回忆的那样，卜凯发现“他很难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助中国农民”。一九二一年，他受聘于金陵大学，在那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业经济系。在使用美国农业经济学教材进行课堂教学时，他感到这些教材不大适合中国国情，为了取得更切实可用的教学材料——也许真的是采纳了他那在中国农村长大的妻子的建议——他开始指导学生暑期回乡进行农村实地调查。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卜凯指导学生对我国七省十七处二千八
百六十六个农家进行了经济状况调查，一九三○年他出版了英文版的《中国农家经济》。其汉译本于一九三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他又主持了对我国二十二省、一百六十八个地区、一万六千七百八十六个农场和三万八千二百五十六个农家的调查，写出《中国土地利用》。有学者指出：“这两次调查是西方学者利用实证方法对我国农村状况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典范，除东北地区、新疆和西藏等边缘地区被省略外，调查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其调查的深度、广度和影响度前所未有。”
卜凯不是唯一一个在中国开展农村调查的学者，曾有统计表明，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五年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可能超过九千次。事实上，对农村的调查和分析可能是当时学术界最热门和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陈翰笙及其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卜凯最激烈的反对者，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批评卜凯“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面，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着重研究生产力而不研究生产关系”。社会科学研究所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四年组织了对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和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三次农村调查，其成果由陈翰笙写成英文著作发表，同样影响巨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调查得出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结论，并以为农民受到地主、外国资本和本地官僚买办的三重剥削压榨，已经完全破产，除了造反别无出路，从而为农村革命提供了学理上的合法性依据。
卜凯、陈翰笙以及其他从事农村调查的学者，提供的数据经常有许多差异，得出的结论有时大相径庭。考虑到中国幅员之辽阔及各地农村千差万别的复杂情况，这其实是不难理解的。而重要的是，虽然不同学派（可能还包括政治立场）的学者论争时往往表现出一种你死我活的气势，他们的研究理路和叙述方式却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学者们挨家挨户调查农村的人口和劳力、地权、土地利用、经营和负债状况、作物、家畜、消费、生活程度等内容，制成各种统计表格，并用文字加以概括和说明。除了叙述行政上的疆界和沿革时，几乎没有人引用历史材料、典籍或前人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使用和卜凯等人不同的概念和分析模式，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他们是参与创造并分享同一传统的同盟者。换句话说，这些社会科学家们理所当然地打败了中国本有的传统，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新传统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至于在这个时代之前关于中国农村的观点或被彻底遗忘，或被重新诠释。
中国化的社会科学
关于农业问题的探讨和这片土地上最早产生的思想一样古老。“重农”是传统时代所有经济思想的基础和前提，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赵丰田在《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中说清季重农思想，“诸家之说，大同而小异。虽其间不无详略轻重之别，而其始终重农之精神，则前后若一。盖直迄清末，尚不乏所谓‘天下之大利必归农’者。晚清士大夫于变政问题，有唯有否，独至兴农治地之业，则举国若一，人无异议，盖农业国家之国体、文化、思想使然也”。政体的改换并未改变农业国家的现实——这也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社会科学家们所面对的现实。
与他们曾蜂拥到东邻日本去寻求最直截了当的救国方略的前辈不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陆续从欧洲和美国回国的许多留学生首先选择了致力于教育学术界，把他们在西方学到的“纯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植根于中国。初出茅庐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快意识到他们必须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讨论中国的现实情况，否则他们甚至很难被自己的学生理解。在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对中国大学里那些年轻学科的教学表示不满的声音从未止息，不断有人指出新鲜的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的紧张冲突。一九二六年，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费舍（Irving Fisher）教授钟爱的弟子何廉受聘于南开大学，雄心勃勃地企图创建他理想中的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模式。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心就是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调查，以得到可以用来开展研究的材料。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心目中的工厂工业在整个中国经济的画面上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到一九三一年秋，我们决定把实际考察的重点转移到乡村经济情况。我们同时开展三项课题的研究，它们互相联系，相辅相成，为的是完整地了解中国的农村生活与组织，这也是研究所的主要实际考察项目。这涉及到华北地区的农业经济（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农业信贷与市场以及合作事业），乡村工业以及地方行政与财政。
何廉曾领导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及其前身），运用他娴熟的统计技巧调查天津这个新兴工业城市中所有的工厂、实业家和工人的状况，而之后他也转向农村。可能现实是，在当时的中国，如果不处理农村，就等于承认自己的研究只以社会的极小一部分为对象——这不符合这些社会科学家对自己学科的基本认识。于是，以现实数据为基础的科学只能在形形色色的农村调查中生长出来。
一九三三年，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的社会学家李景汉把对河北省定县调查七年所得的材料写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出版。除自序外，书前还收录了晏阳初、陶孟和、陈达、何廉和陈翰笙这些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界极具影响的专家的五篇序言。所有序言都强调实地调查的意义，指出这是“系统的科学研究”所不能缺少的方法，并赞扬李书对于筚路蓝缕的“中国化的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序言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一种“前无古人”的当然认知，其实是引人注目的。这些知识精英中没有人认为，自己与过去两千多年中在各种文集、笔记、奏议和论辩中谈论农村和农业问题的书生和士大夫们有任何共同点。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全新的。早在乾隆年间，朝野对于人口增长和人地矛盾就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由于问题从未得到解决，所以相关的议论也一直延续到清末。传统的读书人，如洪亮吉，他借以议论的知识，混杂地来源于编撰地方史志的经验、实地观察和对古代典籍中相关问题的研究——这种传统可以追寻到明末清初、再进一步上溯到宋代甚至更早。清朝末年的读书人把从不同途径得到的西方知识纳入到这一传统中来，并且往往着眼于国计民生的整体来发表议论。例如在甲午战后发表一部奇怪著作《续富国策》的书生陈炽，他基于农业国家的现实创制了面面俱到的系统理论，几乎对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表达了意见。但是，他和以他为代表的许多关心农村经济状况的清末文人的见解，在不到二十年后就都被年轻的社会科学家们斥为“鳞爪断碎”、“缺乏系统”，并且充满空洞的想象。
不能仅仅用传统的议论“不切实用”来解释这种现象。晚清士大夫和普通读书人的见解有很多收录于贺长龄、魏源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及其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的各种续编当中。那些文章的作者中有主持具体行政事务的官僚，也有负责经营乡族生计的绅士，而且很多人对于各种知识具备开放的心态。即使只是从古代典籍中吸收来的解决方案，也不见得都比从西方直接拿来的抽象理论更加不切中国农村的实用。更好的解释是，所有和传统有关的知识系统是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口号一起被中国新一代的知识精英抛弃的。当时代思潮确定“中学已不能为体”时（参考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载《近代史研究》一九九五年第三期），必须有一个新的传统被建立起来，就像幼苗在一片从未被开垦的旷野之上破土而出，它的土壤是不包含任何知识的裸露的“中国现实”——不管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养料和种子则是具有普世意义的“社会科学”——不管它们来自西方的哪种传统。
被重写的农村
从农村调查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家，通常只关心如何“科学地”分析和解决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而不注重划分具体学科之间的界限。这是因为在以取得材料为目的的调查实践中，他们很快就知道“学科”的苍白之处——农村问题需要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学者必须运用他们所知道的一切“科学方法”，并互相协作。只有“不科学的”才是敌人，并且已经被打败。那个时代最具雄心的一批学者可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擅长总结各家各派的特点并一一指出其“不够科学”之处，最终证明自己的观点与方法具有“更科学”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取得成功之后（这些人大多数后来都投身其中），他们的基本观点被制度化和官方化，这种对学术史进行线性评述的习惯也被发扬光大。
从某种层面上说，最后的“胜利者”抹平了前述西化的社会科学家和传统之间原本不共戴天的界限，把他们（包括自己）重新安放到一个完整的链条当中。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拆分所有观点中包含的元素，并一一予以评价。这就如同倒放电影，或是站在山的顶端一级级往下铺设楼梯。最终建构成的是一个“理论”胜利的过程，比“科学”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超越的不但是所有具体的“学科”，而且是当年在那些农村调查中找到自己生命力的“中国化的社会科学”。这种唯一的“科学的科学”，超脱了实际的政治实践和历史，照耀着其后大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农村想象。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试图从广泛的农村调查实际中抽象出一个解决方案的所有社会科学家当中，马克思主义者走得最远——以至于几乎消解了这种思路本身。
这段充满感性的记叙，出自因其对中国农村生活的描述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自传。女作家在这里提到她的第一任丈夫、农学家John Lossing Buck（通译作卜凯）作为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教师，指导其学生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进行的大规模农村调查。赛女士的叙述很快转向了对她所知道的中国农民饱含感情的评论——就像在她数年后开始写作的、后来名满天下的小说《大地》三部曲中一样——而对丈夫的工作轻描淡写地带过了。事实上，这个规模空前的调查影响广阔而深远，它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涌现的中国农村调查的典范和代表。正是在卜凯及其拥护者和批评者所塑造的一个新的传统中，产生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农村社会学和农业经济学。这包括界定其研究范围，确立调查与分析的基本方法，并形成一套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叙述形式。
卜凯及其反对者
卜凯是美国农民的儿子，一九一四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专业是农业经济学。一九一六年他作为农业专家受雇于长老会传教使团，被派到中国。虽然赛女士那拥有高端文化背景的父母甚至不认为农业学院是高等教育，但卜凯的确是这种美国特有的新兴学科培养出的优秀人才。不过，他在中国最初几年的工作并不顺利——安徽北部农村的景况对他来说过于陌生，这位单打独斗的年轻外国专家又没有什么来自官方的支持。就像赛女士回忆的那样，卜凯发现“他很难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助中国农民”。一九二一年，他受聘于金陵大学，在那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业经济系。在使用美国农业经济学教材进行课堂教学时，他感到这些教材不大适合中国国情，为了取得更切实可用的教学材料——也许真的是采纳了他那在中国农村长大的妻子的建议——他开始指导学生暑期回乡进行农村实地调查。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卜凯指导学生对我国七省十七处二千八
百六十六个农家进行了经济状况调查，一九三○年他出版了英文版的《中国农家经济》。其汉译本于一九三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他又主持了对我国二十二省、一百六十八个地区、一万六千七百八十六个农场和三万八千二百五十六个农家的调查，写出《中国土地利用》。有学者指出：“这两次调查是西方学者利用实证方法对我国农村状况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典范，除东北地区、新疆和西藏等边缘地区被省略外，调查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其调查的深度、广度和影响度前所未有。”
卜凯不是唯一一个在中国开展农村调查的学者，曾有统计表明，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五年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可能超过九千次。事实上，对农村的调查和分析可能是当时学术界最热门和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陈翰笙及其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卜凯最激烈的反对者，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批评卜凯“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面，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着重研究生产力而不研究生产关系”。社会科学研究所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四年组织了对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和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三次农村调查，其成果由陈翰笙写成英文著作发表，同样影响巨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调查得出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结论，并以为农民受到地主、外国资本和本地官僚买办的三重剥削压榨，已经完全破产，除了造反别无出路，从而为农村革命提供了学理上的合法性依据。
卜凯、陈翰笙以及其他从事农村调查的学者，提供的数据经常有许多差异，得出的结论有时大相径庭。考虑到中国幅员之辽阔及各地农村千差万别的复杂情况，这其实是不难理解的。而重要的是，虽然不同学派（可能还包括政治立场）的学者论争时往往表现出一种你死我活的气势，他们的研究理路和叙述方式却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学者们挨家挨户调查农村的人口和劳力、地权、土地利用、经营和负债状况、作物、家畜、消费、生活程度等内容，制成各种统计表格，并用文字加以概括和说明。除了叙述行政上的疆界和沿革时，几乎没有人引用历史材料、典籍或前人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使用和卜凯等人不同的概念和分析模式，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他们是参与创造并分享同一传统的同盟者。换句话说，这些社会科学家们理所当然地打败了中国本有的传统，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新传统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至于在这个时代之前关于中国农村的观点或被彻底遗忘，或被重新诠释。
中国化的社会科学
关于农业问题的探讨和这片土地上最早产生的思想一样古老。“重农”是传统时代所有经济思想的基础和前提，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赵丰田在《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中说清季重农思想，“诸家之说，大同而小异。虽其间不无详略轻重之别，而其始终重农之精神，则前后若一。盖直迄清末，尚不乏所谓‘天下之大利必归农’者。晚清士大夫于变政问题，有唯有否，独至兴农治地之业，则举国若一，人无异议，盖农业国家之国体、文化、思想使然也”。政体的改换并未改变农业国家的现实——这也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社会科学家们所面对的现实。
与他们曾蜂拥到东邻日本去寻求最直截了当的救国方略的前辈不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陆续从欧洲和美国回国的许多留学生首先选择了致力于教育学术界，把他们在西方学到的“纯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植根于中国。初出茅庐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快意识到他们必须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讨论中国的现实情况，否则他们甚至很难被自己的学生理解。在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对中国大学里那些年轻学科的教学表示不满的声音从未止息，不断有人指出新鲜的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的紧张冲突。一九二六年，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费舍（Irving Fisher）教授钟爱的弟子何廉受聘于南开大学，雄心勃勃地企图创建他理想中的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模式。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心就是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调查，以得到可以用来开展研究的材料。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心目中的工厂工业在整个中国经济的画面上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到一九三一年秋，我们决定把实际考察的重点转移到乡村经济情况。我们同时开展三项课题的研究，它们互相联系，相辅相成，为的是完整地了解中国的农村生活与组织，这也是研究所的主要实际考察项目。这涉及到华北地区的农业经济（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农业信贷与市场以及合作事业），乡村工业以及地方行政与财政。
何廉曾领导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及其前身），运用他娴熟的统计技巧调查天津这个新兴工业城市中所有的工厂、实业家和工人的状况，而之后他也转向农村。可能现实是，在当时的中国，如果不处理农村，就等于承认自己的研究只以社会的极小一部分为对象——这不符合这些社会科学家对自己学科的基本认识。于是，以现实数据为基础的科学只能在形形色色的农村调查中生长出来。
一九三三年，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的社会学家李景汉把对河北省定县调查七年所得的材料写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出版。除自序外，书前还收录了晏阳初、陶孟和、陈达、何廉和陈翰笙这些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界极具影响的专家的五篇序言。所有序言都强调实地调查的意义，指出这是“系统的科学研究”所不能缺少的方法，并赞扬李书对于筚路蓝缕的“中国化的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序言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一种“前无古人”的当然认知，其实是引人注目的。这些知识精英中没有人认为，自己与过去两千多年中在各种文集、笔记、奏议和论辩中谈论农村和农业问题的书生和士大夫们有任何共同点。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全新的。早在乾隆年间，朝野对于人口增长和人地矛盾就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由于问题从未得到解决，所以相关的议论也一直延续到清末。传统的读书人，如洪亮吉，他借以议论的知识，混杂地来源于编撰地方史志的经验、实地观察和对古代典籍中相关问题的研究——这种传统可以追寻到明末清初、再进一步上溯到宋代甚至更早。清朝末年的读书人把从不同途径得到的西方知识纳入到这一传统中来，并且往往着眼于国计民生的整体来发表议论。例如在甲午战后发表一部奇怪著作《续富国策》的书生陈炽，他基于农业国家的现实创制了面面俱到的系统理论，几乎对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表达了意见。但是，他和以他为代表的许多关心农村经济状况的清末文人的见解，在不到二十年后就都被年轻的社会科学家们斥为“鳞爪断碎”、“缺乏系统”，并且充满空洞的想象。
不能仅仅用传统的议论“不切实用”来解释这种现象。晚清士大夫和普通读书人的见解有很多收录于贺长龄、魏源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及其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的各种续编当中。那些文章的作者中有主持具体行政事务的官僚，也有负责经营乡族生计的绅士，而且很多人对于各种知识具备开放的心态。即使只是从古代典籍中吸收来的解决方案，也不见得都比从西方直接拿来的抽象理论更加不切中国农村的实用。更好的解释是，所有和传统有关的知识系统是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口号一起被中国新一代的知识精英抛弃的。当时代思潮确定“中学已不能为体”时（参考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载《近代史研究》一九九五年第三期），必须有一个新的传统被建立起来，就像幼苗在一片从未被开垦的旷野之上破土而出，它的土壤是不包含任何知识的裸露的“中国现实”——不管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养料和种子则是具有普世意义的“社会科学”——不管它们来自西方的哪种传统。
被重写的农村
从农村调查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家，通常只关心如何“科学地”分析和解决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而不注重划分具体学科之间的界限。这是因为在以取得材料为目的的调查实践中，他们很快就知道“学科”的苍白之处——农村问题需要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学者必须运用他们所知道的一切“科学方法”，并互相协作。只有“不科学的”才是敌人，并且已经被打败。那个时代最具雄心的一批学者可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擅长总结各家各派的特点并一一指出其“不够科学”之处，最终证明自己的观点与方法具有“更科学”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取得成功之后（这些人大多数后来都投身其中），他们的基本观点被制度化和官方化，这种对学术史进行线性评述的习惯也被发扬光大。
从某种层面上说，最后的“胜利者”抹平了前述西化的社会科学家和传统之间原本不共戴天的界限，把他们（包括自己）重新安放到一个完整的链条当中。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拆分所有观点中包含的元素，并一一予以评价。这就如同倒放电影，或是站在山的顶端一级级往下铺设楼梯。最终建构成的是一个“理论”胜利的过程，比“科学”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超越的不但是所有具体的“学科”，而且是当年在那些农村调查中找到自己生命力的“中国化的社会科学”。这种唯一的“科学的科学”，超脱了实际的政治实践和历史，照耀着其后大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农村想象。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试图从广泛的农村调查实际中抽象出一个解决方案的所有社会科学家当中，马克思主义者走得最远——以至于几乎消解了这种思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