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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4年 《红楼梦》 研究批判，是冯雪峰新中国成立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创。他也因而被撤掉了 《文艺报》 主编一职，但仍继续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重要职务。到了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的1957年，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到了雪峰头上。
这一年的7月至9月，作协前后共召开了二十五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从第十七次以后的几次会议，批斗矛头则对准了冯雪峰。早在1955年6月下旬，中宣部在给中共中央 《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 中，已有批判丁玲之后进一步展开批判冯雪峰的通盘谋划。
由于事涉冯雪峰，鲁迅遗孀许广平亦被邀请与会。8月4日第十一次会议上她说：“昨天丁玲同志死抱住历史，首先承认她在上海就和雪峰同志要好，因为雪峰和周扬有意见，所以她也对周扬同志有意见。社会在一日千里地前进，他们却还是不知羞耻地公然说出二三十年前搞小圈子，闹个人意气的话，还行得通吗？雪峰同志方面，总听说多病，忙，我是绝少来往的。原来他忙的是那一套反党勾当，病的是心怀鬼胎，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地白日见鬼似的自处于阴暗。我以老朋友的资格，希望他们回到党和人民这方面来。”
在这次会上，事先并未准备发言的冯雪峰被迫做了检讨，说：“我过去认为我只是反对周扬而不是反党，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反对周扬其实就是反党……今后要接受周扬在文艺工作上的领导，团结在周扬的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对此发言，周扬和邵荃麟都还表示满意。但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团结在周扬的周围”这个说法不对，应该说“团结在党的周围”。还有人觉得检讨得不深刻，“只承认反周扬，不承认反党”。
尽管此后几次会上批判者所谈问题不少，但大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显得杂乱无章，明显“火力不够集中”，尤其未能如周扬等组织者所希望的，触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公案”。其实，这正是批冯要害之所在。三十年代是周扬的一块“心病”。
二 8月9日晚，中南海。
“总理和小平召集文艺界同志谈了反右派斗争问题，认为斗争已经展开，很多大鲨鱼浮上来了。……最后决定紧接着就展开对雪峰的斗争。”郭小川在日记里记下了刘白羽的传达。后来郭回忆道，周扬早就想“尽快地从斗争丁、陈转到斗争冯雪峰”，批斗丁、陈时，“他曾提出一定要同时斗争冯雪峰”。
8月11日下午4点，王府大街64号中国文联大楼会议室。
周扬和林默涵、刘白羽、邵荃麟、郭小川，与冯雪峰进行了一次五对一的谈话。周扬先说：“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批丁玲、陈企霞，不批判你，群众是通不过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接着又说：“这一次必须把你许多问题搞个彻底，包括清查你的政治历史，这是阶级斗争、大是大非的斗争。你的包袱太重了，总以为自己正确。”
他还问冯雪峰：“你从陕北出发前是谁交待你的任务的？”冯回答：“洛甫同志。”周又问：“他怎么说的？”冯答：“上海没有党的组织，党的组织被破坏了。”
周说：“我们孤军奋战，我们这些人又比较幼稚；可是你可以看嘛，我们总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党中央的宣言提口号、搞工作的。你一来，就一下子钻到鲁迅家里，跟胡风、萧军这些人搞到一起，根本不理我们，我们找你都找不到，你就下命令停止我们的党的活动。”周还说他和夏衍等人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可冯却勾结胡风，给他们以打击。当说到外有白色恐怖，内有冯雪峰的打击时，周扬竟流下了眼泪。他告诉冯：“要经受一次批判。”冯满腹疑惑：1936年自己在上海的工作，中央是肯定过的；组织上也没认为自己与胡风是“反革命同伙”；那么，到底要批判我什么问题呢？
这次谈话，历时三小时，气氛相当严厉。批冯大戏之帷幕，正式拉开了。
8月14日下午，攻坚战打响了。主攻手是文化部副部长夏衍。
此前，周扬专门召集林默涵、刘白羽等人开过一个小会，明确指出揭批冯雪峰“关键是一九三六年上海那一段，要有个有力的发言”；他提议由夏衍来讲。
一开始夏衍就把话题引向三十年代上海，说冯达被捕后几小时之内就叛变自首，带着特务去捉丁玲，“其目的是为了要从雪峰同志手里夺回丁玲。因为这时候雪峰同志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许广平8月4日发言只是说丁、冯“要好”，夏衍则径指两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政治斗争中以此类话题做文章，也是一种传统“战法”，颇能令对手颜面扫地的。丁玲1957年初写的检查材料中，也曾“揭露”过周扬解放初期的“男女关系”问题。
接着，夏衍专门追究冯雪峰三十年代的“历史问题”。他说：冯1936年从瓦窑堡到上海，“中央是要他来和周扬和我接上关系的”，但不找我们，先找了鲁迅，之后，“你一直不找渴望着和党接上关系的党组织，而去找了胡风，不听一听周扬和其他党员的意见，就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什么缘故？”夏继续责问冯：你“可以找胡风，甚至可以找章乃器，为什么不找我们？”其中提到章乃器见了冯雪峰后，标榜自己跟“陕北来人”接上了关系，扬言“今后你们不要来找我，‘陕北来人’说上海没有共产党组织”云云。据称，冯雪峰还跟文化界一些外围人士打招呼说，“周扬、沈端先 （夏衍） 等假如来找你，‘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夏还援引据说是已过世的钱亦石透露给周扬的一个情况，称“雪峰在外面说，夏衍是蓝衣社，周扬是法西斯”，继而怒斥道，“这不是陷害，还是什么？”
随后，夏又对冯发出了连珠炮一般的质问：你介绍和批准胡风入党，还把他引进了党的工作委员会，“你和胡风是怎样一种关系？”“（你） 在上海既不参加当地党的工作，又不回解放区；中央打电报给博古同志，叫你立即回延安，你拒绝了，寄居在许广平先生的三楼上，郁郁寡欢，常常终日不语。抗战的炮声为什么不使你感到兴奋，反而感到忧郁，这是什么缘故？”他又提到了几件事，一是冯雪峰离开上饶集中营刚到重庆时，由老舍、姚蓬子和韩侍桁“担保”的事情；二是跟在王芄生领导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的冯达见过面。这就扯出了“叛徒”、“特务”，于是什么立场、感情问题都提出来了。夏衍认定冯和胡风、刘雪苇、彭柏山是“一条线”的，振振有词地追问：“这些人和你之间这条线只是思想上的共鸣呢，还是有什么组织活动？” 夏衍的发言，立刻产生了爆炸性的惊人效果，震撼了整个会场。冯雪峰垂首恭立，啜泣无言；丁玲站着哽咽，泪如泉涌。
当夏说到冯“用鲁迅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 （笔者按：指‘答徐懋庸’信），究竟是何居心”时，许广平突然站了起来，指着雪峰大声责难：“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冯雪峰完全被打蒙了。他脸色惨青，呆然木立，手一直在发抖。丁玲也不再呜咽，默默听着。会场突然安静了下来，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下也能听见。
夏衍发言中间，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扬一度站起来，指责当年冯雪峰代鲁迅起草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一信，是对他与夏衍等人的“政治陷害”。周扬认为，将左翼内部的争论公开发表，这等于“公开向敌人告密”。
听了夏衍的发言，邵荃麟说：“二十年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必须重新写过了。”此时，冯的老朋友、老部下楼适夷也信以为真，忽然大放悲声。夏发言后走下主席台，回到座位上，坐在身边的楼适夷对他说：“冯雪峰原来是这样一大坏人，我可看错了人。”夏说：“你读过历史没有，历史上有多少大奸呀！”
这时，邵荃麟指名要楼适夷上台发言。他泪水未干，就走上台，泣不成声地痛斥冯雪峰如何用假象欺骗自己。会场气氛更加紧张了，很多人纷纷站起身来，七嘴八舌地怒斥冯雪峰。
这次批冯会议可谓大获全胜。周扬是满意的。林默涵也赞赏夏的发言，晚上见到郭小川时说：“夏衍这样的人，政治上不强，这次发言可真不错。”
晚上，雪峰打电话求见周扬。见面后，周对他说：“今天会场的激动情况，我也没有预料到。”又特意强调：夏衍的发言“事前没有商量”，他昨晚打电话来说要提，“我同意他提”。无疑这是当面撒谎！前文已写到，周扬召集过一个小会，确定了批冯的关键及发言者夏衍。之后又开过一个小会，专门讨论夏衍发言的内容，并定下了发言的“基调”。
雪峰不解地问：“我的问题究竟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周以轻松的口吻回答：“什么问题都让大家揭发嘛，批一批，对你也有好处。”雪峰又问：“有些事实，我可不可以申辩？”周答：“可以，你可以在会议上发言。”冯雪峰觉得，周说话态度很平静，与白天在会场上不同。
两人谈完，冯雪峰沉重而茫然地走了。
三 组织者决定一鼓作气，乘胜推进，扩大战果，一举拿下倔强执拗、有浙东人的硬气的冯雪峰。
8月16日下午第十八次会议，先后发言批冯的，有张天翼、袁水拍、陈荒煤和何其芳。何其芳在发言中指出当时在党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胡风发言反对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提法，后来冯雪峰就以“画室”的笔名写了 《题外的话》 公开响应，讥笑“政治性”、“艺术性”的说法经不起“一连反问三次”。冯雪峰还写了 《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更极力为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辩护”。何其芳又以冯雪峰的其他论文和杂文为靶子，批判其“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以及“一些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宣扬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其他某些使人吃惊的反动思想”。何其芳最后断定冯雪峰“有很大的权力欲望”，从陕北到上海时“把个人驾乎党之上”，“以钦差大臣自居”云云。
8月17日上午，周扬召集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和郭小川开会。林默涵认为冯的问题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党组负责人中应当有人出来讲讲话。他建议由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发言，说他有“分析能力”，因为8月4日郭批判丁玲的发言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郭表示不愿意讲，说自己来作协后，主要做事务性工作，并不了解冯雪峰。周扬和刘白羽都赞成他讲。郭推辞不掉，只好应承下来。
20日下午两点会议开始，经过充分准备的郭小川，终于披挂上阵。他先给冯雪峰接触的人列了一个表，有胡风、姚蓬子、韩侍桁、冯达、黎烈文、孟十还、彭柏山、刘雪苇、吴奚如、潘汉年、萧军、尹庚、丁玲、陈企霞、顾学颉、舒芜，张友鸾，说这些人中有的是反革命分子、特务，有的是右派分子、反党分子，有的是叛徒，有的是政治面目不清、思想反动的人。之后以反问方式下了个结论：“雪峰所接近、所信任的人中间到底能找出几个好人来呢？”接着又着重谈冯雪峰和胡风及丁、陈的关系，结论是，“中国文艺界的两大反动集团，雪峰都沾了边”。
郭小川语速特快，雄辩滔滔，讲了一小时有余。火力很猛，效果不错，达到了预期目的。林默涵认为“还好”。至此，这一战役似乎可以鸣金收兵了。
但周扬却始终未表态。或许是因为郭讲得过于露骨，与事实出入太大，这一点周扬心里应该清楚。会后冯雪峰也就此向邵荃麟提出。邵表示：“事实是可以查对核实的”，而问题的要害是，“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
8月27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以 《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 为题的斗争冯雪峰的报道。稿子是郭小川起草的，但报道中未见郭的署名，发表前已经过周扬、林默涵阅改。周扬甚至认为，应把报道中有关左联时期的一段话也删去，意谓“这个问题，要中央讲话，我们不要讲”。或许他觉得有点心虚，因为批判者所言不合史实之处太多，为三十年代问题“翻案”的时机恐怕尚未成熟。
8月23日第二十次会议，冯雪峰照常与会，准备继续承受批判。没想到，党组扩大会议已调整炮口，转向批判萧三、李又然、艾青以及罗烽和白朗等人了。其后的几次会议，冯雪峰被告知勿须参加，在家里写检查。至此，对他的批斗戛然而止。
之后，为了保住党籍，在邵荃麟的点拨下，他被迫为收入1959年版 《鲁迅全集》 的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撰写了违背历史事实的题注。结果呢？保留其党籍的承诺并未兑现，冯雪峰依然被开除出党。
9月4日第二十五次会议，即作协党组最后一次批冯扩大会议，冯雪峰再次做了检讨，提法、口径是合乎组织者、批判者的要求的，什么“宗派主义”，“狂妄自大”，“怀疑周扬”，“对上海党组织加以打击”，“反党”，等等，等等。组织者心里一直悬着的那块石头，终于可以落地了。
面对衮衮诸公的毫无情面的批斗，冯雪峰如同走入了“无物之阵”（鲁迅语）。
9月16日，周扬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做了 《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 的总结性讲话。这个讲话稿后经毛亲笔改过后，以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为题，发表于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冯雪峰由此步入了近二十年隐忍苟活的漫长苦难人生，直至1976年1月30日饮恨辞世。
（选自《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灵魂相遇〈增订本〉》/王培元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9月版）
这一年的7月至9月，作协前后共召开了二十五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从第十七次以后的几次会议，批斗矛头则对准了冯雪峰。早在1955年6月下旬，中宣部在给中共中央 《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 中，已有批判丁玲之后进一步展开批判冯雪峰的通盘谋划。
由于事涉冯雪峰，鲁迅遗孀许广平亦被邀请与会。8月4日第十一次会议上她说：“昨天丁玲同志死抱住历史，首先承认她在上海就和雪峰同志要好，因为雪峰和周扬有意见，所以她也对周扬同志有意见。社会在一日千里地前进，他们却还是不知羞耻地公然说出二三十年前搞小圈子，闹个人意气的话，还行得通吗？雪峰同志方面，总听说多病，忙，我是绝少来往的。原来他忙的是那一套反党勾当，病的是心怀鬼胎，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地白日见鬼似的自处于阴暗。我以老朋友的资格，希望他们回到党和人民这方面来。”
在这次会上，事先并未准备发言的冯雪峰被迫做了检讨，说：“我过去认为我只是反对周扬而不是反党，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反对周扬其实就是反党……今后要接受周扬在文艺工作上的领导，团结在周扬的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对此发言，周扬和邵荃麟都还表示满意。但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团结在周扬的周围”这个说法不对，应该说“团结在党的周围”。还有人觉得检讨得不深刻，“只承认反周扬，不承认反党”。
尽管此后几次会上批判者所谈问题不少，但大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显得杂乱无章，明显“火力不够集中”，尤其未能如周扬等组织者所希望的，触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公案”。其实，这正是批冯要害之所在。三十年代是周扬的一块“心病”。
二 8月9日晚，中南海。
“总理和小平召集文艺界同志谈了反右派斗争问题，认为斗争已经展开，很多大鲨鱼浮上来了。……最后决定紧接着就展开对雪峰的斗争。”郭小川在日记里记下了刘白羽的传达。后来郭回忆道，周扬早就想“尽快地从斗争丁、陈转到斗争冯雪峰”，批斗丁、陈时，“他曾提出一定要同时斗争冯雪峰”。
8月11日下午4点，王府大街64号中国文联大楼会议室。
周扬和林默涵、刘白羽、邵荃麟、郭小川，与冯雪峰进行了一次五对一的谈话。周扬先说：“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批丁玲、陈企霞，不批判你，群众是通不过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接着又说：“这一次必须把你许多问题搞个彻底，包括清查你的政治历史，这是阶级斗争、大是大非的斗争。你的包袱太重了，总以为自己正确。”
他还问冯雪峰：“你从陕北出发前是谁交待你的任务的？”冯回答：“洛甫同志。”周又问：“他怎么说的？”冯答：“上海没有党的组织，党的组织被破坏了。”
周说：“我们孤军奋战，我们这些人又比较幼稚；可是你可以看嘛，我们总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党中央的宣言提口号、搞工作的。你一来，就一下子钻到鲁迅家里，跟胡风、萧军这些人搞到一起，根本不理我们，我们找你都找不到，你就下命令停止我们的党的活动。”周还说他和夏衍等人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可冯却勾结胡风，给他们以打击。当说到外有白色恐怖，内有冯雪峰的打击时，周扬竟流下了眼泪。他告诉冯：“要经受一次批判。”冯满腹疑惑：1936年自己在上海的工作，中央是肯定过的；组织上也没认为自己与胡风是“反革命同伙”；那么，到底要批判我什么问题呢？
这次谈话，历时三小时，气氛相当严厉。批冯大戏之帷幕，正式拉开了。
8月14日下午，攻坚战打响了。主攻手是文化部副部长夏衍。
此前，周扬专门召集林默涵、刘白羽等人开过一个小会，明确指出揭批冯雪峰“关键是一九三六年上海那一段，要有个有力的发言”；他提议由夏衍来讲。
一开始夏衍就把话题引向三十年代上海，说冯达被捕后几小时之内就叛变自首，带着特务去捉丁玲，“其目的是为了要从雪峰同志手里夺回丁玲。因为这时候雪峰同志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许广平8月4日发言只是说丁、冯“要好”，夏衍则径指两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政治斗争中以此类话题做文章，也是一种传统“战法”，颇能令对手颜面扫地的。丁玲1957年初写的检查材料中，也曾“揭露”过周扬解放初期的“男女关系”问题。
接着，夏衍专门追究冯雪峰三十年代的“历史问题”。他说：冯1936年从瓦窑堡到上海，“中央是要他来和周扬和我接上关系的”，但不找我们，先找了鲁迅，之后，“你一直不找渴望着和党接上关系的党组织，而去找了胡风，不听一听周扬和其他党员的意见，就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什么缘故？”夏继续责问冯：你“可以找胡风，甚至可以找章乃器，为什么不找我们？”其中提到章乃器见了冯雪峰后，标榜自己跟“陕北来人”接上了关系，扬言“今后你们不要来找我，‘陕北来人’说上海没有共产党组织”云云。据称，冯雪峰还跟文化界一些外围人士打招呼说，“周扬、沈端先 （夏衍） 等假如来找你，‘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夏还援引据说是已过世的钱亦石透露给周扬的一个情况，称“雪峰在外面说，夏衍是蓝衣社，周扬是法西斯”，继而怒斥道，“这不是陷害，还是什么？”
随后，夏又对冯发出了连珠炮一般的质问：你介绍和批准胡风入党，还把他引进了党的工作委员会，“你和胡风是怎样一种关系？”“（你） 在上海既不参加当地党的工作，又不回解放区；中央打电报给博古同志，叫你立即回延安，你拒绝了，寄居在许广平先生的三楼上，郁郁寡欢，常常终日不语。抗战的炮声为什么不使你感到兴奋，反而感到忧郁，这是什么缘故？”他又提到了几件事，一是冯雪峰离开上饶集中营刚到重庆时，由老舍、姚蓬子和韩侍桁“担保”的事情；二是跟在王芄生领导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的冯达见过面。这就扯出了“叛徒”、“特务”，于是什么立场、感情问题都提出来了。夏衍认定冯和胡风、刘雪苇、彭柏山是“一条线”的，振振有词地追问：“这些人和你之间这条线只是思想上的共鸣呢，还是有什么组织活动？” 夏衍的发言，立刻产生了爆炸性的惊人效果，震撼了整个会场。冯雪峰垂首恭立，啜泣无言；丁玲站着哽咽，泪如泉涌。
当夏说到冯“用鲁迅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 （笔者按：指‘答徐懋庸’信），究竟是何居心”时，许广平突然站了起来，指着雪峰大声责难：“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冯雪峰完全被打蒙了。他脸色惨青，呆然木立，手一直在发抖。丁玲也不再呜咽，默默听着。会场突然安静了下来，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下也能听见。
夏衍发言中间，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扬一度站起来，指责当年冯雪峰代鲁迅起草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一信，是对他与夏衍等人的“政治陷害”。周扬认为，将左翼内部的争论公开发表，这等于“公开向敌人告密”。
听了夏衍的发言，邵荃麟说：“二十年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必须重新写过了。”此时，冯的老朋友、老部下楼适夷也信以为真，忽然大放悲声。夏发言后走下主席台，回到座位上，坐在身边的楼适夷对他说：“冯雪峰原来是这样一大坏人，我可看错了人。”夏说：“你读过历史没有，历史上有多少大奸呀！”
这时，邵荃麟指名要楼适夷上台发言。他泪水未干，就走上台，泣不成声地痛斥冯雪峰如何用假象欺骗自己。会场气氛更加紧张了，很多人纷纷站起身来，七嘴八舌地怒斥冯雪峰。
这次批冯会议可谓大获全胜。周扬是满意的。林默涵也赞赏夏的发言，晚上见到郭小川时说：“夏衍这样的人，政治上不强，这次发言可真不错。”
晚上，雪峰打电话求见周扬。见面后，周对他说：“今天会场的激动情况，我也没有预料到。”又特意强调：夏衍的发言“事前没有商量”，他昨晚打电话来说要提，“我同意他提”。无疑这是当面撒谎！前文已写到，周扬召集过一个小会，确定了批冯的关键及发言者夏衍。之后又开过一个小会，专门讨论夏衍发言的内容，并定下了发言的“基调”。
雪峰不解地问：“我的问题究竟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周以轻松的口吻回答：“什么问题都让大家揭发嘛，批一批，对你也有好处。”雪峰又问：“有些事实，我可不可以申辩？”周答：“可以，你可以在会议上发言。”冯雪峰觉得，周说话态度很平静，与白天在会场上不同。
两人谈完，冯雪峰沉重而茫然地走了。
三 组织者决定一鼓作气，乘胜推进，扩大战果，一举拿下倔强执拗、有浙东人的硬气的冯雪峰。
8月16日下午第十八次会议，先后发言批冯的，有张天翼、袁水拍、陈荒煤和何其芳。何其芳在发言中指出当时在党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胡风发言反对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提法，后来冯雪峰就以“画室”的笔名写了 《题外的话》 公开响应，讥笑“政治性”、“艺术性”的说法经不起“一连反问三次”。冯雪峰还写了 《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更极力为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辩护”。何其芳又以冯雪峰的其他论文和杂文为靶子，批判其“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以及“一些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宣扬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其他某些使人吃惊的反动思想”。何其芳最后断定冯雪峰“有很大的权力欲望”，从陕北到上海时“把个人驾乎党之上”，“以钦差大臣自居”云云。
8月17日上午，周扬召集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和郭小川开会。林默涵认为冯的问题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党组负责人中应当有人出来讲讲话。他建议由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发言，说他有“分析能力”，因为8月4日郭批判丁玲的发言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郭表示不愿意讲，说自己来作协后，主要做事务性工作，并不了解冯雪峰。周扬和刘白羽都赞成他讲。郭推辞不掉，只好应承下来。
20日下午两点会议开始，经过充分准备的郭小川，终于披挂上阵。他先给冯雪峰接触的人列了一个表，有胡风、姚蓬子、韩侍桁、冯达、黎烈文、孟十还、彭柏山、刘雪苇、吴奚如、潘汉年、萧军、尹庚、丁玲、陈企霞、顾学颉、舒芜，张友鸾，说这些人中有的是反革命分子、特务，有的是右派分子、反党分子，有的是叛徒，有的是政治面目不清、思想反动的人。之后以反问方式下了个结论：“雪峰所接近、所信任的人中间到底能找出几个好人来呢？”接着又着重谈冯雪峰和胡风及丁、陈的关系，结论是，“中国文艺界的两大反动集团，雪峰都沾了边”。
郭小川语速特快，雄辩滔滔，讲了一小时有余。火力很猛，效果不错，达到了预期目的。林默涵认为“还好”。至此，这一战役似乎可以鸣金收兵了。
但周扬却始终未表态。或许是因为郭讲得过于露骨，与事实出入太大，这一点周扬心里应该清楚。会后冯雪峰也就此向邵荃麟提出。邵表示：“事实是可以查对核实的”，而问题的要害是，“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
8月27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以 《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 为题的斗争冯雪峰的报道。稿子是郭小川起草的，但报道中未见郭的署名，发表前已经过周扬、林默涵阅改。周扬甚至认为，应把报道中有关左联时期的一段话也删去，意谓“这个问题，要中央讲话，我们不要讲”。或许他觉得有点心虚，因为批判者所言不合史实之处太多，为三十年代问题“翻案”的时机恐怕尚未成熟。
8月23日第二十次会议，冯雪峰照常与会，准备继续承受批判。没想到，党组扩大会议已调整炮口，转向批判萧三、李又然、艾青以及罗烽和白朗等人了。其后的几次会议，冯雪峰被告知勿须参加，在家里写检查。至此，对他的批斗戛然而止。
之后，为了保住党籍，在邵荃麟的点拨下，他被迫为收入1959年版 《鲁迅全集》 的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撰写了违背历史事实的题注。结果呢？保留其党籍的承诺并未兑现，冯雪峰依然被开除出党。
9月4日第二十五次会议，即作协党组最后一次批冯扩大会议，冯雪峰再次做了检讨，提法、口径是合乎组织者、批判者的要求的，什么“宗派主义”，“狂妄自大”，“怀疑周扬”，“对上海党组织加以打击”，“反党”，等等，等等。组织者心里一直悬着的那块石头，终于可以落地了。
面对衮衮诸公的毫无情面的批斗，冯雪峰如同走入了“无物之阵”（鲁迅语）。
9月16日，周扬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做了 《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 的总结性讲话。这个讲话稿后经毛亲笔改过后，以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为题，发表于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冯雪峰由此步入了近二十年隐忍苟活的漫长苦难人生，直至1976年1月30日饮恨辞世。
（选自《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灵魂相遇〈增订本〉》/王培元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