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与我同生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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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朝晖女士有收藏旧书的雅好,架上陈放《文艺报》多册,翻看时发现1964年2月号一本,脱口说出“我就出生在这个月”。金女士欲大度赠送,岂敢夺人之美,却又推辞不过,只好接受。自觉矫情,后悔不该多此一嘴。
  既已接受,仔细翻阅,奢望从中嗅得一丝当年的气息。首篇为社论《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新文艺的普及工作》,之后的“文艺论坛”栏目所刊四文,分别由侯金镜、臧克家、李焕之、李希凡撰写。另有三篇谈话剧者,打头的《舞台上的沸腾生活》由冯牧撰写。美术理论文章两篇,一篇为艾中信的《形象的生命》,自李琦的《主席走遍全国》谈起。李先生90年代初多次回乡举办活动,与之有过接触,记得还送过我一个签名的瓷盘,上面所印,即此画局部。一篇为沈鹏的《要满足群众的新的要求———略谈加强新年画的战斗作用》。因先前有过年画研究的经历,对沈文不由详读。
  沈鹏当时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作编辑,年画是该社的主打产品,谈年画是其分内之事。文章开篇即称“在当前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中,如何提高年画的思想性,使这一长期和广大农民有着密切联系的艺术样式,更好地为政治服务,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之后又说,“群众希望在年画中看到新生活面貌,希望画家多多描绘新人新事,描绘革命斗争,描绘新英雄人物”。文中列举了刘文西的《在毛主席身边》《同欢共乐》《枣园桃李》,称其具有思想性。《红灯高照》《在社员家里》《雷锋》《听雷锋叔叔讲故事》《李双双》为现实主义题材的佳作,同时对旧年画中的《麻姑献寿》《五福临门》《鸳鸯娃娃》进行了一番数落。所谓现实主义题材理解,“劳动人民在年头岁尾张贴年画,除了为着赏心悦目,也需要知道:在过去一年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件?如何认识这些事件?来年的生活又是怎样?如何迎接新的生活?年画应当形象地‘回答’这些问题”。时势所趋,旗帜鲜明,其他几篇的调门,大致如此。
  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品,主编张光年,副主编侯金镜、冯牧。月刊,43个页码,封面封底之外,不设封二封三。创办报刊,在于造就思想,文本的意义,取决于阅读,进而资政建言,启民育人。那是个不以规模论英雄的时代,也囿于编印手段之低效,大多在60个页码以里。封面有一幅木刻图,为杨永青的《喜迎春》,这种装饰风格,代表了纸质环境中对图文的理解。本期印数90450册,学术具有封闭性特点,文艺理论更是小众化,而有如此印数,不可思议。单价两角,却也不便宜,故当时的借书人多于买书人。
  封面盖有上海安亭师范学校图书馆的印章,该校创办于1922年,校址在嘉兴县安亭镇,是所乡村师范学校,几经变故,此校已无。今日重读,此类文章已无现实性,文献价值尚存,而文献只有进入传播领域,方具文化意义。从这点上看,其流落市场未必不是好事。此册购自北京报国寺,至于流转经历,已无从知晓。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先由金女士得,再由我存,这本杂志算是暂住了下来。
  有人选择遗忘,有人选择记录。我也有过淘旧书的行动,不过未成执着,所购皆童年过目者,如哈定的《怎样画人像》《怎样画铅笔画》,并写了文章发表。2014年筹备“哈定艺术成就回顾展”期间,哈先生的女儿通过网络与我联系,欲选用那篇小文,我则乐见其成。
  白纸泛黄,热点冷却,时间是这个世界最久的跨度,人則摆脱不了昨天。观点经不住考验,
  早被忘却,理论大家,也就淹没无闻。此期刊物中作者大都已故,可不就是,我都接近了退休年龄。
  选自“小主”
其他文献
喜欢鲁迅先生的一句诗:“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是啊,先生把自己刚刚从清水之中采摘出来的那朵荷花,献给清高的湘水之神;让那片无数兰花的芳香,安慰自己孤独的心灵。喜欢先生那颗高贵的灵魂,也喜欢先生的美的世界。鲁迅先生从小就读《二十四孝图》,里面的图画让先生感到新奇,里面的故事和精义先生也有所感触。先生的“孝”从那时就种下了根。先生对母亲的孝,是一贯的、永远的,也是自然的、亲切的。每天餐后,
作为一个文学图书的设计师,首先应该要做的一个功课就是对文本的了解,去阅读文本,从文本中间去发现能够设计使用的元素,把文本的这种文学语言转化成一种广大读者能够接受的、能够看得懂的一种视觉语言。所以我在拿到贾老师的文本进行设计之前,对文本、对前言后记进行很长时间的阅读,从里面挖掘了一些可设计的元素,或者说从文本当中体会到一些贾老师写作的用心。比方说我们在后记里面,我看到一句话,就是叫“一尽中国人的世事
小区大门口贴了一副硕大的对联。上联:新春新喜新世纪,下联:大顺大财大吉利。此对联有如下问题,一是,新世纪的“纪”与大吉利的“利”都是仄声,对联最要紧的是尾字必须平仄相对,既不能是两个平声字,也不能是两个仄声字;再,一个世纪是一百年,“新世纪”用于新的一年也不妥;三则“大财”也不大好,俗气。试改如下:新枝新花新气象,大顺大福大吉祥。枝与花,上联景物具象,下联则抽象一些,“福”是入声字,故与平声的“花
许多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写作习惯,但似乎又有某种规律可循。杜鲁门·卡波蒂需要躺在床上或者摊在一张沙发上,咖啡和香烟触手可及,在细啜慢饮、吞云吐雾中,他才能思考。午后,他将咖啡依次换成薄荷茶、雪利酒,最后是马蒂尼。他不用打字机,初稿用铅笔手写,接着从头到尾修改一遍。对于杰克·凯鲁亚克来说,写作的最佳时间和地点是:“房间里的一张桌子,靠近床,很好的灯光,从半夜到凌晨,累了喝一杯酒,最好是在家,如果你没有
城里乡下、道旁路边,总能见到树,高高矮矮,或茂盛或萎顿,或稠密或疏朗。之所以记得这些林林总总的树木,倒不是因为亲手栽植,也不曾有过浇水修枝的劳作,很大程度只因遇到或者看见。缘分深一点的,可能在其中的一棵树下乘过凉,或者在另一棵树下躲过突遇的暴雨。也曾栽下过一些树,就在春天适宜栽植树木的季节。只一个夏天,原先光秃秃的荒地,也就有了綠油油的色彩。再过两个夏天,已然可以在树丛中躲避午后毒日头的暴晒。看来
罗素先生曾说,从一个假的前提出发,什么都能够推论出来,照我看这就是小说的实质。不管怎么说,小说里可以虚构。这就是说,在一本小说里,不管你看到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不应该诧异,更不該指责作者违背了真实的原则,因为小说就是假的呀。据说罗素提出这一命题时,遭到了好多人的诘难。我对逻辑知道得不多,但我是罗素先生热烈的拥护者。这是因为除了写小说,我还有其他的生活经验。比方说,做几何题。做题时,有时你会发现各种
很多时候我们判断一起热点事件,总是“对人不对事”。这里的“人”是指有着统一标签的人。在论证一件事的过程中会穿插很多干扰视线的元素,这些元素都是对“人”不对事。比如公务员与群众发生了争吵,都是因为公务员的飞扬跋扈。娱乐明星的婚外恋情大概都是因为“贵圈真乱”。某一起刑事案件“不公”的背后大概都是“富二代、官二代”在搅局。标签往往都是整个事件的主导,这些总是让我们忽略了争吵、婚外恋、刑事案件本身存在的合
一个人了,生活样式便有了若干改变。但是这里不想谈这个话题。太敏感,也累。于是找事做。要找就找有刺激性的又富有挑战意味的事来做。前提应该是以前未做过的,所说的陌生的方面。干什么呢?这两个问号曾经令我相当踌躇。周围的朋友,或者在近三个月里有接触的朋友都知道我正在搞电视。我没搞过电视。甚至在以往许多年里,看电视也较多数同胞少得多。原因是电视机买得很晚,背后的原因自然与长期漂泊的生活样式有直接关系。那些年
只穿少数几个牌子的人,有原则,有自信,但非常顽固。一味想借衣物把身体曲线隐藏起来的女人未必有自卑感,但一定孤僻。有一部电影叫作《纯属虚构》,说的是一个相当有才气、品德也不错的广告公司女职员,不知道为了什么,人生一直走霉运,心仪的白马王子不理她,老板只要她的创意,不想升她的官职。她万念俱灰,扬言辞职,老板与她恳谈,告诉她一个强而有力的理由:“我没办法升你的职,是因为你的衣着。你上班的穿着显示出你对未
每年这时,我们都要回乡下老家采摘一种野菜,揉合糯米粉子和白糖做成粑粑,蒸着吃、煮着吃、煎着吃都非常好,是一款纯天然的绿色糕点,早餐就吃它。这种野菜叫水牛花,又名鼠曲草,为菊科植物鼠曲草的全草。开花时采收,晒干,去尽杂质,贮藏干燥处,主治祛痰,止咳,平喘,祛风湿。村里人叫它白花,因为菜叶子背面是白色的,它做成的粑粑当然就叫水牛花粑粑了。走进老家后山,走到一块田地边时,好多水牛花!我蹲下来,拨开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