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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毛泽东的家乡，是他求学求知，领导中国革命的起点。而湖南图书馆创建于1904年，是全国第一个直接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历史悠久，藏书丰富。毛泽东与湖南图书馆结缘，他曾在不同历史时期到湖南图书馆自学阅览，查找资料，借阅书刊。
1912年秋至1913年春：阅览许多中外名著
1912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成绩考入著名的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但在这个学校只读了半年，因他一方面不满学校刻板的校规；另一方面其有限的课程也远远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学校国文教员柳潜爱才心切，有意栽培，便借给他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116卷。读后，毛泽东感到收获极大，认为在校读书还不如自学。半年之后，他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毅然退学，寄居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去浏阳门外定王台湖南图书馆自学。
毛泽东订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他后来曾说：“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中餐。我每天在图书馆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毛泽东到了湖南图书馆后，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正是辛亥革命后的一年，我已经19岁了，不但没有读过几本书，连世界上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书，哪些书是我们应该读的，都一点不知道。乃至走进湖南图书馆，楼上楼下满柜满架都是书，这些书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真不知应该从哪里读起。后来每读一本，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多读一些。我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菜一样。”
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看书的数量既多，种类也复杂，而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西方18至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著作。这主要是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密尔的《伦理学》。对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诸书，他认为立论新颖，译文畅达，更是反复阅读，不忍释手。这些西方名著，使他集中地受到一次西方启蒙思想的教育。后来毛泽东在与斯诺的交谈中，回忆说那时他读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即《穆勒名学》，从此对逻辑知识有了掌握，也形成了时刻检查自己的思维和表达的逻辑性的良好习惯。
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期间，除了主要阅读上述书籍外，还穿插阅读了小说、中国诗词、世界地理、历史和古希腊、罗马的文艺著作。
后来，毛泽东回忆说：“在湖南图书馆自学了半年，我读的书不算少，但我最大的收获却不在此，而在于我看见了世界地图。”“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坤舆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都要站住看它一看。”“世界真的大呀！世界既大，人就一定多，这样多的人怎样在世界上生活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以韶山冲的情形来看，一般劳动人民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也有因为没钱吃药而活活病死的，也有交不出钱粮，被关进牢狱活活关死的，在韶山冲我没有见过几个过得快乐的人。韶山冲如此，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世界恐怕也如此。”“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的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的多！从这时候起，我决心要为中国痛苦的人，世界痛苦的人服务。”
毛泽东回忆起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情景说：“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它替我打好了文化的基础。但我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的时期却是在湖南图书馆自修的半年。”
1954年11月：借去《湖南全省掌故备考》和《湖南考古略》
自1934年“通道转兵”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一直没有回过家乡。直到1954年11月2日，毛泽东乘专列从武昌前往湖南，12时火车通过岳阳，下午到达长沙。这是毛泽东离开家乡20年后第一次回湖南。在长沙，毛泽东探望了湖南省省长程潜，听取了“三周一谭”（即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副书记周里、周惠、谭余保）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对家乡的社会发展和工农生产情况十分关注，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进行了解掌握，作为决策和领导的重要参考。
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派人至湖南图书馆借阅《湖南掌故考》。据该馆职工陈华惠回忆说：1954年，我在我馆烈士公园临时书库工作。11月的一天晚上，约11点钟，我正在睡觉，突然听到外面有急促的敲门声，我立即爬起来开门，勤杂员小沈闯了进来，递给我一张林（伯森）馆长的便条和一张借书单。借书单上写着，要借阅《湖南掌故考》。并说要马上找好书，给他带去。开始，我还有点犹豫，因书库里没有电灯，找书比较困难，想第二天早晨找好再送去。后来我仔细看了看借书条上所写的书名，是毛主席的亲笔手书，于是我就跑到园林队值班室借了手电，在书库里找了一阵子，因书库里没有收藏这本书，就找到了《湖南全省掌故备考》和《湖南考古略》，给小沈带去 。小沈走后，我想，这两套书还不知是不是毛主席所需要的，总觉得没有完成好任务，心里感到内疚。第二天，林馆长对我说：“要得，书已经拿走了。”这时我才放下心，感到能为毛主席做一点事情而高兴。
《湖南全省掌故备考》35卷，（清）王先谦撰，清光绪十四年（1888）长沙刻本。全书分郡县沿革、分野、疆域、形势、山川、水道、关隘、城郭、津梁、堤堰、古迹、书院、祠庙、寺观、陵墓、金石、风俗、物产、盐法、钱法、田赋、兵制、封建、名宦、人物、流寓、方伎、仙释、祥异、艺文、杂说31门。其《序》曰，旨在“明郡县之沿革，达疆域之体势，原始以表末，因巨以及细，审俗以达政，识名以博物，皋牢方隅之地，发皇乡曲之观，亦几乎备矣。”
该书于名宦、人物、流寓、方伎及仙释等，入选的人物众多，约在2500人以上。于地理以及唐代至明代之盐法、钱法、田赋与上古至明之兵制、风俗、物产等则尽事搜罗。
该书系上古至明代湖南地方志的一个资料库，对湖南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等，均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1991年2月，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特以是书为底本，影印出版。 《湖南考古略》12卷，（清）庐峻编纂。该书依类编次为天部、地部、人部、物部，全书99门。其《例言》曰：“是书采辑明一统志、国朝一统志、省志、各府州厅县志、南岳志、洞庭湖志、及楚宝、楚纪、沅湘耆旧集诸书，其事之疑者又证以历代史传，展转搜索，务求详尽，但限于篇幅，不得不删去原文，然字字皆有来历，不敢妄为附会或涉杜撰。”体例全依类分条记叙，史料丰富，文字简明，信实可证，是湖南考古工具书之一。
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逄先知曾说：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须要做两个方面的调查。一是向实地做调查，询问现实情况，包括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生活状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毛泽东这次回湖南亦不例外。
1971年8月：给毛泽东提供了《国际歌》歌词作者的相关资料
1971年8月29日的晚上，约八九点钟，湖南图书馆已闭馆，书库、阅览室也关门上锁。忽然，图书馆领导找到了李龙如和阅览部负责人，要马上去查找《国际歌》歌词作者的相关资料。
寻遍了有关书架上的书，没有找到《国际歌》歌词作者鲍狄埃的有关资料。李龙如心里火烧火燎的，怎么办？李龙如想起了平时给读者查找资料的经验：遇到问题心莫慌，分析内容找出纲；查阅书刊目自张，按图索骥是良方。
接着，李龙如去翻辞典，查“国际歌”词条。果然，在《辞海》1432页，找到了“国际歌”词条；又在《辞海》3900页，找到了“鲍狄埃”词条。其文曰：“鲍狄埃（Eugene pottier，1816-1888），法国巴黎公社诗人。生于工人家庭。早年受诗人贝朗瑞影响，14岁编写出歌曲《自由万岁》。此后写了不少战斗诗歌，号召法国工人向资产阶级作斗争。曾积极参加1849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后来加入第一国际。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时，当选为公社委员。同年6月创作后来成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歌的《国际歌》。”李龙如将这两处地方夹上了纸条，立即送交了馆领导。
第二天一清早，馆领导碰上李龙如便说：“你昨天晚上送来的《辞海》，我们随即就送到了省文化局。文化局领导表扬我们说：‘你们还不错啊！很快就找了鲍狄埃的有关资料，没有延误时间。’”
这次查找资料，李龙如总觉得非同寻常，但究竟帮谁查的呢？心头一直悬着一个疑问号。1998年3月初，李龙如准备写一篇关于湖南图书馆的文章，翻出了《湖南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暨新馆落成纪念文集（1904-1984）》，偶尔看到了《湖南图书馆八十年大事记》上记载：“1971年9月（应是8月），毛主席派人来我馆借阅有关《国际歌》歌词作者的资料。”李龙如心里的疑问号拉直成惊叹号。
1971年8月27日，毛泽东南巡到达长沙当晚，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上专列迎接，毛泽东没有立即下车。待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进到专列车厢后，毛泽东即对他们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题，反复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道理；强调要学列宁纪念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要求大家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不仅要唱，要讲，还要照着去做。
8月29日早晨，毛泽东乘车视察了长沙市容，了解社会治安和居民生活情况。
8月29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等陪同下，观看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节目。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毛泽东派人至湖南省文化局，要省图书馆查找《国际歌》歌词作者相关资料。
1912年秋至1913年春：阅览许多中外名著
1912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成绩考入著名的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但在这个学校只读了半年，因他一方面不满学校刻板的校规；另一方面其有限的课程也远远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学校国文教员柳潜爱才心切，有意栽培，便借给他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116卷。读后，毛泽东感到收获极大，认为在校读书还不如自学。半年之后，他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毅然退学，寄居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去浏阳门外定王台湖南图书馆自学。
毛泽东订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他后来曾说：“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中餐。我每天在图书馆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毛泽东到了湖南图书馆后，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正是辛亥革命后的一年，我已经19岁了，不但没有读过几本书，连世界上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书，哪些书是我们应该读的，都一点不知道。乃至走进湖南图书馆，楼上楼下满柜满架都是书，这些书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真不知应该从哪里读起。后来每读一本，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多读一些。我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菜一样。”
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看书的数量既多，种类也复杂，而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西方18至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著作。这主要是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密尔的《伦理学》。对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诸书，他认为立论新颖，译文畅达，更是反复阅读，不忍释手。这些西方名著，使他集中地受到一次西方启蒙思想的教育。后来毛泽东在与斯诺的交谈中，回忆说那时他读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即《穆勒名学》，从此对逻辑知识有了掌握，也形成了时刻检查自己的思维和表达的逻辑性的良好习惯。
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期间，除了主要阅读上述书籍外，还穿插阅读了小说、中国诗词、世界地理、历史和古希腊、罗马的文艺著作。
后来，毛泽东回忆说：“在湖南图书馆自学了半年，我读的书不算少，但我最大的收获却不在此，而在于我看见了世界地图。”“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坤舆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都要站住看它一看。”“世界真的大呀！世界既大，人就一定多，这样多的人怎样在世界上生活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以韶山冲的情形来看，一般劳动人民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也有因为没钱吃药而活活病死的，也有交不出钱粮，被关进牢狱活活关死的，在韶山冲我没有见过几个过得快乐的人。韶山冲如此，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世界恐怕也如此。”“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的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的多！从这时候起，我决心要为中国痛苦的人，世界痛苦的人服务。”
毛泽东回忆起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情景说：“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它替我打好了文化的基础。但我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的时期却是在湖南图书馆自修的半年。”
1954年11月：借去《湖南全省掌故备考》和《湖南考古略》
自1934年“通道转兵”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一直没有回过家乡。直到1954年11月2日，毛泽东乘专列从武昌前往湖南，12时火车通过岳阳，下午到达长沙。这是毛泽东离开家乡20年后第一次回湖南。在长沙，毛泽东探望了湖南省省长程潜，听取了“三周一谭”（即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副书记周里、周惠、谭余保）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对家乡的社会发展和工农生产情况十分关注，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进行了解掌握，作为决策和领导的重要参考。
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派人至湖南图书馆借阅《湖南掌故考》。据该馆职工陈华惠回忆说：1954年，我在我馆烈士公园临时书库工作。11月的一天晚上，约11点钟，我正在睡觉，突然听到外面有急促的敲门声，我立即爬起来开门，勤杂员小沈闯了进来，递给我一张林（伯森）馆长的便条和一张借书单。借书单上写着，要借阅《湖南掌故考》。并说要马上找好书，给他带去。开始，我还有点犹豫，因书库里没有电灯，找书比较困难，想第二天早晨找好再送去。后来我仔细看了看借书条上所写的书名，是毛主席的亲笔手书，于是我就跑到园林队值班室借了手电，在书库里找了一阵子，因书库里没有收藏这本书，就找到了《湖南全省掌故备考》和《湖南考古略》，给小沈带去 。小沈走后，我想，这两套书还不知是不是毛主席所需要的，总觉得没有完成好任务，心里感到内疚。第二天，林馆长对我说：“要得，书已经拿走了。”这时我才放下心，感到能为毛主席做一点事情而高兴。
《湖南全省掌故备考》35卷，（清）王先谦撰，清光绪十四年（1888）长沙刻本。全书分郡县沿革、分野、疆域、形势、山川、水道、关隘、城郭、津梁、堤堰、古迹、书院、祠庙、寺观、陵墓、金石、风俗、物产、盐法、钱法、田赋、兵制、封建、名宦、人物、流寓、方伎、仙释、祥异、艺文、杂说31门。其《序》曰，旨在“明郡县之沿革，达疆域之体势，原始以表末，因巨以及细，审俗以达政，识名以博物，皋牢方隅之地，发皇乡曲之观，亦几乎备矣。”
该书于名宦、人物、流寓、方伎及仙释等，入选的人物众多，约在2500人以上。于地理以及唐代至明代之盐法、钱法、田赋与上古至明之兵制、风俗、物产等则尽事搜罗。
该书系上古至明代湖南地方志的一个资料库，对湖南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等，均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1991年2月，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特以是书为底本，影印出版。 《湖南考古略》12卷，（清）庐峻编纂。该书依类编次为天部、地部、人部、物部，全书99门。其《例言》曰：“是书采辑明一统志、国朝一统志、省志、各府州厅县志、南岳志、洞庭湖志、及楚宝、楚纪、沅湘耆旧集诸书，其事之疑者又证以历代史传，展转搜索，务求详尽，但限于篇幅，不得不删去原文，然字字皆有来历，不敢妄为附会或涉杜撰。”体例全依类分条记叙，史料丰富，文字简明，信实可证，是湖南考古工具书之一。
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逄先知曾说：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须要做两个方面的调查。一是向实地做调查，询问现实情况，包括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生活状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毛泽东这次回湖南亦不例外。
1971年8月：给毛泽东提供了《国际歌》歌词作者的相关资料
1971年8月29日的晚上，约八九点钟，湖南图书馆已闭馆，书库、阅览室也关门上锁。忽然，图书馆领导找到了李龙如和阅览部负责人，要马上去查找《国际歌》歌词作者的相关资料。
寻遍了有关书架上的书，没有找到《国际歌》歌词作者鲍狄埃的有关资料。李龙如心里火烧火燎的，怎么办？李龙如想起了平时给读者查找资料的经验：遇到问题心莫慌，分析内容找出纲；查阅书刊目自张，按图索骥是良方。
接着，李龙如去翻辞典，查“国际歌”词条。果然，在《辞海》1432页，找到了“国际歌”词条；又在《辞海》3900页，找到了“鲍狄埃”词条。其文曰：“鲍狄埃（Eugene pottier，1816-1888），法国巴黎公社诗人。生于工人家庭。早年受诗人贝朗瑞影响，14岁编写出歌曲《自由万岁》。此后写了不少战斗诗歌，号召法国工人向资产阶级作斗争。曾积极参加1849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后来加入第一国际。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时，当选为公社委员。同年6月创作后来成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歌的《国际歌》。”李龙如将这两处地方夹上了纸条，立即送交了馆领导。
第二天一清早，馆领导碰上李龙如便说：“你昨天晚上送来的《辞海》，我们随即就送到了省文化局。文化局领导表扬我们说：‘你们还不错啊！很快就找了鲍狄埃的有关资料，没有延误时间。’”
这次查找资料，李龙如总觉得非同寻常，但究竟帮谁查的呢？心头一直悬着一个疑问号。1998年3月初，李龙如准备写一篇关于湖南图书馆的文章，翻出了《湖南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暨新馆落成纪念文集（1904-1984）》，偶尔看到了《湖南图书馆八十年大事记》上记载：“1971年9月（应是8月），毛主席派人来我馆借阅有关《国际歌》歌词作者的资料。”李龙如心里的疑问号拉直成惊叹号。
1971年8月27日，毛泽东南巡到达长沙当晚，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上专列迎接，毛泽东没有立即下车。待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进到专列车厢后，毛泽东即对他们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题，反复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道理；强调要学列宁纪念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要求大家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不仅要唱，要讲，还要照着去做。
8月29日早晨，毛泽东乘车视察了长沙市容，了解社会治安和居民生活情况。
8月29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等陪同下，观看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节目。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毛泽东派人至湖南省文化局，要省图书馆查找《国际歌》歌词作者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