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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4日,我来到北京国会街26号,第一次走进了新华社总社的大门。只见这个大院的大门前挂着三块牌子,除“新华通讯社”的牌子外,还挂着“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的牌子。1950年初,我被分配到新闻总署工作;1952年初我又被调到国际新闻局。我在这个大院里,一共待了约6年时间。
当时,大院里有三处主要建筑物:中间的工字楼是新华社的办公楼,东边的口字楼是新闻总署和国际新闻局共用的办公楼,西边有一座古朴的大礼堂,据说是民国初年袁世凯执政时国会所在地,1923年的“曹锟贿选”就发生在这里。当然,那时这里已被称为新华社大礼堂了。
在上世纪50年代,我在这座大礼堂听过几十次报告。这些报告无论是报告人的社会地位,还是报告的内容,大多是高档次的。我认为,这些报告对提高我的政治思想水平、政策水平、新闻业务水平,扩大知识视野,都有不少帮助。有些报告的场景,报告人的音容笑貌,报告的精彩内容,虽然已相隔半个世纪,至今还记得相当清楚。
我第一次到新华社大礼堂听报告是1949年12月8日下午,即我到北京的第四天。报告人朱穆之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报告主题为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14周年。听了报告才知道,原来朱穆之就是当年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
开始二三年,大礼堂的报告以时事报告为主,主讲人多为新闻界的领导人。讲得最多的是新华社总编辑吴冷西。不少同志听冷西的时事报告听上了瘾。他的报告内容新鲜,观点权威,不用讲稿,随口说来,引入入胜。他有超人的记忆力,一些数据都能随口背出。这样的时事报告可以使听众对国内外新发生的大事不但知其然,又能知其所以然。
新闻总署三位领导人的报告,也使人久久难忘的。署长胡乔木的报告,內容充实,条理分明,且有理论深度。副署长范长江作报告时总是春风满面,笑口常开。我听过他的报告不下十次,1949年下半年,他在上海华东新闻学院讲大课,我就是虚心听讲的学员。这位当年《大公报》的名记者,有时讲新闻业务,有时谈时事政策,内容丰富多彩,且不乏幽默,说到精彩处他自己首先咯咯大笑起来。
副署长萨空了一次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能记起这次报告的主要内容。他说,现在我们一定要讲民族平等,新中国是多民族的大家庭,应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振兴教育,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详细介绍了蒙古族和藏族的情况,令人耳目一新。
上世纪50年代初,乔冠华同志是国际新闻局局长。他的国际时事报告极富魅力,每次报告一开始就深深吸引住听众的注意力,大家无不屏息静听,专心致志,一直到听完为止。最轰动的一次是以“从联合国归来”为题的时事报告。1950年冬,新中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安理会的讨论。代表团的全权代表是伍修权,乔冠华任代表团的顾问,这件事本身就轰动全世界。这是一次外交战线上的战斗,因而乔冠华同志的报告内容本身就十分精彩,再加上他外交家的口才,更处处引人入胜。那次报告,听众包括首都新闻界所有单位,北京新闻学校的学员也来听讲了。
为了提高新闻干部的业务水平,1953年以后,有关部门在新华社大礼堂组织了一系列讲座。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著名作家叶圣陶老先生的“谈文学语言”。那天,老先生穿着长袍。他说,生长在南方的作家在语言方面天然不足,他必须努力学习北方普通话。生长在北方的作家就幸运得多。此外,还有文怀沙讲“怎样学习古典诗词”;语言学家吕叔湘讲语法修辞,从语法角度给报刊文章挑刺。还有蓝翎、李希凡这两位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敢于反权威的青年学者也请来作过报告。我还记得华山、李普、李庄、李千峰等同志也在大礼堂作过新闻业务方面的讲话。
我还在大礼堂听过两位苏联作家的报告。一位是小品文作家萨斯拉夫斯基,他已是个白头发的老年人,报告题目是“谈小品文的写作”;另一位是特写作家奥维奇金,他约40多岁,报告的內容是“论特写的写作”。这两次报告都是由《中国青年报》一位编辑担任翻译。这位编辑口才极好,说话生动风趣,紧紧吸引着听众。
大礼堂一系列有关青年修养方面的报告,使我获益不小,因为当时我正处在青年时期,这些报告应该是共青团组织举办的。我记得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曾来大礼堂作过报告,内容很可能是青年人怎样建立革命人生观的问题。他做报告全身心投入,和听众的心息息相通,经常引起共鸣。在报告过程中,他的一双手经常作出各种手势加以配合,显示出一位青年领袖的蓬勃朝气。
有一回,著名女作家丁玲被邀请来作了“怎样建立正确恋爱观”的报告,在讲台上,她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不时放出热情的光芒。报告内容主要是针对女青年的,她希望女青年和男青年交往时,态度要大方,不要因收到一封男青年的信便紧张得不得了,她认为,青年人交一些异性朋友很有必要,你可以从他们当中挑选到理想的终身伴侣。
使我至今留下很深印象的还有田家英的一次报告。田当时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那一天,他穿着一件浅棕色的人字呢大衣,有谦谦君子之风,翩翩学者之态:双眼有神,似略显疲乏。他演讲的题目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他说,每一位革命干部都要做到“大事聪明”,应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到观察、思考、研究国家大事上去,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关心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个人的得失荣辱都是小事,不要那么斤斤计较,不要经常挂在心上,不妨糊涂一些。听了这次报告,感到人生观受了一次很大的教育。以后遇到私心杂念泛起,终以“大事聪明、小事糊涂”自勉,把私心杂念尽快地克服下去。
上世纪50年代,在新华社大礼堂听了这么多次报告,真是机遇难得。能够聆听那么多领导同志、社会名流的教诲,真是幸运多多。古人有“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之说,那么听了这几十次的报告至少也应该说“胜读百年书”了!。
责任编辑肖阿伍
当时,大院里有三处主要建筑物:中间的工字楼是新华社的办公楼,东边的口字楼是新闻总署和国际新闻局共用的办公楼,西边有一座古朴的大礼堂,据说是民国初年袁世凯执政时国会所在地,1923年的“曹锟贿选”就发生在这里。当然,那时这里已被称为新华社大礼堂了。
在上世纪50年代,我在这座大礼堂听过几十次报告。这些报告无论是报告人的社会地位,还是报告的内容,大多是高档次的。我认为,这些报告对提高我的政治思想水平、政策水平、新闻业务水平,扩大知识视野,都有不少帮助。有些报告的场景,报告人的音容笑貌,报告的精彩内容,虽然已相隔半个世纪,至今还记得相当清楚。
我第一次到新华社大礼堂听报告是1949年12月8日下午,即我到北京的第四天。报告人朱穆之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报告主题为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14周年。听了报告才知道,原来朱穆之就是当年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
开始二三年,大礼堂的报告以时事报告为主,主讲人多为新闻界的领导人。讲得最多的是新华社总编辑吴冷西。不少同志听冷西的时事报告听上了瘾。他的报告内容新鲜,观点权威,不用讲稿,随口说来,引入入胜。他有超人的记忆力,一些数据都能随口背出。这样的时事报告可以使听众对国内外新发生的大事不但知其然,又能知其所以然。
新闻总署三位领导人的报告,也使人久久难忘的。署长胡乔木的报告,內容充实,条理分明,且有理论深度。副署长范长江作报告时总是春风满面,笑口常开。我听过他的报告不下十次,1949年下半年,他在上海华东新闻学院讲大课,我就是虚心听讲的学员。这位当年《大公报》的名记者,有时讲新闻业务,有时谈时事政策,内容丰富多彩,且不乏幽默,说到精彩处他自己首先咯咯大笑起来。
副署长萨空了一次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能记起这次报告的主要内容。他说,现在我们一定要讲民族平等,新中国是多民族的大家庭,应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振兴教育,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详细介绍了蒙古族和藏族的情况,令人耳目一新。
上世纪50年代初,乔冠华同志是国际新闻局局长。他的国际时事报告极富魅力,每次报告一开始就深深吸引住听众的注意力,大家无不屏息静听,专心致志,一直到听完为止。最轰动的一次是以“从联合国归来”为题的时事报告。1950年冬,新中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安理会的讨论。代表团的全权代表是伍修权,乔冠华任代表团的顾问,这件事本身就轰动全世界。这是一次外交战线上的战斗,因而乔冠华同志的报告内容本身就十分精彩,再加上他外交家的口才,更处处引人入胜。那次报告,听众包括首都新闻界所有单位,北京新闻学校的学员也来听讲了。
为了提高新闻干部的业务水平,1953年以后,有关部门在新华社大礼堂组织了一系列讲座。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著名作家叶圣陶老先生的“谈文学语言”。那天,老先生穿着长袍。他说,生长在南方的作家在语言方面天然不足,他必须努力学习北方普通话。生长在北方的作家就幸运得多。此外,还有文怀沙讲“怎样学习古典诗词”;语言学家吕叔湘讲语法修辞,从语法角度给报刊文章挑刺。还有蓝翎、李希凡这两位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敢于反权威的青年学者也请来作过报告。我还记得华山、李普、李庄、李千峰等同志也在大礼堂作过新闻业务方面的讲话。
我还在大礼堂听过两位苏联作家的报告。一位是小品文作家萨斯拉夫斯基,他已是个白头发的老年人,报告题目是“谈小品文的写作”;另一位是特写作家奥维奇金,他约40多岁,报告的內容是“论特写的写作”。这两次报告都是由《中国青年报》一位编辑担任翻译。这位编辑口才极好,说话生动风趣,紧紧吸引着听众。
大礼堂一系列有关青年修养方面的报告,使我获益不小,因为当时我正处在青年时期,这些报告应该是共青团组织举办的。我记得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曾来大礼堂作过报告,内容很可能是青年人怎样建立革命人生观的问题。他做报告全身心投入,和听众的心息息相通,经常引起共鸣。在报告过程中,他的一双手经常作出各种手势加以配合,显示出一位青年领袖的蓬勃朝气。
有一回,著名女作家丁玲被邀请来作了“怎样建立正确恋爱观”的报告,在讲台上,她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不时放出热情的光芒。报告内容主要是针对女青年的,她希望女青年和男青年交往时,态度要大方,不要因收到一封男青年的信便紧张得不得了,她认为,青年人交一些异性朋友很有必要,你可以从他们当中挑选到理想的终身伴侣。
使我至今留下很深印象的还有田家英的一次报告。田当时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那一天,他穿着一件浅棕色的人字呢大衣,有谦谦君子之风,翩翩学者之态:双眼有神,似略显疲乏。他演讲的题目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他说,每一位革命干部都要做到“大事聪明”,应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到观察、思考、研究国家大事上去,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关心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个人的得失荣辱都是小事,不要那么斤斤计较,不要经常挂在心上,不妨糊涂一些。听了这次报告,感到人生观受了一次很大的教育。以后遇到私心杂念泛起,终以“大事聪明、小事糊涂”自勉,把私心杂念尽快地克服下去。
上世纪50年代,在新华社大礼堂听了这么多次报告,真是机遇难得。能够聆听那么多领导同志、社会名流的教诲,真是幸运多多。古人有“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之说,那么听了这几十次的报告至少也应该说“胜读百年书”了!。
责任编辑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