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胜
　　法学博士
　　国防大学教授
　　
　　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国际安全局势的演变以及中国的快速发展，国内对安全的研究日趋深化，国家安全战略尤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兴趣。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进入深刻调整阶段的大背景下，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然而，有一种倾向却值得注意：一些研究把国家安全战略等同于一般军事战略的简单延伸，直接借用军事战略的原则来分析国家安全，甚至将安全战略筹划等同于一般的战略谋略。就如同由于安全威胁多样化而任意将安全问题扩展到发展领域的泛化倾向一样，这种认识方法也不利于研究的深化，甚至可能是南辕北辙，什么也收获不到。
　　 国家安全战略属于大战略研究范畴，与军事战略相比，它更具宏观特性，关注更为长远，并对军事战略起指导作用。中国要屹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并为世界的发展进步做出应有贡献，归根到底，就是要审时度势，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在历史发展的大势之下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军事战略比较重视谋略，战争史上曾上演过一幕幕谋略制胜的好戏。所谓“兵者，诡道也。”然而，国家安全战略筹划就要对谋略运用予以节制。国家的长治久安应当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虽然谋略发挥作用，但已远不如在纯军事领域那么突出。也就是说，在大战略目标选择恰当的情况下，手段、时机和技巧选择俱佳的谋略无疑将有利于战略目标更好更快地实现，而不当的谋略将影响战略目标的实现，甚至可能导致整个战略的失败；而在大战略目标选择失当甚至错误的情况下，越是精妙的谋略则越会将这种失当或错误扩大化，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恶果。老子说：“以智治国，国之贼。”反复体会，由衷感叹先哲具有的大智慧，从中也能找到对谋划国家安全所具有的重大启发意义。
　　 战略家的使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为复杂的客观世界设计某种自以为是的结局。换言之，真正高明的战略家，不是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而把自己的奇思妙想、美丽蓝图强加于客观世界，而只能是审时度势，做历史允许做的事情。如若强为本不可为之事，也许凭侥幸能取得眼前的成功，但最终还是会被历史潮流所没。即使强如美国，军事上战胜伊拉克拿下萨达姆轻而易举，但要消化一个破碎的国家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更不要说曾几何时拉姆斯菲尔德所推崇的整合中东的“宏伟计划”了。
　　 实际上，即使是关乎民族生存和国家前途的大搏杀，往往也不仅是军事力量本身的较量。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论述，可看作是大战略的经典。《论持久战》指明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途径，这一战略为全党全军乃至我们的敌人所熟知，已远远超越军事行动本身。这是堂堂正正而且力量无比的取胜之道，因为其根植于对中日双方国情对比以及对国际局势的深邃理解，对手无论怎样挣扎也无可奈何，最后收获的只能是失败。
　　 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科学和社会进步强化了国家间的渗透，完全的“零和游戏”已经不合时宜，非此即彼的世界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安全战略筹划更是要超越对军事胜负的简单追求。较早时候，英国人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也曾有类似的认识：“大战略的某些原则又经常与军事战略所推行的原则所抵触。”“生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这些矛盾处在相互容忍并存的时候，可以激起真正的进步。它们所以能够容忍并存，是因为彼此看到，如果不相互迁就、和平共处，而企图一个压倒一个，那么其结果很快就会变坏。和平进步的最好保障就是维持一种在力量平衡条件下构成的相互制约关系。”
　　 中国正在快速发展自己并积极融入国际体系参与大国博弈。中国要想在２１世纪有更大的作为，不仅要在国际竞争和角逐的一般技巧上下工夫，更重要的是应及时认清国际政治发展的大趋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战略智慧，敏锐洞察未来世界可能的走势，做世界历史发展允许做的事情，并及时消除自身存在的不适合未来发展的种种弊端，维护国家安全，谋求社会全面的发展进步。顺势而为才能占有更多的主动，不论是多么强大的国家，如果背离了历史发展的逻辑过度使用权力，也难以有多大的施展，甚至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反而是动摇强权的基础。对于中国来说，确立安全战略不能仅仅局限于原来的认识，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眼前的利益，而是要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长远的观点，在变化的世界中谋求国家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