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谭延闿，是中国近世政坛上一位不倒翁。按庸俗的成功学标准来衡量，他是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清末做了湖南首任“咨议局”局长，和张謇、汤化龙等人同为“立宪派”领袖。武昌起义后，出任湖南都督。国民党北伐成功后，他又和蒋介石关系甚密，做过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用帝制时代的话来说，是官居极品了。
　　与清末民初多数性格刚烈、宁折不屈的湖南士人不一样，谭延闿是个八面玲珑的玻璃球式的人物，其“混官场”的本事是一流的，左右逢源随波逐流，尽量不得罪人，被称为“人中甘草”。
　　这个性格和本事的形成，恐怕和他的出身大有关系。一是在高官家里长大，从小见多识广，对官场各类明规则潜规则很熟悉;第二个原因恐怕是他为庶出之子，他的母亲李氏是谭钟麟的小妾，在家中地位很低，从来都是站着伺候老爷和夫人吃饭的，直到谭延闿中了“会元”，母以子贵。谭钟麟才宣布李氏可以坐在正厅里和老爷、夫人同桌进餐。
　　清末和民国初年政坛上还有一位更为有名的庶出子，他的性格与处事圆融和谭延闿颇为相似。这个人就是民国大总统、后企图登基当皇帝的袁世凯。他俩的前辈、乾隆朝历任云南、川陕、两江总督的尹继善也是庶出子。这三个庶出子都很能干，且青少年时代十分勤奋，远比大夫人生的兄弟有出息。我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
　　庶出的儿子和嫡出的兄弟相比，总是低人一等，而且大夫人怕姨娘恃子而傲，总是千方百计地打压小妾。苦于家族礼法，这些庶出子有苦难言，唯一的办法是发愤图强，努力读书或做事，混出些名堂来，给生母争地位。而且，他们从小必须学会察言观色，在复杂情势下的生存能力也远非嫡出之子能比。
　　另一方面，大户人家的庶出子又有穷苦人家儿子难以比拟的优越条件。虽然是小老婆生的，在大家族中受太太和嫡出兄弟的气，但终归生活优渥，无饥寒之忧。更为重要的是，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这类庶出子又往往比嫡出子珍惜受教育的机会。以谭延闿为例，年少时随父亲进京师，拜访帝师翁同龢，其作文和书法得到翁氏的指点。翁同龢信中对谭钟麟夸赞谭延闿：“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一般人家的子弟，哪有这样的机会？
　　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以从生理学方面分析。古代的年轻人娶老婆，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是做不了主的。而大家族的父母替儿子择偶，最讲究是门当户对，至于所选择的小姐本人的身体素质、儿子是否喜欢则是不重要的。因此，许多大户子弟娶的正妻，纵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夫妻生活没什么激情，正妻有时候还病恹恹的。而人到中年纳妾则不一样，完全由自己做主，一定是漂亮（至少端庄）、健康、个人喜欢的女子。在一起的激情远甚和大老婆同床共寝。如此，生出来的子女，身体素质如智商多比和大老婆生的孩子强。
　　在古代社会，家法和国法各有管辖领域，国法许多时候无法代替家法。比如大夫人和姨娘的名分决不能搞混，哪怕姨娘所生的儿子再有出息。袁世凯在当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时，生母去世了。他赶回河南项城老家奔丧。为了替死去的生母争一份哀荣，他和族中长老及大夫人生的长兄商量，灵柩能否从大门口抬出去。其长兄坚决不同意，说姨娘出殡走侧门，决没有走大门的道理。袁世凯那时候官居一品，替袁氏光宗耀祖，但也无法突破家族的礼法，只能听任长兄安排。从此，他对老家恨意难平，宣统登基、摄政王载沣掌权后，他被排挤出政坛，开缺回籍，也不愿意回到项城，而是隐居在安阳。
　　谭延闿也曾遇到过与袁世凯一样的难题。其生母李氏去世时，谭延闿是湖南督军，湘省最高军政长官。生母的灵柩要从祠堂门抬出去，按照规矩只能走侧门。谭延闿一着急，不顾督军的气度了，爬到母亲的棺材上面，大叫“我谭延闿死了，抬我出去！”—翰林出身的督军老爷当然有资格出正门，族内大佬一看此情形，明白再坚守那个旧规矩，难以收场。于是同意从祠堂正门抬出李氏的灵柩。
　　这一刻，玻璃球一样圆滑的谭延闿显出了天不管地不管的“湖南骡子”的劲头，为生母争得了一份死后哀荣。这一点，袁世凯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