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北京共识”成为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竞相谈论的话题。所谓“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国外政治家和学者视野中的另一种话语形式。“中国模式”造福于中国与世界，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文明成果。本文将“中国模式”置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这段很不寻常的历史和当代世界的“天下大势”中作一审视与解读。
　　
　　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起航
　　
　　（一）如同世界上任何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发展模式一样，“中国模式”也是在面临危机寻求变革时产生的。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党和国家走到一个决定前途命运的重要历史关头：十年“文革”内乱，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事”盛行，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徘徊；与此同时，面对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严重滞后的国际形势，中国与世界潮流的“时差”日益扩大。面对上述严峻形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卓越的政治大智慧，力挽狂澜，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发展方向上作出重大的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邓小平告诫全党和人民：“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30年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二）“中国模式”产生的世界奇迹。改革开放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是中国命运的伟大转折，是五千年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的一次大变革，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继辛亥革命和建立新中国之后，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而进行的又一次伟大革命。30年来，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发展中大国， GDP年平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中国奇迹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史无前例，同时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经济实力提升最强的记录。因此，改革开放30年不只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事件，而且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
　　（三）“中国模式”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模式”的本质既有别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它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血脉，继承了中国建国后近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吸收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在多元文明中进行升华和创新，顺应了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历史雄辩表明：经过冷战和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衰沉浮、经济全球化的波澜起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中牢牢站住了、站稳了。中国道路，丰富着当今世界的发展模式，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卓越成就，实现了邓小平的预言：“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对“苏联模式”历史性超越
　　
　　（四）“苏联模式”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不可磨灭。站在新世纪的历史地平线，“苏联模式”的兴衰与荣辱似渐行渐远。然而，“苏联模式”在20世纪曾创造的辉煌成就、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世人是不能遗忘的。首先，“苏联模式”崛起于1929年资本主义大萧条之际，在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时，苏联经济却“安然无恙”，“一枝独秀”。苏联计划经济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开创了一种国家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它帮助苏联创造了经济奇迹。1921年，苏联改变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1927年逐步取消新经济政策实行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政策。1928年是苏联开始实施一系列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从1929年始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增加了3倍，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工业产量已从世界上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敏锐地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当世界上其他国家，至少就自由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经济陷入一片停滞现象之时，唯独苏联，在其五年计划指导下，工业化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之中。”其次，1929年大萧条时期，“苏联模式”“成了自由派资本主义的救星，”罗斯福“新政”从中获得“灵感”，成功“结束了大萧条噩梦”，挽救了资本主义。目睹苏联计划经济成就和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当时出现了一个“不分意识形态，众人开始以苏联为师”的特殊现象: 1930—1935年间，西方著名的政界、经济界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一时间，美及西方国家对苏联计划经济“转变为模仿”。1933年，罗斯福按照苏联设国家计划委员会作法，设置联邦计划机构。英国学者帕克在《超级大国——美苏对比》一书中承认:“苏联的全面计划经济，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受惠于苏联计划经济的罗斯福“新政”，成功帮助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度过了空前大灾难。
　　（五）戈尔巴乔夫反“危机”，造成“苏联模式”颠覆，其教训沉痛而深刻。罗斯福“新政”后约50年，享誉世界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阿里阿诺敏锐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以说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很相似。两大方案都是为应付令人痛苦的危机——美国胡佛时期的大萧条和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而设计的。”他说，对罗斯福来说“是幸运的”，他成功“结束了大萧条噩梦”，挽救了资本主义；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则“是不幸的”，他造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崩溃。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开始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之际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然而，任何制度、模式的优势历来都是相对的。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摩根索说过一段很经典的话：“当一个国家发现它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处于力量巅峰时，特别容易忘记这一点，那就是一切力量都只是相对的。其实应该明白，那种曾经拥有的力量优势，很可能由于自身的愚蠢和疏忽而丧失掉。”很不幸的是，苏共后来历届领导人，他们把过去曾经取得巨大成就的计划经济模式，即那种相对而言“曾经拥有的力量优势”，不合时宜地、不顾时空条件地推到极端，致使苏联经济严重下滑。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总书记时，苏联“遭遇了至少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严重的经济危机”。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不是罗斯福那样的扭转乾坤的政治家，他既缺乏罗斯福那样对自己坚守的政治制度坚定不移的信仰，又无罗斯福化解危机的匡谬济世之才。关于戈尔巴乔夫其人其事及反“危机”的功过是非，基辛格的评价最为全面、深刻而透彻。基辛格说，戈尔巴乔夫是自列宁一脉相传下来的第七任苏联领袖，与历代苏联领导人不同，戈尔巴乔夫属于另一代人，他缺乏前任的强悍作风，不足以担负化解苏联危机的角色。戈尔巴乔夫1986年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摒弃。其“新思维”已经远远超过调整苏联既定政策符合新现实的步伐，完全推翻了长久以来的列宁主义正统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不仅使苏联失去历史上的理论基础和信念，也让苏联局势中固有的困难加剧。戈尔巴乔夫押赌注自由化，必然失败。戈尔巴乔夫要求苏联进行做不到的改革，加速推动了他代表的制度的灭亡。他的改革是共产主义自我毁灭的改革，他摧毁了共产党，推动了把他送上权力宝座的那种制度的覆亡。数个世纪辛苦建立的帝国，也在戈尔巴乔夫治下瓦解。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造成了苏联帝国崩溃之速度甚至快过当年崛起之势。作为一个西方著名的政治家和资深的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无不惋惜地评价道：“不到10年，东欧附属卫星国家解体，苏维埃帝国土崩瓦解，几乎把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侵吞之所有权益，全部吐出来。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
　　（六）邓小平“南巡”对“苏联模式”的最终超越。世人永远不会忘记，1991年 12月26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解体，20天后，即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带着对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发展前途深厚的历史忧虑，开始了他超乎寻常的“南巡”之旅。这位世界伟人，在其“南巡”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沿途就世界及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谈话，这些谈话是世纪经典，也是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奠基之声。党的十四大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成为“中国模式”最终超越“苏联模式”的重要标志。
　　
　　在所谓“历史终结”论中不断奋进
　　
　　（七）历史没有终结：“中国模式”雄辩表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模式是多样化而不是走向同一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曾一度给西方某些政治家带来一种过于乐观自信的陶醉。最具代表性的是曾参与制定过美国国家政策的高级官员、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