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保持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是和谐融入的标志。但从目前看，农民工虽然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流动，却远未完成从农民到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过程是机械、僵化的融入，而非和谐的融入。
　　公平是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前提。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权利公平是最重要的一种公平。新生代农民工是最具市民化意识的群体，也是最渴望融入城市的群体，但是受二元体制的影响，一整套的包括户籍、教育、就业、社保、财政、人事等制度，从总体上将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分离开来，形成了对市民的保护和对农民工的“隔离”。农民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权利不平等和缺失，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各地设立所谓的经济门槛（投资、纳税达到一定数额）、素质门槛（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社会福利门槛（各地的社保福利体系不兼容）等对农民工融入城市进行“限制”，使得农民工的融入体现出机械、程式化的特点。
　　包容是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关键。受固有的原因影响，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仍受到城市社会的排斥和歧视，虽然他们对城市的贡献部分地得到了城市市民的承认，但仍对外来农民工的进入抱有“警惕”心理，在生活中不愿意接近农民工，在心理上不愿意接纳农民工，不愿意让农民工变为市民。农民工在城市感受不到“家”的温暖，相反，感受到的是排斥和被边缘化，迫使他们被动地进行着城市适应化过程。
　　交往是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核心。人是社会的产物，具有交往或归属的基本需求。农民工在城市主流社会的排斥下找不到认同和价值的肯定，转向自己群体的认可，形成了一个相对边缘化的城市社会群体。他们凭借老乡、亲戚、朋友等传统资源，去维持内部的关系，以特有的方式解决自身的问题。这样在城市中便形成了一种新的二元结构：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在自成体系的边缘社会里，在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被生硬地嵌入城市社会，使得其在实现现代性和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中面临困境。
　　共赢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终极目的。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可是他们居住在“脏、乱、差”的城市边缘或城乡结合部；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但工作岗位大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苦、险、累、差的“剩余工作”，且工资仍遭到工厂或企业的拖欠、克扣，甚至是拒付的现象，工资涨幅也远小于市民等。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保障，生活质量低，生活内容单一、贫乏，未能很好地分享企业效益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与幸福感。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具有市民身份的农民工数量的增长，而且也是市民数量和质量的同步增长。所谓市民质量的增长就是农民工获得并不断积累城市性，并最终融入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而将农民工与市民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职业、住房、生活、消费等各方面分割开来的城市化，是僵化、机械的城市化，也可称之为半城市化，而非和谐的城市化。
　　同样，在和谐城市的构建中，“和谐”应是所有居住于城市中全体人群的目标。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融入城市的意愿，面对这种诉求，无非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不予尊重，消极对待。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大批新生代农民工被边缘化，会给国家的稳定和和谐城市尤其是和谐社会的建设造成危害。另一种是予以尊重积极应对。就是积极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努力凝聚他们的力量，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这样做，有利于社会走向和谐。
　　和谐的价值在于它是多样性、差异性社会的合理控制和自主秩序是多样性的统一。通过排斥或歧视农民工来达到所谓的“和谐”，只能是缺乏生机的“和谐”，是僵化呆板的“和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是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和谐，就是尊重多样性及个体差异，使人们“各得其所”与“和谐共处”。
　　编辑／万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