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在网上看过一条微博，“她叫张平宜，原台湾《中国时报》资深记者。十多年前辞去高薪，告别家里4层别墅。这位喜欢艺术的优雅女性，来到四川僻壤山坳，献身麻风村教育！朋友们不能理解：这个疯子为何要吃这样的苦。她说，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孩子，无法掉头离去……我做不到这么伟大，唯有发帖致敬，这才是感动中国！”当时心里一动，但也没有动念去找书，你知道我从小就不是个好学生，而且我几乎从不相信好人好事。因为自己当记者的缘故，我见过太多电视里的好人的另一面，我总认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完人，只有凡人，许多好人之所以当好人是因为命运的选择，善念一时起，于是骑虎难下，索性就一路狂奔。这还是最好的一种，另外一些就更不堪了，有的人有认知障碍，有的更是一种自大狂妄想狂——太想成为好人太想引人注目，于是最后终于自己把自己推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善人，比如陈光标。
　　当然，自我批评一下，像我这样的人，大约就是鲁迅说的那种中国人——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摩别人的中国人。我们这种人的存在几乎就是暗黑系存在的明证，为了不让自己见到太多光明之后的黑暗，所以我尽量不去看好人好事，万一看穿了他（她）怎么办？你是难受还是不难受呢？真的勇士敢于直面人世的黑暗，只可惜大部分的人不是真的勇士，所以拿起《触——台湾娘子上凉山》时心里还是挺抵触的，尤其一翻里面，发现是个美女，就更不以为然了。做媒体的人都知道要有戏剧性，如果她不是台湾人，不是这么美的美女，会有这么多奖颁给她么？
　　过了几个星期一个无聊的晚上，才拿起书，拿起书之后，倒是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首先我觉得女主角最大的好处是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伟人在描写，她也写自己缺点，写自己的小心眼，写自己爱漂亮，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没有血泪控诉。许多大善人爱把周围描述成恐怖地狱，把别人描写成可怖的恶魔，以突显自己的伟大与崇高，而张平宜反倒没有，她十分客观平实地写出了她到凉山的原因。
　　1999年夏天，刚刚生下孩子，原本想辞职当个全职妈妈的张平宜做最后一个大专题：国际救援组织“偷渡”她进入与世隔绝的四川麻风村落。海拔二千多公尺以上的高地得麻风病的人已病得不成样子，而他们生下的健康的孩子因为隔绝，也是全身光溜溜，而且“每个人的脸都很脏，脏到只看得到两颗眼珠子。”这群人没有身份证，被自觉不自觉地隔绝在山林之上，成为真正的“社会隐形人”。看过如此人间景像，离开时发誓不要再来的女人却在写完报道之后，“不知怎么，那个坐在雷波山上，白着一张脸，用系在裤子上的草绳自杀过好几次的老人，像幽灵般三不五时漂浮在我面前。”
　　当张平宜写到此时，我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因为有很多次，我心里也有这种感受。差别在于，当这些绝望无助的面孔出现在我脑海中时，我只是难过地甩甩头把它们忘记，而张平宜就真的又因为这些面孔而十年内十二次跑回凉山，开始了与麻风病彝族孩子们的交往，苦心经营她的大营盘小学，到处求捐，与当地政府打交道，在种种麻烦与纠结里进行她的行善之旅行。她并不完美，用宗教的说法那可能是上帝的召唤，用哲学家的说法那是命运选择了她，而用张平宜的说法，“从最初的一个感动，到坚持走了十年，与其说是爱心奉献，不如说那是我人生要学习的另一门功课，因为任何一种行善，绝不是一厢情愿，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一种挑战与行动，更是一种承诺与永续。”
　　除了这个领悟，张平宜还给了我另一种领悟，在帮助孩子们走出大凉山的过程里，张平宜曾把这些孩子都送到弟弟在青岛开的工厂里培训，但这些没有受过现代教育的孩子受不了都市里一板一眼的职业培训，纷纷离开。开始这让捐助人感到失望与沮丧，但我觉得张平宜让人感动的是，她没有发展恩人的居高临下的愤怒与不平，反而在这个事端里检查了自己的问题：“过去我的爱总是无怨无悔地给予，但随着岁月增长，我给的最少的反而是自由，而这却是他们长大后最热切的盼望。爱是一把双面刃，接受要学习，给予更是一种教育，此刻我要学的应该是放手的智慧，因这是最大、最难也是最后的给予。”看到这一句，我深深感受到做为一个平凡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心灵的美好，与心灵的高贵。
　　“In our life， we must do something to make the world more beautiful.”这句话看起来很高贵也很虚无缥缈，但足以成为人生目标。我们当然不知道命运会选择我们做什么事，或许是画画，或许是扫街，或许是基金，或者是卡车司机，但无论你被选中干什么，它都将是一种试炼，美好的人会借此“倾听自己进而发现自己”，在最后“知道在某处等待我的是更有意义的人生”。
　　我们都要争取做一个美好的人，力量微小就独善其身，让身边的小世界美好一点，力量足够时就帮助他人，让更大的世界更美好一点。无论如何，做一个美好的人就是相信惨烈的同时也相信美好，并且在惨烈里不放弃让自己奔向美好——这就是张平宜给我最大的“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