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的眼神总是游移，跟人说话的时候无胆直视。当然这是他幼儿园时的样子，现在刚上三年级，已经不这样了。
　　为了“不这样了”，我和他妈绞尽了脑汁。首先就是转园，从一家台湾人开的示范幼儿园里转出去。这家台湾园子隔三差五地搞示范：几个超级宝宝吹拉弹唱，几十个笨小孩站成背景。我家小儿永远站在后面，表情日渐严肃，越来越像两会代表委员。
　　因为严肃所以隔膜，幼儿的世界存在更加残酷的弱肉强食，而且毫不掩饰，笨笨的小儿几乎没有朋友，每天早晨都把身子扭成麻花，把脸蛋哭成花瓜，不想再去当一天孤独的背景。就这样拖拖拉拉地度过了小班和中班时光，直到粗心的我们感受到他的痛苦。
　　还有一年大班，不能再被虚度。费尽周折转入一所公立园，忐忑不安地给新班主任陈老师提了一个要求：帮俺家小儿交一个朋友吧。
　　如此卑微的要求让陈老师的眼圈红了半天，她专门拿出半节课，让三十个小朋友挨个儿拥抱我家小儿，一边拥抱一边说：我们做朋友吧。我和他妈扒着门缝偷看，眼泪流成了小河。
　　被小朋友轮流拥抱的小儿，表情依然严肃，目光偏向远方，虽然仍拒绝与人对视，但我能感受到他正经历着澎湃的喜悦与慌张，紧闭的闸门开了一条缝，有清新的风吹进来，他有些不知所措，但不再感觉到压抑与孤独。
　　现在想想，我依然有些后悔和后怕，后悔的是在当下中国竟然还要顾及脸面，没有早一点托关系转园；后怕的是如果再拖上一年，天性胆小的小儿，会在“示范”的压力下把心门关得更严，家长老师有心帮着开启，也会更加困难。这正是各种育儿书上一再提醒的内容：零到六岁是关键育儿期，每一年、每一季甚至每一月都有截然不同又至关重要的成长任务，错过了再要补上，加倍困难。
　　第二步就是以身作则，鼓动直视。转园之后小儿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向好，家庭小环境也得跟上。想让小儿敢于直视别人，家长先得练就一双电眼。每次和老婆对话，只要有小儿在场，我们都刻意紧盯着对方，把自己当X光机使用。跟邻居在小区里电梯上相遇，鼓动小儿开口，始终不忘提醒他：叫爷爷，看着叫；叫阿姨，看着叫。慢慢地，小儿游移而被动的目光开始听从指挥，愿意稍稍转向，在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的脸上停留一两秒钟。
　　眼神对人际关系的先期介入，引发了身体的随后行动。同龄孩子游戏，幼儿园时期的小儿总是被安排在最为被动的角度：我们捉迷藏，你当那棵树；我们玩鸭子过河，你当分界线。升入小学之后，局面有所改观，当树和分界线的本职工作之外，偶尔有机会兼职做一回鳄鱼。
　　所谓与孩子共同成长，以身作则鼓动小儿直视对方，我本人也收获了新的人生体验。与老婆边聊边对视，经常就丢开了话题笑弯了腰，柴米油盐家长里短那都是浮云，对方眼中的自己和自己眼中的对方才最为重要。
　　与同事和上级之间的对视也正在成为习惯。“看着我的眼睛”，每一回对下示弱或对上示强，我都要默念这句台词，以便说服自己，顺便穿透对方。在没有宗教信仰、不需手扶《圣经》即可起誓的中国，让对方看着自己的眼睛，相当于把他的骨骼暴露在你的X光机之下。
　　还是回到育儿。每一回比较中西教育，都要提及中国教育模式导致中国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二百万正在异域求学的大陆学生，往往过于沉默，敏于储备知识，讷于自我表达和互相交流。
　　底子已然不厚，还要迎头赶上，中国留学生应该从何处开始批判性思维？直视各路鬼佬，或许是一条捷径。
　　今年情人节期间，一个段子似的事实被报道出来：一位中国男生，坐在美国南加州的一间咖啡馆里，整整一个下午，来来往往三百多各色洋妞，没有一个主动跟他做眼神交流。洋妞难泡啊！参与的和围观的中国渣男们都这样感叹：不是我在异域甘于沉默，而是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渣男们的感叹更像是借口和脱辞，既然期待别人直视并不现实，那么主动直视别人为什么不可以？无论是咖啡馆里还是课堂之上，先看着眼睛，再打开话匣，虽千万人，吾往矣。
　　最后一点，培养直视能力，需要技术手段，能在字书上读准字句，就能在人脸上读出虚实。我已经习惯于随手抄起一本字书，拉着三年级小儿逐字朗读，期间不许有任何跑冒滴漏，否则这句话要重头再读。一开始小儿很不习惯，扭捏哭闹，消极怠工；慢慢地读出了趣味，文字传递的紧张感和戏剧性，让他感觉像是在玩IPAD游戏。
　　这几天，我们正在用“你一页、我两页”的模式逐字朗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九岁小儿当然理解不了史铁生对欲望和轮回的通透参悟，但他对作家残疾的双腿很是同情，神情紧张，不住地追问：他为什么坐上了轮椅？他怎么跨过大门口的台阶？
　　如何跨过台阶，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本人也不知道答案。当初史铁生摇着轮椅进出的地坛，想必大门是洞开着的，而且也并没有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