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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家钱基博先生（1887—1957）在中学国文教学研究界是一位不容忽视的名家，他从小学到中学大学执教国文达四十余年，发表了大量文章，涉及语文教育诸多问题；又有编写教材的经验。周作人为夏仁虎《枝巢四述》和《旧京琐记》作的序里谈道：“名山事业未足为奇，唯能以法施人，念及童蒙，委曲敷说，斯乃胜业，值得赞叹耳。”[1]
一、钱基博的教育活动和国文教学著述
钱基博行状近几年介绍得较多，此处稍略。他受的教育也是那时期读书人家常见的：出身无锡世儒之家，幼而劬学。五岁始启蒙，九岁读毕“四书五经”并能背诵多种典籍，年稍长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资治通鉴》，十六岁时即属稿《中国地域大势论》凡四万余言，刊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又有仿陆机《文赋》撰《说文》一篇，刊于刘光汉主编的《国粹学报》上，可见其早年即善写作。
辛亥革命后，钱基博参军，曾做到苏浙联军援淮司令部、陆军十六师、江苏都督府中校副官、参谋等职。1913年起辞去军职投身教育，开始时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国文史地教员。任军职时他月俸可得二百元，当小学教员后月薪仅二十元。当时直隶都督赵秉钧、江苏都督冯国璋都想聘他为秘书，他自述：“基博自以奉职南方军府，丈夫立身，岂容反复；议论异同，只以救世难而非以图身利。又目睹世乱方兴，飞出走檄，不过以文字为藩府作口舌；文章不以经国，而莠言乱政，匪所思存；谢不往也。”[2]此后，他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国文经学教员及教务长，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先生执教的圣约翰大学学生集会声援，美国校长卜舫济指责学生并将中国国旗抵于地上，先生勃然而起慷慨陈词，宣布辞去教职。后来得到爱国人士王三省资助，在上海沪西建光华大学，收容圣约翰大学离校师生继续学习，先生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并著《光华大学成立记》长逾万言，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上。[3]先生还先后任过国立清华大学教授、第四中山大学中国文系主任、无锡国专校务主任等职。抗战时，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教授。1949年以后任职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1957年去世。
傅道彬先生在《钱基博先生小传》里这样评述：“先生一生以读书为乐，以学术为生，无论是戎马仓皇之中，还是转徙流亡之际，都挟册吟讽，中宵琅琅，穷年累月，不肯自暇逸。先生严重方正，待人诚笃；无营求，淡嗜欲，寡交游；不赴集会，不与宴饮，饮食素淡，不近烟酒，冬衣夏服，均为布制。钱基博先生家风敦朴，课子甚严，以为父母之于子女‘责任有尽，意思无穷’。”[4]如果细读多种记载，洵知这些评价绝非溢美之词，而这些风骨正是如今士人所缺乏的，也正是“意思无穷”。
钱基博所写的、所编的有关国文教育的著述很多，其文章比较重要的有《国文教授私议》（1914）、《论学校作文之文题》（1915）、《学校文题之讨论》、《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授宣言书》（1915）、《中学校教授中国文学史之商榷》（1917）、《初中中国文学读本写目说明书》（1927）、《三年师范讲习科国文教学纲要》（1927）等。
二、钱基博国文教学思想举隅
1.《国文教授私议》
这篇文章是作者教授国文的经验述要，分为四个部分：一、导言；二、予之文字讨论；三、予之教授程序；四、予之文字禁忌。主要讨论了作文、阅读、选材三件事。
关于小学生作文，他认为要“就儿童之心理而一究文字之最与适合者”。他说：“天下人最富于感情者固莫逾于童孺矣，忽咷忽笑，一日可数易其变，故使之作表情文字，固其势而利导之，计莫便于此者。”据此，他反对用旧日科举时代的“发策决科”方式出题，不主张写议论文，反对出那种“宽博无涯涘之题”，而提倡写记事、写景、状物的文章。他说：“予之教授国文，一以浚沦儿童性灵，鼓动兴趣，考索平日闻睹之事物而记载之为主旨。换言之曰：一以表情叙记为主云。”
关于“教授程序”，他主张“讲、读、作三者联修”。这一点尤特别。他每讲一文章之前，必让学生就这个题目先写一遍，主要写书札、叙记文之类，这叫“选题作文”。然后是“改正学生作文”，根据各人不同情况，“一一就其原意，各如其限界而删润之”，并选择优秀的、意思各不相同的文章“揭示校庑壁间以观摩同级生”。最后是“范作”，或取古人同题范文或由教师自己作一文，让学生比较“互证其优劣”。这种做法符合儿童心理，同时又将古人的范文不加句读让学生自读以检验其阅读能力，随时加以指导。
关于“予之文字禁忌”，其实讲的是选范文的标准，钱基博说：“予之教授程序，每一题文字，先作，次讲，而以读终之，意在力谋讲、读、作三者之联络也。”因此，“读本文字不可不审择而慎取之矣”。他认为：“世间有五种文字，不可令小学生读，虽美勿取焉者。”这五类文字就是：文字有“江湖气”者不取，如苏氏父子的策论，尤点出了苏洵的《六国论》，人们以为读之可利笔性，其实一派浮议，无话寻话；文字有“海气”者不取，这是指一些大而无当“海阔天空，放论无忌”的文章；文字有“客气”者不取，所谓“客气”就是虚骄之气，实际就是贬低别人太甚的文字，他特别指出苏轼的《答张文潜书》一文；文字有“名士气”的不取，例如过去人认为士大夫教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新语》，因为“未习其隽永，先习其简傲”，许多小品文都有此病；文字有“腐头巾气”者不取，也就是说教的文字，因为不能鼓起儿童的兴趣。这种从儿童实际出发不以传统选文标准选材的思想，正可为今日选编教材者借鉴。
本文的长处，一是无论命题还是写作指导，范文选讲处处从儿童的性灵、兴趣出发，二是把讲、读、写三者联系起来，相互印证，所讨论的方法详密又可行。这说明钱氏完全熟悉教学过程。此外，他还写过一文《学校文题之讨论》，发表在1915年《教育杂志》的卷七第7号上。该文进一步讨论小学作文的命题指导，积累材料、预备题材、选择文体等，真正做到“念及童蒙，委曲敷说”。清人章学诚教蒙徒作文有多种方法，其中有“重诵读，勤纂录”（《清漳书院留别条训》）。钱基博在这两篇文章里所强调的也和中国这种重笔札功夫以积累写作素材的做法一脉相承。 2.《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授宣言书》
在宣言书里，钱基博主要阐发了四条国文教学原则。第一，每讲读一文先命题让学生写，然后示以范式文字。他认为国文教学之无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往往讲读自讲读，作自作，两两无干系”，结果“讲读徒为虚应故事，而作则浪费纸墨焉已耳”。因此，他将读与写结合起来，先选古人一篇文章题目，让学生按题目写一篇，然后再示以古人范文，但由于古人之文与今时世移事易有不同之处，所以钱基博的办法是示以古人之文，并对学生文章精批细改以外再展示他自己的“范式文章”。第二，诸体文字，务求为均等发育。他说过去学校偏重议论，近年又强调纪事，其实“文学之应用于社会其途至广，即其体也不一”，国文教师不必为了强求学生样样学会，但对于普通习见诸体，“不可不因时制宜，随地指导，使知其某种题事，适用某体”。第三，揭示学子成绩，必眉批作法，勿助长其虚骄之气。他强调眉批从细处指导学生作文的效果最好：“为国文教师者，果就学生已作成文字，不惮顺其意思，曲吾笔为之删润，勤改勤揭，时有以鼓动其兴趣，自能欣欣向荣，相观而善，可断言也。”在讲评时要挑好的表扬：“时引揭示文字中之佳者，为之参互比较，不惮反复称引，诱其玩索之志。”他说：“最忌文后作一大批，浮词华说，尽作世故语，如所谓‘大处落墨’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独辟蹊径，不同凡响’等语，不惟助长学子虚骄之心。试即执学子而问之，叩以批语作何界说，恐其瞠目结舌不知云何也。”第四，力谋与外国文字联结。这一点是钱基博不同于当时一般教文言老先生之处，也和丽则女校校长教英文有关，当然也是老先生识鉴高明之处。他说：“译外国文，亦国文所有事也。既以练习国文作法，又可多检查外国字典，识得单语与难字。且中西文字之法程不一，而其理则有可通。及其既也，或且沟合中西文字而得其会通，是则举一而三善备焉。”“会通”二字十分重要。钱锺书先生一生治学在“会通”古今东西之学，而钱基博先生在教师范生国文时特别提出这一原则是十分有意义的。他对任味知校长说：“你先教英文读本，选择富有文学兴味的可以作为国文教材用的，我先让学生汉译一遍，你再就原文讲解，学生已查过单语难字，你只需略为讲解，或者你先讲授我再让学生翻译，一等范式文字公布，学生可以互相比较，观其会通，必能有所悟入。这便是学国文即学英文，学英文即学国文。”
3.关于中学国文科教授“文法”和“文学史”的商榷
钱基博关于国文教学的思想还有早期的两篇文章值得一提。一篇是《中学校国文科教授文法之商榷》（刊于《教育杂志》卷8第12期，1916年12月），另一篇是《中学校教授中国文学史之商榷》（刊于《教育杂志》卷9第2期，1917年2月）。由这两篇文章可以见得钱基博对中学国文教学的热心以及内行。
1913年3月19日，教育部颁布中学课程标准（癸丑学制），四年的国文科其第三年要学“文法要略”，第四年要学“中国文学史”。究竟怎样教授这两门课，教材如何编写，当时热心国文教学的人纷纷表达意见。钱氏两文就是为此而发表。
（1）关于《中学校国文科教授文法之商榷》
这里“商榷”是“建议”的意思而非反对。钱基博认为“文法之为物也，纲举目张，条例秩然”，所以应该学，但是中学生童稚之性还未脱尽，“乐于不径而厌束缚，其闻雅乐而思卧者，势也”，而当时一般教师因为教文法枯燥无味，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随听随忘，所以往往“心知其然而不恤虚为委蛇以率事”，常有人“放废而不之授”。钱基博认为这是不对的。他以理科知识逐渐由小学的混合到中学分科为例说明国文也应如此。教授文法有两大作用：一是综合其平素讲、读、作三者之经验进行讲解；二是将过去讲解的不全面、不系统的知识整理成系统的。他以《易经》里的“艮其辅，言有序”和《诗经》里的“出言有章”为标准，要求中学生通过国文法学习养成平时整理思想、写文章要有条不紊的习惯。这一点意见和胡适的观点不约而同，和后来叶圣陶提倡“养成讲话写文章要有条理”习惯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2）关于《中学校教授中国文学史之商榷》
根据教育部课程标准要求，钱基博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是“教材编制应采取穷源竟委主义”。简言之，他认为编写中学文学教材应从源头开始，从先秦直到近代编排。他有感于“今日学子于其字句来历先不知处处触目生障，即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随时由讲师张皇补苴，逐地诠释。然而学子生吞活剥，终觉于所引事首末不能贯彻，若明若昧，如听呓语，了不知所云”，所以认为编教材须“导源经学、穷源竟委，以次第讲读至汉、唐、宋、元明人之文字”。二是每编一代文字，必先提纲挈领。仿正史的《文苑传》为例，叙明各朝代文人有哪几派哪几家，要选择各朝代有代表性能转移文风的作家，选择各朝代有代表性的文章，按四学年搭配。三是“学校不论程度之高卑，而其各学科教授，必以能力谋联络沟通，俾学子得观其会通以驯致于融洽分明者为善之善”。这实际上是要将文史打通，以利于讲读。四是选各家作品应以作者“本来面目为限”，对于其“变调者不选”，亦即选多人有代表性作品，韩柳、欧苏等八家之文都选有代表性的文章。他举例子说明骚赋选屈宋，书檄选陈琳、阮瑀，碑志选蔡邕、韩愈、王安石，游记选柳宗元，策论选苏氏父子等。五是要将文章和文学分开。文章之道首要“辞达”“不成章不达”，而文学是和“美术、雕塑、诗歌、建筑”一样的东西，“故文学者，乃以词藻而想化自然之美术也”，所以选文学史者要明了“赅文章文学两者而综之，不可用其一缓其二也”。这也就是说学文学史作品对纯文学的诗赋和实用类文章都要兼顾，表达了钱基博对于中心国文教材编写的一个总体思想。
三、几点启示
毋庸讳言，钱基博所谈的中学（包括师范）国文教学基本是以文言文教学为主，但其与白话文教学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在二三十年代与钱基博操持相同观点并重视中学国文、大学国文教学的还有国学家陈柱（当时任教于无锡国专和大夏大学等校）。他们的思想有什么特点呢？ 1.从传统教学法、教学理论汲取营养
王森然在《中学国文教学概要》“自序”里说：“教学方法，必须适合于学校里的实际情形。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可惜富于经验的国学教师，多不肯讨论新理论新方法；单靠几个高唱新理论的人，他们自己又不能完全了解学校教学的状况，贸然地来指导实际的方法，‘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所以我国十数年之中学教育终竟没有得到相当效果。”钱基博和陈柱便是那种“富于教学经验”又“不肯讨论新理论新方法”的却又喜欢研究教学论的语文教学家。他们偏重从传经理论如《学记》和朱子、姚鼐、章学诚、曾国藩等人的教学思想出发，教读书和写作，重背诵记忆，重笔札功夫，提倡读写结合等。其效果当然比空谈理论的要好。
2.讲究“文史结合”，打通各科联系
系统地学习中国历代的文化文学作品，主张纲目清晰，以流派统率作家作品，做到纲举目张，使学生对传统文化有一系统了解。这虽然不是新理论新方法，但将必要的文史知识形成“网络”进行“编码”以便检索，无疑与现代认知心理学对于知识学习的归类是一致的。现代编写语文教材大多以专题为形式编选单元，容易引起学生兴趣，但顾及了学生的“心理组织”，却忽略了教材本身的“逻辑组织”，所以不利于系统化，不利于学生的记忆。1956年至1957年语言文学分科教材的优点至今没有好好总结，这是非常可惜的。
3.会通中外语文
钱基博不像章士钊、林纾那样完全坚持旧的一套，他有一重要思想——“会通”中外作家作品进行组材，将英文学习与汉语学习结合起来，这显示他有一种开阔的视野。王充谓：“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论衡·谢短篇》）在国文教学上，钱基博绝对是知古又知今的一位通儒，只是他对现代白话文在高中教学有些不以为然，他在与前贤裘廷梁辩论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从他提倡中外汇通学国文这点看，他一点也不迂腐。
4.从学生心理出发循循善诱、教学相长
他提倡“以学之精神为教”，一面学一面教，这种精神在今日尤须提倡。在应试教育的今天，教师往往成了“裁判”，而非以身作则的“教练”。公布答案，宣判成绩，然后讲评，成为课堂里的常态。无休止的循环往复导致学生在语文学习时体会不到成功的快乐，教师自己无暇读书、写作，只是应付无穷无尽的作业和杂务，教师如此，怎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章太炎说：“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几位朋友，你看中国是属于哪一项？中国现在的学者，又属于哪一项呢？有人说中国本来没有学说，那种话，前几篇已经驳过。还有人说，中国本来有学说，只恨现在的学者没有心得。这句话虽然不合事实，我倒愿学者用为药石之言。”[5]
中国的语文教育有几千年历史，即以分科教育来说也逾百年历史，前辈学者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这一宝库正有待我们去挖掘。惜乎今日忙碌以功利为切要，大家急于引进外国的东西跟别人走，或闭门造车搞出一套别人不懂的话语系统，糊弄一线教师，大家以为“真神”。结果怎样？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头是多数教师忙于开展“野蛮的”习题训练；另一头是少数教师说着写着连自己也搞不明白的话，在搞“课题”，撰科研论文，在“做课演戏”，而学生则日甚一日地厌恶语文。语文也不通遑论“国学”？所以读读“真佛”的大白话、家常论，也许会悟出一点道理来。
参考文献
[1]夏仁虎.枝巢四述旧京琐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周序.
[2]钱基博.自传[A].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933.
[3]傅道彬.钱基博先生学术年表[A].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939-942.
[4]傅道彬.钱基博先生小传[A].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
[5]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A].傅杰编.章太炎学术史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
一、钱基博的教育活动和国文教学著述
钱基博行状近几年介绍得较多，此处稍略。他受的教育也是那时期读书人家常见的：出身无锡世儒之家，幼而劬学。五岁始启蒙，九岁读毕“四书五经”并能背诵多种典籍，年稍长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资治通鉴》，十六岁时即属稿《中国地域大势论》凡四万余言，刊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又有仿陆机《文赋》撰《说文》一篇，刊于刘光汉主编的《国粹学报》上，可见其早年即善写作。
辛亥革命后，钱基博参军，曾做到苏浙联军援淮司令部、陆军十六师、江苏都督府中校副官、参谋等职。1913年起辞去军职投身教育，开始时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国文史地教员。任军职时他月俸可得二百元，当小学教员后月薪仅二十元。当时直隶都督赵秉钧、江苏都督冯国璋都想聘他为秘书，他自述：“基博自以奉职南方军府，丈夫立身，岂容反复；议论异同，只以救世难而非以图身利。又目睹世乱方兴，飞出走檄，不过以文字为藩府作口舌；文章不以经国，而莠言乱政，匪所思存；谢不往也。”[2]此后，他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国文经学教员及教务长，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先生执教的圣约翰大学学生集会声援，美国校长卜舫济指责学生并将中国国旗抵于地上，先生勃然而起慷慨陈词，宣布辞去教职。后来得到爱国人士王三省资助，在上海沪西建光华大学，收容圣约翰大学离校师生继续学习，先生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并著《光华大学成立记》长逾万言，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上。[3]先生还先后任过国立清华大学教授、第四中山大学中国文系主任、无锡国专校务主任等职。抗战时，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教授。1949年以后任职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1957年去世。
傅道彬先生在《钱基博先生小传》里这样评述：“先生一生以读书为乐，以学术为生，无论是戎马仓皇之中，还是转徙流亡之际，都挟册吟讽，中宵琅琅，穷年累月，不肯自暇逸。先生严重方正，待人诚笃；无营求，淡嗜欲，寡交游；不赴集会，不与宴饮，饮食素淡，不近烟酒，冬衣夏服，均为布制。钱基博先生家风敦朴，课子甚严，以为父母之于子女‘责任有尽，意思无穷’。”[4]如果细读多种记载，洵知这些评价绝非溢美之词，而这些风骨正是如今士人所缺乏的，也正是“意思无穷”。
钱基博所写的、所编的有关国文教育的著述很多，其文章比较重要的有《国文教授私议》（1914）、《论学校作文之文题》（1915）、《学校文题之讨论》、《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授宣言书》（1915）、《中学校教授中国文学史之商榷》（1917）、《初中中国文学读本写目说明书》（1927）、《三年师范讲习科国文教学纲要》（1927）等。
二、钱基博国文教学思想举隅
1.《国文教授私议》
这篇文章是作者教授国文的经验述要，分为四个部分：一、导言；二、予之文字讨论；三、予之教授程序；四、予之文字禁忌。主要讨论了作文、阅读、选材三件事。
关于小学生作文，他认为要“就儿童之心理而一究文字之最与适合者”。他说：“天下人最富于感情者固莫逾于童孺矣，忽咷忽笑，一日可数易其变，故使之作表情文字，固其势而利导之，计莫便于此者。”据此，他反对用旧日科举时代的“发策决科”方式出题，不主张写议论文，反对出那种“宽博无涯涘之题”，而提倡写记事、写景、状物的文章。他说：“予之教授国文，一以浚沦儿童性灵，鼓动兴趣，考索平日闻睹之事物而记载之为主旨。换言之曰：一以表情叙记为主云。”
关于“教授程序”，他主张“讲、读、作三者联修”。这一点尤特别。他每讲一文章之前，必让学生就这个题目先写一遍，主要写书札、叙记文之类，这叫“选题作文”。然后是“改正学生作文”，根据各人不同情况，“一一就其原意，各如其限界而删润之”，并选择优秀的、意思各不相同的文章“揭示校庑壁间以观摩同级生”。最后是“范作”，或取古人同题范文或由教师自己作一文，让学生比较“互证其优劣”。这种做法符合儿童心理，同时又将古人的范文不加句读让学生自读以检验其阅读能力，随时加以指导。
关于“予之文字禁忌”，其实讲的是选范文的标准，钱基博说：“予之教授程序，每一题文字，先作，次讲，而以读终之，意在力谋讲、读、作三者之联络也。”因此，“读本文字不可不审择而慎取之矣”。他认为：“世间有五种文字，不可令小学生读，虽美勿取焉者。”这五类文字就是：文字有“江湖气”者不取，如苏氏父子的策论，尤点出了苏洵的《六国论》，人们以为读之可利笔性，其实一派浮议，无话寻话；文字有“海气”者不取，这是指一些大而无当“海阔天空，放论无忌”的文章；文字有“客气”者不取，所谓“客气”就是虚骄之气，实际就是贬低别人太甚的文字，他特别指出苏轼的《答张文潜书》一文；文字有“名士气”的不取，例如过去人认为士大夫教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新语》，因为“未习其隽永，先习其简傲”，许多小品文都有此病；文字有“腐头巾气”者不取，也就是说教的文字，因为不能鼓起儿童的兴趣。这种从儿童实际出发不以传统选文标准选材的思想，正可为今日选编教材者借鉴。
本文的长处，一是无论命题还是写作指导，范文选讲处处从儿童的性灵、兴趣出发，二是把讲、读、写三者联系起来，相互印证，所讨论的方法详密又可行。这说明钱氏完全熟悉教学过程。此外，他还写过一文《学校文题之讨论》，发表在1915年《教育杂志》的卷七第7号上。该文进一步讨论小学作文的命题指导，积累材料、预备题材、选择文体等，真正做到“念及童蒙，委曲敷说”。清人章学诚教蒙徒作文有多种方法，其中有“重诵读，勤纂录”（《清漳书院留别条训》）。钱基博在这两篇文章里所强调的也和中国这种重笔札功夫以积累写作素材的做法一脉相承。 2.《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授宣言书》
在宣言书里，钱基博主要阐发了四条国文教学原则。第一，每讲读一文先命题让学生写，然后示以范式文字。他认为国文教学之无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往往讲读自讲读，作自作，两两无干系”，结果“讲读徒为虚应故事，而作则浪费纸墨焉已耳”。因此，他将读与写结合起来，先选古人一篇文章题目，让学生按题目写一篇，然后再示以古人范文，但由于古人之文与今时世移事易有不同之处，所以钱基博的办法是示以古人之文，并对学生文章精批细改以外再展示他自己的“范式文章”。第二，诸体文字，务求为均等发育。他说过去学校偏重议论，近年又强调纪事，其实“文学之应用于社会其途至广，即其体也不一”，国文教师不必为了强求学生样样学会，但对于普通习见诸体，“不可不因时制宜，随地指导，使知其某种题事，适用某体”。第三，揭示学子成绩，必眉批作法，勿助长其虚骄之气。他强调眉批从细处指导学生作文的效果最好：“为国文教师者，果就学生已作成文字，不惮顺其意思，曲吾笔为之删润，勤改勤揭，时有以鼓动其兴趣，自能欣欣向荣，相观而善，可断言也。”在讲评时要挑好的表扬：“时引揭示文字中之佳者，为之参互比较，不惮反复称引，诱其玩索之志。”他说：“最忌文后作一大批，浮词华说，尽作世故语，如所谓‘大处落墨’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独辟蹊径，不同凡响’等语，不惟助长学子虚骄之心。试即执学子而问之，叩以批语作何界说，恐其瞠目结舌不知云何也。”第四，力谋与外国文字联结。这一点是钱基博不同于当时一般教文言老先生之处，也和丽则女校校长教英文有关，当然也是老先生识鉴高明之处。他说：“译外国文，亦国文所有事也。既以练习国文作法，又可多检查外国字典，识得单语与难字。且中西文字之法程不一，而其理则有可通。及其既也，或且沟合中西文字而得其会通，是则举一而三善备焉。”“会通”二字十分重要。钱锺书先生一生治学在“会通”古今东西之学，而钱基博先生在教师范生国文时特别提出这一原则是十分有意义的。他对任味知校长说：“你先教英文读本，选择富有文学兴味的可以作为国文教材用的，我先让学生汉译一遍，你再就原文讲解，学生已查过单语难字，你只需略为讲解，或者你先讲授我再让学生翻译，一等范式文字公布，学生可以互相比较，观其会通，必能有所悟入。这便是学国文即学英文，学英文即学国文。”
3.关于中学国文科教授“文法”和“文学史”的商榷
钱基博关于国文教学的思想还有早期的两篇文章值得一提。一篇是《中学校国文科教授文法之商榷》（刊于《教育杂志》卷8第12期，1916年12月），另一篇是《中学校教授中国文学史之商榷》（刊于《教育杂志》卷9第2期，1917年2月）。由这两篇文章可以见得钱基博对中学国文教学的热心以及内行。
1913年3月19日，教育部颁布中学课程标准（癸丑学制），四年的国文科其第三年要学“文法要略”，第四年要学“中国文学史”。究竟怎样教授这两门课，教材如何编写，当时热心国文教学的人纷纷表达意见。钱氏两文就是为此而发表。
（1）关于《中学校国文科教授文法之商榷》
这里“商榷”是“建议”的意思而非反对。钱基博认为“文法之为物也，纲举目张，条例秩然”，所以应该学，但是中学生童稚之性还未脱尽，“乐于不径而厌束缚，其闻雅乐而思卧者，势也”，而当时一般教师因为教文法枯燥无味，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随听随忘，所以往往“心知其然而不恤虚为委蛇以率事”，常有人“放废而不之授”。钱基博认为这是不对的。他以理科知识逐渐由小学的混合到中学分科为例说明国文也应如此。教授文法有两大作用：一是综合其平素讲、读、作三者之经验进行讲解；二是将过去讲解的不全面、不系统的知识整理成系统的。他以《易经》里的“艮其辅，言有序”和《诗经》里的“出言有章”为标准，要求中学生通过国文法学习养成平时整理思想、写文章要有条不紊的习惯。这一点意见和胡适的观点不约而同，和后来叶圣陶提倡“养成讲话写文章要有条理”习惯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2）关于《中学校教授中国文学史之商榷》
根据教育部课程标准要求，钱基博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是“教材编制应采取穷源竟委主义”。简言之，他认为编写中学文学教材应从源头开始，从先秦直到近代编排。他有感于“今日学子于其字句来历先不知处处触目生障，即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随时由讲师张皇补苴，逐地诠释。然而学子生吞活剥，终觉于所引事首末不能贯彻，若明若昧，如听呓语，了不知所云”，所以认为编教材须“导源经学、穷源竟委，以次第讲读至汉、唐、宋、元明人之文字”。二是每编一代文字，必先提纲挈领。仿正史的《文苑传》为例，叙明各朝代文人有哪几派哪几家，要选择各朝代有代表性能转移文风的作家，选择各朝代有代表性的文章，按四学年搭配。三是“学校不论程度之高卑，而其各学科教授，必以能力谋联络沟通，俾学子得观其会通以驯致于融洽分明者为善之善”。这实际上是要将文史打通，以利于讲读。四是选各家作品应以作者“本来面目为限”，对于其“变调者不选”，亦即选多人有代表性作品，韩柳、欧苏等八家之文都选有代表性的文章。他举例子说明骚赋选屈宋，书檄选陈琳、阮瑀，碑志选蔡邕、韩愈、王安石，游记选柳宗元，策论选苏氏父子等。五是要将文章和文学分开。文章之道首要“辞达”“不成章不达”，而文学是和“美术、雕塑、诗歌、建筑”一样的东西，“故文学者，乃以词藻而想化自然之美术也”，所以选文学史者要明了“赅文章文学两者而综之，不可用其一缓其二也”。这也就是说学文学史作品对纯文学的诗赋和实用类文章都要兼顾，表达了钱基博对于中心国文教材编写的一个总体思想。
三、几点启示
毋庸讳言，钱基博所谈的中学（包括师范）国文教学基本是以文言文教学为主，但其与白话文教学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在二三十年代与钱基博操持相同观点并重视中学国文、大学国文教学的还有国学家陈柱（当时任教于无锡国专和大夏大学等校）。他们的思想有什么特点呢？ 1.从传统教学法、教学理论汲取营养
王森然在《中学国文教学概要》“自序”里说：“教学方法，必须适合于学校里的实际情形。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可惜富于经验的国学教师，多不肯讨论新理论新方法；单靠几个高唱新理论的人，他们自己又不能完全了解学校教学的状况，贸然地来指导实际的方法，‘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所以我国十数年之中学教育终竟没有得到相当效果。”钱基博和陈柱便是那种“富于教学经验”又“不肯讨论新理论新方法”的却又喜欢研究教学论的语文教学家。他们偏重从传经理论如《学记》和朱子、姚鼐、章学诚、曾国藩等人的教学思想出发，教读书和写作，重背诵记忆，重笔札功夫，提倡读写结合等。其效果当然比空谈理论的要好。
2.讲究“文史结合”，打通各科联系
系统地学习中国历代的文化文学作品，主张纲目清晰，以流派统率作家作品，做到纲举目张，使学生对传统文化有一系统了解。这虽然不是新理论新方法，但将必要的文史知识形成“网络”进行“编码”以便检索，无疑与现代认知心理学对于知识学习的归类是一致的。现代编写语文教材大多以专题为形式编选单元，容易引起学生兴趣，但顾及了学生的“心理组织”，却忽略了教材本身的“逻辑组织”，所以不利于系统化，不利于学生的记忆。1956年至1957年语言文学分科教材的优点至今没有好好总结，这是非常可惜的。
3.会通中外语文
钱基博不像章士钊、林纾那样完全坚持旧的一套，他有一重要思想——“会通”中外作家作品进行组材，将英文学习与汉语学习结合起来，这显示他有一种开阔的视野。王充谓：“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论衡·谢短篇》）在国文教学上，钱基博绝对是知古又知今的一位通儒，只是他对现代白话文在高中教学有些不以为然，他在与前贤裘廷梁辩论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从他提倡中外汇通学国文这点看，他一点也不迂腐。
4.从学生心理出发循循善诱、教学相长
他提倡“以学之精神为教”，一面学一面教，这种精神在今日尤须提倡。在应试教育的今天，教师往往成了“裁判”，而非以身作则的“教练”。公布答案，宣判成绩，然后讲评，成为课堂里的常态。无休止的循环往复导致学生在语文学习时体会不到成功的快乐，教师自己无暇读书、写作，只是应付无穷无尽的作业和杂务，教师如此，怎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章太炎说：“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几位朋友，你看中国是属于哪一项？中国现在的学者，又属于哪一项呢？有人说中国本来没有学说，那种话，前几篇已经驳过。还有人说，中国本来有学说，只恨现在的学者没有心得。这句话虽然不合事实，我倒愿学者用为药石之言。”[5]
中国的语文教育有几千年历史，即以分科教育来说也逾百年历史，前辈学者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这一宝库正有待我们去挖掘。惜乎今日忙碌以功利为切要，大家急于引进外国的东西跟别人走，或闭门造车搞出一套别人不懂的话语系统，糊弄一线教师，大家以为“真神”。结果怎样？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头是多数教师忙于开展“野蛮的”习题训练；另一头是少数教师说着写着连自己也搞不明白的话，在搞“课题”，撰科研论文，在“做课演戏”，而学生则日甚一日地厌恶语文。语文也不通遑论“国学”？所以读读“真佛”的大白话、家常论，也许会悟出一点道理来。
参考文献
[1]夏仁虎.枝巢四述旧京琐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周序.
[2]钱基博.自传[A].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933.
[3]傅道彬.钱基博先生学术年表[A].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939-942.
[4]傅道彬.钱基博先生小传[A].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
[5]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A].傅杰编.章太炎学术史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