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师父郭德纲先借着修族谱恶狠狠骂了“叛徒”曹云金，接着又被当年的徒弟曹云金苦口婆心地骂了，指控师父当年克扣徒弟演出收入，给徒弟事业发展使绊儿。郭德纲素来有小心眼的前科（给已故北京台台长写喜联），现在遇到徒弟反水，眼瞅着要遭遇最大的形象危机。
　　不怕挨打地说一句，这挺好。
　　也只有在相声、体育这些小圈子里，师父还作为一个光鲜职业存在并大言不惭。圈子越小，越容易资源垄断，传统概念里的师父，才能在这些夹缝里找到一席之地。这些夹缝之间，郭德纲找到了自我安身之所：借着市场经济来提升影响力，自己却躲入对抗现代性的传统宗派文化中去。这些年，郭德纲怒骂叛徒，声称要正门风，甚至于现在修族谱，都是在不遗余力对抗着外面讲究契约和规则的世界。
　　比如这段：（德云社）要不要上市？有的是办法。但我不懂，他们跟我说半天我也听不明白。我就说你先走吧，我已经赶走了好多这种人。这简直像是清末的遗老遗少排斥经商的口吻。
　　就在6年前，郭德纲还在一档职场招聘节目里公开招聘德云社的管理、公关人员。从招聘海归人才到如今修《德云社家谱》，郭德纲经历了什么？要找到答案，其实应该这么问，董事长和大家长之间，究竟差在了哪儿？
　　从清末开始，相声界有个说法，三年学徒两年效力。三年学徒，是在家里打杂和学艺，接着两年则要成为师父的免费劳动力，这样一算，从入门到学成，至少要五年。
　　这其实是一套彼此不可知的赌博。学徒不知要投入几何才能真正入门，于是，他们拼命把钱和精力投向师父这个无底洞，成为佣人和打手（参考郭德纲骂战时那些个怒气冲天的弟子们），而老师呢？在传统道德体系里，为师又为父。
　　这套无限责任，是传统人际关系结构为了应对资源匮乏和抵御风险而发生的扭曲。比方说，一个社会如果阶层是固化的，对泥瓦匠的需求是恒定的，那么，穷苦孩子的出路，无非是送前辈泥瓦匠几袋大米、多磕几个响头，变成光干活不拿钱的学徒。先打几年酱油，而师父则要小心翼翼控制着学徒的进展，防止自己被后辈拍死在沙滩上。
　　这是一套利益计算的机制。就连歌颂师徒关系的《西游记》，最开始的拜师也还是彼此利用，被传唱怀念的师徒情谊，都是少数在互相利用中捂出真感情的。不信看看徐浩峰的《师父》，天津只有外来的陈识收徒愿意教真功夫，因为那是要徒儿替自己死。
　　这样一套模型，基本解释了郭德纲和弟子们之间那点柴米油盐喋喋不休的事。
　　现代性讲究的是契约，是权责明确，而以师父为标志的前现代性关系，是无限责任，比如，父母无条件抚养子女，子女也必须无条件孝敬父母。
　　郭德纲或许是无意之中发现了无限责任的秘诀。在相声界，郭德纲和德云社一度享受甚至垄断了多年的声名和资源，而以学徒制纳入，再以市场手段输出，郭德纲可以凭借宗师身份享受两套红利：一套是徒弟对师父必须无限服从，哪怕一场商演只给你30块钱，那也得忍着，师父说不让上电视，那就决不能风头盖过师父，另一套则是郭德纲带着德云社票房高升、出台费暴涨，电视节目影视剧连轴转。
　　郭德纲和德云社重新培育了相声艺术的现代市场，就必须面临市场精神对宗族门派的瓦解。如果德云社不和弟子签合同重规矩，不把德云社的徒子徒孙转变成德云社相声艺术培训班学员，就难免要出现扯皮和狗血。
　　可惜，郭德纲始终没能完成个人精神的转型。在回应曹云金时，郭德纲居然炫耀这样的教徒方法，“你必须人身攻击，把他摁到泥里边，完整地打碎他所有的自尊，从头再来，你不能尊重他。”
　　而另一个原本可以把个人品牌转成现代企业的赵本山，也不约而同选择了当门派宗师。足可见，还是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里当山大王，要好过当一个如履薄冰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