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我在北京参加了《无问西东：牛津共识五周年畅谈会》。牛津共识由学者发起，在2013年8月的英国牛津大学签署，一共有28位中国学者签名，全称是《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呼吁知识界寻求“在尊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真诚交流、互相砥砺”，在学界引起相当反响。
　　有一位亲历的民间学者这样回忆当时的会议：“针锋相对，咄咄逼人。每路学者都畅述自己的观点，听说有些老师是好友，但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讨论起来是不讲客气的。但我又能感觉到始终充满和谐友爱和尊重，没有一派教授绝对化自己的观点。”
　　“其次感受强烈的是，每个教授的主张里，都看得出爱国、爱真理的心志，这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杆。如果知识分子不执着追求真理，而被世俗同化或随波逐流，真是学术界的悲哀。”
　　我记得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正是20世纪90年代末，彼时对于“知识分子”的想象正是这样一个场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表达的自由。”当时正流行房龙的《宽容》，我们天天听不同的讲座，学者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感觉参与了一场思想的盛宴。在我的理解中，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群意义的追求者，他们不为“价值”（名利情）所折腰，而是被更大的使命所呼召，要去追求真理，要去捍卫他们眼中的真理—尽管每个人看到的并不盡相同。然而，不同不正是有趣的地方所在吗？
　　再想想那些文化繁荣的时代，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砥砺，思想才会活跃，道路才会明晰。

我在这次研讨会上看到的，是一种学者之间特别的共鸣，一种也许不需要说出口，但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默默耕耘的诚意。

　　回想几年前，中国思想界分歧激烈，新左派、自由主义、新儒家……学者们本来各抒己见，慢慢形成一个态势，似武林豪杰各立山头，意气风发互不买账，而各种主义或主张之下， 又各有追随者和粉丝。当时著名的“约架”事件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彼时炮火浓烈，此时细细品味个中意韵，又觉当时知识分子的可爱。一方面，聚光灯打在台上，人人都是主角，也争当主角。五年以后，学者们都发现，有些不一样了。
　　不一样在哪里呢？其中一点是，左右之别减少了。左右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区分办法，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以追求公平正义目标的左派学者也会可能转而支持更自由的市场，而以自由市场为追求的右派学者可能也会认为政府干预很重要。唯一不变的，是大家都在寻求社会福祉的解决方案，追求一个相对平衡的、各个群体的利益都得到守护，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能彼此兼顾的命运共同体。比如这次在会上，“右派”学者秦晖就引用了马克思在他所处时代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另一位“左派”学者黄纪苏也表示，他只能代表自己，代表不了其他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真是知识界的一大进步—当我们能就事论事，而不是因标签而标签时，已经获得了共识的基础，从这一点说，“牛津共识”所倡导的，已经有所达成。
　　另一点是，大家的关注点会从建立关于“真诚交流、互相砥砺”的共识转而讨论一些具体的议题。这也是一大进步，尽管，这些具体议题中的每一个，都非常需要更敞开和更深入的交流。
　　其他变化还有很多，有学者指出，世界的变化，是一个重要背景。似乎大家没有了一种针锋相对，但如果说共识已经形成，又并不特别符合现实。说共识在进程中，也许更加贴近现实。但我在这次研讨会上看到的，是一种学者之间特别的共鸣，一种在各自的领域默默耕耘的诚意。这份诚意和对角色的坚守，恐怕是共识—无论哪个维度的共识—最重要的根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