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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彩色片(兼黑白)89分钟
广西电影制片厂、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联合摄制
导演：张艺谋
编剧：鲍十(根据其小说《纪念》改编)
摄影：侯咏
主演：章子怡(饰年轻时的母亲，招娣)
孙红雷(饰儿子，骆玉生)
郑昊(年轻时的父亲，骆长余)
本片获1999年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影奖、最佳美术奖，第2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演员奖(章子怡)，2000年获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银熊奖)。
故事梗概：
冬季，北方，傍晚，大雪后的严寒让整个村子显出色彩单一的萧瑟，黑、白交织的线条让从外地赶回奔父亲之丧的生子(骆玉生)的心情格外沉重：村长明确地告诉他，父亲为了给村小学筹集盖房资金四处奔走，路遇大风雪而心脏病突发去世；如按母亲的想法，将父亲从县里用人力抬回村子，重走一回回家的路，那必须掏钱从外村雇人，因为村里的青壮劳力大都外出打工了。
村长拿了雇人的五千块钱离去后，看着父亲、母亲年轻时幸福的彩色合影，生子陷入久久的回忆：母亲小名招娣，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美女，不仅心灵手巧，而且敢做敢当。许是对文化知识的崇拜，没上过学的她第一次看见朴实幽默的父亲时便暗恋上了他(一个从县城请来的小学青年教师骆长余)。在之后修建教室的日子里，她顿顿用家传的青花瓷碗给建房的汉子们送去亲手做的好吃的“派饭”(希望心上人能吃上一回——按村里的习俗，盖房的大事女人是要走开的)；她熬更守夜地为他的新教室织出最鲜艳的“房梁红”(只能由村里最美丽的少女来织)。教室修好后，为了和众人一样能听到父亲爽朗的读书声，住在后村的她不惜绕远路去前村担水；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她每天在他送学生必经的山路边等着看他……终于，站在门边迎接父亲到家里吃派饭的如美丽的画儿般的母亲用自己真诚的心打动了父亲——那只他在因右派问题匆匆告别母亲时送给她的红发卡成为他们的爱情信物：他连母亲特意为他做的饺子也顾不上吃就匆忙离开了(尽管他答应了来吃)。她急匆匆用青花瓷碗盛了饺子抄近路追去，不幸，人摔倒了，碗摔烂了，饺子撒了一地，痛哭之后，又发现红发卡不见了，于是一路寻找，直到在自家木栅栏的门边发现了它……虽然技艺高超的锔碗匠锔好了青花瓷碗，但却缝合不了母亲在久久的等待中被焦虑折磨得日渐破碎的心灵，她不顾双目失明的祖母亲的阻拦，决心拖着病弱的身体去县城寻找父亲，然途遇暴风雪，昏死路上，被人送回。被打成右派的父亲得知消息后偷跑回来，为了看一眼躺在病床上昏迷了好几天的母亲……被父亲爽朗的读书声唤醒的母亲，毅然快步走向教室，两颗相爱的心灵幸福地碰撞在了一起……在父亲再次回到村里时，他再也没有离开过，父亲母亲一爱就是四十年。
父亲曾经教过的学生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为的是能抬着老师重走那条洋溢着真爱、大爱的回家之路，自然，生子的五千块钱也没有了用场。年迈的母亲坚决拒绝了随儿子进城生活的意见。早晨，她又听到了她认为的世上最好听的声音：父亲自编的“识字歌”——“人生在世，要有志气；读书识字，多长见识……”，她快速沿着多年走过的小路向学校走去。教室里，生子为了满足母亲的愿望，像当年的父亲一样，以淳厚、清朗的声音为村里的孩子上一堂课。此时，母亲仿佛又看到了那条父亲第一次来村里经过的山花烂漫的小路上，年轻漂亮、穿着碎花红袄的自己高兴地奔跑着。
《我的父亲母亲》确实很美，美得让人一睹美的表象便被它感动。黄绿色青春勃发的山野，弯弯曲曲诗一样延伸的山路，国画式泼墨写意的桦树林，温暖静谧没有尘渣的山村小院，被朗朗读书声渲染得高雅圣洁的小学校，痴迷聆听读书声的村民们，远观盖房笑声不绝的婆姨们，尤其是那淡黄色山路上奔来跑去的红棉袄、红围巾，门边喜迎教书先生的村姑灿烂的笑靥，风雪中伫立远望的那一袭抗击寒冷的红色，以及被这红色、笑靥点燃的浓浓的挚爱纯情。这些暖色调层次鲜明的物事，以色彩、构图、音乐、性格、环境、气氛等因素综合成诗意的美，使人在“风景因人的存在更加美丽”的深刻体察中，宛若置身静美闲适的桃花源，仿佛来到溢满真情的理想大同时代，被和乐陶陶的情感所感染。显而易见，片中“我”的父亲母亲演绎的挚爱纯情的美是使人难以拒绝的，它的纯净透明、真诚质朴，可以冲破一切世间樊篱而叩响人类的每一颗跳动的心灵。也许因这，张艺谋致信曲解该片的第5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雅哥布，明确宣称：“《我的父亲母亲》讴歌爱情的至真至纯。这是人类共同拥有、颂赞的情感。”
对美不胜收的挚爱纯情的讴歌式表述，《我》片洋溢着浓郁的怀旧色彩。这一由鲍十的小说《纪念》改编的电影中，一系列或真或假的乡风民俗，把带有张氏风格的怀旧情结突现得热情、热烈和执著。在彩色回忆的开端，招娣的红棉袄、红围巾就以体现传统喜庆热闹的镜语，标明了女主人公的大方开朗、热情奔放。这为下文男女主人公的自由恋爱作了铺垫。张艺谋以往影片中常见的“红”，在“我”的回忆中起着贯穿始终的叙事作用。女主人公的红棉袄、红围巾自始至终就没消失过。随着回忆的发展，片中出现了张氏假造的村中最漂亮女孩的“织红”和隐含传统平安吉祥、驱鬼避邪之义的新房“挂红”。这块由“我”的母亲所织挂在教室横梁上的红布，成了“我”的父亲母亲挚爱纯情的象征，被“我”的父亲所永记并伴他走完教书生涯。在“我”的父亲母亲真心相恋的过程中，父亲送给母亲的唯一定情之物是一枚鲜亮的塑料红发卡。这一装饰女人历来甚为珍视的头发的东西，是传统思维的产物，但它作为爱的表征也把自由无功利的真爱点缀得生动感人。而红发卡失而复得的情节，实是“我”的父亲母亲悲欢离合、相思相恋的映射。其实，这和那只青花瓷碗的烂而又补是架构在同一思维程式上的，都具有“破镜重圆”的理性观照。把那只心爱的人用过的但被摔烂了的青花瓷碗补得滴水不漏之后，恭敬端正地放在碗柜里，实是对真爱的一种祭奠。其实，这种祭奠也体现于另一个民俗场景：多日痴情等待的招娣用“红窗花”将风雪中纸破窗寒的教室装点得如新房一样喜庆——女主人公渴盼爱情的内心真实清晰可见。很显然，被真情沐浴的真爱是不会因时空的阻隔而消弭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红棉袄、红围巾、“织红”、“挂红”、红发卡、青花瓷碗、红窗花等标识乡风民俗的物象，串接镶嵌于叙事链条，遂把纯净的挚爱纯情随故事的演进展现出来，并流露出浓浓的怀旧情调。当然，影片彩色回忆部分所彰显的挚爱纯情同样在黑白影调的当下叙事中得以延续：母亲坚持要把父亲从县里用人力抬回村里重走一回洋溢着真爱、大爱的回家之路其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并被浸润创作主体主观意旨的影像段落所浓墨重彩地渲染了的。
在《我》片中，张艺谋以彩色暖调拍摄中间主体部分的“我”的回忆，而以黑白冷调拍摄头尾部分的“我”的 现实。这在以往国产电影中是少见的。过去影片的回忆部分不管是用黑白影像还是用彩色影像呈现，而所面临的现实则多用彩色影像叙述。然不得不承认，导演的这种选择是契合故事的规定情境的。片中的现实是：北方山村大雪覆地的冬季，住在城里的“我”回家奔父亲之丧；为盖村小学的教室四处筹集钱款的父亲病发而死，想抬回村里，可却因村里的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而无人可抬。用黑白冷调展示这一环境氛围和情感基调，充分表明了被黑、白、灰三色分割的北方雪天的萧煞和阴冷以及被死亡搅乱的心境的感伤和哀痛。显然，通过这一“症候”我们能够把握一个潜在的本文：当下落后的基础教育还亟需拯救。相反，“我”回忆的父亲、母亲的自由恋爱是浪漫抒情、美好动人的，富有青春的美。而且，故事多发生在被黄绿色垄断的阳光灿烂的深秋山野。彩色暖调便能较好表现这令人感动的挚爱纯情的喜庆幸福和动作发生的自然环境的鲜活舒展。主宰这一切的男女主人公两情相悦的潜在心理也被揭示得一览无余；村民们踊跃盖教室和积极听读书声的情景也充分表征了那时的人们对文化知识的崇拜。两相比较，自然见出叙事者对旧时美丽乡村的缅怀和对当下现实乡村的忧虑。当然，旧时的美丽乡村是被“我”重新叙述了的，它是一个被剧中人物和与剧中人物视点同一的接受者共同注视的虚构本文，有着浓郁的个人情感基调。
不仅是合于规定情境，作为一部半自传体的电影，张艺谋以彩色展现回忆是有其情感倾向并深隐主观意旨的。可明显看出，片中彩色富有真情的美好灿烂的过去是“我”(儿子骆玉生)的回忆，是被“我”的想象丰富了的。几近封闭的边远山村三河屯可谓一片美好的人间仙境，没有坏人，没有矛盾，一切祥和美好，处处洋溢爱与真情。即使那让无数国人闻之心悸的“反右”也没在此留下什么痕迹。当然，漂亮的村姑与城里来的教书先生的自由恋爱，也没受到任何阻碍，尽管那在不很开放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山村是头一遭。显然，这不具有物质现实的真实基础而游离于物质现实之上。它只具有细节真实，而不具有整体真实，或者说，现实中这是不可能如此美好地发生的。“我”的父亲母亲挚爱纯情的美并不标明现实生活中二人的真实关系和物质状态，这是“我”(儿子)混淆现实和想象的镜像误认：他把他想象的父亲、母亲的镜式情镜和影像世界当成了父亲和母亲曾经经历的现实情境和现实世界(这是基于快乐原则的初次认同)。当然，此时的“我”可谓处于镜像阶段，也即处于“想象界”，是在经历梦境(白日梦)的做梦主体，难以区分现实和想象；当然，“我”自然不自然地采用“伪装”、“置换”等法来编织似梦心智结构，从而看上去“我”所叙述的具有“我”的主观真实基础，是被“我”的情感包裹，被“我”的想象理想化了的。实际上，“我”的回忆和想象以及“我”对回忆、想象的理想化，何而不是作为叙述者的张艺谋的回忆和想象以及他对回忆、想象的理想化，因为“我”具有剧中人物(独白)和画外旁白者的双重身份。画外旁白者毋庸置疑地指向了导演。也就是说，彩色多情的回忆、想象是张艺谋的寓言，是张艺谋的梦，是存在于张氏心灵之中的精神物象形态，是被他的理性淘洗过滤了的人文世界，隐喻着富有亲情真爱的过去的美好时光——一种建构在情感基础上的诗化“乌托邦”。这一点，张艺谋自己也阐明了：《我》片是“为拒绝真情与真爱的世纪末唱一首带有恋旧回归色彩的爱情挽歌”。引伸开去，这实是张艺谋对物欲横流、性欲泛滥的现实人情世态的挑战，亦可看作他对挚爱真情的深切呼唤，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严肃艺术家对现实的人道关怀。片中的回忆部分多用大景别的移动摄影，将人物与环境的美相互映衬。影片还大量采用融(化出、化入、叠化)的剪辑手法和以琵琶、排箫、竹笛等多种器乐声及纯美的钢琴声构成的稍显忧郁的爱情旋律(这方面，蒙古族出身的学院派音乐人三宝功不可没)将富有诗情画意的影像有机串联，形成张弛有致的节奏和虚实相间的似梦情境，加之与“读书、识字”或文明、愚昧相关的文化主题的诗意统摄，感人至深，令人回味。这同样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严肃艺术家关注现实的人文情怀。
广西电影制片厂、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联合摄制
导演：张艺谋
编剧：鲍十(根据其小说《纪念》改编)
摄影：侯咏
主演：章子怡(饰年轻时的母亲，招娣)
孙红雷(饰儿子，骆玉生)
郑昊(年轻时的父亲，骆长余)
本片获1999年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影奖、最佳美术奖，第2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演员奖(章子怡)，2000年获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银熊奖)。
故事梗概：
冬季，北方，傍晚，大雪后的严寒让整个村子显出色彩单一的萧瑟，黑、白交织的线条让从外地赶回奔父亲之丧的生子(骆玉生)的心情格外沉重：村长明确地告诉他，父亲为了给村小学筹集盖房资金四处奔走，路遇大风雪而心脏病突发去世；如按母亲的想法，将父亲从县里用人力抬回村子，重走一回回家的路，那必须掏钱从外村雇人，因为村里的青壮劳力大都外出打工了。
村长拿了雇人的五千块钱离去后，看着父亲、母亲年轻时幸福的彩色合影，生子陷入久久的回忆：母亲小名招娣，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美女，不仅心灵手巧，而且敢做敢当。许是对文化知识的崇拜，没上过学的她第一次看见朴实幽默的父亲时便暗恋上了他(一个从县城请来的小学青年教师骆长余)。在之后修建教室的日子里，她顿顿用家传的青花瓷碗给建房的汉子们送去亲手做的好吃的“派饭”(希望心上人能吃上一回——按村里的习俗，盖房的大事女人是要走开的)；她熬更守夜地为他的新教室织出最鲜艳的“房梁红”(只能由村里最美丽的少女来织)。教室修好后，为了和众人一样能听到父亲爽朗的读书声，住在后村的她不惜绕远路去前村担水；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她每天在他送学生必经的山路边等着看他……终于，站在门边迎接父亲到家里吃派饭的如美丽的画儿般的母亲用自己真诚的心打动了父亲——那只他在因右派问题匆匆告别母亲时送给她的红发卡成为他们的爱情信物：他连母亲特意为他做的饺子也顾不上吃就匆忙离开了(尽管他答应了来吃)。她急匆匆用青花瓷碗盛了饺子抄近路追去，不幸，人摔倒了，碗摔烂了，饺子撒了一地，痛哭之后，又发现红发卡不见了，于是一路寻找，直到在自家木栅栏的门边发现了它……虽然技艺高超的锔碗匠锔好了青花瓷碗，但却缝合不了母亲在久久的等待中被焦虑折磨得日渐破碎的心灵，她不顾双目失明的祖母亲的阻拦，决心拖着病弱的身体去县城寻找父亲，然途遇暴风雪，昏死路上，被人送回。被打成右派的父亲得知消息后偷跑回来，为了看一眼躺在病床上昏迷了好几天的母亲……被父亲爽朗的读书声唤醒的母亲，毅然快步走向教室，两颗相爱的心灵幸福地碰撞在了一起……在父亲再次回到村里时，他再也没有离开过，父亲母亲一爱就是四十年。
父亲曾经教过的学生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为的是能抬着老师重走那条洋溢着真爱、大爱的回家之路，自然，生子的五千块钱也没有了用场。年迈的母亲坚决拒绝了随儿子进城生活的意见。早晨，她又听到了她认为的世上最好听的声音：父亲自编的“识字歌”——“人生在世，要有志气；读书识字，多长见识……”，她快速沿着多年走过的小路向学校走去。教室里，生子为了满足母亲的愿望，像当年的父亲一样，以淳厚、清朗的声音为村里的孩子上一堂课。此时，母亲仿佛又看到了那条父亲第一次来村里经过的山花烂漫的小路上，年轻漂亮、穿着碎花红袄的自己高兴地奔跑着。
《我的父亲母亲》确实很美，美得让人一睹美的表象便被它感动。黄绿色青春勃发的山野，弯弯曲曲诗一样延伸的山路，国画式泼墨写意的桦树林，温暖静谧没有尘渣的山村小院，被朗朗读书声渲染得高雅圣洁的小学校，痴迷聆听读书声的村民们，远观盖房笑声不绝的婆姨们，尤其是那淡黄色山路上奔来跑去的红棉袄、红围巾，门边喜迎教书先生的村姑灿烂的笑靥，风雪中伫立远望的那一袭抗击寒冷的红色，以及被这红色、笑靥点燃的浓浓的挚爱纯情。这些暖色调层次鲜明的物事，以色彩、构图、音乐、性格、环境、气氛等因素综合成诗意的美，使人在“风景因人的存在更加美丽”的深刻体察中，宛若置身静美闲适的桃花源，仿佛来到溢满真情的理想大同时代，被和乐陶陶的情感所感染。显而易见，片中“我”的父亲母亲演绎的挚爱纯情的美是使人难以拒绝的，它的纯净透明、真诚质朴，可以冲破一切世间樊篱而叩响人类的每一颗跳动的心灵。也许因这，张艺谋致信曲解该片的第5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雅哥布，明确宣称：“《我的父亲母亲》讴歌爱情的至真至纯。这是人类共同拥有、颂赞的情感。”
对美不胜收的挚爱纯情的讴歌式表述，《我》片洋溢着浓郁的怀旧色彩。这一由鲍十的小说《纪念》改编的电影中，一系列或真或假的乡风民俗，把带有张氏风格的怀旧情结突现得热情、热烈和执著。在彩色回忆的开端，招娣的红棉袄、红围巾就以体现传统喜庆热闹的镜语，标明了女主人公的大方开朗、热情奔放。这为下文男女主人公的自由恋爱作了铺垫。张艺谋以往影片中常见的“红”，在“我”的回忆中起着贯穿始终的叙事作用。女主人公的红棉袄、红围巾自始至终就没消失过。随着回忆的发展，片中出现了张氏假造的村中最漂亮女孩的“织红”和隐含传统平安吉祥、驱鬼避邪之义的新房“挂红”。这块由“我”的母亲所织挂在教室横梁上的红布，成了“我”的父亲母亲挚爱纯情的象征，被“我”的父亲所永记并伴他走完教书生涯。在“我”的父亲母亲真心相恋的过程中，父亲送给母亲的唯一定情之物是一枚鲜亮的塑料红发卡。这一装饰女人历来甚为珍视的头发的东西，是传统思维的产物，但它作为爱的表征也把自由无功利的真爱点缀得生动感人。而红发卡失而复得的情节，实是“我”的父亲母亲悲欢离合、相思相恋的映射。其实，这和那只青花瓷碗的烂而又补是架构在同一思维程式上的，都具有“破镜重圆”的理性观照。把那只心爱的人用过的但被摔烂了的青花瓷碗补得滴水不漏之后，恭敬端正地放在碗柜里，实是对真爱的一种祭奠。其实，这种祭奠也体现于另一个民俗场景：多日痴情等待的招娣用“红窗花”将风雪中纸破窗寒的教室装点得如新房一样喜庆——女主人公渴盼爱情的内心真实清晰可见。很显然，被真情沐浴的真爱是不会因时空的阻隔而消弭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红棉袄、红围巾、“织红”、“挂红”、红发卡、青花瓷碗、红窗花等标识乡风民俗的物象，串接镶嵌于叙事链条，遂把纯净的挚爱纯情随故事的演进展现出来，并流露出浓浓的怀旧情调。当然，影片彩色回忆部分所彰显的挚爱纯情同样在黑白影调的当下叙事中得以延续：母亲坚持要把父亲从县里用人力抬回村里重走一回洋溢着真爱、大爱的回家之路其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并被浸润创作主体主观意旨的影像段落所浓墨重彩地渲染了的。
在《我》片中，张艺谋以彩色暖调拍摄中间主体部分的“我”的回忆，而以黑白冷调拍摄头尾部分的“我”的 现实。这在以往国产电影中是少见的。过去影片的回忆部分不管是用黑白影像还是用彩色影像呈现，而所面临的现实则多用彩色影像叙述。然不得不承认，导演的这种选择是契合故事的规定情境的。片中的现实是：北方山村大雪覆地的冬季，住在城里的“我”回家奔父亲之丧；为盖村小学的教室四处筹集钱款的父亲病发而死，想抬回村里，可却因村里的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而无人可抬。用黑白冷调展示这一环境氛围和情感基调，充分表明了被黑、白、灰三色分割的北方雪天的萧煞和阴冷以及被死亡搅乱的心境的感伤和哀痛。显然，通过这一“症候”我们能够把握一个潜在的本文：当下落后的基础教育还亟需拯救。相反，“我”回忆的父亲、母亲的自由恋爱是浪漫抒情、美好动人的，富有青春的美。而且，故事多发生在被黄绿色垄断的阳光灿烂的深秋山野。彩色暖调便能较好表现这令人感动的挚爱纯情的喜庆幸福和动作发生的自然环境的鲜活舒展。主宰这一切的男女主人公两情相悦的潜在心理也被揭示得一览无余；村民们踊跃盖教室和积极听读书声的情景也充分表征了那时的人们对文化知识的崇拜。两相比较，自然见出叙事者对旧时美丽乡村的缅怀和对当下现实乡村的忧虑。当然，旧时的美丽乡村是被“我”重新叙述了的，它是一个被剧中人物和与剧中人物视点同一的接受者共同注视的虚构本文，有着浓郁的个人情感基调。
不仅是合于规定情境，作为一部半自传体的电影，张艺谋以彩色展现回忆是有其情感倾向并深隐主观意旨的。可明显看出，片中彩色富有真情的美好灿烂的过去是“我”(儿子骆玉生)的回忆，是被“我”的想象丰富了的。几近封闭的边远山村三河屯可谓一片美好的人间仙境，没有坏人，没有矛盾，一切祥和美好，处处洋溢爱与真情。即使那让无数国人闻之心悸的“反右”也没在此留下什么痕迹。当然，漂亮的村姑与城里来的教书先生的自由恋爱，也没受到任何阻碍，尽管那在不很开放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山村是头一遭。显然，这不具有物质现实的真实基础而游离于物质现实之上。它只具有细节真实，而不具有整体真实，或者说，现实中这是不可能如此美好地发生的。“我”的父亲母亲挚爱纯情的美并不标明现实生活中二人的真实关系和物质状态，这是“我”(儿子)混淆现实和想象的镜像误认：他把他想象的父亲、母亲的镜式情镜和影像世界当成了父亲和母亲曾经经历的现实情境和现实世界(这是基于快乐原则的初次认同)。当然，此时的“我”可谓处于镜像阶段，也即处于“想象界”，是在经历梦境(白日梦)的做梦主体，难以区分现实和想象；当然，“我”自然不自然地采用“伪装”、“置换”等法来编织似梦心智结构，从而看上去“我”所叙述的具有“我”的主观真实基础，是被“我”的情感包裹，被“我”的想象理想化了的。实际上，“我”的回忆和想象以及“我”对回忆、想象的理想化，何而不是作为叙述者的张艺谋的回忆和想象以及他对回忆、想象的理想化，因为“我”具有剧中人物(独白)和画外旁白者的双重身份。画外旁白者毋庸置疑地指向了导演。也就是说，彩色多情的回忆、想象是张艺谋的寓言，是张艺谋的梦，是存在于张氏心灵之中的精神物象形态，是被他的理性淘洗过滤了的人文世界，隐喻着富有亲情真爱的过去的美好时光——一种建构在情感基础上的诗化“乌托邦”。这一点，张艺谋自己也阐明了：《我》片是“为拒绝真情与真爱的世纪末唱一首带有恋旧回归色彩的爱情挽歌”。引伸开去，这实是张艺谋对物欲横流、性欲泛滥的现实人情世态的挑战，亦可看作他对挚爱真情的深切呼唤，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严肃艺术家对现实的人道关怀。片中的回忆部分多用大景别的移动摄影，将人物与环境的美相互映衬。影片还大量采用融(化出、化入、叠化)的剪辑手法和以琵琶、排箫、竹笛等多种器乐声及纯美的钢琴声构成的稍显忧郁的爱情旋律(这方面，蒙古族出身的学院派音乐人三宝功不可没)将富有诗情画意的影像有机串联，形成张弛有致的节奏和虚实相间的似梦情境，加之与“读书、识字”或文明、愚昧相关的文化主题的诗意统摄，感人至深，令人回味。这同样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严肃艺术家关注现实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