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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进京上访前，许桂芹有一肚子委屈要倒。
2011年1月4日，许桂芹家位于吉林省舒兰市步行街的门面房被强拆，同样遭遇的还有其他 27家商户。一天一夜的对峙后，在几百名警察和城管、便衣的高压下，商户完败。作势要点燃的煤气罐，坐地哭喊的老太太—这些抵抗强拆的“常规武器”全被缴了械。
许桂芹怒了，她宁可不要补偿，也要讨回公道。和另外7位来自不同省份的访民一样，许桂芹“幸运”地选择了2011年1月24日到国家信访局“喊冤”，见到了“你们一辈子都碰不上的大官”（信访局某官员语）。
她没想到会遇到总理温家宝。
拆房子就算了，别打发叫花子
许桂芹告诉总理，吉林省舒兰市正阳步行街彩板房28户业主的商铺被非法强拆，而补偿标准更难以接受。“一个商铺一两万就打发了，这里可是舒兰市的‘王府井’，最繁华的地段。”
彩板房是商业区很常见的一种活动房屋，以轻钢为骨架，以夹芯板为围护材料。
舒兰市政府2010年底给商户拆迁的补偿标准是按1999年商户购买的市价再按45%折旧， 外加给每户解决两个低保指标。
商户认为这样的补偿标准有失公平。许桂芹说，房子这10年来早升值了，怎么能按折旧算呢？何况房子的使用期还有9年，这9年商户的经营损失怎么办？
商户说，政府拆房子本不合法，这也就算了，但补偿必须合理，不能像打发叫花子。
这些彩板房是1999年舒兰市政府招商引资，由吉林市昌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承建的。这28户都是通过拍卖购得。
拍卖前，当时的副市长高永学等在电视上动员市民购买，表示：1.市政府支持开发，2.相信政府，保证没问题，承诺使用合同期为20年，并由吉林市船营区公证处公证。
但这种看似很让人放心的承诺，只维持了5年。
到了2004年，市政府即以违章占道、违法消防法为由，要求商户自行拆除彩板房。商户抵制这一决定。上访信中描述：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断电，挖走街道地砖等卑劣手段” 干扰商户正常营业。摩擦一直持续到2010年，到了这一年的12月24日，舒兰市政府正式颁布了舒政发2号关于拆除正阳路步行街28个彩板房的决定，商户与政府之间的谈判随后宣告破裂。
许桂芹这时还在常住地北京。但她在老家舒兰也有产业，包括两家连锁的“小芹美容院”，以及两间面临强拆的彩板门面房。
她和丈夫多年经营美容院，家底殷实。女儿在北京一家大牌时尚杂志当记者， 她家在北京购有房产。夫妻俩到南方旅游时，在三亚又购置了几套房子作为投资。
强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许桂芹位于步行街的“小芹美容院”员工搬来几桶汽油“镇店”。
2011年1月3日，商户死守一天一夜，其中一位业主心脏病复发，上访信中描述，“如不撤离会有生命危险，执法人员于是乘机将其彩板房拆除”。
访民称，其中三位业主的家属分别在财政局等政府单位上班，先后收到了不配合强拆就免职的信息。这三家被迫同意。
4日凌晨，强拆“大部队”进驻步行街。
“就那么点地方，来了17辆执法车，还有吊车啥的，我心里直抽抽，拉着女伴儿的手，这咋让人想起钱云会啊。”许桂芹说。
煤气罐，汽油桶，老太太，这些几乎出现在每一个强拆现场的元素，舒兰的步行街也不例外。访民提供的强拆视频中，一位年轻女性业主喊：谁也别动我东西，动我东西我就死！老太太王淑华抱着煤气罐，要跟强拆者“同归于尽”。
年逾七十的于老太太回忆起强拆的情形，痛哭流涕。她当时守着店铺不让拆，强拆人员凶得很，逼着签字，老太太尿在裤裆里，“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快来救我。”零下30多摄氏度的天，老太太跑到桥头痛哭，“一辈子没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
商户们说，舒兰人都清楚，步行街强拆，政府和老百姓，究竟谁占理儿。一位叫张燕的业主说，他们曾被抓到派出所，但警察却反过来安慰大家，说咱们都是自己人，“再等等，一会儿就放你们。”
许桂芹交给温家宝的上访信中称：“舒兰市政府朝令夕改，坑害了国家和百姓，为严肃党纪国法，维护上访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请依法查处。”
总理眉头紧锁，“脸不是脸的”
许桂芹一直后悔24日这天没好好拾掇拾掇，蓬头垢面地就坐在共和国总理对面。
“我是开美容院的，但一大早就赶来国家信访局，当天还限号，自家的车开不了，只能打车去，脸也没洗，头也没整。” 许说。
中午安排吃完盒饭后，8名被“随机抽取”的访民又过了一遍安检，这比第一次严格得多，还有警犬挨着屋进行搜查。
面对这样的场面，许桂芹显得最镇定。她甚至调侃起了其他人，“咱东北人说话清楚啊。有几个南方人说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你说他们上啥访啊。”
另一个来自内蒙的访民苏哲就很紧张，“毕竟是上访的，说不好听点就是告状，访民里还真有吓得跑出去的。”国家信访局跟着苏哲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对她说了一句话，“大姐，别害怕，别跑，跑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了。”
来自山西的郭顺民性格腼腆，虽然算是许桂芹眼里的北方人，普通话也不好，加上这一天他还感冒了，他想让能说会道的工友冯玉国去，但工作人员不同意。
到了会议室，郭顺民看到了“温家宝”的牌子，又发现别人手里都有材料，而他的材料交上去了，没有要回来，越发紧张，加上感冒，“我浑身发抖”，郭顺民回忆说。
战战兢兢的郭顺民讲了不到一分钟。来自天津的访民安君第一个发言，许桂芹回忆，她跟后头第二个发言。讲了大约半小时，是所有人中最长的，“不光大官儿们，别的访民也听得很认真。”
说到强拆的情形，许桂芹忍不住抹泪了。她说着说着就把材料递过去，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接过去给了总理。许桂芹哭诉，她是舒兰市的政协委员、三八红旗手，不是“刁民”，反映的全是事实。
许桂芹告诉《南都周刊》，她记得当时总理一直眉头紧锁，“脸不是脸的”，还不时用笔在纸上写着。总理还向在场的住建部领导打听，什么是彩板房。
总理离开后，访民们七嘴八舌地交流起来，许桂芹很快就成为这8个人中的核心，她建议大家抱团儿，保持联络。
苏哲这时也不紧张了。她认为总理为人“太好了”，“刚进去的时候紧张，出来的时候是惊喜。”接见完后，别的领导哗一下子全出去了，“温总理返回来，又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苏哲的第一感觉是，这下没问题了，老百姓的事情一定会得到解决。她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重复了信访局领导的话，“我们是最幸福的，成为了十三亿分之八。”苏哲形容，这是最高层的人和最底层的人的直接对话。
郭顺民也放松了，和总理告别后，他觉得大事已定，打电话告诉妻子，“总理亲自过问了，合同肯定没问题！”
“事儿讲得最清楚”的许桂芹，倒认为见过总理后，并不能保证步行街强拆问题得到合理解决。
她的理由之一是温总理在会见时“脸色不好”。24日当晚，电视台记者说的《新闻联播》播出又落了空（实际上在第二天播出了）。“我都不敢跟大伙儿说总理啥表情，这一说，大伙儿更没信心了。”
不过，步行街的商户在听到总理接见的消息后，情绪还是被点燃了。
5名业主连夜买了鞭炮，在步行街欢庆，“舒兰多保守的地方啊，男男女女当街抱头痛哭，这得有多激动。”许桂芹说。
主持强拆的舒兰市政府官员显然是另外一种心情。
“业主们在步行街庆祝，把政府搞尴尬了，公安局说我们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许桂芹说。她一再告诉记者，她并不觉得见到总理是啥光彩的事情，“毕竟是上访，击鼓鸣冤的。”
我有天大的胆子，会跟总理撒谎？
1979年参加过高考的许桂芹一直爱写点东西，没能读大学的她把爱女培养成了京城大刊的记者。女儿说，“咱家的事儿，将来是会写进历史的。”
母亲把孩子这句话当了真。“我一直写日记，就是想把强拆这个事情留给后人看看。”
在许桂芹的笔记本里，2011年1月27日是这么记录的：政府把商户分配给各单位（即包保扶助），韩迎新开始攻击我向总理反映的问题不实。
这是许桂芹遇见总理后的第三天。 韩迎新是当时分管拆迁工作的副市长，这位40出头的“美女市长”在当地颇受注目。 据《东方早报》2011年1月27日的报道，韩对该报记者说：“许桂芹信访所反映内容与事实不符，拆迁是在业主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已报告给吉林省委、省政府和国家信访局。”
韩迎新说的这番话，让许桂芹觉得难以原谅。
“我有天大的胆子，会跟总理撒谎？我就是不要钱，也要你韩迎新就说谎道歉。”
许桂芹称，她本来还给韩市长留了面子，“我在给在温家宝汇报时都没提她的名字，心想女人何苦难为女人。”
《南都周刊》向韩迎新求证，许向总理的汇报中哪部分存在“虚构”事实。韩没有具体说明，只是表示，“必须尊重客观事实。”
许桂芹说，温家宝接见后，韩迎新经常找她谈心，“有一次打电话，从晚上12点聊到凌晨4点半。” 女市长的这种低姿态，让两人的关系一度有所缓和。
遇见总理一个星期后，转机出现。舒兰市政府出台了新的补偿标准。
按照这个新标准起草的协议书仅一张纸，主要三条内容：一是甲方负责按照《舒兰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正阳路步行街彩板房使用人实行扶助的办法》舒政发【2011】7号 文件规定，对乙方予以包保扶助；二是乙方同意已签订的补偿协议，此外接受甲方扶助金xxx元；三，乙方保证不再就拆除彩板房之事主张其他权利。
所谓“包保扶助”，就是找相应的单位挂靠，以相关单位的名义发放补偿款。比如许桂芹是开美容院的，归卫生局，家里有亲戚是交通局的，就归交通局，70岁的于老奶奶是开药店的，就挂在药监局名下。
这个措辞含混的补偿协议，当然是温总理接见后带来的直接成果。赔款的算法基本是拆迁彩板房当年实际租金的9倍（租赁合同还剩9年）。
但对于政府这个迫于“上峰”压力的新补偿协议，大多数商户并不买账。他们去了省城咨询律师，拿出了一个新的方案，按市场价包赔当年购置彩板房的费用；合同剩余9年的预期利益重新计算，因为2004年-2010年政府干扰步行街彩板房商户经营，必须做出相应赔偿。
另外，政府在强拆时承诺的每户两个低保，迄今无法办理。因为这些商户家底都还殷实，根本不符合办低保的条件。许桂芹说，“谁家没貂（皮衣）啊，就是低调不往外穿呗。”
但就在强拆现场，韩迎新答应于老太太办低保，于老太太说她家肯定不合格，韩说：“放心，高低都给你办了。”
老太太告诉记者，政府也知道违规办低保有风险，但还打这样的包票。“不就是哄着我们把房子拆了么，这不是忽悠么？”老太太说，她没文化，但就认个理儿，你办不到的事情别答应老百姓，“你许愿了，就得还愿。”
事态平息后，当时处理步行街拆迁的领导都升了职，“也没人害怕了，商户们再找政府时，笑脸又变回了冷脸。”
扛过强拆问责风暴后，韩迎新升任常务副市长。“她坐地脸就变了，这种人哪。”许桂芹说。
韩迎新的解释是，这是因为她工作变动，不再分管步行街后续的处理问题。
本月6日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韩迎新表示自己非常不愿意再提及这个事情。“这对我伤害太大了，差点家破人亡。”
韩说的“家破人亡”是指自己的孩子。拆迁风波后，韩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网络上到处是她的负面传闻，甚至包括私生活，官场上的竞争对手也利用机会“整她”。
“我孩子正处于叛逆期，这件事情对孩子的情绪也造成了巨大影响。”韩迎新说到这儿，哽咽起来。
“女人就不该从政，”刚被提拔为常务副市长的韩迎新突然蹦出一句。
对于访民认定的“赔偿不合理”，韩迎新也一肚子委屈。她反问记者：“你认为什么标准才叫合理？”
韩称，步行街拆迁的补偿是找到专业人士评估的，“整个过程都是依法行政，但什么标准才算合理呢？政府也没有权力界定，但总不能全由商户说了算吧。”
对于访民反映有商户是在胁迫状态下签订的拆迁协议，以及此前强拆中的暴力执法，韩迎新表示她无法对此做出评论。
舒兰市委宣传部的王部长告诉《南都周刊》，步行街拆迁的事情已经“圆满解决”，“商户们都签了字，对处理结果非常满意”，整个处理过程“非常人性化”。
同样是见完总理后，来自江苏常州武进区的访民戚自强和许桂芹获得的“待遇”有点不一样，许是自己从北京返回舒兰的，而戚则是由老家政府的工作人员进京接走，“陪同”回乡的。和许桂芹类似的是上访原因，戚自强也是为了拆迁矛盾进京。
2008年8月13日，常州钢企“中天钢铁”三期项目因扩建需要土地，遥观镇政府和该镇洪庄村的100多户村民签了拆迁协议。这次拆迁，戚家的600多平方米的房子，政府赔偿了78万元，赔偿标准是每平方米320元。但后来“遥观镇审计办的审计出现错误，让我家退还104244元给政府。如果不退这笔钱，安置房就不分给我们。”
戚自强说，被总理接见三天后的2011年1月27日，武进区遥观镇的政府一把手和分管领导，在慈渎桥他的出租屋里做了一个通宵的思想工作。这次促膝谈心，从晚上约7点至翌日上午。天亮前，他们达成了一个“双向承诺”：戚自强不将他被温家宝总理接见的事情再对外宣扬，政府则承诺将按照戚的要求，将拆迁后赔偿的新房子分给他。
2011年的小年夜，戚自强一家搬到了武进区新修的半岛小区。根据赔偿规定，他们家以每平方米550元的价格，分得了三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
“那几天，我们家门外每天都有遥观镇的辅警巡逻。每天巡逻5次，直到我们搬家。”戚自强说， “如果不是总理接见，事情不知道拖到多久才能得到解决。”
韩迎新告诉《南都周刊》记者，据她了解，国家信访局对8位访民的情况有一个“追踪制度”。“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曾多次向舒兰方面了解步行街商户上访问题的解决情况，我们都做了如实汇报。”
上访的人似乎更多了
许桂芹最终还是在新协议上签了字。
她的两个彩板房，温总理接见后，按新补偿协议总共也就12万上下。许一度坚信她和郭顺民、霍春生等访民不同，她不缺钱，就是忍受不了政府欺负人。“你说我争这丁点儿补偿，花了一年多时间，生意都耽误了。其实这点钱，我年前年后一两个月就挣回了来了。为的就是一口气，要个说法。”
维权期间，许桂芹把家里所有的房间都装了摄像头。以前她每天都要跟姐妹们“走环城”（散步锻炼），这期间也不敢去了，“虽然咱在舒兰也不是好欺负的，但这不跟政府呛上了？还真不得不防。”
28家商户中，有7个人组成了维权委员会。为了防止被各个击破，商户们决定把各家的合同收集起来统一存放，“我们就像做地下工作一样。”
她不忌讳说自己“关系多”，“我们家在吉林市、省里都有亲戚朋友。”许的爱人刘先生最好的朋友就在吉林市公安局当领导。
许桂芹说政府部门还曾私下调查她有无经济问题。“我工商局有朋友，我前夫是税务局的，他们都给我通风报信。我从来不偷税漏税，他们啥也查不着我。”
许桂芹夫妇说，他们挑政府的毛病，并不等于不爱国。
温总理接见后，一家境外媒体给许桂芹打来电话采访，正好一个公安局的朋友在场，许马上按了免提，也让公安的朋友放心。“再咋整，咱也是爱国的吧。这不久不是有啥啥花行动么，我们都很警惕。对方问是不是对政府的解决方案不满，我不想让他们借题发挥。”
“老百姓是肝胆相照，倒是官员之间落井下石。”她爱人老刘各地跑生意，“江湖得很”，被政府逼急了，有一次在信访局大声警告对方：“别看你们当官，贪污受贿的事情，我手里都有！”
她告诉记者，强拆那段时间，自己头发一个月里就白了三分之一。“你说我这么胖吧，这么多年减不下去，那一个月，瘦了十多斤。同学在电视上看到温家宝接见我的镜头，打电话说你都瘦成啥样了！”
“我们这8人里面，就天津的安君解决得最痛快，”许桂芹说，安君在见过总理后，回家就给她打来电话，“大姐，我的事儿第二天就解决了！”
而最让许桂芹感触的是去年的动车事件。“你说那么高的单位都能造假，我们这点冤屈算啥？心冷了。”
“老百姓还是太天真了，总理接见了怎么样？还是不好使。当时的领导后来都提了半格。”其他商户还想继续维权，许桂芹也不想加入了，“没有用的，管步行街拆迁的已经都拍屁股走了。”
“我发现温总理接见访民后，上访的人似乎更多了。”许桂芹说。
信访问题专家于建嵘是许桂芹最佩服的人， “我要有时间就想去他那儿当义工，能帮多少算多少。”
温总理接见后，她三天两头接到陌生人的电话，要她帮忙说上访的事情。还有人拿着她的名片找政府，说不给解决问题，“我们就找小芹去。”
这一点，类似霍春生。
霍春生是河北邯郸磁县白土镇人，和许桂芹一样遇见总理以后，他从之前的名不经传，变成了当地的“名人”，“在磁县，你只要在中巴车上说我的名字，他们都知道的。”霍说。
总有人慕名前来找霍春生，求他去北京帮他们反映问题，并表示愿意出钱。
不同于许桂芹和霍春生的荣光。戚自强遇见总理以后，却遭遇另一种意想不到的尴尬。
在去北京上访前，戚自强曾和附近村子里的五六户拆迁上访户有过密切往来。他曾委托镇西村一位叫沈浩兴的访民帮他修改上诉材料，还找另一位访民老太太潘祥英了解进京上访的程序。潘祥英家200多平方米的房子于2009年被当地官方拆迁，潘为此多次到国家信访局上访。
2011年1月19日，他最终说服潘祥英陪他一起去国家信访局上访，往返路费由他来支付。
从北京回来后，潘祥英等访民请求戚自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把他们的事情向媒体透露一下。但至今，除了《南都周刊》外，并没有媒体找过他们。这些昔日的上访伙伴们因此而理解为，戚自强没有帮忙，是因为他要兑现跟镇里领导和他约好的“承诺”之一：不要再对外宣扬被总理接见这个事情。
“他就是我们中的叛徒。”当初和戚自强一同上访的一位“战友”失望地摇摇头。对此，戚自强解释说，他被“战友”们误解了。他曾将他们的电话给过媒体，只是媒体没有采访“战友”们。
从北京上访回来后，许桂芹在舒兰订做了一面锦旗，大意是“公正执法，为民服务”，去年4月回北京的时候送到了国家信访局。她还去市场挑了一大堆水果，“记得有西瓜什么的，反正就是挑当时最贵最好的，买了2千多块钱的，装了一车。” 她拉着水果到了信访局，找到了去年1月24日接待他们的那位工作人员。对方告诉她，锦旗可以收下，水果不能收。
“我们没办法，只好把水果又拉回家，亲戚朋友来了就分点，最后好多都烂掉了。”
令许桂芹郁闷的是，这面锦旗落款虽然是“舒兰市许桂芹等28家被强拆商户”，她的上访战友们并不认同，他们对政府的解决方案仍然不满意，至今还在上访，新的上访信题目是—“步行街28家彩板房没有正确解决的事实”。
在这份上访信里写道：“（如果这次上访要求得到满足）我们会把舒兰市政府的合理决定上报到国家信访局，新的锦旗由我们28家统一赠送，许桂芹一个人代表不了28家”。
2011年1月4日，许桂芹家位于吉林省舒兰市步行街的门面房被强拆，同样遭遇的还有其他 27家商户。一天一夜的对峙后，在几百名警察和城管、便衣的高压下，商户完败。作势要点燃的煤气罐，坐地哭喊的老太太—这些抵抗强拆的“常规武器”全被缴了械。
许桂芹怒了，她宁可不要补偿，也要讨回公道。和另外7位来自不同省份的访民一样，许桂芹“幸运”地选择了2011年1月24日到国家信访局“喊冤”，见到了“你们一辈子都碰不上的大官”（信访局某官员语）。
她没想到会遇到总理温家宝。
拆房子就算了，别打发叫花子
许桂芹告诉总理，吉林省舒兰市正阳步行街彩板房28户业主的商铺被非法强拆，而补偿标准更难以接受。“一个商铺一两万就打发了，这里可是舒兰市的‘王府井’，最繁华的地段。”
彩板房是商业区很常见的一种活动房屋，以轻钢为骨架，以夹芯板为围护材料。
舒兰市政府2010年底给商户拆迁的补偿标准是按1999年商户购买的市价再按45%折旧， 外加给每户解决两个低保指标。
商户认为这样的补偿标准有失公平。许桂芹说，房子这10年来早升值了，怎么能按折旧算呢？何况房子的使用期还有9年，这9年商户的经营损失怎么办？
商户说，政府拆房子本不合法，这也就算了，但补偿必须合理，不能像打发叫花子。
这些彩板房是1999年舒兰市政府招商引资，由吉林市昌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承建的。这28户都是通过拍卖购得。
拍卖前，当时的副市长高永学等在电视上动员市民购买，表示：1.市政府支持开发，2.相信政府，保证没问题，承诺使用合同期为20年，并由吉林市船营区公证处公证。
但这种看似很让人放心的承诺，只维持了5年。
到了2004年，市政府即以违章占道、违法消防法为由，要求商户自行拆除彩板房。商户抵制这一决定。上访信中描述：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断电，挖走街道地砖等卑劣手段” 干扰商户正常营业。摩擦一直持续到2010年，到了这一年的12月24日，舒兰市政府正式颁布了舒政发2号关于拆除正阳路步行街28个彩板房的决定，商户与政府之间的谈判随后宣告破裂。
许桂芹这时还在常住地北京。但她在老家舒兰也有产业，包括两家连锁的“小芹美容院”，以及两间面临强拆的彩板门面房。
她和丈夫多年经营美容院，家底殷实。女儿在北京一家大牌时尚杂志当记者， 她家在北京购有房产。夫妻俩到南方旅游时，在三亚又购置了几套房子作为投资。
强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许桂芹位于步行街的“小芹美容院”员工搬来几桶汽油“镇店”。
2011年1月3日，商户死守一天一夜，其中一位业主心脏病复发，上访信中描述，“如不撤离会有生命危险，执法人员于是乘机将其彩板房拆除”。
访民称，其中三位业主的家属分别在财政局等政府单位上班，先后收到了不配合强拆就免职的信息。这三家被迫同意。
4日凌晨，强拆“大部队”进驻步行街。
“就那么点地方，来了17辆执法车，还有吊车啥的，我心里直抽抽，拉着女伴儿的手，这咋让人想起钱云会啊。”许桂芹说。
煤气罐，汽油桶，老太太，这些几乎出现在每一个强拆现场的元素，舒兰的步行街也不例外。访民提供的强拆视频中，一位年轻女性业主喊：谁也别动我东西，动我东西我就死！老太太王淑华抱着煤气罐，要跟强拆者“同归于尽”。
年逾七十的于老太太回忆起强拆的情形，痛哭流涕。她当时守着店铺不让拆，强拆人员凶得很，逼着签字，老太太尿在裤裆里，“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快来救我。”零下30多摄氏度的天，老太太跑到桥头痛哭，“一辈子没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
商户们说，舒兰人都清楚，步行街强拆，政府和老百姓，究竟谁占理儿。一位叫张燕的业主说，他们曾被抓到派出所，但警察却反过来安慰大家，说咱们都是自己人，“再等等，一会儿就放你们。”
许桂芹交给温家宝的上访信中称：“舒兰市政府朝令夕改，坑害了国家和百姓，为严肃党纪国法，维护上访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请依法查处。”
总理眉头紧锁，“脸不是脸的”
许桂芹一直后悔24日这天没好好拾掇拾掇，蓬头垢面地就坐在共和国总理对面。
“我是开美容院的，但一大早就赶来国家信访局，当天还限号，自家的车开不了，只能打车去，脸也没洗，头也没整。” 许说。
中午安排吃完盒饭后，8名被“随机抽取”的访民又过了一遍安检，这比第一次严格得多，还有警犬挨着屋进行搜查。
面对这样的场面，许桂芹显得最镇定。她甚至调侃起了其他人，“咱东北人说话清楚啊。有几个南方人说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你说他们上啥访啊。”
另一个来自内蒙的访民苏哲就很紧张，“毕竟是上访的，说不好听点就是告状，访民里还真有吓得跑出去的。”国家信访局跟着苏哲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对她说了一句话，“大姐，别害怕，别跑，跑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了。”
来自山西的郭顺民性格腼腆，虽然算是许桂芹眼里的北方人，普通话也不好，加上这一天他还感冒了，他想让能说会道的工友冯玉国去，但工作人员不同意。
到了会议室，郭顺民看到了“温家宝”的牌子，又发现别人手里都有材料，而他的材料交上去了，没有要回来，越发紧张，加上感冒，“我浑身发抖”，郭顺民回忆说。
战战兢兢的郭顺民讲了不到一分钟。来自天津的访民安君第一个发言，许桂芹回忆，她跟后头第二个发言。讲了大约半小时，是所有人中最长的，“不光大官儿们，别的访民也听得很认真。”
说到强拆的情形，许桂芹忍不住抹泪了。她说着说着就把材料递过去，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接过去给了总理。许桂芹哭诉，她是舒兰市的政协委员、三八红旗手，不是“刁民”，反映的全是事实。
许桂芹告诉《南都周刊》，她记得当时总理一直眉头紧锁，“脸不是脸的”，还不时用笔在纸上写着。总理还向在场的住建部领导打听，什么是彩板房。
总理离开后，访民们七嘴八舌地交流起来，许桂芹很快就成为这8个人中的核心，她建议大家抱团儿，保持联络。
苏哲这时也不紧张了。她认为总理为人“太好了”，“刚进去的时候紧张，出来的时候是惊喜。”接见完后，别的领导哗一下子全出去了，“温总理返回来，又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苏哲的第一感觉是，这下没问题了，老百姓的事情一定会得到解决。她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重复了信访局领导的话，“我们是最幸福的，成为了十三亿分之八。”苏哲形容，这是最高层的人和最底层的人的直接对话。
郭顺民也放松了，和总理告别后，他觉得大事已定，打电话告诉妻子，“总理亲自过问了，合同肯定没问题！”
“事儿讲得最清楚”的许桂芹，倒认为见过总理后，并不能保证步行街强拆问题得到合理解决。
她的理由之一是温总理在会见时“脸色不好”。24日当晚，电视台记者说的《新闻联播》播出又落了空（实际上在第二天播出了）。“我都不敢跟大伙儿说总理啥表情，这一说，大伙儿更没信心了。”
不过，步行街的商户在听到总理接见的消息后，情绪还是被点燃了。
5名业主连夜买了鞭炮，在步行街欢庆，“舒兰多保守的地方啊，男男女女当街抱头痛哭，这得有多激动。”许桂芹说。
主持强拆的舒兰市政府官员显然是另外一种心情。
“业主们在步行街庆祝，把政府搞尴尬了，公安局说我们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许桂芹说。她一再告诉记者，她并不觉得见到总理是啥光彩的事情，“毕竟是上访，击鼓鸣冤的。”
我有天大的胆子，会跟总理撒谎？
1979年参加过高考的许桂芹一直爱写点东西，没能读大学的她把爱女培养成了京城大刊的记者。女儿说，“咱家的事儿，将来是会写进历史的。”
母亲把孩子这句话当了真。“我一直写日记，就是想把强拆这个事情留给后人看看。”
在许桂芹的笔记本里，2011年1月27日是这么记录的：政府把商户分配给各单位（即包保扶助），韩迎新开始攻击我向总理反映的问题不实。
这是许桂芹遇见总理后的第三天。 韩迎新是当时分管拆迁工作的副市长，这位40出头的“美女市长”在当地颇受注目。 据《东方早报》2011年1月27日的报道，韩对该报记者说：“许桂芹信访所反映内容与事实不符，拆迁是在业主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已报告给吉林省委、省政府和国家信访局。”
韩迎新说的这番话，让许桂芹觉得难以原谅。
“我有天大的胆子，会跟总理撒谎？我就是不要钱，也要你韩迎新就说谎道歉。”
许桂芹称，她本来还给韩市长留了面子，“我在给在温家宝汇报时都没提她的名字，心想女人何苦难为女人。”
《南都周刊》向韩迎新求证，许向总理的汇报中哪部分存在“虚构”事实。韩没有具体说明，只是表示，“必须尊重客观事实。”
许桂芹说，温家宝接见后，韩迎新经常找她谈心，“有一次打电话，从晚上12点聊到凌晨4点半。” 女市长的这种低姿态，让两人的关系一度有所缓和。
遇见总理一个星期后，转机出现。舒兰市政府出台了新的补偿标准。
按照这个新标准起草的协议书仅一张纸，主要三条内容：一是甲方负责按照《舒兰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正阳路步行街彩板房使用人实行扶助的办法》舒政发【2011】7号 文件规定，对乙方予以包保扶助；二是乙方同意已签订的补偿协议，此外接受甲方扶助金xxx元；三，乙方保证不再就拆除彩板房之事主张其他权利。
所谓“包保扶助”，就是找相应的单位挂靠，以相关单位的名义发放补偿款。比如许桂芹是开美容院的，归卫生局，家里有亲戚是交通局的，就归交通局，70岁的于老奶奶是开药店的，就挂在药监局名下。
这个措辞含混的补偿协议，当然是温总理接见后带来的直接成果。赔款的算法基本是拆迁彩板房当年实际租金的9倍（租赁合同还剩9年）。
但对于政府这个迫于“上峰”压力的新补偿协议，大多数商户并不买账。他们去了省城咨询律师，拿出了一个新的方案，按市场价包赔当年购置彩板房的费用；合同剩余9年的预期利益重新计算，因为2004年-2010年政府干扰步行街彩板房商户经营，必须做出相应赔偿。
另外，政府在强拆时承诺的每户两个低保，迄今无法办理。因为这些商户家底都还殷实，根本不符合办低保的条件。许桂芹说，“谁家没貂（皮衣）啊，就是低调不往外穿呗。”
但就在强拆现场，韩迎新答应于老太太办低保，于老太太说她家肯定不合格，韩说：“放心，高低都给你办了。”
老太太告诉记者，政府也知道违规办低保有风险，但还打这样的包票。“不就是哄着我们把房子拆了么，这不是忽悠么？”老太太说，她没文化，但就认个理儿，你办不到的事情别答应老百姓，“你许愿了，就得还愿。”
事态平息后，当时处理步行街拆迁的领导都升了职，“也没人害怕了，商户们再找政府时，笑脸又变回了冷脸。”
扛过强拆问责风暴后，韩迎新升任常务副市长。“她坐地脸就变了，这种人哪。”许桂芹说。
韩迎新的解释是，这是因为她工作变动，不再分管步行街后续的处理问题。
本月6日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韩迎新表示自己非常不愿意再提及这个事情。“这对我伤害太大了，差点家破人亡。”
韩说的“家破人亡”是指自己的孩子。拆迁风波后，韩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网络上到处是她的负面传闻，甚至包括私生活，官场上的竞争对手也利用机会“整她”。
“我孩子正处于叛逆期，这件事情对孩子的情绪也造成了巨大影响。”韩迎新说到这儿，哽咽起来。
“女人就不该从政，”刚被提拔为常务副市长的韩迎新突然蹦出一句。
对于访民认定的“赔偿不合理”，韩迎新也一肚子委屈。她反问记者：“你认为什么标准才叫合理？”
韩称，步行街拆迁的补偿是找到专业人士评估的，“整个过程都是依法行政，但什么标准才算合理呢？政府也没有权力界定，但总不能全由商户说了算吧。”
对于访民反映有商户是在胁迫状态下签订的拆迁协议，以及此前强拆中的暴力执法，韩迎新表示她无法对此做出评论。
舒兰市委宣传部的王部长告诉《南都周刊》，步行街拆迁的事情已经“圆满解决”，“商户们都签了字，对处理结果非常满意”，整个处理过程“非常人性化”。
同样是见完总理后，来自江苏常州武进区的访民戚自强和许桂芹获得的“待遇”有点不一样，许是自己从北京返回舒兰的，而戚则是由老家政府的工作人员进京接走，“陪同”回乡的。和许桂芹类似的是上访原因，戚自强也是为了拆迁矛盾进京。
2008年8月13日，常州钢企“中天钢铁”三期项目因扩建需要土地，遥观镇政府和该镇洪庄村的100多户村民签了拆迁协议。这次拆迁，戚家的600多平方米的房子，政府赔偿了78万元，赔偿标准是每平方米320元。但后来“遥观镇审计办的审计出现错误，让我家退还104244元给政府。如果不退这笔钱，安置房就不分给我们。”
戚自强说，被总理接见三天后的2011年1月27日，武进区遥观镇的政府一把手和分管领导，在慈渎桥他的出租屋里做了一个通宵的思想工作。这次促膝谈心，从晚上约7点至翌日上午。天亮前，他们达成了一个“双向承诺”：戚自强不将他被温家宝总理接见的事情再对外宣扬，政府则承诺将按照戚的要求，将拆迁后赔偿的新房子分给他。
2011年的小年夜，戚自强一家搬到了武进区新修的半岛小区。根据赔偿规定，他们家以每平方米550元的价格，分得了三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
“那几天，我们家门外每天都有遥观镇的辅警巡逻。每天巡逻5次，直到我们搬家。”戚自强说， “如果不是总理接见，事情不知道拖到多久才能得到解决。”
韩迎新告诉《南都周刊》记者，据她了解，国家信访局对8位访民的情况有一个“追踪制度”。“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曾多次向舒兰方面了解步行街商户上访问题的解决情况，我们都做了如实汇报。”
上访的人似乎更多了
许桂芹最终还是在新协议上签了字。
她的两个彩板房，温总理接见后，按新补偿协议总共也就12万上下。许一度坚信她和郭顺民、霍春生等访民不同，她不缺钱，就是忍受不了政府欺负人。“你说我争这丁点儿补偿，花了一年多时间，生意都耽误了。其实这点钱，我年前年后一两个月就挣回了来了。为的就是一口气，要个说法。”
维权期间，许桂芹把家里所有的房间都装了摄像头。以前她每天都要跟姐妹们“走环城”（散步锻炼），这期间也不敢去了，“虽然咱在舒兰也不是好欺负的，但这不跟政府呛上了？还真不得不防。”
28家商户中，有7个人组成了维权委员会。为了防止被各个击破，商户们决定把各家的合同收集起来统一存放，“我们就像做地下工作一样。”
她不忌讳说自己“关系多”，“我们家在吉林市、省里都有亲戚朋友。”许的爱人刘先生最好的朋友就在吉林市公安局当领导。
许桂芹说政府部门还曾私下调查她有无经济问题。“我工商局有朋友，我前夫是税务局的，他们都给我通风报信。我从来不偷税漏税，他们啥也查不着我。”
许桂芹夫妇说，他们挑政府的毛病，并不等于不爱国。
温总理接见后，一家境外媒体给许桂芹打来电话采访，正好一个公安局的朋友在场，许马上按了免提，也让公安的朋友放心。“再咋整，咱也是爱国的吧。这不久不是有啥啥花行动么，我们都很警惕。对方问是不是对政府的解决方案不满，我不想让他们借题发挥。”
“老百姓是肝胆相照，倒是官员之间落井下石。”她爱人老刘各地跑生意，“江湖得很”，被政府逼急了，有一次在信访局大声警告对方：“别看你们当官，贪污受贿的事情，我手里都有！”
她告诉记者，强拆那段时间，自己头发一个月里就白了三分之一。“你说我这么胖吧，这么多年减不下去，那一个月，瘦了十多斤。同学在电视上看到温家宝接见我的镜头，打电话说你都瘦成啥样了！”
“我们这8人里面，就天津的安君解决得最痛快，”许桂芹说，安君在见过总理后，回家就给她打来电话，“大姐，我的事儿第二天就解决了！”
而最让许桂芹感触的是去年的动车事件。“你说那么高的单位都能造假，我们这点冤屈算啥？心冷了。”
“老百姓还是太天真了，总理接见了怎么样？还是不好使。当时的领导后来都提了半格。”其他商户还想继续维权，许桂芹也不想加入了，“没有用的，管步行街拆迁的已经都拍屁股走了。”
“我发现温总理接见访民后，上访的人似乎更多了。”许桂芹说。
信访问题专家于建嵘是许桂芹最佩服的人， “我要有时间就想去他那儿当义工，能帮多少算多少。”
温总理接见后，她三天两头接到陌生人的电话，要她帮忙说上访的事情。还有人拿着她的名片找政府，说不给解决问题，“我们就找小芹去。”
这一点，类似霍春生。
霍春生是河北邯郸磁县白土镇人，和许桂芹一样遇见总理以后，他从之前的名不经传，变成了当地的“名人”，“在磁县，你只要在中巴车上说我的名字，他们都知道的。”霍说。
总有人慕名前来找霍春生，求他去北京帮他们反映问题，并表示愿意出钱。
不同于许桂芹和霍春生的荣光。戚自强遇见总理以后，却遭遇另一种意想不到的尴尬。
在去北京上访前，戚自强曾和附近村子里的五六户拆迁上访户有过密切往来。他曾委托镇西村一位叫沈浩兴的访民帮他修改上诉材料，还找另一位访民老太太潘祥英了解进京上访的程序。潘祥英家200多平方米的房子于2009年被当地官方拆迁，潘为此多次到国家信访局上访。
2011年1月19日，他最终说服潘祥英陪他一起去国家信访局上访，往返路费由他来支付。
从北京回来后，潘祥英等访民请求戚自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把他们的事情向媒体透露一下。但至今，除了《南都周刊》外，并没有媒体找过他们。这些昔日的上访伙伴们因此而理解为，戚自强没有帮忙，是因为他要兑现跟镇里领导和他约好的“承诺”之一：不要再对外宣扬被总理接见这个事情。
“他就是我们中的叛徒。”当初和戚自强一同上访的一位“战友”失望地摇摇头。对此，戚自强解释说，他被“战友”们误解了。他曾将他们的电话给过媒体，只是媒体没有采访“战友”们。
从北京上访回来后，许桂芹在舒兰订做了一面锦旗，大意是“公正执法，为民服务”，去年4月回北京的时候送到了国家信访局。她还去市场挑了一大堆水果，“记得有西瓜什么的，反正就是挑当时最贵最好的，买了2千多块钱的，装了一车。” 她拉着水果到了信访局，找到了去年1月24日接待他们的那位工作人员。对方告诉她，锦旗可以收下，水果不能收。
“我们没办法，只好把水果又拉回家，亲戚朋友来了就分点，最后好多都烂掉了。”
令许桂芹郁闷的是，这面锦旗落款虽然是“舒兰市许桂芹等28家被强拆商户”，她的上访战友们并不认同，他们对政府的解决方案仍然不满意，至今还在上访，新的上访信题目是—“步行街28家彩板房没有正确解决的事实”。
在这份上访信里写道：“（如果这次上访要求得到满足）我们会把舒兰市政府的合理决定上报到国家信访局，新的锦旗由我们28家统一赠送，许桂芹一个人代表不了28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