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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调控的目标主要是通过各种市场手段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弥补市场失灵导致的经济运行低效，以保证经济稳步增长，提高社会均衡福利水平。政府出台任何政策都应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专心做好“裁判员”，当好“旁观者”，切莫在政策中参杂私利企图，否则，就有部门利益之嫌，而且容易使出台的政策变味、失效。目前有些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就有存在这一问题的倾向。
征收利息税
1999年11月重新开征利息税，当时的理由是为了鼓励居民消费、抑制通货紧缩，帮助国家增加税收的一种手段，同时还作为一种平衡收入分配的方式。但是，利息税开征历经数年，国富至此，依然从民众并不宽裕的钱袋中拿走这部分钱，已经证明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税收。因为在目前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投资产品匮乏的市场环境下，中低收入人群主要选择储蓄作为个人资产的投放方式，使得征收利息税有“劫贫济富”之嫌。况且目前很多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了各种理财产品，这些多为富裕群体选择的投资方式却并不需要交纳利息税，这种反差十分明显。
按照2007年全年平均储蓄余额20万亿计算，假定平均利息收入为2.5%，一年的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税约为1000亿。同2006年3.5万亿的财政收入相比，这一数字不是很大，但对于居民资产的价值储蓄增值部分缩水20%，显然同平衡收入差距和刺激内需的政策原则是相背离的。
低存款利率
对当前低存款利率的判断，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是从存贷利差角度看，二是从实际利率水平看。首先，按2007年3月18日新调整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利率2.79%，贷款利率6.39%)计算，中国法定的存贷利率差就达到了3.6%，存贷利差处于近20年的历史高位；再考虑存款利率上面封顶、贷款利率可以上浮的制度缺陷，在银行业竞争加剧而盈利模式又过于单一的市场条件下，必然导致实际操作中形成的存贷息差比法定利差要高得多。而存贷息差的国际平均水平仅仅维持在1.5％～2％，北美比较高，也不过只有2.5％。事实证明，过大的存贷差可能会暂时优化金融行业的利润表现，从长远看，并不利于银行业竞争力和金融创新能力的培养。
其次，通过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比较，今年4月份和5月份月CPI指数分别为3.2和3.4，显然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值。低利率政策意味着直接剥夺了存款人应得的利息收入。还是按照20万亿的居民储蓄规模计算，这一绝对值可能高达4000亿元人民币。每年民众失去4000亿元的收入，而中国的市场也同时失去4000亿元可能的消费，这还会导致民众生活改善缓慢，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调整证券印花税
今年5月30日，财政部宣布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0.1%调整为0.3%，理由是试图通过提高交易成本，以平抑过分狂热的投机交易。这一政策出台后股市的表现看上去验证了其有效性，甚至大大超过了几天前人民银行提高存贷款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扩大外汇交易浮动区间一系列组合拳的威力。
果真是利率政策失效，印花税调整政策恰如其时吗？笔者倒不这么认为。一是存款利率提高的幅度远远小于物价上涨幅度，尤其是活期存款利率低得吓人，因此对市场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力。二是提高印花税政策实在是一大败笔，不仅与国际上普遍降低甚至取消证券印花税的趋势相悖，而且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也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印花税自0.1%上调到0.3%后，即使按照2000亿元左右的日成交量计算，每个交易日因印花税流出的资金将达12亿元，这比调整前每日多支付8亿元。2007年全年投资者预计将支付交易费用3000亿元左右，这一数字超过了2007年全部上市公司5200亿元预期利润总额的一半。这种通过让股市“失血”来平抑过热市场的政策实在是不可取，从长期来看也是与目标取向相悖的，不能不让人感觉到政策出台背后某些部门利益的存在。
房屋转让个人所得税
2006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房屋转让个人所得税，其目的是试图通过增加炒房成本来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从而达到降低房价的效果。但这种政策同样的毛病也在于其执行结果是让房市“失血”，政府收走了大量的税收收入，由于“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论买卖双方按照何种比例分担这部分，其结果也与降低房价的初衷大相径庭。最近听说有些省市又准备开征房屋转让土地增值税，其目的也是要降低房价，但是有一个简单的道理似乎有些人没有想明白，这一政策出台的结果是又会有一大笔钞票从买方或者卖方那里流走，难道房价会因此就降下来吗？
以上所提到的四种经济政策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总会有因这些政策而直接受益的部门（三种税收政策谁受益不言而喻，低存款利率则是为银行们考虑的）。而同时，这些政策出台所要实现的目标（也就是政策出台的“幌子”）却是间接的，而且这种因果关系也是理论上的一厢情愿，事实往往难以实现。例如，利息税的征收对平衡贫富收入未见作用，低存款利率难以促进银行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印花税可能会遏制股市的健康发展，给房屋转让附加上各种税种几乎肯定不能降低房价。
还有一点，也是很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在对待经济问题时我们有多种政策手段选择，无论是平衡贫富收入、促进银行业发展、稳定股市情绪还是控制房屋价格，在面临采取什么措施的多项选择时，为什么往往那些有部门利益倾向的政策会被优先采纳呢？无论怎么说，这种“与民争利”、从市场中“分一杯羹”的政策，都不应当作为我们政府决策时的上策，顶多算个万不得已时的下下策。
（作者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国际业务部高级经济师 经济学博士）
征收利息税
1999年11月重新开征利息税，当时的理由是为了鼓励居民消费、抑制通货紧缩，帮助国家增加税收的一种手段，同时还作为一种平衡收入分配的方式。但是，利息税开征历经数年，国富至此，依然从民众并不宽裕的钱袋中拿走这部分钱，已经证明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税收。因为在目前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投资产品匮乏的市场环境下，中低收入人群主要选择储蓄作为个人资产的投放方式，使得征收利息税有“劫贫济富”之嫌。况且目前很多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了各种理财产品，这些多为富裕群体选择的投资方式却并不需要交纳利息税，这种反差十分明显。
按照2007年全年平均储蓄余额20万亿计算，假定平均利息收入为2.5%，一年的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税约为1000亿。同2006年3.5万亿的财政收入相比，这一数字不是很大，但对于居民资产的价值储蓄增值部分缩水20%，显然同平衡收入差距和刺激内需的政策原则是相背离的。
低存款利率
对当前低存款利率的判断，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是从存贷利差角度看，二是从实际利率水平看。首先，按2007年3月18日新调整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利率2.79%，贷款利率6.39%)计算，中国法定的存贷利率差就达到了3.6%，存贷利差处于近20年的历史高位；再考虑存款利率上面封顶、贷款利率可以上浮的制度缺陷，在银行业竞争加剧而盈利模式又过于单一的市场条件下，必然导致实际操作中形成的存贷息差比法定利差要高得多。而存贷息差的国际平均水平仅仅维持在1.5％～2％，北美比较高，也不过只有2.5％。事实证明，过大的存贷差可能会暂时优化金融行业的利润表现，从长远看，并不利于银行业竞争力和金融创新能力的培养。
其次，通过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比较，今年4月份和5月份月CPI指数分别为3.2和3.4，显然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值。低利率政策意味着直接剥夺了存款人应得的利息收入。还是按照20万亿的居民储蓄规模计算，这一绝对值可能高达4000亿元人民币。每年民众失去4000亿元的收入，而中国的市场也同时失去4000亿元可能的消费，这还会导致民众生活改善缓慢，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调整证券印花税
今年5月30日，财政部宣布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0.1%调整为0.3%，理由是试图通过提高交易成本，以平抑过分狂热的投机交易。这一政策出台后股市的表现看上去验证了其有效性，甚至大大超过了几天前人民银行提高存贷款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扩大外汇交易浮动区间一系列组合拳的威力。
果真是利率政策失效，印花税调整政策恰如其时吗？笔者倒不这么认为。一是存款利率提高的幅度远远小于物价上涨幅度，尤其是活期存款利率低得吓人，因此对市场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力。二是提高印花税政策实在是一大败笔，不仅与国际上普遍降低甚至取消证券印花税的趋势相悖，而且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也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印花税自0.1%上调到0.3%后，即使按照2000亿元左右的日成交量计算，每个交易日因印花税流出的资金将达12亿元，这比调整前每日多支付8亿元。2007年全年投资者预计将支付交易费用3000亿元左右，这一数字超过了2007年全部上市公司5200亿元预期利润总额的一半。这种通过让股市“失血”来平抑过热市场的政策实在是不可取，从长期来看也是与目标取向相悖的，不能不让人感觉到政策出台背后某些部门利益的存在。
房屋转让个人所得税
2006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房屋转让个人所得税，其目的是试图通过增加炒房成本来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从而达到降低房价的效果。但这种政策同样的毛病也在于其执行结果是让房市“失血”，政府收走了大量的税收收入，由于“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论买卖双方按照何种比例分担这部分，其结果也与降低房价的初衷大相径庭。最近听说有些省市又准备开征房屋转让土地增值税，其目的也是要降低房价，但是有一个简单的道理似乎有些人没有想明白，这一政策出台的结果是又会有一大笔钞票从买方或者卖方那里流走，难道房价会因此就降下来吗？
以上所提到的四种经济政策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总会有因这些政策而直接受益的部门（三种税收政策谁受益不言而喻，低存款利率则是为银行们考虑的）。而同时，这些政策出台所要实现的目标（也就是政策出台的“幌子”）却是间接的，而且这种因果关系也是理论上的一厢情愿，事实往往难以实现。例如，利息税的征收对平衡贫富收入未见作用，低存款利率难以促进银行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印花税可能会遏制股市的健康发展，给房屋转让附加上各种税种几乎肯定不能降低房价。
还有一点，也是很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在对待经济问题时我们有多种政策手段选择，无论是平衡贫富收入、促进银行业发展、稳定股市情绪还是控制房屋价格，在面临采取什么措施的多项选择时，为什么往往那些有部门利益倾向的政策会被优先采纳呢？无论怎么说，这种“与民争利”、从市场中“分一杯羹”的政策，都不应当作为我们政府决策时的上策，顶多算个万不得已时的下下策。
（作者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国际业务部高级经济师 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