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悲剧”一词作为广义的美学范畴，不仅存在于戏剧艺术中，也存在于非戏剧艺术的其他形式中。鲁迅正是把美学意义中的“悲剧性”熔铸到了他的创作实践中，仅从中学课本所选的小说来看，这些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全面反映了个人悲剧和社会悲剧。如《狂人日记》反映了中国农民的悲剧，《孔乙己》反映了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祝福》反映了劳动妇女的悲剧，《药》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悲剧。这些悲剧小说，从美学角度来看，有如下几个共同特征。
一、真实性
真实性是鲁迅先生构建小说悲剧的最基本特征。他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先生“如实描绘，并无讳饰”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铸造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人间罪恶。《祝福》中的祥林嫂，由于死了丈夫，逃到鲁家帮佣。她聪明能干，吃苦耐劳，希望以劳动换取生存的权利，但不久被婆婆劫回卖到山墺里。第二个丈夫死于伤寒，儿子被狼叼去，她被贺家族人赶了出来，第二次来到鲁家。受封建迷信的愚弄，她认为自己要受“神”的惩罚，不惜用自己的血汗钱去庙里“捐门槛”作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来消除罪愆。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读者眼前仿佛会现出一幅幅生活的真实图景。犹如亲身经历那个黑暗如漆、冷酷如铁的时代。尽管她不断挣扎，依旧冲不破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交织着的天罗地网。这种真实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相反，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文人总是不愿睁开眼睛正视现实，喜欢“瞒”和“骗”，用盲目乐观的团圆主义，为统治阶级“曲终奏雅”。鲁迅先生对“瞒”和“骗”的虚假艺术是深恶痛绝的。鲁迅把大胆否定与破坏社会邪恶的真实性，看作是悲剧的基础和前提。
二、幽默性
幽默属于审美层次的高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幽默的本质,“是在平凡渺小里发掘价值”。鲁迅先生是深得幽默奥妙的。《阿Q正传》在塑造阿Q这一形象时，运用严肃认真的现实主义法则，对阿Q的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恃强凌弱、健忘等诸多弱点，给予了辛辣的讽刺。然而对阿Q的悲剧命运又倾注了深切的同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阿Q的所作所为，语言心理，发出温和的、善意的、含泪的微笑。阿Q在挨了打、受了侮辱之后，常常气愤难平，但一想到“儿子打老子”这句话后，又释然如故。听到革命党进城的消息，看着未庄人惊惧的目光，“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这样的许多细节描写，活画出了阿Q无比滑稽可笑，使人忍俊不禁。《孔乙己》中，那个满口“之乎者也”，用手罩住茴香豆的孔乙己，模样令人发笑。然而，无论对阿Q还是孔乙己，笑过之后，又会令人十分悲哀。因为我们从表面的“圆满里发现它的缺憾，在缺憾里也找出它的意义”。他们人性中所具有的良知和品行被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吞噬，封建制度造就了这两个社会的畸形人、多余人。鲁迅先生的这种美学趣味真正表现出幽默含义的深度和广度。
三、平常性
鲁迅先生的悲剧小说，不仅具有不带任何粉饰的真实性，而且具有显而易见的平常性。
平常性是鲁迅先生小说艺术的一惯风格，他的小说中没有英雄，没有特殊事件，没有传奇色彩。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社会底层的平常人，甚至是畸形人，然而，他们的悲剧命运却令人战栗。
平常的人和事即是人所司空见惯的。正因为如此，用平常的事件表现发人深省的思想尤其难能可贵。鲁迅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软刀子”割头不觉死的悲剧，现实社会如残酷的“地狱”，却“谁也看不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人人却习以为常。他说：“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他所讲的这个道理，完全适用于他笔下的那种死于“几乎无事的悲剧”者。他们被丑恶的社会关系、旧思想、旧文化所蚕食，却习以为常，任其摆布。《故乡》中的闰土，并没有死于大劫大难，却被官兵匪盗封建迷信剥夺了青春，榨干了血汗，泯灭了智慧。那个被封建人伦关系和礼教压迫发疯了的狂人，在疯狂状态中能够认识到整个社会吃人的本质；在“理智”明白的时候竟然顺应封建既定的秩序，做起了他的候补知府。鲁迅先生正是在这种熟视无睹的平凡现象中，发掘出了震撼人心的社会悲剧。
四、科学性
鲁迅先生是悲剧艺术大师，但不是悲观主义者。他对人为地制造团圆主义坚决反对，但不主张悲剧艺术注定要走向悲观。他的悲剧艺术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满怀希望，坚信未来。1930年，他在《〈浮士德与城〉后记》里说：“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倘若没有这而言破坏，例如未来派，不过是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则全然是旧社会的维持者。”尽管他的《呐喊》《彷徨》小说集写在这以前。但是，他的小说实践和悲剧观却是在这一理论的支配下完成的。
鲁迅先生的小说，尽管都用悲剧的“被毁性”大胆否定了旧制度、旧思想，“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煞的，因为希望在于将来”。所以他往往“不惜用了曲笔，在《药》中瑜儿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这花环便是一种寄托，一种象征。在《故乡》中，我们还听到他凝聚着希望的独白：“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总之，鲁迅先生虽然不是美学理论家，他的美学思想并没有系统化，但他的美学实践却是无与伦比的。研究探讨鲁迅小说的美学特征，对中学语文教学不无裨益。
（作者单位：庄浪县职教中心）
一、真实性
真实性是鲁迅先生构建小说悲剧的最基本特征。他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先生“如实描绘，并无讳饰”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铸造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人间罪恶。《祝福》中的祥林嫂，由于死了丈夫，逃到鲁家帮佣。她聪明能干，吃苦耐劳，希望以劳动换取生存的权利，但不久被婆婆劫回卖到山墺里。第二个丈夫死于伤寒，儿子被狼叼去，她被贺家族人赶了出来，第二次来到鲁家。受封建迷信的愚弄，她认为自己要受“神”的惩罚，不惜用自己的血汗钱去庙里“捐门槛”作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来消除罪愆。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读者眼前仿佛会现出一幅幅生活的真实图景。犹如亲身经历那个黑暗如漆、冷酷如铁的时代。尽管她不断挣扎，依旧冲不破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交织着的天罗地网。这种真实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相反，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文人总是不愿睁开眼睛正视现实，喜欢“瞒”和“骗”，用盲目乐观的团圆主义，为统治阶级“曲终奏雅”。鲁迅先生对“瞒”和“骗”的虚假艺术是深恶痛绝的。鲁迅把大胆否定与破坏社会邪恶的真实性，看作是悲剧的基础和前提。
二、幽默性
幽默属于审美层次的高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幽默的本质,“是在平凡渺小里发掘价值”。鲁迅先生是深得幽默奥妙的。《阿Q正传》在塑造阿Q这一形象时，运用严肃认真的现实主义法则，对阿Q的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恃强凌弱、健忘等诸多弱点，给予了辛辣的讽刺。然而对阿Q的悲剧命运又倾注了深切的同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阿Q的所作所为，语言心理，发出温和的、善意的、含泪的微笑。阿Q在挨了打、受了侮辱之后，常常气愤难平，但一想到“儿子打老子”这句话后，又释然如故。听到革命党进城的消息，看着未庄人惊惧的目光，“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这样的许多细节描写，活画出了阿Q无比滑稽可笑，使人忍俊不禁。《孔乙己》中，那个满口“之乎者也”，用手罩住茴香豆的孔乙己，模样令人发笑。然而，无论对阿Q还是孔乙己，笑过之后，又会令人十分悲哀。因为我们从表面的“圆满里发现它的缺憾，在缺憾里也找出它的意义”。他们人性中所具有的良知和品行被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吞噬，封建制度造就了这两个社会的畸形人、多余人。鲁迅先生的这种美学趣味真正表现出幽默含义的深度和广度。
三、平常性
鲁迅先生的悲剧小说，不仅具有不带任何粉饰的真实性，而且具有显而易见的平常性。
平常性是鲁迅先生小说艺术的一惯风格，他的小说中没有英雄，没有特殊事件，没有传奇色彩。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社会底层的平常人，甚至是畸形人，然而，他们的悲剧命运却令人战栗。
平常的人和事即是人所司空见惯的。正因为如此，用平常的事件表现发人深省的思想尤其难能可贵。鲁迅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软刀子”割头不觉死的悲剧，现实社会如残酷的“地狱”，却“谁也看不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人人却习以为常。他说：“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他所讲的这个道理，完全适用于他笔下的那种死于“几乎无事的悲剧”者。他们被丑恶的社会关系、旧思想、旧文化所蚕食，却习以为常，任其摆布。《故乡》中的闰土，并没有死于大劫大难，却被官兵匪盗封建迷信剥夺了青春，榨干了血汗，泯灭了智慧。那个被封建人伦关系和礼教压迫发疯了的狂人，在疯狂状态中能够认识到整个社会吃人的本质；在“理智”明白的时候竟然顺应封建既定的秩序，做起了他的候补知府。鲁迅先生正是在这种熟视无睹的平凡现象中，发掘出了震撼人心的社会悲剧。
四、科学性
鲁迅先生是悲剧艺术大师，但不是悲观主义者。他对人为地制造团圆主义坚决反对，但不主张悲剧艺术注定要走向悲观。他的悲剧艺术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满怀希望，坚信未来。1930年，他在《〈浮士德与城〉后记》里说：“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倘若没有这而言破坏，例如未来派，不过是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则全然是旧社会的维持者。”尽管他的《呐喊》《彷徨》小说集写在这以前。但是，他的小说实践和悲剧观却是在这一理论的支配下完成的。
鲁迅先生的小说，尽管都用悲剧的“被毁性”大胆否定了旧制度、旧思想，“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煞的，因为希望在于将来”。所以他往往“不惜用了曲笔，在《药》中瑜儿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这花环便是一种寄托，一种象征。在《故乡》中，我们还听到他凝聚着希望的独白：“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总之，鲁迅先生虽然不是美学理论家，他的美学思想并没有系统化，但他的美学实践却是无与伦比的。研究探讨鲁迅小说的美学特征，对中学语文教学不无裨益。
（作者单位：庄浪县职教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