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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年前,苏民进入刚刚成立的北京人民藝术剧院,很快,他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艺术高峰。30年前,改革开放启发对“人”的关注,北京人艺也在试验,开创小剧场话剧先河,濮存昕继承父业回归人艺,父子二人在炫目的舞台灯光下聚首。
建剧团演进步话剧
1942年夏天,北平男三中一个学生从家里拿出两块大五幅布,加上一批便宜木材,和几个同伴动手,制作了一套蓝色、咖啡色的小布景。这些珍贵物品使得一群爱好话剧的学生们聚在一起,更使他们有别于当时众多学生业余剧团的短命,而长期存在并成长发展。
那个学生就是当时16岁的苏民。苏民原名濮思洵,字苏民,青年时投身戏剧运动,因地下工作需要,以字为名。他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北京人艺)建院时期老一辈的演员、导演、老师,曾任北京人艺副院长,也是著名演员濮存昕的父亲。
那个夏天,话剧被称为“爱美的戏剧”,因它是自西方引进的、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戏曲的新鲜事物。暑假学校联欢会上,苏民和同伴们第一次登上舞台,表演了田汉的两个小戏:《艺术家》和《获虎之夜》。
表演后,被请来做导演的北大法学院学生郑天健提议,正式成立剧团,根据声韵选择了两个平声字“沙龙”。
后来,沙龙剧团走出学校四处演出,也走上了用话剧启发民众的道路。之后的10年,沙龙剧团发展成为涵盖了6个学校学生的祖国剧团,直至后来的北平戏剧联合会,一直从事进步话剧的演出,利用话剧形式宣传进步思想,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勇攀艺术高峰
1952年6月,根据新中国文化部的文艺演出团体要专业化、正规化和逐步建立剧场艺术的要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这是一个专业话剧院。
当年那个制作小布景的少年,此时也迈进了人艺,成为一名职业话剧演员,但扮演过诸多大主角的苏民,却突然不会演戏了。
之后,就被送到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师资进修班学习,“由苏联专家来教,教了两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真传啊。”认真的苏民仔细做练习,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认可,毕业时演了《伪君子》中的第一大主角。
从师资进修班回到人艺后,苏民又变成演员里的主要角色。当年的他排演了《青春之歌》、《日出》、《难忘的岁月》等5个剧目。
北京人艺成立之初,没有合适的排练场,也没有固定的演出地。1956年8月起,经周总理同意建设的首都剧场,正式移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管理使用,这是国内第一座以欧洲大陆体系为蓝本,安装了完备的舞台机械的剧场。
对年幼的濮存昕来说,这个舞台是一个围绕着光环的谜。濮存昕对于演员父亲最早的记忆,源于父亲带他去人艺。
只要父亲晚上有戏,家里一下午谁也不能大声说话。父亲演戏之前不吃饭,濮存昕经常拿着饭盒去剧院给父亲送饭。
在化妆室通向舞台的长廊里,有条黑黑的甬道,这条甬道不准小孩子进,孩童时期的濮存昕常常站在这条神秘的甬道口等父亲,“我知道甬道的尽头就是充满灯光的辉煌舞台。”
1961年10月,北京人艺携《蔡文姬》、《伊索》、《同志你走错了路》等5个剧目赴上海演出,轰动华东,这是北京人艺建院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巡回公演,“那可是一段风光的日子”,苏民回忆说,那是人艺第一个高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
这段时间,也是苏民演出生涯的一个高峰,他先后在《蔡文姬》中扮演周进、《雷雨》中扮演周萍。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暗合,40多年后,人艺复排这两出剧时,儿子濮存昕又饰演了相同角色。
在苏民家,一些人艺演员和导演们经常聚集一堂,谈剧本,聊创作。大人们高谈阔论,年幼的濮存昕就守在旁边听。那种对话剧痴迷、费心琢磨的样子,濮存昕至今记忆犹新。
子继父业
1969年,苏民被隔离时,濮存昕离家远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年他16岁。
1977年,濮存昕结束黑龙江的兵团生活,返回北京。当大部分回城青年还在街道等待分配工作时,濮存昕通过空政话剧团考试,成为一名国家专业话剧演员,“像一根火柴将灰暗的日子擦亮,以前做梦都不敢想。”
因为没有上过艺术院校,进入空政话剧团后,濮存昕开始3年基本训练学习,发声吐字、形体。对此,濮存昕心存感激。
虽是人艺子女,濮存昕从来没想过回到人艺舞台,“那时不缺人,有宋丹丹、张永强那一拨人艺培训班的演员。在家里连谈都不敢谈。”
1984年,空政话剧团的《9·13事件》在人艺上演。装台时,濮存昕搬箱子到舞台上,一直腰,朝空荡荡的观众席扫了一眼。一瞬间,好像都能看到儿时自己坐的位置。
接近人艺的欲望,被那次登台点燃。1985年春,北京人艺老演员蓝天野找到濮存昕,邀请他参加人艺《秦皇父子》的排演。濮存昕现在还记得,当时坐在沙发上说戏时蓝天野坚定的眼神,“深感欣慰的是,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起码证明他(蓝天野)不是因为是我父亲的挚友,才这么看好我。”
一年半后,34岁的濮存昕进入北京人艺排练《秦皇父子》。回到人艺,是濮存昕一生中的关口,“笔直的路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不再犹豫也没有别的愿望了”。
父子合作
1992年,濮氏父子同台献艺排演话剧《李白》,苏民导演,濮存昕主演,这是父子俩首次合作。排练期间,既有父子间的默契,也有相互排斥,分歧最激烈的时候,甚至晚上干脆不回家,白天就在排练场见。这部剧作后来获得了八项大奖,成为北京人艺保留剧目。
经过这次排演,年近古稀的苏民,意识到“年轻人有他们独特的见解,要择善而从,对年轻人不尊重是很落后的想法”;对濮存昕来说,“当孩子认识到父亲的局限性时,他才算是真正成熟了。”
“把心灵那扇门推开,把自己摆进去,这才是后路”。2003年,《李白》重排,濮存昕自己也有了一番李白一样的生命经历。
50岁那年,濮存昕被任命为人艺第一副院长。为了尽自己对剧院的责任,濮存昕接受了这个任命,“新办公室、奥迪车,如同囚笼一般”。
直到排演《北街南院》,一天下午,濮存昕根本入不了戏,干脆骑车到市里递交辞呈。这一递,演出状态就回来了。从下半年开始到来年的正月十五,濮存昕一共演出了100多场,包括《赵氏孤儿》、《李白》、《茶馆》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电影作为更快捷、更普及的媒体,替代先前由话剧承担的若干用途,话剧观众眼光更为挑剔,对话剧提出了更高要求。
濮存昕说,未来他会将更多精力放在话剧上,专心做好每一场话剧,让自己更加强大。站在舞台中央,就一定能影响舞台边的青年演员。每一个话剧演员都强大了,话剧才会更加辉煌。
摘自《天天新报》2009.8.22
建剧团演进步话剧
1942年夏天,北平男三中一个学生从家里拿出两块大五幅布,加上一批便宜木材,和几个同伴动手,制作了一套蓝色、咖啡色的小布景。这些珍贵物品使得一群爱好话剧的学生们聚在一起,更使他们有别于当时众多学生业余剧团的短命,而长期存在并成长发展。
那个学生就是当时16岁的苏民。苏民原名濮思洵,字苏民,青年时投身戏剧运动,因地下工作需要,以字为名。他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北京人艺)建院时期老一辈的演员、导演、老师,曾任北京人艺副院长,也是著名演员濮存昕的父亲。
那个夏天,话剧被称为“爱美的戏剧”,因它是自西方引进的、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戏曲的新鲜事物。暑假学校联欢会上,苏民和同伴们第一次登上舞台,表演了田汉的两个小戏:《艺术家》和《获虎之夜》。
表演后,被请来做导演的北大法学院学生郑天健提议,正式成立剧团,根据声韵选择了两个平声字“沙龙”。
后来,沙龙剧团走出学校四处演出,也走上了用话剧启发民众的道路。之后的10年,沙龙剧团发展成为涵盖了6个学校学生的祖国剧团,直至后来的北平戏剧联合会,一直从事进步话剧的演出,利用话剧形式宣传进步思想,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勇攀艺术高峰
1952年6月,根据新中国文化部的文艺演出团体要专业化、正规化和逐步建立剧场艺术的要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这是一个专业话剧院。
当年那个制作小布景的少年,此时也迈进了人艺,成为一名职业话剧演员,但扮演过诸多大主角的苏民,却突然不会演戏了。
之后,就被送到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师资进修班学习,“由苏联专家来教,教了两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真传啊。”认真的苏民仔细做练习,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认可,毕业时演了《伪君子》中的第一大主角。
从师资进修班回到人艺后,苏民又变成演员里的主要角色。当年的他排演了《青春之歌》、《日出》、《难忘的岁月》等5个剧目。
北京人艺成立之初,没有合适的排练场,也没有固定的演出地。1956年8月起,经周总理同意建设的首都剧场,正式移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管理使用,这是国内第一座以欧洲大陆体系为蓝本,安装了完备的舞台机械的剧场。
对年幼的濮存昕来说,这个舞台是一个围绕着光环的谜。濮存昕对于演员父亲最早的记忆,源于父亲带他去人艺。
只要父亲晚上有戏,家里一下午谁也不能大声说话。父亲演戏之前不吃饭,濮存昕经常拿着饭盒去剧院给父亲送饭。
在化妆室通向舞台的长廊里,有条黑黑的甬道,这条甬道不准小孩子进,孩童时期的濮存昕常常站在这条神秘的甬道口等父亲,“我知道甬道的尽头就是充满灯光的辉煌舞台。”
1961年10月,北京人艺携《蔡文姬》、《伊索》、《同志你走错了路》等5个剧目赴上海演出,轰动华东,这是北京人艺建院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巡回公演,“那可是一段风光的日子”,苏民回忆说,那是人艺第一个高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
这段时间,也是苏民演出生涯的一个高峰,他先后在《蔡文姬》中扮演周进、《雷雨》中扮演周萍。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暗合,40多年后,人艺复排这两出剧时,儿子濮存昕又饰演了相同角色。
在苏民家,一些人艺演员和导演们经常聚集一堂,谈剧本,聊创作。大人们高谈阔论,年幼的濮存昕就守在旁边听。那种对话剧痴迷、费心琢磨的样子,濮存昕至今记忆犹新。
子继父业
1969年,苏民被隔离时,濮存昕离家远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年他16岁。
1977年,濮存昕结束黑龙江的兵团生活,返回北京。当大部分回城青年还在街道等待分配工作时,濮存昕通过空政话剧团考试,成为一名国家专业话剧演员,“像一根火柴将灰暗的日子擦亮,以前做梦都不敢想。”
因为没有上过艺术院校,进入空政话剧团后,濮存昕开始3年基本训练学习,发声吐字、形体。对此,濮存昕心存感激。
虽是人艺子女,濮存昕从来没想过回到人艺舞台,“那时不缺人,有宋丹丹、张永强那一拨人艺培训班的演员。在家里连谈都不敢谈。”
1984年,空政话剧团的《9·13事件》在人艺上演。装台时,濮存昕搬箱子到舞台上,一直腰,朝空荡荡的观众席扫了一眼。一瞬间,好像都能看到儿时自己坐的位置。
接近人艺的欲望,被那次登台点燃。1985年春,北京人艺老演员蓝天野找到濮存昕,邀请他参加人艺《秦皇父子》的排演。濮存昕现在还记得,当时坐在沙发上说戏时蓝天野坚定的眼神,“深感欣慰的是,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起码证明他(蓝天野)不是因为是我父亲的挚友,才这么看好我。”
一年半后,34岁的濮存昕进入北京人艺排练《秦皇父子》。回到人艺,是濮存昕一生中的关口,“笔直的路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不再犹豫也没有别的愿望了”。
父子合作
1992年,濮氏父子同台献艺排演话剧《李白》,苏民导演,濮存昕主演,这是父子俩首次合作。排练期间,既有父子间的默契,也有相互排斥,分歧最激烈的时候,甚至晚上干脆不回家,白天就在排练场见。这部剧作后来获得了八项大奖,成为北京人艺保留剧目。
经过这次排演,年近古稀的苏民,意识到“年轻人有他们独特的见解,要择善而从,对年轻人不尊重是很落后的想法”;对濮存昕来说,“当孩子认识到父亲的局限性时,他才算是真正成熟了。”
“把心灵那扇门推开,把自己摆进去,这才是后路”。2003年,《李白》重排,濮存昕自己也有了一番李白一样的生命经历。
50岁那年,濮存昕被任命为人艺第一副院长。为了尽自己对剧院的责任,濮存昕接受了这个任命,“新办公室、奥迪车,如同囚笼一般”。
直到排演《北街南院》,一天下午,濮存昕根本入不了戏,干脆骑车到市里递交辞呈。这一递,演出状态就回来了。从下半年开始到来年的正月十五,濮存昕一共演出了100多场,包括《赵氏孤儿》、《李白》、《茶馆》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电影作为更快捷、更普及的媒体,替代先前由话剧承担的若干用途,话剧观众眼光更为挑剔,对话剧提出了更高要求。
濮存昕说,未来他会将更多精力放在话剧上,专心做好每一场话剧,让自己更加强大。站在舞台中央,就一定能影响舞台边的青年演员。每一个话剧演员都强大了,话剧才会更加辉煌。
摘自《天天新报》2009.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