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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好把车窗关上，”一个女人说，“要不，你会弄得满头都是煤灰的。”
小女孩想把窗子关上，可是车窗锈住了，怎么也拽不动。
她们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机车的煤烟不停地吹进窗子来。小姑娘换了个座位。她把她们随身带的东西——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在靠窗口的座位上。她离开车窗，坐到对面的位子上，和妈妈正好脸对脸。母女二人都穿着褴褛的丧服。
小姑娘十二岁，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那位妇女眼皮上青筋暴露，身材矮小孱弱，身上没有一点儿线条，穿的衣服像件法袍。要说她是小姑娘的妈妈，她显得太老了一些。在整个旅途中，她一直是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两手按着膝盖上的一个漆皮剥落的皮包。她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的神情。
那位妇女低着头，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小姑娘脱掉鞋子，然后到卫生间去，把那束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
“把鞋穿上！”她对小女孩说。
小姑娘向窗外张望了一下。映入她眼帘的还是那片荒凉的旷野。从这里起，火车又开始加快速度。她把剩下的饼干塞进袋子里，连忙穿上鞋。妈妈递给她一把梳子。
“梳梳头！”妈妈说。
小姑娘正在梳头的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那个女人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用手抹去脸上的油污。小姑娘刚梳完头，火车已经开进一个镇子。这个镇子比前面几个要大一些，然而也更凄凉。
“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快做好！”女人说。“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
小女孩用湿漉漉的报纸把鲜花包好，稍微离开窗子远一些，目不转睛地瞅着母亲。她母亲也用慈祥的目光看了她一眼。汽笛响过后，火车降低了速度。不一会儿就停了下来。
母女俩沿着杏树荫悄悄地走进小镇，尽量不去扰别人的午睡。她们径直朝神父家走去。母亲用手指甲敲了敲纱门，等了一会儿又去叫门。……
“我要找神父。”她说。
“神父在睡觉呢！”
“我有急事。”妇女固执地说。
她的声调很平静，又很执拗。
大门悄悄地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探身出来。她肤色苍白，头发是铁青色的，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眼睛显得特别小。
“请进来吧！”她一面说着，一面把门打开。
“他叫你们三点钟以后再来，”她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他才躺下五分钟。”
“火车三点半就要开了。”母亲说。
她的回答很简短，口气很坚决，不过声音还是习B么温和，流露出各种各样的复杂感情。开门的女人第一次露出笑容。
“那好吧！”她说。
房间深处的门开了。神父用手帕揩拭着眼镜，从里面走出来。他一戴上眼镜，马上可以看出他是那位开门的妇女的哥哥。
“你有什么事？”他问。
“我要借用一下公墓的钥匙。”女人说。
女孩子坐在那里，把那束鲜花放在膝盖上，两只脚交叉着伸在椅子底下。神父瞅了女孩一眼，又看了看那个女人，然后又透过纱窗望了望万里无云的明朗的天空。
“天太热了，”他说，“你们可以等到太阳落山嘛！”
女人默默地摇了摇头。神父从栏杆里面走出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皮面笔记本、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然后坐在桌子旁边。他的头已经谢顶了，两手却是毛茸茸的。
“你们想去看哪一座墓？”他问道。
“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女人回答说。
“谁？”
“卡络斯·森特诺。”女人重复了一遍。
神父还是听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住神父。神父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他低下头，准备填一张表。一边填表一边询问那个女人的姓名、住址等情况，她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做了回答，仿佛是在念一份写好的材料。
“这么说他叫卡络斯·森特诺。”神父填完表，嘴里咕咕哝哝地说。
“卡络斯·森特诺，”那个女人说，“是我的独生子。”
女人把皮包夹在腋下，胡乱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小姑娘拿起鲜花，趿拉着鞋走到栏杆前，两眼凝视着妈妈。
神父吁了一口气。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
女人签字回答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那个孩子。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感到颇为惊异。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地继续说：
“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部拔掉了。”女孩子插嘴说。
“是的，”母亲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她们打我儿子时的那个样子。”
他睡意蒙眬地指点母女俩怎样才能找到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地。还说回来的时候不要叫门，把钥匙从门缝下塞进来就行了。要是对教堂有什么施舍，也放在那里。那个女人注意地谛听着神父的讲话，然后向他道了谢，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
“人们都知道了。”神父的妹妹喃喃地说。
“那最好还是从院子的门出去。”神父说。
“那也一样，”他妹妹说，“窗子外面净是人！”
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好像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透过纱门朝大街上看了看，然后从小女孩的手里把鲜花夺过去，就向大门走去。女孩子跟在她的后面。
“等到太阳落山再去吧！”神父说。
“会把你们晒坏的，”神父的妹妹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地说，“等一等，我借给你们一把阳伞。”
“谢谢！”那个妇女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
她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
鉴赏：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人，是拉美文学当之不愧的代表人物和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霍乱时期的爱情》、《百年孤独》等长篇名著让他享誉世界。虽生长于千里之外的拉丁美洲，马尔克斯的文风却有一丝东方韵味，含蓄，克制，丰富深刻的感情如同暗涌，只能从四处散落的细节中找到缝隙，喷薄而出。
《礼拜二午睡时刻》一文开篇的很长之后都让人有些迷惑，作者好似只是在以强迫症一般对细节的关注来描写一对母女在一个寻常下午的出行。炎热的天气，母女俩褴褛的衣衫，报纸包裹的一束鲜花，母亲让女儿梳头、喝水，坚持要见神父，每一个动作和眼神都被拆分开来，声音却静默，太多琐碎的细节堆砌成完整的画面，读者似乎也迷失在马尔克斯细腻的笔触中，直到趋近文章的尾声，读者了解到母女出行的原因，之前读到的细节全都有了合理的解释，给人以恍然大悟之感，也让人不得唏嘘母爱宽广深沉。
母亲在文中的声音显得内敛，并不响亮，但她对孩子的爱意却在不动声色中蔓延，她给女儿慈祥的眼神，给儿子千里迢迢带一束鲜花，她拒绝遮阳伞，都在大声诉说着爱与悲痛。街坊邻居纷纷来围观她，她却坚定地从大门走出，墓地里埋着她唯一的儿子，他有自己的名字，她不以儿子为耻，亦不畏惧世人的目光。
小女孩想把窗子关上，可是车窗锈住了，怎么也拽不动。
她们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机车的煤烟不停地吹进窗子来。小姑娘换了个座位。她把她们随身带的东西——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在靠窗口的座位上。她离开车窗，坐到对面的位子上，和妈妈正好脸对脸。母女二人都穿着褴褛的丧服。
小姑娘十二岁，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那位妇女眼皮上青筋暴露，身材矮小孱弱，身上没有一点儿线条，穿的衣服像件法袍。要说她是小姑娘的妈妈，她显得太老了一些。在整个旅途中，她一直是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两手按着膝盖上的一个漆皮剥落的皮包。她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的神情。
那位妇女低着头，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小姑娘脱掉鞋子，然后到卫生间去，把那束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
“把鞋穿上！”她对小女孩说。
小姑娘向窗外张望了一下。映入她眼帘的还是那片荒凉的旷野。从这里起，火车又开始加快速度。她把剩下的饼干塞进袋子里，连忙穿上鞋。妈妈递给她一把梳子。
“梳梳头！”妈妈说。
小姑娘正在梳头的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那个女人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用手抹去脸上的油污。小姑娘刚梳完头，火车已经开进一个镇子。这个镇子比前面几个要大一些，然而也更凄凉。
“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快做好！”女人说。“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
小女孩用湿漉漉的报纸把鲜花包好，稍微离开窗子远一些，目不转睛地瞅着母亲。她母亲也用慈祥的目光看了她一眼。汽笛响过后，火车降低了速度。不一会儿就停了下来。
母女俩沿着杏树荫悄悄地走进小镇，尽量不去扰别人的午睡。她们径直朝神父家走去。母亲用手指甲敲了敲纱门，等了一会儿又去叫门。……
“我要找神父。”她说。
“神父在睡觉呢！”
“我有急事。”妇女固执地说。
她的声调很平静，又很执拗。
大门悄悄地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探身出来。她肤色苍白，头发是铁青色的，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眼睛显得特别小。
“请进来吧！”她一面说着，一面把门打开。
“他叫你们三点钟以后再来，”她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他才躺下五分钟。”
“火车三点半就要开了。”母亲说。
她的回答很简短，口气很坚决，不过声音还是习B么温和，流露出各种各样的复杂感情。开门的女人第一次露出笑容。
“那好吧！”她说。
房间深处的门开了。神父用手帕揩拭着眼镜，从里面走出来。他一戴上眼镜，马上可以看出他是那位开门的妇女的哥哥。
“你有什么事？”他问。
“我要借用一下公墓的钥匙。”女人说。
女孩子坐在那里，把那束鲜花放在膝盖上，两只脚交叉着伸在椅子底下。神父瞅了女孩一眼，又看了看那个女人，然后又透过纱窗望了望万里无云的明朗的天空。
“天太热了，”他说，“你们可以等到太阳落山嘛！”
女人默默地摇了摇头。神父从栏杆里面走出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皮面笔记本、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然后坐在桌子旁边。他的头已经谢顶了，两手却是毛茸茸的。
“你们想去看哪一座墓？”他问道。
“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女人回答说。
“谁？”
“卡络斯·森特诺。”女人重复了一遍。
神父还是听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住神父。神父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他低下头，准备填一张表。一边填表一边询问那个女人的姓名、住址等情况，她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做了回答，仿佛是在念一份写好的材料。
“这么说他叫卡络斯·森特诺。”神父填完表，嘴里咕咕哝哝地说。
“卡络斯·森特诺，”那个女人说，“是我的独生子。”
女人把皮包夹在腋下，胡乱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小姑娘拿起鲜花，趿拉着鞋走到栏杆前，两眼凝视着妈妈。
神父吁了一口气。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
女人签字回答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那个孩子。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感到颇为惊异。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地继续说：
“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部拔掉了。”女孩子插嘴说。
“是的，”母亲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她们打我儿子时的那个样子。”
他睡意蒙眬地指点母女俩怎样才能找到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地。还说回来的时候不要叫门，把钥匙从门缝下塞进来就行了。要是对教堂有什么施舍，也放在那里。那个女人注意地谛听着神父的讲话，然后向他道了谢，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
“人们都知道了。”神父的妹妹喃喃地说。
“那最好还是从院子的门出去。”神父说。
“那也一样，”他妹妹说，“窗子外面净是人！”
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好像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透过纱门朝大街上看了看，然后从小女孩的手里把鲜花夺过去，就向大门走去。女孩子跟在她的后面。
“等到太阳落山再去吧！”神父说。
“会把你们晒坏的，”神父的妹妹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地说，“等一等，我借给你们一把阳伞。”
“谢谢！”那个妇女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
她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
鉴赏：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人，是拉美文学当之不愧的代表人物和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霍乱时期的爱情》、《百年孤独》等长篇名著让他享誉世界。虽生长于千里之外的拉丁美洲，马尔克斯的文风却有一丝东方韵味，含蓄，克制，丰富深刻的感情如同暗涌，只能从四处散落的细节中找到缝隙，喷薄而出。
《礼拜二午睡时刻》一文开篇的很长之后都让人有些迷惑，作者好似只是在以强迫症一般对细节的关注来描写一对母女在一个寻常下午的出行。炎热的天气，母女俩褴褛的衣衫，报纸包裹的一束鲜花，母亲让女儿梳头、喝水，坚持要见神父，每一个动作和眼神都被拆分开来，声音却静默，太多琐碎的细节堆砌成完整的画面，读者似乎也迷失在马尔克斯细腻的笔触中，直到趋近文章的尾声，读者了解到母女出行的原因，之前读到的细节全都有了合理的解释，给人以恍然大悟之感，也让人不得唏嘘母爱宽广深沉。
母亲在文中的声音显得内敛，并不响亮，但她对孩子的爱意却在不动声色中蔓延，她给女儿慈祥的眼神，给儿子千里迢迢带一束鲜花，她拒绝遮阳伞，都在大声诉说着爱与悲痛。街坊邻居纷纷来围观她，她却坚定地从大门走出，墓地里埋着她唯一的儿子，他有自己的名字，她不以儿子为耻，亦不畏惧世人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