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士人作为一个知识性群体，在历史发展、朝代更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心态可以体现时代的兴衰变迁。从时代上来说，士人的思想和心态可以折射出时代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状态，同时士人心态也在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明朝来说，士人心态在初期和后期差别是很大的，其发展又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晚明；士人；心态变化明初时期，太祖朱元璋利用程朱理学来统治士人思想，教化士民，以忠君爱国作为个体的最高思想准则。当时的士人思想比较单纯，都是在为国家的兴盛发展做自己的努力。再加上明太祖重视吏治，重绳贪吏，所以此时的官吏多能够克己守法，对上忠诚朝廷，对下教化百姓，成为君臣与百姓联结重要而坚实的中间环。明初期经过太祖、成祖的苦心经营，到了仁宗、宣宗之时，出现了国家安定、人民富裕的局面，史称“仁宣之治”。在这个时期，忠君爱国，乐于为君王服务、奉献成了士人的普遍心态。到了明英宗时期，朝政出现混乱的局面，“明至英宗以后，幸门日开。传奉请乞，官冗役繁，用度奢汰，盛极孽衰，国计坐绌”①。这时期的朝政虽然大不如前，但是数十年来培养的忠君爱国的士风尚在。朝政的混乱并没有对于整个统治阶层造成太大影响，大多数官僚仍在凭借责任感与良心为国服务。虽然也会出现忠而被谤的情况，却丝毫不会有怨言，为国捐躯，至死无憾。直言敢谏、廉洁奉公是士人阶层的突出爱国心态。
　　到了明武宗正德、明世宗嘉靖时期，朝政进一步恶化，皇帝昏庸、宦官当政，尤其是当时发生了群臣谋除“八党”事件、“南巡风波”以及“大礼仪”几件政治事件，在这几件事情中，群臣为了除宦官、正朝纲、遵祖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可是最终均是以失败告终，许多官员都被夺俸、廷杖、贬谪、发配甚至下狱。这些冤案深深震撼了士人们的心态，为国直谏却换来了残酷的刑罚。传统的儒家思想“学而优则仕”、“辅佐君王，功成身退”在此时已岌岌可危。再加上此时程朱理学开始衰退，王守仁“心学”的异军突起，以及王学后派诸如泰州学派等的兴起，“心即理”、“致良知”、“安身立命”、“明哲保身”等思想慢慢渗入了人们的思想之中，渐渐地人们从传统的程朱理学纲常教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关注个人的享受，社会风尚也发生了变化，奢侈、逾制等行为已成为风气。同时这种风气也在影响着士人的心态。对于理想与现实落差的愤懑、对于黑暗政治的失望，士人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天下为己任已不再是基本的人生理想，立身扬名则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此时的士人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争名心态
　　古人有“三不朽”的说法，“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②前两者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于是人们期望“立言”来实现自己永垂不朽的目的。“立言”，首要意思当然是著书立说，这点并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那么退而求其次，为皇上出谋划策，指点江山也未尝不可。于是，很多士人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才华。古代有许多上书直言的名臣，他们心中充满的是自己对江山社稷的担忧，对民生疾苦的牵挂。因此，上书言事的行为历来有之，可是这种行为的目的是忠君爱国，“上者爱国，次亦爱名”，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可是在明代后期，政坛一片乌烟瘴气，士人的心态已完全不同于以前，而变为忠君爱国之意薄，沽名钓誉之味浓。
　　二、党人心态
　　明代后期党争的出現与士人们的争名心态有着紧密的关系。“争则名高”是当时士人们的普遍想法。张居正时期的高压统治使得言路不畅，张氏死后言路才反弹过来，得到舒张，可是此时的首辅却因碌碌无为引发了人们的强烈不满，于是言官和内阁逐渐对立，中下层官员为了有力量能与阁臣争斗便联合在一起组成朋党。
　　党派之间由于互相竞争而产生仇恨，激烈的党争也使得士人们的心态甚至人格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党争中，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极端，慢慢发展为好同恶异、党同伐异。“名盛则附之者众，附者众，则不必皆贤而胥引之，乐其与己同也；名高则毁之者亦众，毁者不必不贤而怒而斥之，恶其与己异也。”③以这种心态结成的各种党派，其目的就是排除异己，攻击对方增强自己的力量，企图最终能够独霸朝政。于是各党派的追随者开始相互进行攻击，相争力求相胜成为此时期党人的普遍心态，但这种心态又往往会引发出意气之争，是非对错已经不再成为评判的标准，而派性则成为做事的准则。于是黑白不分，本末颠倒，此时党人的心态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变形甚至到了迷幻的地步。钟惺虽然入仕时间较短，而且官职也并不高，并且他“性冷”并不常交朋友，可还是被卷入到党争之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自不必说，同时也使他本就不平的仕途更加蹉跎。钟惺没有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当然与其自身性格有紧密关系，但是也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关。
　　三、堕落心态
　　激烈的党争使人们的心态迷失方向，仅以互相攻击为能事。连自诩正直的东林党人也在这方面不甘人后，把精力放在与对立党派的斗争之中，而且其打击报复程度也是相当强烈，于是被打击的走投无路的一些党派为了求生存纷纷投靠魏忠贤，这样一个强大的阉党集团就形成了。
　　最先投靠魏忠贤成为阉党集团的士人是最无耻的，他们认为只要能够帮助自己升官发财，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可以把自己的人格与尊严都一同出卖。这种人格的泯灭反映出士人极端自私的心态，他们的自我价值就是享受功名利禄，为了实现这种自我价值，即使是迫害忠良、危害国家也在所不惜。这类人都是才智之士，有能力对抗风云变化的政局，可是由于人格的泯灭，甘当了阉党的爪牙，把刀口对准正义之士，做尽伤天害理之事。同时也正是阉党的祸国殃民，断送了明朝的最后一点气数，因此，这些投靠阉党的士人可以说是明朝灭亡的凶手，他们因为自己的私心毁掉了自己的国家，这种事情出自饱读诗书的士人之手，不能不令人愤恨。
　　四、忠义心态
　　在晚明国家政治机器已经腐朽不堪的形势下，在士人良知心态已经普遍泯灭的局势中，依然有少数的士人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情操，坚决抵抗邪恶势力，用自己柔软的肩膀支撑起道义之旗。虽然他们并不能挽救明王朝的命运，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终将青史留名。（作者单位：新乡学院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1991.
　　注解
　　①张廷玉：《明史》卷一八五，列传第七十三，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912页。
　　②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67页。
　　③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三十二，列传第一百二十，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0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