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07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三十二条中规定：“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患者的排序，应当符合医疗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 至于怎样排序才能保证“公平与公正”，该条例则一如往常的说法：“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制订。”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明确了立法的原则，但是还缺少“法治的细节”。
　　今年8月2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最终公布了《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依照此规定，今年9月1日起，捐献器官必须通过器官分配系统进行分配。该系统以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排除人为干预，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器官分配系统外擅自分配捐献器官。
　　也许是某种巧合，我最近正在阅读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的《史蒂夫·乔布斯传》，其中乔布斯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做肝脏移植手术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我。
　　2009年1月，乔布斯终于接受了医生和家人的劝说，同意进行肝移植手术。但是他首先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他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州，几乎根本来不及等到一个可移植的肝脏。除了跟他的血型匹配的捐献者数量有限以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定美国器官移植政策的机构 —— 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所规定的程序，是优先考虑肝硬化和肝炎病人，而不是像乔布斯这样的癌症病人，因为前者更有长期存活的可能性。
　　在美国，即便像乔布斯这样如雷贯耳的名人和富人，想绕过合法程序在排队过程中“插队加塞儿”（jump the queue）也是完全不可行的，乔布斯也从来没有试图这样做过。美国的器官接受者是根据他们的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结果被筛选的，该模型通过实验室检测荷尔蒙水平来决定移植需求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考虑病人已经等候的时间长短。每一例捐献都被严格审计，公开网站（optn.transplant.hrsa.gov/）上能查到相关数据，申请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上网查看自己的排位情况。
　　从进入排队那一天开始，乔布斯的妻子劳伦·鲍威尔成了这个网站的忠实客户，她每天晚上都去仔细查询排位和积分的进展。按照当时的积分，乔布斯大概需要等到6月份以后才能在加利福尼亚州得到一个肝脏，但医生们认为，乔布斯的肝脏在4月份前后就会出问题。劳伦获知，尽管有人持有异议，但同一病人同时在两个州进行排位是被准许的（至少当时没有法律对此加以禁止），但病人必须要承诺两个条件，一个是排位者必须能在8个小时内赶到选定的医院，这一点乔布斯有私人飞机可以做到；另一个是，选定的医院必须把病人加入排位前对其进行当面评估。最后，在2009年2月下旬，乔布斯在田纳西州排上了队，然后开始了焦急的等待。3月份的第一周，乔布斯的状况开始恶化，到了3月中旬，他在排位中上升到第三名，然后第二名，终于到了第一名。有人预测，这一年3月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疯狂球赛季节里可能会因为喝酒而导致交通事故飙升，因而会带来较多的器官捐献可能。
　　果然不出所料，2009年3月21日，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他的器官可以移植，乔布斯因“祸”得福。他和家人立即飞往孟菲斯进行移植手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手术是成功的 —— 它让乔布斯又多活了两年多的光阴。其间，乔布斯带领团队推出了享誉全球的iPad，昭示了后PC时代的到来。
　　一定会有人对这种程序上的“公平公正”提出质疑：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医疗费用，这种规则也是形同虚设。这种追问当然不乏很多支持案例，只是这类追问已经超越了本文重点讨论的范围。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很多实行全民医保福利的西方国家，即便你是个穷人，只要你排位在前，你的权利就无人可以覆盖。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曾亲聆一个来自上海的新移民张先生的真实故事：张先生被医生确定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费用可以全免），当他的排位到达第一位时，他和家人依旧忐忑不安，医生肯定地告诉他，此刻即便是加拿大总理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总理阁下也只能排在你的后面。
　　150年前，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其代表作《古代法》一书中道出了一句不朽的名言：“我们可以这样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今天，我们是否也可以说，这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到目前为止，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完全终结。对于千百年来习惯于依照等级、身份来分配社会资源的中国人而言，肇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运动，至今仅仅三十多年。这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大致还处于初始阶段，任重而道远。
　　不过在器官移植领域里，中国卫生管理部门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已经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