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世界银行等机构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讨论世界城市竞争力问题的高层次会议。不少知名城市的市长或代表，一些世界级的专家、学者和世界银行的官员纷纷与会。中国也有四五个大城市派出代表参加，有的还是市长亲临并作大会发言。广州市派了两位社科专家参加，其中一位是市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周世鹏。老周跟我同在加州北岭分校进修，我就拜托他會后给《南风窗》写篇文章。
　　会议一共3天。老周回来时带了一大箱资料，告诉我收获很大。比如如何利用网络技术加强城市管理的问题，很有启发。哈佛大学研究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教授、大名鼎鼎的迈克尔·波特的演讲也很精彩。不过，老周感叹道：“我们国内那些市长和领导们几乎都看不到影踪，有的只是参加一下开幕那天上午的活动，有的第2天才来，来发个言就见不到了。”
　　我对“剪彩式”、“赶场式”、下车伊始稀里哗拉一顿套话完成任务的那一类领导并不陌生，而且我认为，从某种角度讲，这并不怪他们。因为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很多事情确实都得领导出面，点头，说话，下面才觉得受重视，工作才好开展。很多领导其实也不愿天天被逼着赶场表态，而愿意多看点书，搞点调查，真正想些问题。我听好几位朋友讲过，广州市长林树森有点时间就躲起来看书，不喜应酬。领导读不读书，讲不讲学习，他平时一开口说话大家就能感受得到。
　　国内的市长到美国开会而不能善始善终，甚至只是“走过场”，大概是他们还有比学习国外同行经验、接受专家先进观点更重要的“场子”要赶。领导的时间非常宝贵，让他们也像学生一样规规矩矩听会，可能有些勉为其难。这样想想，心里也就平静下来。
　　十几天后，我到黄石公园旅游，从黄石回盐湖城途中，旅游团在一家广东老板开的自助餐厅吃午饭。老板姓许，原是广州人，多年前移民美国，现在已经开了3家餐厅。许老板喜欢打猎，打过不少熊，也做过不少熊掌。美国人不以熊掌为贵，他们打了熊，30美元一个就卖给许老板的餐厅。许老板说：“前两个星期某某市的某副市长还来吃过熊掌呢，他带了四个保镖，到黄石来。我专门给他做的。”
　　我知道那位市长，因为他的名字也在华盛顿会议的名册上。首长从会议中 “失踪”，却由4人陪同，活跃在离华盛顿几千里之外的地方。
　　按人之常情，市长出来旅游一下，吃个熊掌（而且不算贵），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不安在于，对这位市长来说，显然旅游的兴趣超过了参加高层次国际会议的兴趣（而这恰恰是他赴美的工作任务）。否则，他不可能对开会只是露个脸发个言，而到旅游区花上一天两天。我的另一个不安的联想是：如果中央或该市领导有急事找这位副市长，找到会议主办机构，得知他的时间并没有怎么用来开会，会怎么样？
　　我不愿意对这位市长作任何猜测，但我由此想到了一个也许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的一些首长有时是会从“工作”中“失踪”的。他们并不总是“牺牲休息时间”、“牺牲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冲在工作第一线”的，相反，他们所谓“工作”的含义，一般人是很难知道和理解的。
　　从这几年媒体公开曝光的官员腐败案件来看，不少首长在不少时间里，悄悄“失踪”在澳门甚至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失踪”在情人或三陪小姐的温柔乡里，“失踪”在和走私分子把盏言欢的饭桌上，“失踪”在收受贿赂的密室里，“失踪”在以权谋私的人际链条里。至于大吃大喝一类，反倒是不必回避的小事了。我有时不免奇怪，他们“失踪”的次数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怎么就一直难以发现呢（有些腐败分子被发现，几乎是一种偶然）？我们的机制里为什么这么缺乏监督，或者某些人可以享有“监督的豁免权”？
　　在报纸上看到厦门一走私集团的头目赖昌兴说，不怕共产党搞法制，就怕他们没爱好。我想，他的意思是，如果官员们没有爱好，就找不到“突破口”了。至于法制，在一些地方，谁都明白，那是比权力、政策、人际关系都软的约束。
　　要解决人民公仆神秘“失踪”的问题，除了现有的组织监督外，我想还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大力发展包括媒体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一个是加强共产党员的自我约束。赖昌兴说“就怕共产党没爱好”，我以为还可以说另外一句话，“就怕共产党有信仰”。一个真正有信仰的共产党干部才可能“刀枪不入”的。没有内在的信仰，外部又缺乏严格的监督，首长们不“失踪”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