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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黄金时代》一开场，便是一段黑白影像的萧红自述：“我叫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1942年1月22日中午11时病逝于香港红十字会设于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医院，享年31岁。”这寥寥数语，概述了萧红短暂而凄惶的一生。
萧红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求学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澎湃的20世纪20年代，病逝于抗战烽火中的1942年，正值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其间中国女性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涌现出一批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新女性”。她们大多出身于当地望族、官绅家或者殷实人家，有机会接受新式教育，女性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从此踏上了“走出家庭”“追求自由”的道路。但是这种“自我解放”的道路却充满了艰辛和苦难、寂寞和孤独。女作家萧红也不例外，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她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网罗，开始了孤苦漂泊的一生。
一、 离家前萧红主体意识的觉醒
萧红的童年生活是寂寞的。电影《黄金时代》通过小时候在后花园掏鸟窝、被困旅馆时对母亲早逝的回忆、对父亲吝啬而又疏远亲人的不解以及冬日里与祖父剥橘子吃的几个镜头，大致勾勒出萧红的家庭情况和成长环境。用电影中萧红的一句自白来概括，“我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以外，还有爱和温暖。”由此可以想见，童年萧红每天的生活多么单调啊！“年年种着小黄瓜，大倭瓜，年年春秋佳日有些蝴蝶、蚂蚱、蜻蜓的后花园，堆满了破旧东西，黑暗而尘封的后房，是她消遣的地方；慈祥而犹有童心的老祖父是她唯一的伴侣。”[1]这种寂寞的童年在萧红心灵上留的烙印有多深，可从她长大后求学、恋爱、写作等几个关键阶段显现出来。
电影《黄金时代》对萧红三次离家求学的经历刻画不多，只是以旁观者萧红的弟弟讲述了她第二次抗婚离家的经过。至于萧红接受了怎样的教育、思想发生了如何的变化、她为什么要抗婚、为什么要与表哥陆哲舜私奔北京求学，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没有在电影中交代清楚，不能表现萧红就读中学期间敢于反抗封建家庭、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反而使得人们容易误解萧红的离家私奔是多么的任性和荒唐。
事实上，小学毕业后的萧红之所以能离开呼兰县，来到大都市哈尔滨求学，也是她向家庭、家族进行了各种努力和抗争的结果。正像她自己所坦言：“当年，我升学了，那不是什么人帮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2]在哈尔滨第一女中，萧红曾度过了读书求知的美好时光，也曾热血沸腾地参加进步学生的爱国活动。三年的读书生活，使她从一个懵懂无知的乡村少女成长为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她追求的不再是回归传统女性那样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过一种订亲、成亲、相夫教子的生活，而是用自己的眼光对人生、爱情、自由等问题加以审视和思考，对父亲安排的包办婚姻表示不满，要求父亲为她解除婚约。此事不但没有得到父亲的同意，反而促使他下决心尽早完婚。父亲对待此事的专横态度，进一步加深了萧红与家庭的隔阂。毕业在即的萧红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她必须作出抉择：要么遵从父命回家完婚，做一个封建婚姻的牺牲品；要么离家抗婚，走一条女性解放的自由之路。内心渴望继续求学、不愿向父亲妥协的萧红毅然选择了后者，与表哥私奔赴北京求学。但到京不久，萧家和陆家不断地向两人施加压力，表哥陆哲舜最终向家庭妥协了，万般无奈下的萧红只能返回东北。
电影《黄金时代》对萧红返乡后的境况描述不多，只有两段台词，一是萧红的自述：“我的私奔事件成为呼兰县耸人听闻的恶行，我们家声名狼藉。我从北平落魄而回的当天半夜，我父亲就下令举家离开呼兰河，悄然迁往他的老家阿城乡下。”另一段是萧红友人舒群的讲述：“萧红在乡下被监禁了十个月之后，逃到了哈尔滨。后来萧军几次问她是如何逃出来的，她都守口如瓶。”至于萧红和父亲经历了什么样的对峙、她在乡下受到了怎样的冷遇、她为什么选择再次离家出走等一系列问题，仍然无法从电影中找到明确的答案。这样的剧情设计就使得萧红的“离家”显得突兀、生硬、不容易被人理解。大家不禁要问，萧红何以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逃离家庭？
应该说，电影《黄金时代》只是简单化地呈现了萧红“离家”这一动作和结果，而对“离家”的过程以及背后深藏的原因，却鲜有深入地挖掘。纵观近代妇女解放的发展历程，“对于民初女性解放来说，最重要的一步是‘离家’。能否成功逃离家庭，特别是脱离父母包办的婚姻，往往是女性能否走出传统习俗社会，走向大城市的关键”。“当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决定离家时，她们往往有着现实的被迫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抗婚。‘抗婚’的出现不仅因为新女性受到了‘自由婚姻’思想的鼓动，更包含了新女性对个人前途的担忧，摆脱社会束缚的愿望”[3]，以及女性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对于萧红而言，观念上很容易接受对家的批判，行动上也易于逃离家庭，但在情感上却有着极其复杂的家之情结，尤其是离家后的现实生活让她陷入“解放的困境”。
二、 离家后萧红漂泊异乡的困境
萧红的离家与五四时期备受推崇的“娜拉”出走有着相似之处，体现了她反抗家庭的勇气。鲁迅先生认为出走的“娜拉”式新女性，在无法实现经济自立的情况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电影《黄金时代》极力刻画了萧红离家后的坎坷命运，她从乡下逃到哈尔滨，没有经济来源，过着居无定所、众叛亲离的生活。与弟弟在哈尔滨街道的偶遇，显现了此时萧红的“家”情结。电影中弟弟重复多次的台词“还是回家好”以及萧红的独白“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都成为特定环境下“家”的意象，既深藏着眷眷亲情，又隐含着某种压抑。倔强的萧红不愿向家里妥协，但生活的窘迫又逼她不得不选择了另一条苦涩的道路。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萧红投靠了原包办婚姻的未婚夫汪恩甲。她的这种抉择，在某种程度上虽是对父亲之家的妥协，但有其自我坚持和追求的东西，那就是为了继续求学。遗憾的是，透过电影《黄金时代》的镜头，我们看见的是在汪恩甲面前狼吞虎咽、陪他抽大烟、怀上他孩子的萧红，俨然成了一个“庸俗堕落”的女人，全然不见这种选择所蕴含的积极因素。事实上，萧红去找汪恩甲，并非如电影所表现的那样仅仅为填饱肚子，而是要求汪恩甲与她一起到北平读书。后来汪恩甲背信弃义，根本就不想再去北平读书，这就使萧红为她的这种冒险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汪恩甲遗弃在旅馆，为抵债被迫当人质，从而失去人身自由。 之后与萧军的偶遇，改变了萧红的命运。不久，两人产生了感情，后因价值观、爱情观及性格的差距，二萧分手，萧红嫁给了端木蕻良。萧红与这两个男人的情感经历正是电影《黄金时代》凸显的主体部分，这其中依然贯穿了萧红的“家”情结，她依然走在“离家”的路上。正如电影一开始萧红的独白：“20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虽然萧红以决裂的方式离开父亲之家，但她对祖父和“家”怀有某种难以释怀的情愫，这使她对“温暖”和“爱”的家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对她而言，原生的父亲之家已无法回归，要想缓解情感上的困境，只能通过婚姻的方式，把要寄托的感情从父亲之家转入自己的小家庭，从而实现家内情感的转化。可惜的是，萧红未能与萧军走向婚姻家庭，她对萧军的自我牺牲以及全身心的依恋，并没有稳住萧军的心。不仅如此，萧军还时不时实施家庭暴力，萧红只能无奈的哀叹道：“我幼时有一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父亲一样了！”可以看出，从20岁开始离家漂泊的萧红，从一个父权之家走向了另一个夫权之家，这不是她追求的生活，也不是她想要的家庭，因此二萧分手是必然的。
萧红选择嫁给端木蕻良，主要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她需要一个安定漂泊心灵的家。电影《黄金时代》有一段萧红在婚礼上的表白：“掏肝剖肺地说，我与端木蕻良并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式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同萧军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我对端木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有的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谅解、体贴、爱护。”然而动荡的时局以及端木蕻良的自私和懦弱，并未给萧红带来真正的充满“温暖”和“爱”的家的归属感。影片中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场，端木为寻求突围经常不回家，委托骆宾基代为照料生病的萧红。这与之前萧军不在家吃饭，不顾萧红感受外出幽会如出一辙。重病在床的萧红对照顾她的骆宾基说道：“太疲倦了。拉着我的手，我想打个盹儿，这样我就安心多了。”那种极度的无助感、孤独感和恐惧感袭面而来，她对家的理想彻底破灭了。
结语
中国传统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她们所有的情感关系都是围绕“家”而展开，因此家庭成为她们最重要的依恋对象。对于萧红来说，当她与父母断绝关系后，实际上成了社会意义上的孤儿。她只能在时代所提供的历史契机中寻求新的情感，去填补因与原生家庭割裂而产生的安全缺乏感和虚无感。电影《黄金时代》中的萧红如是说：“我总是一个人赶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一个人赶路，我好像命定一个人赶路似的。”从离家开始，萧红从一个异乡漂泊到另一个异乡，直至最终客死他乡。作为文学家，她终其一生书写故乡，又终其一生远离故乡；作为女人，她用尽一生逃离家庭，但又用尽一生憧憬家庭。她始终逃不出孤苦的漂泊命运。
离家后的萧红一直采取“情感转化”的方式填补内心的安全感，希望以婚姻共同体的情感代替父母之家的情感。在电影《黄金时代》中，我们已经看到，当初萧红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自由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概！后来离家总算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一些新的情感关系，比如与朋友、鲁迅之间的情感，乃至与萧军、端木蕻良之间的爱情，试图以此来填补原生家庭情感缺失后的虚无。但萧红离家后的生活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精神世界依然苦闷。我们不禁要思考，这种“情感转化”是否能够完全代替已经破裂的原生家庭情感？
电影《黄金时代》结尾处再现了萧红的童年生活：呼兰河小城、年迈的祖父、自由的后花园、严厉的父亲……这些都是她忘却不了、难以忘却的童年记忆和家的印象。客居他乡、重病在床、心情苦闷的萧红把所有对家乡、家人的思念和怨恨之情诉诸笔端，完成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此慰藉内心的离家之痛。这种心痛，不仅是萧红早逝的症结所在，更是萧红之所以成为萧红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茅盾.《呼河兰传》序[M]//晓川，彭放主编.萧红研究七十年1921—2011中.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353.
[2]萧红.萧红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13.
[3]杭苏红.“观念解放”还是“情感解放”——民初湖南新女性“离家”的实践困境[J].妇女研究论丛，2016（1）：66.
萧红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求学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澎湃的20世纪20年代，病逝于抗战烽火中的1942年，正值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其间中国女性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涌现出一批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新女性”。她们大多出身于当地望族、官绅家或者殷实人家，有机会接受新式教育，女性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从此踏上了“走出家庭”“追求自由”的道路。但是这种“自我解放”的道路却充满了艰辛和苦难、寂寞和孤独。女作家萧红也不例外，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她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网罗，开始了孤苦漂泊的一生。
一、 离家前萧红主体意识的觉醒
萧红的童年生活是寂寞的。电影《黄金时代》通过小时候在后花园掏鸟窝、被困旅馆时对母亲早逝的回忆、对父亲吝啬而又疏远亲人的不解以及冬日里与祖父剥橘子吃的几个镜头，大致勾勒出萧红的家庭情况和成长环境。用电影中萧红的一句自白来概括，“我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以外，还有爱和温暖。”由此可以想见，童年萧红每天的生活多么单调啊！“年年种着小黄瓜，大倭瓜，年年春秋佳日有些蝴蝶、蚂蚱、蜻蜓的后花园，堆满了破旧东西，黑暗而尘封的后房，是她消遣的地方；慈祥而犹有童心的老祖父是她唯一的伴侣。”[1]这种寂寞的童年在萧红心灵上留的烙印有多深，可从她长大后求学、恋爱、写作等几个关键阶段显现出来。
电影《黄金时代》对萧红三次离家求学的经历刻画不多，只是以旁观者萧红的弟弟讲述了她第二次抗婚离家的经过。至于萧红接受了怎样的教育、思想发生了如何的变化、她为什么要抗婚、为什么要与表哥陆哲舜私奔北京求学，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没有在电影中交代清楚，不能表现萧红就读中学期间敢于反抗封建家庭、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反而使得人们容易误解萧红的离家私奔是多么的任性和荒唐。
事实上，小学毕业后的萧红之所以能离开呼兰县，来到大都市哈尔滨求学，也是她向家庭、家族进行了各种努力和抗争的结果。正像她自己所坦言：“当年，我升学了，那不是什么人帮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2]在哈尔滨第一女中，萧红曾度过了读书求知的美好时光，也曾热血沸腾地参加进步学生的爱国活动。三年的读书生活，使她从一个懵懂无知的乡村少女成长为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她追求的不再是回归传统女性那样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过一种订亲、成亲、相夫教子的生活，而是用自己的眼光对人生、爱情、自由等问题加以审视和思考，对父亲安排的包办婚姻表示不满，要求父亲为她解除婚约。此事不但没有得到父亲的同意，反而促使他下决心尽早完婚。父亲对待此事的专横态度，进一步加深了萧红与家庭的隔阂。毕业在即的萧红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她必须作出抉择：要么遵从父命回家完婚，做一个封建婚姻的牺牲品；要么离家抗婚，走一条女性解放的自由之路。内心渴望继续求学、不愿向父亲妥协的萧红毅然选择了后者，与表哥私奔赴北京求学。但到京不久，萧家和陆家不断地向两人施加压力，表哥陆哲舜最终向家庭妥协了，万般无奈下的萧红只能返回东北。
电影《黄金时代》对萧红返乡后的境况描述不多，只有两段台词，一是萧红的自述：“我的私奔事件成为呼兰县耸人听闻的恶行，我们家声名狼藉。我从北平落魄而回的当天半夜，我父亲就下令举家离开呼兰河，悄然迁往他的老家阿城乡下。”另一段是萧红友人舒群的讲述：“萧红在乡下被监禁了十个月之后，逃到了哈尔滨。后来萧军几次问她是如何逃出来的，她都守口如瓶。”至于萧红和父亲经历了什么样的对峙、她在乡下受到了怎样的冷遇、她为什么选择再次离家出走等一系列问题，仍然无法从电影中找到明确的答案。这样的剧情设计就使得萧红的“离家”显得突兀、生硬、不容易被人理解。大家不禁要问，萧红何以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逃离家庭？
应该说，电影《黄金时代》只是简单化地呈现了萧红“离家”这一动作和结果，而对“离家”的过程以及背后深藏的原因，却鲜有深入地挖掘。纵观近代妇女解放的发展历程，“对于民初女性解放来说，最重要的一步是‘离家’。能否成功逃离家庭，特别是脱离父母包办的婚姻，往往是女性能否走出传统习俗社会，走向大城市的关键”。“当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决定离家时，她们往往有着现实的被迫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抗婚。‘抗婚’的出现不仅因为新女性受到了‘自由婚姻’思想的鼓动，更包含了新女性对个人前途的担忧，摆脱社会束缚的愿望”[3]，以及女性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对于萧红而言，观念上很容易接受对家的批判，行动上也易于逃离家庭，但在情感上却有着极其复杂的家之情结，尤其是离家后的现实生活让她陷入“解放的困境”。
二、 离家后萧红漂泊异乡的困境
萧红的离家与五四时期备受推崇的“娜拉”出走有着相似之处，体现了她反抗家庭的勇气。鲁迅先生认为出走的“娜拉”式新女性，在无法实现经济自立的情况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电影《黄金时代》极力刻画了萧红离家后的坎坷命运，她从乡下逃到哈尔滨，没有经济来源，过着居无定所、众叛亲离的生活。与弟弟在哈尔滨街道的偶遇，显现了此时萧红的“家”情结。电影中弟弟重复多次的台词“还是回家好”以及萧红的独白“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都成为特定环境下“家”的意象，既深藏着眷眷亲情，又隐含着某种压抑。倔强的萧红不愿向家里妥协，但生活的窘迫又逼她不得不选择了另一条苦涩的道路。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萧红投靠了原包办婚姻的未婚夫汪恩甲。她的这种抉择，在某种程度上虽是对父亲之家的妥协，但有其自我坚持和追求的东西，那就是为了继续求学。遗憾的是，透过电影《黄金时代》的镜头，我们看见的是在汪恩甲面前狼吞虎咽、陪他抽大烟、怀上他孩子的萧红，俨然成了一个“庸俗堕落”的女人，全然不见这种选择所蕴含的积极因素。事实上，萧红去找汪恩甲，并非如电影所表现的那样仅仅为填饱肚子，而是要求汪恩甲与她一起到北平读书。后来汪恩甲背信弃义，根本就不想再去北平读书，这就使萧红为她的这种冒险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汪恩甲遗弃在旅馆，为抵债被迫当人质，从而失去人身自由。 之后与萧军的偶遇，改变了萧红的命运。不久，两人产生了感情，后因价值观、爱情观及性格的差距，二萧分手，萧红嫁给了端木蕻良。萧红与这两个男人的情感经历正是电影《黄金时代》凸显的主体部分，这其中依然贯穿了萧红的“家”情结，她依然走在“离家”的路上。正如电影一开始萧红的独白：“20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虽然萧红以决裂的方式离开父亲之家，但她对祖父和“家”怀有某种难以释怀的情愫，这使她对“温暖”和“爱”的家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对她而言，原生的父亲之家已无法回归，要想缓解情感上的困境，只能通过婚姻的方式，把要寄托的感情从父亲之家转入自己的小家庭，从而实现家内情感的转化。可惜的是，萧红未能与萧军走向婚姻家庭，她对萧军的自我牺牲以及全身心的依恋，并没有稳住萧军的心。不仅如此，萧军还时不时实施家庭暴力，萧红只能无奈的哀叹道：“我幼时有一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父亲一样了！”可以看出，从20岁开始离家漂泊的萧红，从一个父权之家走向了另一个夫权之家，这不是她追求的生活，也不是她想要的家庭，因此二萧分手是必然的。
萧红选择嫁给端木蕻良，主要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她需要一个安定漂泊心灵的家。电影《黄金时代》有一段萧红在婚礼上的表白：“掏肝剖肺地说，我与端木蕻良并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式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同萧军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我对端木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有的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谅解、体贴、爱护。”然而动荡的时局以及端木蕻良的自私和懦弱，并未给萧红带来真正的充满“温暖”和“爱”的家的归属感。影片中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场，端木为寻求突围经常不回家，委托骆宾基代为照料生病的萧红。这与之前萧军不在家吃饭，不顾萧红感受外出幽会如出一辙。重病在床的萧红对照顾她的骆宾基说道：“太疲倦了。拉着我的手，我想打个盹儿，这样我就安心多了。”那种极度的无助感、孤独感和恐惧感袭面而来，她对家的理想彻底破灭了。
结语
中国传统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她们所有的情感关系都是围绕“家”而展开，因此家庭成为她们最重要的依恋对象。对于萧红来说，当她与父母断绝关系后，实际上成了社会意义上的孤儿。她只能在时代所提供的历史契机中寻求新的情感，去填补因与原生家庭割裂而产生的安全缺乏感和虚无感。电影《黄金时代》中的萧红如是说：“我总是一个人赶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一个人赶路，我好像命定一个人赶路似的。”从离家开始，萧红从一个异乡漂泊到另一个异乡，直至最终客死他乡。作为文学家，她终其一生书写故乡，又终其一生远离故乡；作为女人，她用尽一生逃离家庭，但又用尽一生憧憬家庭。她始终逃不出孤苦的漂泊命运。
离家后的萧红一直采取“情感转化”的方式填补内心的安全感，希望以婚姻共同体的情感代替父母之家的情感。在电影《黄金时代》中，我们已经看到，当初萧红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自由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概！后来离家总算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一些新的情感关系，比如与朋友、鲁迅之间的情感，乃至与萧军、端木蕻良之间的爱情，试图以此来填补原生家庭情感缺失后的虚无。但萧红离家后的生活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精神世界依然苦闷。我们不禁要思考，这种“情感转化”是否能够完全代替已经破裂的原生家庭情感？
电影《黄金时代》结尾处再现了萧红的童年生活：呼兰河小城、年迈的祖父、自由的后花园、严厉的父亲……这些都是她忘却不了、难以忘却的童年记忆和家的印象。客居他乡、重病在床、心情苦闷的萧红把所有对家乡、家人的思念和怨恨之情诉诸笔端，完成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此慰藉内心的离家之痛。这种心痛，不仅是萧红早逝的症结所在，更是萧红之所以成为萧红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茅盾.《呼河兰传》序[M]//晓川，彭放主编.萧红研究七十年1921—2011中.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353.
[2]萧红.萧红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13.
[3]杭苏红.“观念解放”还是“情感解放”——民初湖南新女性“离家”的实践困境[J].妇女研究论丛，2016（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