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的角度探寻蒙古旗人的身份认同发现，其身份认同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乾嘉时期，蒙古旗人的身份认同整体表现为对满洲的攀附，部分蒙古旗人甚至以满洲故地“长白”作为自己祖先的发源地；道咸同时期，蒙古旗人的身份认同开始发生转变，虽然部分靠近政治中心的蒙古旗人仍旧以满洲为自己族群，但更多的蒙古旗人开始以蒙古或成吉思汗祖先发源地“斡难”自署；至光宣时期，蒙古旗人纷纷认同自己民族的文化，探寻自己血脉源出的部落，并以此自署。与蒙古旗人身份认同变迁同步演进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这表现为乾嘉时期蒙古旗人以中华自居、道咸同时期汉语成为蒙古旗人的通用语以及光宣时期蒙古旗人笔下中华一体历史观的最终形成。这一现象的出现既与满洲统治力减弱、“国语骑射”文化渐渐消失有关，也是满蒙文化与汉文化持续交融并最终融入中华文化的体现，反映的是蒙古旗人将蒙古身份逐步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