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央对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意见，体现出新世纪以来政策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走出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来主导中国发展和制度演变的“百年激进”。此说并非主张保守，而是考虑到几个重要经济社会结构阶段性的变化。
经济领域从短缺向过剩的变化
其一，亲资本政策改变的内在条件在于资本过剩。中国人在上个世纪一百年中所做的，不外乎是产业资本从形成到扩张、再到过剩的历史进程。老一代学者马洪早在一九九八年就提出我国的生产过剩问题，中青年学者林毅夫则于一九九九年分析了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因此我认为：不仅上世纪末我们就告别短缺进入产业过剩，而且本世纪以来，金融资本在产业过剩条件下只能异化于实体经济并走向相对过剩。只不过，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差别太大，很多的地方政府仍然坚持亲资本政策招商引资。
现在的投资环境之所以劣化，除了资源环境因素之外，主要在于大量的过剩金融资本难以投入到愈益过剩的实体经济领域，投资者无论办何种实业，都有利润迅速摊薄、企业生命周期缩短的困境。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本从实体经济转而向投机性领域流动获取利润。
尽管如此中国的金融资本虽然走向过剩，却在国家垄断下有另外的作用。
实际上，任何现代政府运作都是高成本的，一般要靠不断制造负债转嫁制度成本。同时，放弃金本位约束的货币增发也是政府不断扩张信用——只要不诱发严重通胀的货币总量扩张就能缩小债务压力。因此，主权独立的国家把握货币主权，以政治强权不断制造货币信用，是向社会转嫁政府负债的直接手段；而霸权国家货币增发促进的金融全球化则是向世界转嫁债务的直接手段。
历史地看，“二战”以后世界上所有的跟进型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资本极度稀缺。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比较激进的政策体系大都实质性地具有亲资本内涵，我国也不可能例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都内涵性地亲资本，不论意识形态如何解释。直到一九九九年认识到产业过剩的中央政府在“十五”规划讨论中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表明要改变亲资本的政策体系；接着，从二○○二年提出全面小康后相继强调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开始转向亲民生、亲贫困；因此现在叫做“民生新政”。二○○七年提出“生态文明”，则进一步趋向于亲环境的政策体系。
至此，中央政府层面上已经表现出告别百年激进的思想倾向。
既然我们有了半个多世纪的亲资本政策，那就得有至少二十年的亲民生政策才能完成全面小康战略，因而，这些走出亲资本体系的政策变革当然不能激进，需要比产业资本形成和扩张时期单一制政府强力推进资本化政策更缓和些。
其二，中国产业资本的结构调整和扩张，与一九七一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化过程相关。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本身是一个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进入金融资本主导竞争的正常演变：“二战”后美元不断增发，所创造的过量货币信用破坏了其承诺的对黄金的稳定兑换率。当世界上各国政府大都不可能再以黄金储备作为货币发行依据的时候，当然会导致更多政府凭借国家权力垄断货币发行所派生的政府信用无限扩张，这又必然导致最吸纳增量货币的虚拟经济领域不断扩张，遂有全球金融化中的资产泡沫化。
而当发达国家因这种短视的竞争而普遍发生实物产业外移加速时，又会以自己泡沫化的货币信用来要求其他实物经济国家让出金融主权，以使其凭借强权创造的金融经济能够得到实物经济国家的资本化利益。
这就是一九九四年GATT（关贸总协定）转变为WTO（世贸组织）的实质：把以往只在乌拉圭回合才能谈判、不纳入商品的自由贸易制度框架的金融和农业纳入进来，使之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适应西方经济结构变化并逐渐完善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制度支撑，而对其具有维护性作用的意识形态，则势必被主导国家当成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体系而充斥其教育、文化。
可见，西方从产业资本全球扩张阶段的自由主义向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的新自由主义的演变进程本身也是有其客观利益需求作为依据的，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带任何派系观点地看，中国人要实际考量的只是如何应对这种全球金融化带来的危机代价对我们的转移，和怎样才可能保护自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而是否喜欢被西方文化表象的普世价值，则可以是个人的主观偏好，不必争论。
政治上从小资社会转向中资主导
很多人深受外来文化内涵性具有的意识形态影响，遂以为我国过去的政治斗争、社会矛盾都是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需知，这也缺乏事实依据。
若真搬用西方理论，其实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国家，亦即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此后所发生的复杂矛盾具有小资人群特性。
一九五○年的人口结构分析很清楚地指出，工业人口只占不到百分之五，也就是说，那时客观上并没有社会条件形成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无产阶级。我国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也是“独立战争”，事实上是用几千年来传统的农民动员口号——“耕者有其田”，以实现土地平均分配为内容才完成对农民的“国民动员”，从而得以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
相对而言，大多数以农民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完成土地革命，也就没有条件进行国民动员，因此连进行国家政治建设都没有前提条件，也就进入不了西方引领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框架的国家间纵横捭阖的现代政治竞争。
可见，后发国家参与世界现代政治体系的竞争也得有客观的历史条件，对此，需要结合现实问题加深认识。
当年我们通过以土地革命为主实现的国家政治动员中，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世界最大规模的小有产者群体——农民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在其后的整个社会变革中一定表现为小有产者群体的特色，既有竞争优势又有劣势。
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大规模农民流动打工，在大约二十年的高增长期间，农民工能够忍受低工资，没社会福利、没失业保险、没医疗保险……当然不是愿意忍受，主要因为他们仍然属于受“小有产者家庭劳动力组合投资追求综合收益”机制影响的、以维持小农经济简单再生产为目标而追求短期现金收入的、农民家庭派生的剩余劳动力，在本质上还不属于西方经典理论中的工业人口，也没有条件表达作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此外，在一九九四年分税制的作用下，他们的生老病死也由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甩给内地政府和农村社区，当然就加剧了内地的财政困难和社会矛盾。
据此，可以理解中国在二十年高增长期内虽然对一两亿农民打工者构成超强索取，却没有形成经典意义上工人阶级的有组织反抗。这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中国产业资本得以在民族国家框架下通过占有“劳动力租”来参与国际竞争的特殊条件。也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钟摆型”农民打工潮现象和相对其他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低工资无福利的农民流动打工者——创造的低成本的大规模出口。
现在，当我们要激进地把本来就不是公有制的农村地权意识形态化地错认为公有制，并因激进地反对公有制而要进一步推行个体化土地私有这种解放前农村都没有实现过的西方产权制度的时候，新的实质性变化出现了——二○○三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实行之后，本质上属于“成员权集合”的村社土地所有权事实上被剥夺，禁止按照村内人口变动重新调整土地，彻底改变历史上“分家析产”形成的社会“稳态结构”；促使“八○”、“九○”后新生代打工者因村社理性丧失和不能回家分地而变成事实上的无地流动人口，遂迅即成为西方经典理论意义上的城市产业工人——上亿流动打工者在新世纪短短五年之内成为世界工人阶级中的最庞大群体（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力总量不足一亿），中国也随之从最大的小有产阶级国家转变为突然拥有亿万新生工人阶级的国家。
经济领域从短缺向过剩的变化
其一，亲资本政策改变的内在条件在于资本过剩。中国人在上个世纪一百年中所做的，不外乎是产业资本从形成到扩张、再到过剩的历史进程。老一代学者马洪早在一九九八年就提出我国的生产过剩问题，中青年学者林毅夫则于一九九九年分析了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因此我认为：不仅上世纪末我们就告别短缺进入产业过剩，而且本世纪以来，金融资本在产业过剩条件下只能异化于实体经济并走向相对过剩。只不过，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差别太大，很多的地方政府仍然坚持亲资本政策招商引资。
现在的投资环境之所以劣化，除了资源环境因素之外，主要在于大量的过剩金融资本难以投入到愈益过剩的实体经济领域，投资者无论办何种实业，都有利润迅速摊薄、企业生命周期缩短的困境。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本从实体经济转而向投机性领域流动获取利润。
尽管如此中国的金融资本虽然走向过剩，却在国家垄断下有另外的作用。
实际上，任何现代政府运作都是高成本的，一般要靠不断制造负债转嫁制度成本。同时，放弃金本位约束的货币增发也是政府不断扩张信用——只要不诱发严重通胀的货币总量扩张就能缩小债务压力。因此，主权独立的国家把握货币主权，以政治强权不断制造货币信用，是向社会转嫁政府负债的直接手段；而霸权国家货币增发促进的金融全球化则是向世界转嫁债务的直接手段。
历史地看，“二战”以后世界上所有的跟进型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资本极度稀缺。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比较激进的政策体系大都实质性地具有亲资本内涵，我国也不可能例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都内涵性地亲资本，不论意识形态如何解释。直到一九九九年认识到产业过剩的中央政府在“十五”规划讨论中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表明要改变亲资本的政策体系；接着，从二○○二年提出全面小康后相继强调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开始转向亲民生、亲贫困；因此现在叫做“民生新政”。二○○七年提出“生态文明”，则进一步趋向于亲环境的政策体系。
至此，中央政府层面上已经表现出告别百年激进的思想倾向。
既然我们有了半个多世纪的亲资本政策，那就得有至少二十年的亲民生政策才能完成全面小康战略，因而，这些走出亲资本体系的政策变革当然不能激进，需要比产业资本形成和扩张时期单一制政府强力推进资本化政策更缓和些。
其二，中国产业资本的结构调整和扩张，与一九七一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化过程相关。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本身是一个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进入金融资本主导竞争的正常演变：“二战”后美元不断增发，所创造的过量货币信用破坏了其承诺的对黄金的稳定兑换率。当世界上各国政府大都不可能再以黄金储备作为货币发行依据的时候，当然会导致更多政府凭借国家权力垄断货币发行所派生的政府信用无限扩张，这又必然导致最吸纳增量货币的虚拟经济领域不断扩张，遂有全球金融化中的资产泡沫化。
而当发达国家因这种短视的竞争而普遍发生实物产业外移加速时，又会以自己泡沫化的货币信用来要求其他实物经济国家让出金融主权，以使其凭借强权创造的金融经济能够得到实物经济国家的资本化利益。
这就是一九九四年GATT（关贸总协定）转变为WTO（世贸组织）的实质：把以往只在乌拉圭回合才能谈判、不纳入商品的自由贸易制度框架的金融和农业纳入进来，使之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适应西方经济结构变化并逐渐完善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制度支撑，而对其具有维护性作用的意识形态，则势必被主导国家当成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体系而充斥其教育、文化。
可见，西方从产业资本全球扩张阶段的自由主义向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的新自由主义的演变进程本身也是有其客观利益需求作为依据的，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带任何派系观点地看，中国人要实际考量的只是如何应对这种全球金融化带来的危机代价对我们的转移，和怎样才可能保护自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而是否喜欢被西方文化表象的普世价值，则可以是个人的主观偏好，不必争论。
政治上从小资社会转向中资主导
很多人深受外来文化内涵性具有的意识形态影响，遂以为我国过去的政治斗争、社会矛盾都是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需知，这也缺乏事实依据。
若真搬用西方理论，其实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国家，亦即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此后所发生的复杂矛盾具有小资人群特性。
一九五○年的人口结构分析很清楚地指出，工业人口只占不到百分之五，也就是说，那时客观上并没有社会条件形成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无产阶级。我国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也是“独立战争”，事实上是用几千年来传统的农民动员口号——“耕者有其田”，以实现土地平均分配为内容才完成对农民的“国民动员”，从而得以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
相对而言，大多数以农民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完成土地革命，也就没有条件进行国民动员，因此连进行国家政治建设都没有前提条件，也就进入不了西方引领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框架的国家间纵横捭阖的现代政治竞争。
可见，后发国家参与世界现代政治体系的竞争也得有客观的历史条件，对此，需要结合现实问题加深认识。
当年我们通过以土地革命为主实现的国家政治动员中，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世界最大规模的小有产者群体——农民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在其后的整个社会变革中一定表现为小有产者群体的特色，既有竞争优势又有劣势。
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大规模农民流动打工，在大约二十年的高增长期间，农民工能够忍受低工资，没社会福利、没失业保险、没医疗保险……当然不是愿意忍受，主要因为他们仍然属于受“小有产者家庭劳动力组合投资追求综合收益”机制影响的、以维持小农经济简单再生产为目标而追求短期现金收入的、农民家庭派生的剩余劳动力，在本质上还不属于西方经典理论中的工业人口，也没有条件表达作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此外，在一九九四年分税制的作用下，他们的生老病死也由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甩给内地政府和农村社区，当然就加剧了内地的财政困难和社会矛盾。
据此，可以理解中国在二十年高增长期内虽然对一两亿农民打工者构成超强索取，却没有形成经典意义上工人阶级的有组织反抗。这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中国产业资本得以在民族国家框架下通过占有“劳动力租”来参与国际竞争的特殊条件。也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钟摆型”农民打工潮现象和相对其他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低工资无福利的农民流动打工者——创造的低成本的大规模出口。
现在，当我们要激进地把本来就不是公有制的农村地权意识形态化地错认为公有制，并因激进地反对公有制而要进一步推行个体化土地私有这种解放前农村都没有实现过的西方产权制度的时候，新的实质性变化出现了——二○○三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实行之后，本质上属于“成员权集合”的村社土地所有权事实上被剥夺，禁止按照村内人口变动重新调整土地，彻底改变历史上“分家析产”形成的社会“稳态结构”；促使“八○”、“九○”后新生代打工者因村社理性丧失和不能回家分地而变成事实上的无地流动人口，遂迅即成为西方经典理论意义上的城市产业工人——上亿流动打工者在新世纪短短五年之内成为世界工人阶级中的最庞大群体（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力总量不足一亿），中国也随之从最大的小有产阶级国家转变为突然拥有亿万新生工人阶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