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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所熟知的帝政终局、民国始基，是这样一种公式：“驱除鞑虏”的口号席卷起排满风暴，革命摧枯拉朽；继而是帝室、皇族、袁世凯、北洋系、立宪派、封疆、小官僚在“五族共和”旗帜底下的一场大妥协。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朝隆裕太后公布退位诏书，中华民国继承帝制禅让之法统，政权和平转移。辛壬之际的中国革命，在世界范围的革命史上亦有其特殊性。革命以复仇相号召，神圣皇权的象征——皇帝——却没有像英、法、俄那样给予肉体消灭。就像通常认为的，在二十世纪民族主义的大浪中，革命党人迅速用“五族共和”替代“驱除鞑虏”，用民族主义置换种族隔离，为革命以及共和的中国争取到更多正当性。因此，没有断头台。皇帝不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忠义的王朝守节者亦毫无底气，去对抗“人心”、“天命”、民主共和的汤汤大潮。
可以说，“五族共和”是清室退位的心理归依，也是新生的共和国肇兴之起点。但口号、旗帜，总是某种特定政治理论与时代潮流的产物。在具体历史事件中，会有各式各样蕴于内在的曲折和更为复杂的情境。这篇小文，就是想要深入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民族主义的细部，围绕清帝退位，讲一讲“五族共和”背后那些不那么“共和”的东西。
忧、惧之下的逊位与共和
辛亥革命以“排满”为动员、以“种族”为题旨，是历史中的具象。武昌起义后，旗、汉之间的对峙历时虽短，但于满人之恸怛确是刻骨铭心。所以，我们经常说，辛亥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这只表述了一部分事实。“种族”议题对推进革命和皇室最后无言退位，都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郑伯奇《沙上足迹》中写，宣统第三个年头一开始，“宣统二年半”的传闻就像在风中生了根似的，很快从西安向各处传播出去。这句咒语式的童谣，散布在辛亥年的中国，却不仅仅是一种寓言。那是一个“排满”横议的年代。在吉林，学生之旗籍者纷纷冠以汉姓，世家之有协领等匾额者，急为卸下；妇女改装、男子改姓，更是不一而足。由革党、新军“文明”对待的四川将军玉，也相信了革命军“直入大内将王公大老尽行杀戮”的谣言，因而“日日惊吓不可待言”。李人的纪实小说《大波》中，亦称成都“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什么谣言都有！”许地山的小说《女儿心》中，同样记述了广州城里“屠杀满洲人的谣言到处都可以听得见”，驻防旗人个个心惊胆战，秩序大乱，“逃的逃，躲的躲，抢的抢，该死的死”。而在杭州城，一半以上的居民都因为荒诞的谣言和警报遗弃家园，去其他地方寻求安全。恽毓鼎、郑孝胥等人的日记中，均有“满人惧为革命汉人所杀，汉人复惧为报仇满人所杀，讹言满城，朝不保夕”、“北京大乱”等语。莫理循则记录了北京“惊慌失措的局面”：皇室因惊慌而瘫痪，政府束手无策；城中“充满了各种荒诞的谣传”，汉人和满人都惶恐不安，“每个人都害怕别的人”。梁启超也在给女儿的信中描绘：资政院议员遁逃过半，不能开会，亲贵互相阋讼，宫廷或尚有他变，日日预备蒙尘，“天之所废，谁能兴之，真不知所届也”。由战争飏起的谣言与惊怯，已成为辛壬之际中国人最直接的感受。用郭沫若略微夸张的笔调来讲：“中国人惯会造谣的伟大的本事在革命的运动上真是发挥尽了它的伟大的潜能。”尽管党人早就宣称，革命宗旨在光复不在报复，杀戮也仅是小范围内，但“危局”、“剿洗”的恐惧却是无边漫衍的。
清廷退位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情境底下。隆裕太后居于深宫，信息有限，所闻所虑很大程度来自传言。一月十六日，袁世凯与内阁大臣联衔密奏，要求太后“顺应民心，宣布共和”，他提醒隆裕：“读法兰西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一月二十六日，段祺瑞等人致内阁电，说的也是“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南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一月二十九日，宗社党首领良弼被炸死以后，隆裕早朝时对着三位国务大臣掩面而泣：“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二月一日，隆裕在御前会议上向反对共和的皇亲们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
对隆裕来说，袁世凯、张謇、孙文们诉求的“共和”大义，她并不懂得。是民心所向、瓜分惨祸，还是禅让美德，远比不上保全性命更为切要。“共和”对于末路之下的孤儿寡母，不在其他，而只意味着安全，当然也包括袁世凯、段祺瑞口中的“尊荣”。至于载泽、善耆、溥伟、良弼这些人，他们可能比太后更清楚，“共和”不会像许诺的那样，保证皇家世代安富和族人生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当日这些退位、共和的坚决反对派，他们的忧虑并不全是敌意和误解。
协议“五族共和”由这样一种很不“共和”、性命攸关的局势所造就。也就是说，“共和”陈义之所以能在辛亥年底促成和谈与退位，更大程度上不在它的合法性、正当性，而在于“排满”仍然作为前提存在，只有共和了才能停止被杀戮的恐惧。世人都说袁世凯逼宫，怀尽鬼胎拣了现成天下，但或许我们也应当看到，恐吓清室退位的，不仅仅是袁世凯，更是革命所制造的、满人已经无处容身的时与势。在朝廷那一面，宗社隳覆，督抚封疆和读书人尚可选择在“新朝”做遗民；立宪派从君主立宪转向共和立宪并不困难；只有皇室，不妥协，就是灭顶之灾。“共和”以“驱除”作为前提，以威逼和妥协揭幕，以五族之一的满人从中国退场为代价，多少有些吊诡的味道。
更具颠覆意义的事实还包括，奠基民国的“五族共和”并非一向所认为，由孙中山一九一二年就任临时大总统宣言时首先提出。据日本学者片冈一忠、村田雄二郎等人研究，“五族共和”一词来源于杨度一九○七年撰写的《金铁主义说》，经武昌起义、南北谈判，逐渐变奏为新国家的民族统一理论。辛亥革命中，较早明确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政体主张的，是立宪派重要人物张謇。“五族共和”作为一个标语被提出，不是通论中所说，是革命党人为避免外交干涉、避免革命正当性不能自圆其说而做的一种策略转变。它由代表朝廷的北方以及并不执意与朝廷为敌的立宪派率先主张。另外，和谈中诞生的《清室优待条件》也不像以往认为的，由袁世凯一手炮制；相反，《优待条件》为南方代表伍廷芳首先提出，以退位后的优待皇室及优待满、蒙、回、藏人条件正式电告清内阁，出示革命政府优容之度。所有这些与常识相反的历史事实提醒我们，革命之后以“共和”为名达成的这场妥协，实则与“共和”之内涵诸多相左。这预示着，辛亥年的这些矛盾、悖论将给中华民国的接任者们带去更多的缠结。 懵懂的“共和”：断裂下的延续
共和政体在革命之后的南北和谈过程中被确认下来，然而在谈判桌之外更大范围内的中国，“共和”的观念、“共和”的价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被拒斥？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资政院收到陕、甘、新绅民来电，电文中，三省绅民祈请转达上海和谈代表：“中原民族休养于专制政体之下者四千余年，服教畏神，久成习惯。今改用君主立宪政体，已越开明专制之梯级，尚恐难于急就范围，不过以君主名义号召群伦，亿兆自能从伏。倘骤躐共和一阶，则民情惶骇，谣诼纷乘。草泽英雄何胜指数，正恐非少数代议士所得左右之，将来不至斩木揭竿、四海鼎沸不止。而蒙藏地广人众，尤难不生事端。是共和之所欲伸民权者，适以贼民命矣，思之痛心。”他们共同宣称，如确定君主立宪政体，则当唯命是从，共襄新政；倘若力持共和主义，则万不敢随声附和，“绝不承认共和名义”。这篇电文，不同于一般遗老在鼎沸之时的夫子悲叹，它讲出了一个道理：遽而实行共和，将导致政治躐等、民众无以适从、蒙藏边地不受控制，接下去就该是“同胞自相残杀，召渔人得利”。瓜分惨祸固然没有应验，但民初政乱和军阀混战确实部分证明了共和躐等的预言。鲁迅先生《阿Q正传》中未庄人“同去！同去！”式的辛亥革命早为我们熟知，这也成为通识中论述“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某种证据。然而，从辛壬之际有识者对共和政治的理解来看，这恰恰不是因为革命不彻底。更应该说，是革命太过彻底、太过迅速。中国的“人心”、“民情”根本来不及适应，只能在懵懂和盲从中被裹挟而去。
我们来看看夏衍记录的革命与共和：
在宣布光复那天一早，我们跟着大家到街上去看热闹，当铺、酱园——比较大一点的店铺门口都挂了一面四方或者三角形的白旗，杂乱得很，有的写“光复”两个大字，有的莫名其妙地画上一个黑白的太极，也有人随便撕一块旧衣服上的白布条子挂在门上，就算宣布与“满清”脱离关系，“光复汉土”了。大家争着问为什么要“挂白”？有人出来说明是替崇祯皇帝戴孝，也有人说这是表示要替徐锡鳞、秋瑾“申冤”。这两位英雄，是革命前震动了东南一带的……老百姓似乎不很懂得这一次革命的意义，大家都说“杀鞑子”，菜馆很快地将招牌上“满汉筵席”的“满”字用红纸贴去，改成“大汉筵席”。小学生有意报复，把以前逼着要避讳的“溥仪”这“仪”字的最后一撇特别写得粗大，刘伯温的《烧饼歌》盛行一时，连小孩子也会念“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了。要改专制为共和这件事，当时是不很为大众所了解的，都猜着“谁做皇帝”？我的一位中学的表兄似乎不很满意黄克强先生的名字，有一次听见他说：“这个名字是难得成大事的，黄兴，大概是个草莽英雄吧。”
这是与鲁迅笔下“咸与维新”不大一样的“共和”戏剧。老百姓进入革命的方式是“复仇”；“满汉”为“大汉”替代，很草率，也许只是为了生意更好，不致被人拆了招牌；孙中山先生的名字“不很听人说起”，“复国英难”黄兴则因为名字不好又被人预告成“难得成大事”……从这些更为具象的革命认知来看，共和政治突然成立对普通中国人，真像是一场戏剧，只不过“你”“我”“他”皆在舞台。不是参演，而是“被参演”。改换招牌更具象征意味：革命后，全国各地都有银楼、酒馆、茶食等铺迅即改换招牌的新闻，凡有“满汉”字样者，皆除去“满”字，改为“新”或“兴”字，如新汉酒席，新汉首饰，新汉茶食、兴汉果品等。报纸都说，“霎时间气象一新矣！”但除去招牌，在这些“新”字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是确确实实更新的呢？
帝制逼入穷境，很难讲，是所谓“民主共和深入人心”所致；宣统退位，咸与维新式的“共和！共和！”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皇帝观念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圣感受。皇帝尊号在当日那些痛陈退位的北洋高官中间，照旧极得青睐。据溥佳描述，北洋政府的一些高官显宦和封疆大吏，每逢婚丧嫁娶，光弄到大总统的匾额还不过瘾，总要设法让溥仪也“赐”一块，才觉得体面。溥仪也曾说起，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奏折来。丁巳复辟失败后，《上海新闻报》刊文说：假使此次复辟不出于张勋而使徐世昌为之，则“北洋诸臣早已俯首称臣……”连著名的胡适先生在蒙溥仪召见时，也恭恭敬敬地尊一声“皇上”。可见，这并非遗老遗少的专利。世风随时易，但中国两千年帝制衍生的敬意，不是新青年笔下“低下脑袋瓜儿扮成叩头虫”的可耻可笑。皇帝观念蕴蓄的敬、畏、礼、法也不是“共和”可以一笔勾销。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严复讲，是“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怅怅无归”，一个脱序的时代。所以，辜鸿铭在北大讲堂上会大发议论，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个‘王’字就不行。”北洋时期，战争连绵，内地乡下总有人问：“宣统皇帝怎么样了？”“现在坐朝廷的是谁？”“真龙天子坐上了宝座，天下就该太平了吧？”老百姓不懂什么共和，却认为，天下总要有一个“真龙天子”。丰子恺也说，在他的乡里，许多人都嫌新式学校不好，希望皇帝再坐龙廷而科举再兴。据庄士敦的记录，不少北京人家中常备各种旗帜，以应万变，其中当然包括大清国的龙旗。张勋复辟时京城内外龙旗飘扬，不是偶然。亦不可以“投机”心理一言以蔽之。皇帝观念依然在政统与道统的接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是历史的惯性。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时指出，民国了，可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文人学士和平民百姓，在观念上仍深受君主时代的影响：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政府考试文官，居然用“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和“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为题……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学士文人，对于颂扬功德铺张宫殿田猎的汉赋，和那思君明道的韩文杜诗，还是照旧推崇。偶然有人提倡近代通俗的国民文学，就要被人笑骂。一般社会应用的文字，也还仍然是君主时代的恶习。城里人家大门对联，用那“恩承北阙”“皇恩浩荡”字样的，不在少处。乡里人家厅堂上，照例贴一张“天地君亲师”的红纸条，讲究的还有一座“天地君亲师”的牌位。 只能说，中国的现代转型，从“排满”到“共和”，一切都变得过于迅速。帝制虽被推翻，“共和”却很难冲破千年的惯习，它更像是随势涌来的一股潮流，把各色心怀异议和懵懵懂懂的人、事被动地推着前行。像梁漱溟所说：“中国人民在此种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的政治制度底下所抱的态度。”这种断裂之下的延续性，直接决定了民初中国“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派淆乱和思潮纷争。
修约、逼宫、流亡的满人
最后还须讲到，逊位后清王室在民国治下的了局。一九一二年二月九日，南京临时政府向清室及蒙、回、藏各族致送《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三项内容的退位优待条件。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四日，冯玉祥控制下的黄郛内阁修改了优待条件；次日，溥仪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被强行迁出紫禁城。清室宣布不予承认修正后的《优待条件》。因此，这一在辛亥年奠定共和的条款，就在实际上被废止了。有关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冯玉祥驱逐清帝事件究竟是违约还是有功于共和、溥仪自此落入日本人之手以及由此造成的恶果，本文不赘。需要呼应的是，这一驱逐事件，对于“五族共和”的反讽意味。
胡适在溥仪出宫后，立即致函外交总长王正廷，称：“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自由派知识人胡适的态度，可以区别于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这些前朝“旧人”，颇能说明问题。他的指摘，亦皆在法、理、情之内。优待是底定共和的条件；共和以后，诺言却被随意撕毁。包括冯玉祥在内的共和国人，彼时以“优待”迎来了“共和”；此刻，却又以“共和”驱逐了被优待者。一前一后，皆以“共和”为名义、为鹄的，内容却已截然相反。不能不说，这构成了对民国与共和政治的某种诮诘。往往在细微处，揭示历史的复杂：“五族共和”旗帜底下掩蔽着许多纷乱的、不那么“共和”的实际。如此收场，早在革命爆发之前，梁启超就已看得很清楚，他在一九一○年给军咨大臣载涛的上书中明白讲过，“殿下与国家为一体，与朝廷为一体”，“国家朝廷脱有不讳，则殿下欲为长安一布衣，岂可得耶？”说的就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后来的事实，没有出乎他的意料。清帝让政民国，不曾遭遇历代亡国之君的惨境，这在辛壬年间，是所有人津津乐道的成功。可是十多年之后的这场“逼宫”却又分明提醒人们，许诺并期盼的“共和”竟可以说变就变。须知当日“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的复仇精神是被当做“《春秋》之义”接受的，是它燃起了革命的燎原大火。而当“共和”迅速取代“复仇”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就不能不成为胜利者日后翻覆的理据。
民国成立，“五族”实未“共和”。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在革命之后的将近半个世纪里整体性地承受着“共和”带给他们的身份歧视。民初报刊上经常能够看到旗人无缘无故遭杀戮、抢掠、勒索的新闻。而满族人改冠汉姓、自我隐匿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北洋内政部常常接到旗人百姓和旗籍兵士要求复汉姓、改隶民籍的请求，上书中总要出现“现在五族共和，无分汉满”这样的言辞。杨荫杭也说：“自民国以来，满人纷纷冠汉姓，而满汉人乃不可辨矣。”需要推究的是，既然“无分汉满”，又为什么必须冠以汉姓？平等背后，实则掩藏着共和之下汉对于满、胜利者对于失败者不言自明的优越。一九二四年溥仪被迫出宫后数月，钱玄同在《语丝》发表《告遗老》，提请溥仪和清国遗老们注意，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从桀到洪秀全，从法之路易十六到俄之尼古拉斯二世，都是怎样的下场？“我民国对于满清，岂但是‘仁至义尽’，简直是‘以德报怨’。”胜朝国民的自矜自傲溢于言表。而对于满人来说，这种被轻贱、被隔绝的创痛甚至根本没有权利去表达。他们只有通过自我隐匿的方式在“五族共和”的大旗下求一线生存。根据关纪新、刘庆相、刘正爱等人的研究，旗人们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个时候，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的人不敢说自己是福建人。因为说不好福州话和普通话的人都被当做‘旗下仔’，受人欺负，所以大家都说自己是河北人、山东人或者是安徽人。”在许多南方省份，“漏刀的”成了对旗人及其后代一种较长期的蔑称，意为他们都是辛亥年间在刀下漏网苟活下来的人。旗人总是需要事事留意，防备泄露了身份会遭致打骂嘲弄。而人口的剧减更具直观性，以北京为例，清初京旗总人口为六十余万，清末达到六十三万四千九百二十五人，而到一九四九年满族人口仅剩下三万一千零一十二人，四十年间减少了95.12%。全国满族人口也由清朝末年的五百万减少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五十万左右。隐匿，大概代表了一种无话可说的退场。这也许是我们不知道的事，也许曾是我们刻意回避的事。老舍先生笔下那句“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这种对于卑微和弱势的默认、不可诉诸描述的凄怆，反衬出“五族共和”之下的等序与压制，是更为深重的历史内容。
中国革命以“驱除鞑虏”作为开始，以“五族共和”作为妥协或者禅让之名义，而最后的最后，却仍然以“驱逐”逊帝终局。开始与结束的互映，透露了中国民族主义隐而不彰的深刻题意——“五族”消磨了满族，而“共和”是未完成的共和。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显示它的贯通，以及种种的不能贯通。中国现代转型起于外力威迫，一切都期望迅捷和彻底。而彻底，往往带来的就是不彻底，结果也往往会在迅捷的过程中变形。由此，晚清、民初的一系列矛盾——由中体西用至于全盘西化、由立宪至于革命、由反满至于共和，其实都可以获得解释。看似翻覆、对峙，实则紧密关联，并且始末相继、相互缠结。因而在革命之后，共和未尽，破碎感仍在久久蔓延。
可以说，“五族共和”是清室退位的心理归依，也是新生的共和国肇兴之起点。但口号、旗帜，总是某种特定政治理论与时代潮流的产物。在具体历史事件中，会有各式各样蕴于内在的曲折和更为复杂的情境。这篇小文，就是想要深入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民族主义的细部，围绕清帝退位，讲一讲“五族共和”背后那些不那么“共和”的东西。
忧、惧之下的逊位与共和
辛亥革命以“排满”为动员、以“种族”为题旨，是历史中的具象。武昌起义后，旗、汉之间的对峙历时虽短，但于满人之恸怛确是刻骨铭心。所以，我们经常说，辛亥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这只表述了一部分事实。“种族”议题对推进革命和皇室最后无言退位，都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郑伯奇《沙上足迹》中写，宣统第三个年头一开始，“宣统二年半”的传闻就像在风中生了根似的，很快从西安向各处传播出去。这句咒语式的童谣，散布在辛亥年的中国，却不仅仅是一种寓言。那是一个“排满”横议的年代。在吉林，学生之旗籍者纷纷冠以汉姓，世家之有协领等匾额者，急为卸下；妇女改装、男子改姓，更是不一而足。由革党、新军“文明”对待的四川将军玉，也相信了革命军“直入大内将王公大老尽行杀戮”的谣言，因而“日日惊吓不可待言”。李人的纪实小说《大波》中，亦称成都“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什么谣言都有！”许地山的小说《女儿心》中，同样记述了广州城里“屠杀满洲人的谣言到处都可以听得见”，驻防旗人个个心惊胆战，秩序大乱，“逃的逃，躲的躲，抢的抢，该死的死”。而在杭州城，一半以上的居民都因为荒诞的谣言和警报遗弃家园，去其他地方寻求安全。恽毓鼎、郑孝胥等人的日记中，均有“满人惧为革命汉人所杀，汉人复惧为报仇满人所杀，讹言满城，朝不保夕”、“北京大乱”等语。莫理循则记录了北京“惊慌失措的局面”：皇室因惊慌而瘫痪，政府束手无策；城中“充满了各种荒诞的谣传”，汉人和满人都惶恐不安，“每个人都害怕别的人”。梁启超也在给女儿的信中描绘：资政院议员遁逃过半，不能开会，亲贵互相阋讼，宫廷或尚有他变，日日预备蒙尘，“天之所废，谁能兴之，真不知所届也”。由战争飏起的谣言与惊怯，已成为辛壬之际中国人最直接的感受。用郭沫若略微夸张的笔调来讲：“中国人惯会造谣的伟大的本事在革命的运动上真是发挥尽了它的伟大的潜能。”尽管党人早就宣称，革命宗旨在光复不在报复，杀戮也仅是小范围内，但“危局”、“剿洗”的恐惧却是无边漫衍的。
清廷退位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情境底下。隆裕太后居于深宫，信息有限，所闻所虑很大程度来自传言。一月十六日，袁世凯与内阁大臣联衔密奏，要求太后“顺应民心，宣布共和”，他提醒隆裕：“读法兰西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一月二十六日，段祺瑞等人致内阁电，说的也是“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南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一月二十九日，宗社党首领良弼被炸死以后，隆裕早朝时对着三位国务大臣掩面而泣：“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二月一日，隆裕在御前会议上向反对共和的皇亲们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
对隆裕来说，袁世凯、张謇、孙文们诉求的“共和”大义，她并不懂得。是民心所向、瓜分惨祸，还是禅让美德，远比不上保全性命更为切要。“共和”对于末路之下的孤儿寡母，不在其他，而只意味着安全，当然也包括袁世凯、段祺瑞口中的“尊荣”。至于载泽、善耆、溥伟、良弼这些人，他们可能比太后更清楚，“共和”不会像许诺的那样，保证皇家世代安富和族人生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当日这些退位、共和的坚决反对派，他们的忧虑并不全是敌意和误解。
协议“五族共和”由这样一种很不“共和”、性命攸关的局势所造就。也就是说，“共和”陈义之所以能在辛亥年底促成和谈与退位，更大程度上不在它的合法性、正当性，而在于“排满”仍然作为前提存在，只有共和了才能停止被杀戮的恐惧。世人都说袁世凯逼宫，怀尽鬼胎拣了现成天下，但或许我们也应当看到，恐吓清室退位的，不仅仅是袁世凯，更是革命所制造的、满人已经无处容身的时与势。在朝廷那一面，宗社隳覆，督抚封疆和读书人尚可选择在“新朝”做遗民；立宪派从君主立宪转向共和立宪并不困难；只有皇室，不妥协，就是灭顶之灾。“共和”以“驱除”作为前提，以威逼和妥协揭幕，以五族之一的满人从中国退场为代价，多少有些吊诡的味道。
更具颠覆意义的事实还包括，奠基民国的“五族共和”并非一向所认为，由孙中山一九一二年就任临时大总统宣言时首先提出。据日本学者片冈一忠、村田雄二郎等人研究，“五族共和”一词来源于杨度一九○七年撰写的《金铁主义说》，经武昌起义、南北谈判，逐渐变奏为新国家的民族统一理论。辛亥革命中，较早明确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政体主张的，是立宪派重要人物张謇。“五族共和”作为一个标语被提出，不是通论中所说，是革命党人为避免外交干涉、避免革命正当性不能自圆其说而做的一种策略转变。它由代表朝廷的北方以及并不执意与朝廷为敌的立宪派率先主张。另外，和谈中诞生的《清室优待条件》也不像以往认为的，由袁世凯一手炮制；相反，《优待条件》为南方代表伍廷芳首先提出，以退位后的优待皇室及优待满、蒙、回、藏人条件正式电告清内阁，出示革命政府优容之度。所有这些与常识相反的历史事实提醒我们，革命之后以“共和”为名达成的这场妥协，实则与“共和”之内涵诸多相左。这预示着，辛亥年的这些矛盾、悖论将给中华民国的接任者们带去更多的缠结。 懵懂的“共和”：断裂下的延续
共和政体在革命之后的南北和谈过程中被确认下来，然而在谈判桌之外更大范围内的中国，“共和”的观念、“共和”的价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被拒斥？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资政院收到陕、甘、新绅民来电，电文中，三省绅民祈请转达上海和谈代表：“中原民族休养于专制政体之下者四千余年，服教畏神，久成习惯。今改用君主立宪政体，已越开明专制之梯级，尚恐难于急就范围，不过以君主名义号召群伦，亿兆自能从伏。倘骤躐共和一阶，则民情惶骇，谣诼纷乘。草泽英雄何胜指数，正恐非少数代议士所得左右之，将来不至斩木揭竿、四海鼎沸不止。而蒙藏地广人众，尤难不生事端。是共和之所欲伸民权者，适以贼民命矣，思之痛心。”他们共同宣称，如确定君主立宪政体，则当唯命是从，共襄新政；倘若力持共和主义，则万不敢随声附和，“绝不承认共和名义”。这篇电文，不同于一般遗老在鼎沸之时的夫子悲叹，它讲出了一个道理：遽而实行共和，将导致政治躐等、民众无以适从、蒙藏边地不受控制，接下去就该是“同胞自相残杀，召渔人得利”。瓜分惨祸固然没有应验，但民初政乱和军阀混战确实部分证明了共和躐等的预言。鲁迅先生《阿Q正传》中未庄人“同去！同去！”式的辛亥革命早为我们熟知，这也成为通识中论述“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某种证据。然而，从辛壬之际有识者对共和政治的理解来看，这恰恰不是因为革命不彻底。更应该说，是革命太过彻底、太过迅速。中国的“人心”、“民情”根本来不及适应，只能在懵懂和盲从中被裹挟而去。
我们来看看夏衍记录的革命与共和：
在宣布光复那天一早，我们跟着大家到街上去看热闹，当铺、酱园——比较大一点的店铺门口都挂了一面四方或者三角形的白旗，杂乱得很，有的写“光复”两个大字，有的莫名其妙地画上一个黑白的太极，也有人随便撕一块旧衣服上的白布条子挂在门上，就算宣布与“满清”脱离关系，“光复汉土”了。大家争着问为什么要“挂白”？有人出来说明是替崇祯皇帝戴孝，也有人说这是表示要替徐锡鳞、秋瑾“申冤”。这两位英雄，是革命前震动了东南一带的……老百姓似乎不很懂得这一次革命的意义，大家都说“杀鞑子”，菜馆很快地将招牌上“满汉筵席”的“满”字用红纸贴去，改成“大汉筵席”。小学生有意报复，把以前逼着要避讳的“溥仪”这“仪”字的最后一撇特别写得粗大，刘伯温的《烧饼歌》盛行一时，连小孩子也会念“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了。要改专制为共和这件事，当时是不很为大众所了解的，都猜着“谁做皇帝”？我的一位中学的表兄似乎不很满意黄克强先生的名字，有一次听见他说：“这个名字是难得成大事的，黄兴，大概是个草莽英雄吧。”
这是与鲁迅笔下“咸与维新”不大一样的“共和”戏剧。老百姓进入革命的方式是“复仇”；“满汉”为“大汉”替代，很草率，也许只是为了生意更好，不致被人拆了招牌；孙中山先生的名字“不很听人说起”，“复国英难”黄兴则因为名字不好又被人预告成“难得成大事”……从这些更为具象的革命认知来看，共和政治突然成立对普通中国人，真像是一场戏剧，只不过“你”“我”“他”皆在舞台。不是参演，而是“被参演”。改换招牌更具象征意味：革命后，全国各地都有银楼、酒馆、茶食等铺迅即改换招牌的新闻，凡有“满汉”字样者，皆除去“满”字，改为“新”或“兴”字，如新汉酒席，新汉首饰，新汉茶食、兴汉果品等。报纸都说，“霎时间气象一新矣！”但除去招牌，在这些“新”字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是确确实实更新的呢？
帝制逼入穷境，很难讲，是所谓“民主共和深入人心”所致；宣统退位，咸与维新式的“共和！共和！”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皇帝观念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圣感受。皇帝尊号在当日那些痛陈退位的北洋高官中间，照旧极得青睐。据溥佳描述，北洋政府的一些高官显宦和封疆大吏，每逢婚丧嫁娶，光弄到大总统的匾额还不过瘾，总要设法让溥仪也“赐”一块，才觉得体面。溥仪也曾说起，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奏折来。丁巳复辟失败后，《上海新闻报》刊文说：假使此次复辟不出于张勋而使徐世昌为之，则“北洋诸臣早已俯首称臣……”连著名的胡适先生在蒙溥仪召见时，也恭恭敬敬地尊一声“皇上”。可见，这并非遗老遗少的专利。世风随时易，但中国两千年帝制衍生的敬意，不是新青年笔下“低下脑袋瓜儿扮成叩头虫”的可耻可笑。皇帝观念蕴蓄的敬、畏、礼、法也不是“共和”可以一笔勾销。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严复讲，是“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怅怅无归”，一个脱序的时代。所以，辜鸿铭在北大讲堂上会大发议论，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个‘王’字就不行。”北洋时期，战争连绵，内地乡下总有人问：“宣统皇帝怎么样了？”“现在坐朝廷的是谁？”“真龙天子坐上了宝座，天下就该太平了吧？”老百姓不懂什么共和，却认为，天下总要有一个“真龙天子”。丰子恺也说，在他的乡里，许多人都嫌新式学校不好，希望皇帝再坐龙廷而科举再兴。据庄士敦的记录，不少北京人家中常备各种旗帜，以应万变，其中当然包括大清国的龙旗。张勋复辟时京城内外龙旗飘扬，不是偶然。亦不可以“投机”心理一言以蔽之。皇帝观念依然在政统与道统的接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是历史的惯性。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时指出，民国了，可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文人学士和平民百姓，在观念上仍深受君主时代的影响：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政府考试文官，居然用“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和“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为题……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学士文人，对于颂扬功德铺张宫殿田猎的汉赋，和那思君明道的韩文杜诗，还是照旧推崇。偶然有人提倡近代通俗的国民文学，就要被人笑骂。一般社会应用的文字，也还仍然是君主时代的恶习。城里人家大门对联，用那“恩承北阙”“皇恩浩荡”字样的，不在少处。乡里人家厅堂上，照例贴一张“天地君亲师”的红纸条，讲究的还有一座“天地君亲师”的牌位。 只能说，中国的现代转型，从“排满”到“共和”，一切都变得过于迅速。帝制虽被推翻，“共和”却很难冲破千年的惯习，它更像是随势涌来的一股潮流，把各色心怀异议和懵懵懂懂的人、事被动地推着前行。像梁漱溟所说：“中国人民在此种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的政治制度底下所抱的态度。”这种断裂之下的延续性，直接决定了民初中国“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派淆乱和思潮纷争。
修约、逼宫、流亡的满人
最后还须讲到，逊位后清王室在民国治下的了局。一九一二年二月九日，南京临时政府向清室及蒙、回、藏各族致送《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三项内容的退位优待条件。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四日，冯玉祥控制下的黄郛内阁修改了优待条件；次日，溥仪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被强行迁出紫禁城。清室宣布不予承认修正后的《优待条件》。因此，这一在辛亥年奠定共和的条款，就在实际上被废止了。有关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冯玉祥驱逐清帝事件究竟是违约还是有功于共和、溥仪自此落入日本人之手以及由此造成的恶果，本文不赘。需要呼应的是，这一驱逐事件，对于“五族共和”的反讽意味。
胡适在溥仪出宫后，立即致函外交总长王正廷，称：“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自由派知识人胡适的态度，可以区别于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这些前朝“旧人”，颇能说明问题。他的指摘，亦皆在法、理、情之内。优待是底定共和的条件；共和以后，诺言却被随意撕毁。包括冯玉祥在内的共和国人，彼时以“优待”迎来了“共和”；此刻，却又以“共和”驱逐了被优待者。一前一后，皆以“共和”为名义、为鹄的，内容却已截然相反。不能不说，这构成了对民国与共和政治的某种诮诘。往往在细微处，揭示历史的复杂：“五族共和”旗帜底下掩蔽着许多纷乱的、不那么“共和”的实际。如此收场，早在革命爆发之前，梁启超就已看得很清楚，他在一九一○年给军咨大臣载涛的上书中明白讲过，“殿下与国家为一体，与朝廷为一体”，“国家朝廷脱有不讳，则殿下欲为长安一布衣，岂可得耶？”说的就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后来的事实，没有出乎他的意料。清帝让政民国，不曾遭遇历代亡国之君的惨境，这在辛壬年间，是所有人津津乐道的成功。可是十多年之后的这场“逼宫”却又分明提醒人们，许诺并期盼的“共和”竟可以说变就变。须知当日“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的复仇精神是被当做“《春秋》之义”接受的，是它燃起了革命的燎原大火。而当“共和”迅速取代“复仇”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就不能不成为胜利者日后翻覆的理据。
民国成立，“五族”实未“共和”。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在革命之后的将近半个世纪里整体性地承受着“共和”带给他们的身份歧视。民初报刊上经常能够看到旗人无缘无故遭杀戮、抢掠、勒索的新闻。而满族人改冠汉姓、自我隐匿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北洋内政部常常接到旗人百姓和旗籍兵士要求复汉姓、改隶民籍的请求，上书中总要出现“现在五族共和，无分汉满”这样的言辞。杨荫杭也说：“自民国以来，满人纷纷冠汉姓，而满汉人乃不可辨矣。”需要推究的是，既然“无分汉满”，又为什么必须冠以汉姓？平等背后，实则掩藏着共和之下汉对于满、胜利者对于失败者不言自明的优越。一九二四年溥仪被迫出宫后数月，钱玄同在《语丝》发表《告遗老》，提请溥仪和清国遗老们注意，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从桀到洪秀全，从法之路易十六到俄之尼古拉斯二世，都是怎样的下场？“我民国对于满清，岂但是‘仁至义尽’，简直是‘以德报怨’。”胜朝国民的自矜自傲溢于言表。而对于满人来说，这种被轻贱、被隔绝的创痛甚至根本没有权利去表达。他们只有通过自我隐匿的方式在“五族共和”的大旗下求一线生存。根据关纪新、刘庆相、刘正爱等人的研究，旗人们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个时候，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的人不敢说自己是福建人。因为说不好福州话和普通话的人都被当做‘旗下仔’，受人欺负，所以大家都说自己是河北人、山东人或者是安徽人。”在许多南方省份，“漏刀的”成了对旗人及其后代一种较长期的蔑称，意为他们都是辛亥年间在刀下漏网苟活下来的人。旗人总是需要事事留意，防备泄露了身份会遭致打骂嘲弄。而人口的剧减更具直观性，以北京为例，清初京旗总人口为六十余万，清末达到六十三万四千九百二十五人，而到一九四九年满族人口仅剩下三万一千零一十二人，四十年间减少了95.12%。全国满族人口也由清朝末年的五百万减少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五十万左右。隐匿，大概代表了一种无话可说的退场。这也许是我们不知道的事，也许曾是我们刻意回避的事。老舍先生笔下那句“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这种对于卑微和弱势的默认、不可诉诸描述的凄怆，反衬出“五族共和”之下的等序与压制，是更为深重的历史内容。
中国革命以“驱除鞑虏”作为开始，以“五族共和”作为妥协或者禅让之名义，而最后的最后，却仍然以“驱逐”逊帝终局。开始与结束的互映，透露了中国民族主义隐而不彰的深刻题意——“五族”消磨了满族，而“共和”是未完成的共和。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显示它的贯通，以及种种的不能贯通。中国现代转型起于外力威迫，一切都期望迅捷和彻底。而彻底，往往带来的就是不彻底，结果也往往会在迅捷的过程中变形。由此，晚清、民初的一系列矛盾——由中体西用至于全盘西化、由立宪至于革命、由反满至于共和，其实都可以获得解释。看似翻覆、对峙，实则紧密关联，并且始末相继、相互缠结。因而在革命之后，共和未尽，破碎感仍在久久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