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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在各个历史时期对自己自始至终的称谓“蕃”，既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一成不变的。但汉文史书里，对于藏族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不同的称谓。西汉至隋朝时期称其国为“附国”，称民族为“西羌(戎)”；唐朝到宋朝称其国为“吐蕃”，而称其民为“蕃人”；元朝称其地为“吐蕃”，而称其民为“唐古特”或“吐伯特”；明朝中期至清朝初期称其民为“番”或“西番”；清朝中期以来又改称为“藏”，这个称呼始现于近世舶康熙帝制《平定西藏碑文》，是由当时的乌斯藏(藏族传统的行政划区，指拉萨千带)的“藏”而得名，其意为江河之“江”。之因为如此，很多人在研究古代藏族时，对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名称与当今藏族之间人为划定界线，混肴是非，摸棱两可，自然影响了研究结果。
藏文《红史》记载藏族最初以二十五个、十二个、四十个小帮国的原始部落形态世居于青藏高原。其民谓之为“罗刹女”和“猕猴”的后代。主体姓氏曰“叶桑”“叶孟”“姜”“门”四大部，后来又出现了嘎、郅、扎、董、塞、么六大姓氏。藏文《东蓬》一书中还具体记载吐谷浑部为嘎氏、苏毗部为郅氏、象雄部为扎氏、弥药(西夏)部为董氏。这些氏族部落作为原始藏族社会的基本单位，当今各分支姓氏由此分化蜕变而产生。藏族对自己所居地域广义称“雪域”，狭义称“三围四茹六岗”或“三确卡”。三围指当今阿里地区，四茹分为四个地区，指西藏腹地一带，六岗指甘、青、川藏区。“三确卡”为卫藏法区、多康人区、多麦马区。其中多麦又称安多，指青海全境、甘肃甘南州和天祝县、四川阿坝州和甘孜州及木里县、云南德庆州和西藏昌都等地区。所指区域包括昆仑山脉至祁连山中间的除玉树州之外的青海全境、甘肃甘南州和天祝县，四川阿坝州等地。海西地区属于安多马区。这种传统的地域区划方式形成于唐代甚至更早。
海西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北部，面积近的万平方公里，藏族世居该地区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距今有上万年的历史，该地区古代石刻岩画中频频出现的藏族原始宗教符号“CE”和覆盖整个海西全境的吐蕃古墓群出土的各种古藏文文献是一个藏族先民在这个地方长期繁衍生存的不可争辩的依据。解放初期在小柴旦湖滨等地发现的旧石器和一些打制石器来看，该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非常悠久①。汉文史书早在秦汉时期开始记载了该地区的人类活动情况。藏文史书记载吐蕃国于公元前约360年在西藏雅垄河谷六牦牛部落中逐渐形成，聂赤赞普登上了第一国王宝座，建立王国，称：“鹘提悉补野”，汉语称“附国”。聂赤赞晋国王在位时期虽然还未统一藏文史书所称的“众小邦国”，但从《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宾与竭支，方圆数千里”来推理，当今海西地区自然是当时羌人活动生存的地区之一。
于三国时代，从《三国志·魏书》记载的“西羌从若羌至葱岭数千里”和《魏西·戎传》记载的：“敦煌西南山中，从若羌西至葱林数千里，有月氏余种曰：‘葱芘羌，白马、黄牛羌，各有豪酋’”来分析，西羌的生存活动空间未发生较大变化，与前史记载基本相同。这些在藏文史书里这些被称为“众小邦国”成员的葱芘、白马、黄牛等羌是居住于诲西地区的主要部落。而当时“附国”作为藏族原始部落中各个方面都比较超前兴起的一部，在雅垄河流域雄雄崛起，已经成为一统诸羌酌最强势力。分布在海西地区的藏族原始部落已经成为其获取统一的前沿邦国。
隋朝至南北朝时代，《隋书卷六十七》与《北史卷九十六》同样记载：“附图者，蜀郡西北二千里，南有薄缘更，西有女国，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从“东北连山”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疆域已经北靠祁连山。这与藏文史书《贤者喜宴》中记载的“达日年塞国王时代吐蕃已完成统一了三分之二的众小邦国统一”相吻合。松赞干布之父第三十二代国王囊日松赞时期吐蕃部并吞周遍各部落向外扩展，于公元600年破苏毗部，公元629年灭象雄部。在藏文史料中“苏毗”作为古代藏族社会中一个稍微逊色于吐蕃政权的大部落，其势力范围在青海湖以西的柴达木一带。英国印度学、藏学家托马斯指出：“经常侵扰鄯善西部城镇尼雅、莎阂和Ⅱ末等地的大敌为“苏毗”。②这与藏文史书里有关苏毗部落的分布状况记载相吻合。
隋唐时期的吐谷浑王国，藏语称“阿夏”，曾一度统治着海西东部一带。西部一带则是苏毗羌的栖息地，即藏文史书里所说的森巴部落的地域。关于吐谷浑国的民族归属，很多人认为是鲜卑族，其实不然，在其国内，除掌控上层领导权的少数鲜卑族之外，部下洋洋世居民众则是各羌酋长部落，为藏文史书里记载的“嘎”氏原始部落后裔。因此，可以说吐谷浑国实际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鲜卑贵族统治下的各羌联合酋长国。
吐蕃在松赞干布时代，于公元663年并吞了最后一个邦国即“吐谷浑”部之后，完成了统一“众小帮国”诸羌的伟业，吐蕃王朝一统青藏高原的格局已基本定型。当时的唐蕃边界以“赤岭(日月山)”为界。当时的《唐书·吐蕃传》中有“今四夷之最强盛为甚患者，莫大于吐蕃”这样的记载，其国力之盛旺我们可想而知。
根据《旧唐书》卷九十六中记载的：“吐蕃东与凉、松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陷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北抵突撅，地”方万余里?和在敦煌出土藏文文书中记载的：“赞普徙帐南山(南山指敦煌南部和西南一带)”，处于柴达木东北的敦煌出土的数以万计的古代藏文文书，以及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两次在新疆安迪尔河流域等南疆一带调查挖掘时曾出土过牍写藏文和藏族生活用具等分析，在唐朝时期当今柴达木地区已经成为吐蕃部众生活栖息的腹地。
到了宋朝—时期，吐蕃王朝虽然已经解体数几十载，其赞普王室后裔赤南德温在青海东北部地区建立的“哺厮哕”政权，号称“赤南德温赞普”。这个王国曾一度控制着海西东北一带。《宋史·董毡传》中记载：“元昊攻角厮哕，取皿、沙、肃三州”。另外从《宋史》卷六中的“二年是岁，沙州(今敦煌)蕃族首领来贡”这个记载分析，位于青藏高原北部边沿柴达木东北的敦煌一带仍有藏族部落居住生活。
根据史料显示，海西地区的那些世居藏族部落从这个地区迁徙他处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其中的战争因素首当其冲，藏文《蓝史》记载：蒙古军队灭西夏之后初到青藏高原边缘时，吐蕃首领代表曾携带骆驼等礼品前到“柴达木”东北的凉州地区向蒙古首领求和③。因为海西地区处于当时蒙古大军西征的一个重要通道，这个地区的藏族部落为逃避战争大举外迁合乎历史逻辑。另据《新红史》记载“1240年元朝军队准备举兵入侵乌斯藏时在上安多、下安多、索水流域等地见者杀之”④。这里所指的上下安多包括海西全境，居住生活 于海西地区的藏族部落也自然免不了战争杀戮。另外，海西地区土地严重沙化也是一个因素。在当时那种社会里，对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而言，对付这种自然现象的唯一办法就是外迁。因此，战争和自然导致了这个地区藏族大量外迁，而且这个历史从元代开始至明代末期，经历了数百年。
史书记载，明代为了阻止驻牧于新疆的蒙古族南下青海，为了安抚和控制海西地区藏族部落，于洪武三十年(公元1375年)设立远番四卫(安定、阿端、曲先、罕东)，⑤这些部落均居住于当今柴达木盆地西北和东北地区。当今循化、黄南、果洛等地区仍有与这些卫相同名称的藏族部落或村庄。这些藏族部落是自吐蕃崩溃后，经过各种战乱仍居住于海西地区的残余藏族民众。这些藏族部落与南下的蒙古族时战时好相持了数百年，最终于明朝末年逼迫迁出了柴达木地区。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蒙古部大酋亦不刺杀死达延汗的长子乌鲁斯博罗特后“获罪其主，拥众西奔，撖知青海饶富，袭而据之”⑥。后《明史》卷330《西番诸卫》记载：“后诸卫尽亡，亦不刺据青海，吐鲁番据哈密，逼处关外，诸卫迁徙之众”。这个记载说明了柴达木地区的世居藏族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已经消亡殆尽。
关于明代这些藏族部落的去向在史书中也略有记载，《边政考》卷九《西羌各部》记载：“阿端，住黄河脑，未审存灭”。这说明这个部落南下迁徙到了黄河沿岸一带。因此笔者认为当今柴达木地区的汪什代海、日安、沟里、果米藏族部落是明朝时期盘踞在海西西北地区诸卫的后裔。因为这些部落在未返回海西前驻牧于黄河南岸的事实与明史记载“远番四卫”中的部分部落迁居黄河南岸的历史相吻合。而且这些部落以前同属四卫，在藏语里共称他们为巴那亥三部，意为“黑帐篷三部落”。这些部落自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开始几经周折执意北渡黄河迁居海西地区的举动也说明了他们的世居地不是黄河南岸而是海西地区的事实。况且“沟里”这个名称显然是由于黄河南岸的隆务河畔驻牧而得名，意为“隆务九河部落”。这些部落在向南迁徙当中曾在西宁湟水一带驻牧了一段时间，明代史料《边政考》中：“安定，止存遗江缠尔加等僧俗二十余人，住牧西宁河塘川地方⑦”。另外，根据“曲先，则南人乌斯藏矣”⑧记载分析，笔者认为“曲先卫”就是当今唐古拉山南麓的西藏安多县及与其毗连的青海辖区唐古拉乡藏族部落的先祖。因为不仅这两个地区的藏族民间传有外迁于青海西部的说法，而且西藏安多县的藏族部落实居卫藏而名却称之为“安多”的现象也不得不说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迁居到黄河南岸的这些部落在当地驻牧之后，在数百年的时迁时居的时间里，与当地藏族有了广泛的联姻。因为黄南同仁地区藏族大部是元朝时期从西藏萨迦氏族迁居而来的后裔，因此，汪什代海、日安、沟里、果米部落的口传历史中，对于自己祖源，有归于萨迦昆氏家族的说法。
直到清朝末期，清朝为了分散在青蒙古势力，实施了“分别游牧”政策。在这个历史条件下，游牧于黄河南岸的藏族部落又恢复了重渡黄河北迁的运动，最终于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以汪什代海部落为首的藏族人北渡黄河逐渐返居到海西及周边地区⑨。这个北迁史从明代1595年开始经历了250多年的风风雨雨，方才完成了使命，稳定了人心。这些藏族部落起初迁徙至当今乌兰县和德令哈市近郊。后来由于朝廷的调节方才形成当今这样的汪什代海居天峻，日安、沟里、果米驻都兰的部落格局。与青海湖周边其他藏族部众共同谓之“环海八族”。
世居海西地区的藏族部落中除明朝“远番四卫”中的部分后裔汪什代海、沟里、日安、果米等分支部落回迁到海西地区之外，大部分部‘落由于迁居较早而在当地永久定居。因此，当今循化、黄南、果洛、四川甘孜等地区有许多与古代海西地区部落同名的村寨或部落。而且在这些地区，相传来自海西一带的口传历史更是不胜枚举。
注释：
[1]《柴达木发现旧石器》载《人类学报》1985年第四期
[2]《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一期77页
[3]《蓝史》1980年，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出版，30页
[4]《新红史》1989年西藏人民出版社，48页
[5]明朝《西宁新府志》
[6]《明史》第卷九《西羌各部》
[7]《明经世文编》卷181
[8]《明经世文编》卷149
[9]清朝《青海蒙古族历史档案》
[作者单位：海西州民语办]
藏文《红史》记载藏族最初以二十五个、十二个、四十个小帮国的原始部落形态世居于青藏高原。其民谓之为“罗刹女”和“猕猴”的后代。主体姓氏曰“叶桑”“叶孟”“姜”“门”四大部，后来又出现了嘎、郅、扎、董、塞、么六大姓氏。藏文《东蓬》一书中还具体记载吐谷浑部为嘎氏、苏毗部为郅氏、象雄部为扎氏、弥药(西夏)部为董氏。这些氏族部落作为原始藏族社会的基本单位，当今各分支姓氏由此分化蜕变而产生。藏族对自己所居地域广义称“雪域”，狭义称“三围四茹六岗”或“三确卡”。三围指当今阿里地区，四茹分为四个地区，指西藏腹地一带，六岗指甘、青、川藏区。“三确卡”为卫藏法区、多康人区、多麦马区。其中多麦又称安多，指青海全境、甘肃甘南州和天祝县、四川阿坝州和甘孜州及木里县、云南德庆州和西藏昌都等地区。所指区域包括昆仑山脉至祁连山中间的除玉树州之外的青海全境、甘肃甘南州和天祝县，四川阿坝州等地。海西地区属于安多马区。这种传统的地域区划方式形成于唐代甚至更早。
海西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北部，面积近的万平方公里，藏族世居该地区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距今有上万年的历史，该地区古代石刻岩画中频频出现的藏族原始宗教符号“CE”和覆盖整个海西全境的吐蕃古墓群出土的各种古藏文文献是一个藏族先民在这个地方长期繁衍生存的不可争辩的依据。解放初期在小柴旦湖滨等地发现的旧石器和一些打制石器来看，该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非常悠久①。汉文史书早在秦汉时期开始记载了该地区的人类活动情况。藏文史书记载吐蕃国于公元前约360年在西藏雅垄河谷六牦牛部落中逐渐形成，聂赤赞普登上了第一国王宝座，建立王国，称：“鹘提悉补野”，汉语称“附国”。聂赤赞晋国王在位时期虽然还未统一藏文史书所称的“众小邦国”，但从《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宾与竭支，方圆数千里”来推理，当今海西地区自然是当时羌人活动生存的地区之一。
于三国时代，从《三国志·魏书》记载的“西羌从若羌至葱岭数千里”和《魏西·戎传》记载的：“敦煌西南山中，从若羌西至葱林数千里，有月氏余种曰：‘葱芘羌，白马、黄牛羌，各有豪酋’”来分析，西羌的生存活动空间未发生较大变化，与前史记载基本相同。这些在藏文史书里这些被称为“众小邦国”成员的葱芘、白马、黄牛等羌是居住于诲西地区的主要部落。而当时“附国”作为藏族原始部落中各个方面都比较超前兴起的一部，在雅垄河流域雄雄崛起，已经成为一统诸羌酌最强势力。分布在海西地区的藏族原始部落已经成为其获取统一的前沿邦国。
隋朝至南北朝时代，《隋书卷六十七》与《北史卷九十六》同样记载：“附图者，蜀郡西北二千里，南有薄缘更，西有女国，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从“东北连山”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疆域已经北靠祁连山。这与藏文史书《贤者喜宴》中记载的“达日年塞国王时代吐蕃已完成统一了三分之二的众小邦国统一”相吻合。松赞干布之父第三十二代国王囊日松赞时期吐蕃部并吞周遍各部落向外扩展，于公元600年破苏毗部，公元629年灭象雄部。在藏文史料中“苏毗”作为古代藏族社会中一个稍微逊色于吐蕃政权的大部落，其势力范围在青海湖以西的柴达木一带。英国印度学、藏学家托马斯指出：“经常侵扰鄯善西部城镇尼雅、莎阂和Ⅱ末等地的大敌为“苏毗”。②这与藏文史书里有关苏毗部落的分布状况记载相吻合。
隋唐时期的吐谷浑王国，藏语称“阿夏”，曾一度统治着海西东部一带。西部一带则是苏毗羌的栖息地，即藏文史书里所说的森巴部落的地域。关于吐谷浑国的民族归属，很多人认为是鲜卑族，其实不然，在其国内，除掌控上层领导权的少数鲜卑族之外，部下洋洋世居民众则是各羌酋长部落，为藏文史书里记载的“嘎”氏原始部落后裔。因此，可以说吐谷浑国实际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鲜卑贵族统治下的各羌联合酋长国。
吐蕃在松赞干布时代，于公元663年并吞了最后一个邦国即“吐谷浑”部之后，完成了统一“众小帮国”诸羌的伟业，吐蕃王朝一统青藏高原的格局已基本定型。当时的唐蕃边界以“赤岭(日月山)”为界。当时的《唐书·吐蕃传》中有“今四夷之最强盛为甚患者，莫大于吐蕃”这样的记载，其国力之盛旺我们可想而知。
根据《旧唐书》卷九十六中记载的：“吐蕃东与凉、松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陷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北抵突撅，地”方万余里?和在敦煌出土藏文文书中记载的：“赞普徙帐南山(南山指敦煌南部和西南一带)”，处于柴达木东北的敦煌出土的数以万计的古代藏文文书，以及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两次在新疆安迪尔河流域等南疆一带调查挖掘时曾出土过牍写藏文和藏族生活用具等分析，在唐朝时期当今柴达木地区已经成为吐蕃部众生活栖息的腹地。
到了宋朝—时期，吐蕃王朝虽然已经解体数几十载，其赞普王室后裔赤南德温在青海东北部地区建立的“哺厮哕”政权，号称“赤南德温赞普”。这个王国曾一度控制着海西东北一带。《宋史·董毡传》中记载：“元昊攻角厮哕，取皿、沙、肃三州”。另外从《宋史》卷六中的“二年是岁，沙州(今敦煌)蕃族首领来贡”这个记载分析，位于青藏高原北部边沿柴达木东北的敦煌一带仍有藏族部落居住生活。
根据史料显示，海西地区的那些世居藏族部落从这个地区迁徙他处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其中的战争因素首当其冲，藏文《蓝史》记载：蒙古军队灭西夏之后初到青藏高原边缘时，吐蕃首领代表曾携带骆驼等礼品前到“柴达木”东北的凉州地区向蒙古首领求和③。因为海西地区处于当时蒙古大军西征的一个重要通道，这个地区的藏族部落为逃避战争大举外迁合乎历史逻辑。另据《新红史》记载“1240年元朝军队准备举兵入侵乌斯藏时在上安多、下安多、索水流域等地见者杀之”④。这里所指的上下安多包括海西全境，居住生活 于海西地区的藏族部落也自然免不了战争杀戮。另外，海西地区土地严重沙化也是一个因素。在当时那种社会里，对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而言，对付这种自然现象的唯一办法就是外迁。因此，战争和自然导致了这个地区藏族大量外迁，而且这个历史从元代开始至明代末期，经历了数百年。
史书记载，明代为了阻止驻牧于新疆的蒙古族南下青海，为了安抚和控制海西地区藏族部落，于洪武三十年(公元1375年)设立远番四卫(安定、阿端、曲先、罕东)，⑤这些部落均居住于当今柴达木盆地西北和东北地区。当今循化、黄南、果洛等地区仍有与这些卫相同名称的藏族部落或村庄。这些藏族部落是自吐蕃崩溃后，经过各种战乱仍居住于海西地区的残余藏族民众。这些藏族部落与南下的蒙古族时战时好相持了数百年，最终于明朝末年逼迫迁出了柴达木地区。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蒙古部大酋亦不刺杀死达延汗的长子乌鲁斯博罗特后“获罪其主，拥众西奔，撖知青海饶富，袭而据之”⑥。后《明史》卷330《西番诸卫》记载：“后诸卫尽亡，亦不刺据青海，吐鲁番据哈密，逼处关外，诸卫迁徙之众”。这个记载说明了柴达木地区的世居藏族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已经消亡殆尽。
关于明代这些藏族部落的去向在史书中也略有记载，《边政考》卷九《西羌各部》记载：“阿端，住黄河脑，未审存灭”。这说明这个部落南下迁徙到了黄河沿岸一带。因此笔者认为当今柴达木地区的汪什代海、日安、沟里、果米藏族部落是明朝时期盘踞在海西西北地区诸卫的后裔。因为这些部落在未返回海西前驻牧于黄河南岸的事实与明史记载“远番四卫”中的部分部落迁居黄河南岸的历史相吻合。而且这些部落以前同属四卫，在藏语里共称他们为巴那亥三部，意为“黑帐篷三部落”。这些部落自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开始几经周折执意北渡黄河迁居海西地区的举动也说明了他们的世居地不是黄河南岸而是海西地区的事实。况且“沟里”这个名称显然是由于黄河南岸的隆务河畔驻牧而得名，意为“隆务九河部落”。这些部落在向南迁徙当中曾在西宁湟水一带驻牧了一段时间，明代史料《边政考》中：“安定，止存遗江缠尔加等僧俗二十余人，住牧西宁河塘川地方⑦”。另外，根据“曲先，则南人乌斯藏矣”⑧记载分析，笔者认为“曲先卫”就是当今唐古拉山南麓的西藏安多县及与其毗连的青海辖区唐古拉乡藏族部落的先祖。因为不仅这两个地区的藏族民间传有外迁于青海西部的说法，而且西藏安多县的藏族部落实居卫藏而名却称之为“安多”的现象也不得不说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迁居到黄河南岸的这些部落在当地驻牧之后，在数百年的时迁时居的时间里，与当地藏族有了广泛的联姻。因为黄南同仁地区藏族大部是元朝时期从西藏萨迦氏族迁居而来的后裔，因此，汪什代海、日安、沟里、果米部落的口传历史中，对于自己祖源，有归于萨迦昆氏家族的说法。
直到清朝末期，清朝为了分散在青蒙古势力，实施了“分别游牧”政策。在这个历史条件下，游牧于黄河南岸的藏族部落又恢复了重渡黄河北迁的运动，最终于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以汪什代海部落为首的藏族人北渡黄河逐渐返居到海西及周边地区⑨。这个北迁史从明代1595年开始经历了250多年的风风雨雨，方才完成了使命，稳定了人心。这些藏族部落起初迁徙至当今乌兰县和德令哈市近郊。后来由于朝廷的调节方才形成当今这样的汪什代海居天峻，日安、沟里、果米驻都兰的部落格局。与青海湖周边其他藏族部众共同谓之“环海八族”。
世居海西地区的藏族部落中除明朝“远番四卫”中的部分后裔汪什代海、沟里、日安、果米等分支部落回迁到海西地区之外，大部分部‘落由于迁居较早而在当地永久定居。因此，当今循化、黄南、果洛、四川甘孜等地区有许多与古代海西地区部落同名的村寨或部落。而且在这些地区，相传来自海西一带的口传历史更是不胜枚举。
注释：
[1]《柴达木发现旧石器》载《人类学报》1985年第四期
[2]《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一期77页
[3]《蓝史》1980年，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出版，30页
[4]《新红史》1989年西藏人民出版社，48页
[5]明朝《西宁新府志》
[6]《明史》第卷九《西羌各部》
[7]《明经世文编》卷181
[8]《明经世文编》卷149
[9]清朝《青海蒙古族历史档案》
[作者单位：海西州民语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