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一定程度上，竹内逻辑内的“文学鲁迅”与“启蒙鲁迅”能够构成某种原型性的“鲁迅像”。竹内的“文学鲁迅”既不是一般意义上创作了文学作品的鲁迅，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对鲁迅文学作品的泛指，他的“文学鲁迅”根深蒂固地联系着鲁迅自我生命内部的某种生成机密，指向某种深隐难见的“使鲁迅成为鲁迅的原理”，指向鲁迅与其“虚无境遇”的遭际、纠葛，直至决绝反抗。对于生成于“文学鲁迅”，看上去显而易见的“启蒙鲁迅”，竹内虽然极为敬仰，却缺乏深度探究的兴味。尽管如此，在其《鲁迅》之中，还是能够见出“启蒙鲁迅”屹立、作为于悲苦人间的“思想—实践”秉性：身携积极酣然的“战士人格”，实施着执著改造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社会的思想创造与生存实践。
关键词：竹内好；文学鲁迅；启蒙鲁迅；虚无境遇；战士人格
一
“原型意义”大致是“基础性意义”、“基本意义构成”的意思。在某种意义上，“竹内鲁迅”就像一个不乏混沌、模糊的“生长源”，虽则混沌、模糊。却毕竟具有可生长的基础性能量；虽则具有可生长的基础性能量，但也难掩其混沌、模糊的魅惑色彩。
先看竹内好自己的话：
这个混沌，把一个中心形象从中浮托上来，这就是启蒙者鲁迅，和纯真得近似于孩子的相信文学的鲁迅。这是个矛盾的统一，二律背反，同时存在。我把这看作他的本质。正像他那不仅不宽恕自己，也不宽恕别人的激烈现实生活，如果不与他对绝对静止的希求结合起来考虑就将难以理解一样，我愿意认为，这位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者，有着一颗和他形影相伴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朴素之心。恐怕连鲁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启蒙者和文学者，这两者在他那里一直互不和谐，却又彼此无伤。{1}
这里的“启蒙者和文学者”能够提示我们什么呢？不妨接着看下面的评论：
事实上，“竹内鲁迅”这笔遗产在竹内好的日本继承者那里早有好的表现，竹内好的一些问题早已得到有效的修正。比如，丸山昇的鲁迅研究以历史主义的方法纠正了“竹内鲁迅”过于强烈的玄学性格，还原了鲁迅“革命人”的一面，就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有着较竹内好更切近历史实际的理解；伊藤虎丸则执着于竹内好近代批判的思维，将其玄学主题历史化，他对鲁迅留日时期思想的形成跟当时日本流行的西欧思想和文学之关系的探讨，所谓“原鲁迅”命题的提出，都可以纠正竹内好玄学主义的想当然，即使是关于“罪的自觉”的探讨，似乎也因其基督教信仰更具亲切感和可信性；木山英雄则立足知识者个人阅读的立场，进入鲁迅思想和作品的深处，探讨鲁迅之为鲁迅的那些元素、方法、逻辑、风格，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深有了悟，别有会心，可谓发掘鲁迅文学价值方面的竹内好的最佳继承者，其感性、知性、理性并用的方法，有力地消除了“竹内鲁迅”的神秘性，在竹内好开创的鲁迅研究格局中把鲁迅研究带入了另一种胜境。{1}
虽然，这段文字的本意是要指出“竹内鲁迅”的诸多有限以及后来者的相关业绩，所悟甚深。但若将其与竹内好的《鲁迅》结合起来思考，问题的另一面也较为清晰地、部分地呈现出来，不妨大胆设定而后去小心求证好了：早在20世纪40年代“竹内鲁迅”指涉到的诸多“命题”，至少存在两个颇为重大的“分命题”。其一，“文学者”鲁迅，跟“罪的自觉”、“无”、“黑暗”以及“沉默”有关的，宗教的、殉教的、救赎的、自觉的、正觉的，无法说明的，使鲁迅成为鲁迅的“鲁迅”；其二，“启蒙者”鲁迅，近乎历史主题中的鲁迅，启蒙的、政治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的、革命的、实践的，甚至学者的鲁迅……。如果暂且承认这一设定的话，就日本鲁迅研究界而言，于其一，人们不仅可以在伊藤虎丸的研究中部分地看到，更能在木山英雄关于《野草》的长篇讨论中戚戚然地体察到——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远东断言木山英雄“可谓发掘鲁迅文学价值方面的竹内好的最佳继承者”；于其二，人们不仅可以在“丸山鲁迅”中更丰富、更具体、更清晰地看到，也能在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中相当丰富地见出。果真如此，“竹内鲁迅”就像一棵硕大的树干一样在半个多世纪里枝叶繁茂地分枝开杈起来。引人注目的是，就上述两个“分命题”而言，对它们的持续考察都诞生了不止一支的学术“巨木”。沿此逻辑，用一种显得学理化的表述方式的话，我想说，“竹内鲁迅”似乎确有某种原型性的、寓言式的意义。当然，“竹内鲁迅”也远不是没有问题，毋宁说，“竹内鲁迅”在其指涉的两个重大“分命题”处都留下了有待澄清、大可以再度阐释的空间。
简言之，“竹内鲁迅”的原型性内涵，是由“文学者”鲁迅与“启蒙者”鲁迅共同构建的。
原型性意义之一：“文学鲁迅”——深陷、直至崛起于“虚无境遇”的鲁迅自我生命机密
竹内好的《鲁迅》存在一个“注意力”异常集中的言说对象：“文学的鲁迅”或曰“鲁迅的文学”。竹内逻辑内的“文学鲁迅”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作了文学作品的鲁迅，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鲁迅文学作品的泛指，他的“文学鲁迅”根深蒂固地联系着鲁迅自我生命内部的某种生长机密，是一个“深隐难见的鲁迅”。换句话说，竹内好其实是要借“文学鲁迅”这类语汇及其相关思路试图弄清楚鲁迅自我生命内在的某种精神机密的。他是否真的弄清楚了，可以另论，但他试图这样做的意图却非常明显。
在竹内好的感悟里，鲁迅首先显现为一个“顽强地恪守着自己”的人（第3页）。
鲁迅度过的十八年文坛生活，就时间而言并不算长，但对中国文学来说，却是近代文学的全史……每个时期都有一大批先觉者在混沌的内部斗争之后纷纷落伍。……从“文学革命”之前一直存活到最后的，只剩下鲁迅一个人。鲁迅的死，不是历史人物的死，而是现役文学者的死。……这两种情形（指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恶战苦斗”和与“文艺家协会”的“针锋相对”——笔者），都在外观上呈现为他要在文学的政治主义偏向中恪守文学的纯粹。但另一方面，他……又显示了对有闲文学进行激烈讨伐的战斗者姿态。于是，鲁迅的崇拜者在他身上看到了中庸，鲁迅的论敌在他身上看到了机会主义，极端的赞美和极端的嘲骂便由此而生。然而不论是谁，都没有以此来揭示鲁迅生命的秘密。（第10-11页）
那么，所谓“鲁迅生命的秘密”究竟会是什么呢？竹内好继续发问：
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者能在有生之年贯穿其全史（指中国的近、现代文学史——笔者），一般是很难想像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然而鲁迅却实现了这个近乎不可能的难题。在鲁迅那里，这为什么会成为可能呢？（第11页）
在现实世界里，他强韧的战斗生活，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这一侧面是解释不了的。（第12页）
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鲁迅文学的严峻打动了我。……现在我越发觉得鲁迅的严峻并非简单的严峻。我想知道这种严峻是怎么来的。我想拿我自身来比较，并想学他是怎样才成为文学者的。（第39页）
不难看到，竹内好对于“文学者鲁迅”的“别有情意”。在他看来，“文学鲁迅”那里似乎深藏着“鲁迅之为鲁迅”的“生命的秘密”，他并断言这秘密是“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那里解释不了的。这真足以令人困惑。我感到，要理解“竹内鲁迅”，需要首先弄明白竹内好所谓的“文学鲁迅”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他有时候的表达是相当明确的：
但我眼下的目标，却不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而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我是站在要把鲁迅的文学放在某种本源的自觉之上这一立场上的。……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要把鲁迅的文学置于近似于宗教的原罪意识之上。……“宗教的”这个词很暧昧，我要说的意思是，鲁迅在他的性格气质上所把握到的东西，是非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但他把握的方式却是宗教的。……他的表达方式却是殉教者式的。……他是作为一个文学者以殉教的方式去活着的。我想像，在活着的过程中某一个时机里，他想到了因为人得要生存，所以人才得死。这是文学的正觉，而非宗教的谛念，但苦难的激情走到这一步的表现方式，却是宗教的。也就是说，是无法被说明的。正如前面所说，我对鲁迅是否把死看作终极的行为类型是有疑问的。他喜欢使用的“挣扎”这个词所表现的强烈而凄怆的活法，如果从中抛开自由意志的死，我是很难理解的。（第8—9页）
道路无限，他不过是走在这无限之路上的一个过客。然而这个过客却不知在什么时候把无限幻化为自己一身之上极小的点，并以此使自身成为无限。他不断地从自我生成之深处喷涌而出，喷涌而出的他却总是他。就是说，这是本源性的他。我是把这个他叫作文学者的。（第108页）
在他，是有着一种除了称为文学者以外无可称呼的根本态度的。他似乎连小说都抛弃了。他的痛苦之深，以至于深到无法把对象世界构筑到小说和批评当中。（第108页）
这说得其实很清楚啊，竹内好逻辑内的“文学鲁迅”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者鲁迅，毋宁说，它其实指向了某一独特、精深的意义领域，有着竹内式语汇的特别内涵，关乎人的某种本源性、根本性的生存态度，{1}而这种态度又涉及颇为彻底的否定意志、关乎自我内心的痛苦：“宗教的原罪意识”、“自由意志的死”、“挣扎”、“抛弃”，等等；但是，又涉及一系列俨然正面、积极的语汇：“某种本源的自觉”、“以殉教的方式去活着”、“文学的正觉”、“本源性的他”，等等。能够看到，竹内逻辑内的“文学鲁迅”其实联系着鲁迅生命历程中最幽昧不明、又最为切身、最为本己的内在领地。而从文本的角度上看，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恐怕最紧密、最内在、最纯粹地联系着《野草》和《彷徨》中的部分文本，{1}而竹内好正是把意味精深、复杂，话语往往玄妙的《野草》作为其“解释鲁迅的”最“恰当”的“参考资料”的。（第93页）
我以为，竹内好写作《鲁迅》的动力其实紧紧地萦系在他所谓的“文学鲁迅”之中，而在他对“文学鲁迅”迂回包抄式的讨论中，竹内好的确（或许是不自觉地）触及到了在现代生命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那里被感知、被认识、被阐释得异常清楚的关键话题。当然，竹内好使用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哲学词汇——毋宁说，他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东西、明晰的哲学逻辑内的话语来表达他所领悟到的，或者，当年就连他的领悟本身也的确还处在一片混沌之中。尽管如此，竹内好逻辑内的“文学鲁迅”颇富启示，他言说的有限性往往是与他的启发意义同时在场的。对此，不妨分三个方面细说。
二
“文学鲁迅”与鲁迅的“虚无体味”
竹内好不乏艰难地用他那套晦涩难懂，但其实又稀松平常的话语（至少，既不是哲学行话，也不是什么专门的文学术语）言说了“文学鲁迅”精深的意义。我试着把他的相关话语排列如下：
对传记的兴趣也不是他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而是他从什么时候获得了这样一个时机——一个他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时机，一个他获得了文学自觉的时机，换句话说，一个他获得了死的自觉的时机——的问题。（第40页）
这说得也很清楚，鲁迅的“文学自觉”（这正是他所谓“文学者鲁迅”的核心意味所在）是与某种“死的自觉”具有同一的意义指向的。关键是，什么是“死的自觉”呢？这问题到了今天，已经有现成的哲学思路、哲学话语可以应对（比如“向死而生”，比如海德格尔哲学关于“死亡”意义的深刻讨论，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生命中的“死亡—虚无”体验以及他那惊世骇俗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所启示的思路，等等）。但是，不必心急，先把竹内好当年的相关言论细看一番再说不迟。
读他的文章，肯定会碰到影子般的东西。这影子总在同一个地方。虽然影子本身并不存在，但光在那里产生，也消失在那里，因此也就有那么一点黑暗通过这产生与消失暗示着它的存在。倘若漫不经心，一读而过，注意不到也便罢了，然而一旦发现，就会难以忘怀。就像骷髅舞动在华丽的舞场，到了最后骷髅会比其他一切更被认作是实体。鲁迅就背负这样一个影子，度过了他的一生。我把他叫做赎罪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而他获得罪的自觉的时机，似乎也只能认为是这个在他的生平传记里的不明了的时期。（第46页）
那种被称作“悲哀”和“寂寞”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孤独的自觉，是通过什么在他身上实现的呢？他是如何形成思想的呢？……鲁迅对自己的回心之轴，没有做出言语上的说明。……鲁迅获得的自觉是什么呢？如果勉强可以用我的话来表述的话，那么我认为就是通过与政治的对决而获得的文学的自觉。（第52-53页）
如果再附加一句的话，那么鲁迅使这段文章包含了象征意义，即医学代表着实学、维新、光复这些当时的风潮，而文学则命运般地连接着他的发现孤独之路。（第55页）
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第58页）
鲁迅是在终极的意义上形成了他的文学自觉的。（第58页）
很清晰地，我们看到，竹内的“文学鲁迅”同时与“一个影子”、“赎罪的文学”、“罪的自觉”、“回心之轴”这些话语的意义指向有着内在关联，而关键是“一个影子”、“赎罪的文学”、“罪的自觉”、“回心之轴”以及上文中的“死的自觉”究竟具有一种什么意义——这意义应该是可“通约”的，也就是大家一看就都明白的，而不是像竹内好这样：可以用很多内在意义并不明朗的语词、句子反反复复地去言说。但这就是竹内《鲁迅》奇怪的行文：几近“独语”，顽固地把一个个读者排斥在清晰意义的把捉之外。但是，如果读者自身持有某种现代哲学思维的敏感，也还是可以越过竹内好不乏生硬的“话语藩篱”直抵其背后的隐秘中轴。可以看到，在竹内好关于“文学鲁迅”的一系列“混沌”语汇中，也有渐渐明朗起来的某个瞬间。上文“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这个“无”离存在主义哲学思潮中的核心词汇“虚无”就很近{1}，二者在意义上是否可以“通约”——也就是其实质意义是否是同一的呢？我感觉，这种可能性很大。不妨继续看竹内好自己的说法：
我以为，鲁迅受梁启超的影响，后来又摆脱它，不是应该解释为他在梁启超身上破却了自己的影子，涤荡了自己吗？……鲁迅是否和由于怀疑文学的功用而成为文学者的二叶亭有着更为深刻的本质上的类似呢？（第69-70页）
从根本上来说，鲁迅是个文学者。没有谁更能像鲁迅那样让我来痛切地思考文学者这个词的意义。在鲁迅身上我认识到，为成为文学者总要丢掉什么。（第81页）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是言语。然而，就说明了鲁迅文学这一点而言，它却具有着言语以上的内涵。作为言语，是象征性的言语，可以称作态度或行为。我所思考的鲁迅的回心，如果表述为言语的话，似乎也只能是这么种东西。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人可以说明“绝望”和“希望”，却无法说明获得了自觉的人。因为这是一种态度的缘故。（第79页）
如果绝望也是虚妄，那么人该做什么才好呢？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于是，文学者鲁迅在现时性的意义上诞生了。（第107页）
鲁迅是文学者。而且是第一义的文学者。这就是说，他的文学不靠其他东西来支撑，一直不松懈地走在一条摆脱一切规范、摆脱过去的权威的道路上，从而否定地形成了他自身。……鲁迅的文学，是质询文学本源的文学，所以，人总是大于作品。（第146页）
它们（指《野草》中的诸篇——笔者）所传递的鲁迅，比起传记和小说来远为逼真。描写得仿佛可以使人看到鲁迅作为文学者形成的过程，或者是相反地散发出去的经过。它们虽然包含着各种倾向，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却突升到一个统一的方向上去。小说里所呈现的两个中心，在这里最大限度地获得了接近，从中会使人感受到全体作品仿佛是浑然一体的。如果换句话说，那么就是这里的所有运动都是朝着一个中心的运动。……就像一块磁石，集约性地指向一点。这是什么呢？靠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勉强而言的话，那么便只能说是“无”。（第98-99页）
能够看到，在竹内好的思路、语汇中，在与他所谓“文学者”鲁迅紧密联系的地方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极强的否定性意义的词：“破却”、“涤荡”、“怀疑”、“丢掉”、“绝望”、“虚妄”、“摆脱一切规范、摆脱过去的权威”、“否定地形成了他自身”、“无”。并且，在他关于《野草》的仍然难免令人困惑的言论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他对于“无”的指认，进而人们能够看到，他的笔下也出现了颇为朴素、易于辨识的解释性话语：“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摆脱一切规范、摆脱过去的权威”。连贯起来看，可以大致知道，竹内好笔下的否定性语汇究竟可以否定那些东西，又否定到何种程度。不仅仅是否定梁启超式的文学功利论调，更兼有某种彻底否定世间一切既有价值规则的决绝意志，到达的是连“绝望”也还可以进行怀疑的生命极境——这正是一种亲身体验虚无的境地啊，{1}所谓“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摆脱规范、权威等等就是了——这不是离尼采“上帝之死”式的虚无体味很近了吗？联系前文的话，所谓“向死而生”、“死的自觉”，在哲学的意义上，不也正是从终有一死、终归虚无的生存警示中升华出奋然而生、创造生存意义的积极意志吗？所以，在竹内好不乏晦涩、艰难的语汇中（我不清楚，究竟是竹内好有意避开了对哲学术语的借用呢，还是1940年代的日本文化界对于如今已经显得相当明晰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路，比如“遭遇虚无”、“体验虚无”、“向死而生”等等的认知的确处乎混沌之中。或许，后者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他其实是真实地触及到了近现代人类精神中的重大问题的。应该承认，他对这类问题的触及虽然不乏晦涩、混沌之处，但也的确堪称鲁迅研究界的一种最早、最深刻的参悟。
因此，可以结论说，竹内好围绕“文学鲁迅”不断抛出的种种语汇、言说，在其最深处正是指向鲁迅自我生命内部的“虚无境遇”、“虚无体验”的。在这个意义上，再去领会“鲁迅的文学，是质询文学本源的文学”，似乎就可以悟到，当竹内好反反复复地围绕“文学鲁迅”而言说的时候，他对于鲁迅一生的诸多可见之事兴趣不大，他集中精力探寻的乃是鲁迅自我生命生长过程中的某种难得寻见的内在机密，而竹内好对这一机密的个性化命名却是“文学者鲁迅”、“鲁迅的文学”、“文学自觉”、“文学的正觉”、“本源的自觉”、“第一义的文学”、“质询文学本源的文学”等等语词——这的确是令人费解而易生歧义的。与其说，当年的竹内好似乎找不到更具通约能力的语汇来言说他朦胧把捉到的鲁迅秘密——这秘密其实正是鲁迅与虚无的相识、相遇和相抗——毋宁说，他反反复复地使用的数个相关的关键词是最不具备话语交流的通约机能的词汇，这些词汇的某种精深意义的被赋予简直可以说纯属“竹内式的强行植入”，让人很难得其门径而悟。
三
“文学鲁迅”与鲁迅的“反击——超越”虚无
竹内好逻辑内的“文学鲁迅”不仅仅具有上述的“体味虚无”的意向，更同时指涉着某种积极的“孕育——崛起”机能——细心的读者在我上引的竹内文本中可能已经隐隐感觉到了。竹内好也更为明确地说过：
倘若只是走到绝望便止步不前，那么他就只是个虚无思想家了。事实上，也正有批评家专在他身上挑出“虚无”来。当把思想从人那里抽离出来，在静止体中看待时，情形便会如此。但人是不会居住在“思想”的贝壳里的。鲁迅不在绝望之中。他背弃了绝望。不仅走向杨朱、老子和安特莱夫，也从杨朱、老子和安特莱夫走向墨子，孔子和尼采。在这彷徨的路途上，作为天涯孤独的文学者，他与《离骚》诗人同在。（第107页）
在这里，人们不得不再次确认“竹内鲁迅”的真实和深刻，竹内好触到了鲁迅对“绝望”的“背弃”。更精当、深刻的说法，我以为——无论竹内好本人是否自觉——他在这里谈论的正是鲁迅生命历程中真实发生过的“相遇虚无”而又“超越虚无”的精神蜕变。可以指向竹内“文学鲁迅”“背弃绝望——超越虚无”的“孕育——崛起”机能的话语，在竹内好的《鲁迅》中当然还有：
……惟有绝望才生发自身当中的希望。死孕育生，生又不过是走向死。（第10页）
他晚年反悔早期作品中的虚无倾向。这些都被人解释为鲁迅的思想进步。但相对于他顽强的恪守自我来说，思想进步实在仅仅是第二义的。在现实世界里，他强韧的战斗生活，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这一侧面是解释不了的。……我认为，把他推向激烈的战斗生活的，是他内心存在的本质的矛盾。（第12页）
文学者鲁迅也是一个混沌。（第12页）
这个混沌，把一个中心形象从中浮托上来，这就是启蒙者鲁迅，和纯真得近似于孩子的相信文学的鲁迅。（第14页）
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鲁迅，是个彻头彻尾的启蒙主义者。我认为，能有像鲁迅这样的启蒙者，足以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骄傲。然而，我的疑问是，一个文学者鲁迅、一个反叛作为启蒙者自己的鲁迅，是否更加伟大呢？是否正因为如此，才成全了现在的这个启蒙者鲁迅呢？因此，把鲁迅冰固在启蒙者的位置上，是否把他以死相抵的惟一的东西埋没了呢？（第16页）
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鲁迅文学的严峻打动了我。……现在我越发觉得鲁迅的严峻并非简单的严峻。（第39页）
需要首先说明一下，竹内好在上面的一处引文中直接谈到了晚年鲁迅与所谓“虚无倾向”之间的对立关系。在笔者的逻辑内，这当然很值得注意，但是竹内式深刻之语的含糊不明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是“晚年”究竟所指如何；一是“早期作品的虚无倾向”其意也有待澄清。但这个问题要留待下文再谈。
细味此处的诸多引文，沿着竹内好的逻辑，不难看出，他所谓“启蒙者”鲁迅是处乎积极奋进的人生境地的：这一“鲁迅”是“生”，是“激烈的战斗”者、“彻头彻尾”的“启蒙者”、“强烈的生活者”，等等。相应地，上述引文中的“绝望”、“死”、“内心存在的本质的矛盾”、“混沌”、“以死相抵的惟一的东西”等等是指向消极、否定意味的，回顾第一部分的讨论，说这种消极、否定之意味正如所谓“死的自觉”、“罪的自觉”等等一样足以通达到人生的“虚无境遇”、“虚无体味”，应该并不突兀了吧。而竹内好不厌其烦地表示着——积极奋进之境中的“启蒙者鲁迅”正是从这一消极、否定的虚无渊面中(在竹内的逻辑中“文学者”鲁迅更直接、紧密地联系着这一生存境遇)诞生、升起的：
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者的，所以如果没有了这根柢上的东西，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主义者鲁迅，也就都成了空话。（第58页）
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于是，文学者鲁迅在现时性的意义上诞生了。致使启蒙者鲁迅得以色彩纷呈地显现出来的那个要素，也因此成为可能。我所称之为他的回心，他的文学的正觉，就像影子产生光那样被产生出来。（第107页）
鲁迅是文学者。首先是个文学者。他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正因为他是文学者……（第108页）
无使有成为可能，但在有当中，无自身也成为可能。这就是所谓原初的混沌，是孕育出把“永远的革命者”藏在影子里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是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第142页）
在今天，一种清晰的存在主义哲学视野完全可以把竹内好曲折而令人困惑的话语和思路凸现为：“启蒙者”鲁迅作为一个顽韧、热烈的生活者、战斗者（民族英雄、民主主义者、爱国者、永远的革命者，等等），作为具有某种信仰者气息的真正的人，正是源自鲁迅对于生存虚无的痛切体验和悍然穿越的，而竹内好曲折、晦涩的话语路径一旦被明晰起来，却大体是这样的：“文学鲁迅”既精深地联系着“无”（体验生存虚无）之鲁迅，又无限生成着“有”（创造生存价值）的鲁迅——一个“彻头彻尾的启蒙主义者”。
在《鲁迅》之《结束语——启蒙者鲁迅》中，竹内好表示：“关于‘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我不准备再多啰嗦些什么了。”似乎一旦说完“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之后，其《鲁迅》一书就算写完了，他孜孜关注的问题似乎已经被“解决”了。
1949年竹内好写《作为思想家的鲁迅》（《鲁迅》再版时的附录文章），其中却又出来了以下的文字：
鲁迅不能相信善能对抗恶。世界上或许有善，但那是另一回事，他自身却不是。他的与恶的战斗，是与自己的战斗，他是要以自毁来灭恶。在鲁迅那里，这便是生的意义，因此他惟一的希望，就是下一代不要像自己。……鲁迅的这种虚无主义，当然是以一个后进的、封闭的社会为条件的，但是应该注意到，它在鲁迅那里却孕育着一个诚实的生活者的实践，同时，它也显示着现今中国文学的自律性的本源。（第149页）
后来，鲁迅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摆脱了早期的尼采主义的影响，但他虚无主义的本质却并没改变。和其他新思想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并没带给他解放的幻想。（第150页）
鲁迅是近代中国的最大的启蒙家，这是众口一致的评价。孤独的精神把虚无的深渊包藏在内面，又是怎样得以外化出一个启蒙家来的呢？表面上看去，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正是这种二重性格，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可以由此把鲁迅的位置确定在传统与革命纠葛在一起的近代中国的二重性格中。（第150—151页）
很有必要对上引的三段文字做一点细读性的分析。
第一段，首先，这都是竹内好的“不证之辞”——其玄学主义的招数真是用到极点了。因为其“不证”，所以人也就没法子“反驳其证”了。然而，其“不证之辞”本身确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竹内好不曾界定“虚无主义”的内涵，却又断言“鲁迅的这种虚无主义”如何如何。联系其前后语境，可以推论其“虚无主义”一词是在颇为消极的意义上使用的，譬如“不能相信善能对抗恶”之类。另一方面，竹内好又断言鲁迅自有其“生的意义”和“唯一的希望”。竹内好真的没有想过：一个有意义、有希望地生活着、战斗着的人是不可能被消极性的“虚无主义”所框定的；同样，一种能够“孕育着一个诚实的生活者的实践”的“虚无主义”是无论如何不能仅仅在消极性的意义上予以估价的。在这里，人们再次见证到竹内好之思路、行文的紊乱与矛盾。与其把“鲁迅的这种虚无主义”与一个人“不能相信善能对抗恶”的消极性命题相联系，远不如清晰地意识到，此一“虚无主义”（请联系笔者前文所谓的“虚无境遇”、“虚无体味”以及竹内好不止一次表述过的“文学鲁迅”的积极性机能。）正是那种赋予一个人颠覆既有的善恶秩序、意义原则而创建新一轮善恶秩序、意义原则的强有力的生命意志！正是尼采所谓富于价值的“积极的虚无主义”。
第二段，竹内好继续不知不觉地在消极的意义上断言，鲁迅“虚无主义的本质”并没改变。甚至断言“鲁迅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摆脱了早期的尼采主义的影响”。这观点笔者不能认同。在我看来，尼采的思想激发过青年鲁迅昂扬不羁的“虚无涉险”，其在鲁迅身心中启示过的“体验虚无——走向信仰”的精神轨迹的确是鲁迅生命深处最不会变的东西，它不会因为日后的鲁迅接触到的任何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思想、主义而发生所谓“摆脱”式的大变异。竹内好一方面继续肯定鲁迅在消极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的本质”（如前所述，这并非没有问题）并未改变，一方面又说出鲁迅“摆脱了早期的尼采主义的影响”的话，这显然是矛盾了。正是在尼采那里，“虚无体验”或者“虚无主义”得到了相当深刻的厘定，有其异常明晰的意义指向——它是被当做一个现代人毅然走向现代信仰（不得不走出古典的“上帝—基督”信仰之境）的精神基础而得到凸现的。而况，对于所谓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鲁迅并非全盘接受，他只是有所别择、有所认同。但马克思主义力求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意志与尼采惊呼“上帝死了”，呼吁人们走向“超人”之境，重塑自我生命信仰，因而同样富于革命精神、实践意志的哲学思路并不是没有其深层的相通之处，这两者都可能正是鲁迅所愿意肯定的生存方式。1930年代的鲁迅根本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带给他什么解放的幻想。自由、独立之个人的觉醒；人的生存、温饱、发展是鲁迅早已深有所悟的人之目标。而“战取”“理想人境”的“战士”生命路径也早已是他勇毅抉择过的根本生存方式，是他穿越虚无境遇的自救救人之路，鲁迅早已不必等待任何主义的从天而降式的拯救或者解放了。可以说，“战取理想人境”的实践意志，既是他本已持有的，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更真实、更深层的相似之处，也是他深有领会的尼采哲学在其思维的深处予以积极肯定的一种生存方式。{1}
第三段，竹内好似乎难以理解：深陷虚无深渊的孤独鲁迅如何可能成了一个“中国最大的启蒙家”。最终，竹内好是把这一似乎无解的矛盾交给了中国近代社会现实的“新”与“旧”、“革命”与“传统”。{2}看来，直到1949年，竹内好的确还没有这种自觉的、清晰的思路：正因为一度深陷于生存虚无的沉渊，鲁迅才能够诞生跃出虚无沉渊的强力意志，并借此成为现代中国最深刻、最勇毅、最彻底，但又是最低调的启蒙家：一个拥有着跃出虚无渊面、实施自我救赎的生命原驱力的“自救救世者”，他可不是一个仅仅沾染了一点道德意识、社会责任之类的豪语就不可一世、不懂得“回心”、不懂得“返身向己”的，单知道“济世救民”的正角儿！
看来，真实的是，在竹内好《鲁迅》一书中存在的——我以为完全可以被明晰起来、被自觉予以归纳的“文学鲁迅”所启示的“体味虚无”的意向，所指涉的“反抗—超越”虚无的“孕育—崛起”机能，虽然不断地被竹内好本人所反复言说，然而，当年的竹内好对于他自身的言说所触及的某种内在的哲学思路，的确是并不自知的。一方面，这造成了“竹内鲁迅”闪烁摇曳的魅惑之气，另一方面，也成就了竹内式“文学论文”的独特魅力——或许，这也正是哲学与文学的区别所在：哲学要在阳光下指名道姓地推演，而文学其实更需要在幽昧不明中尽情地表现。这也正是《野草》式“文学—哲学”文本的独特光焰所在。果真如此，竹内好并不清晰、自觉的《鲁迅》文本也就歪打正着地成就了“文学论文”的独特之美，其思路、其门径是可资参悟，却难以仿制的。
如果视野开阔一点，如果作为一个思想后辈的话还可以说得彻底一点，我还想在这里指出，竹内好虽然十分深刻，也是朦朦胧胧地临近了鲁迅精神生命的深处，并因此而对鲁迅别有一番敬意，然而，他却始终没有指出过（甚至连这样的意图都似乎没有过）：发生在鲁迅世界的这种他本人用“文学者鲁迅”、“文学的自觉”、“罪的自觉”、“赎罪的文学”、“回心”、“无”、“不靠天不靠地”等等语汇来表达的精神事件究竟能够如何被置放在人类精神生活的历史时空中，其意义的重大究竟具有怎样的世界范围内的可记忆性。他激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充分想象的话语是诸如此类的：“‘宗教的’这个词很暧昧，我要说的意思是，鲁迅在他的性格气质上所把握到的东西，是非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但他把握的方式却是宗教的。……他的表达方式却是殉教者式的。……他是作为一个文学者以殉教的方式去活着的。”（第8-9页）我所以认为竹内好这样说能够激发人们对问题的想象，是因为人们对于“宗教的”、“殉教者式的”、“殉教的方式”这类的说法是能够够有大体上的意义共识的。我们知道一个人要真正地走向宗教，到达真正“宗教的”境界往往要经过的大体心路，像释迦牟尼要“悟空”（参透了世间生老病死的大限）之后，进而才得悟救赎自我、普渡众生的真道；像列夫·托尔斯泰要历经“死亡的反复惊悚”、“虚无的不断击打”之后，又再度回归其自小就濡染其中、成年后却不以为意的基督真理之中；像克尔凯廓尔之谓“一个人不到变得非常不幸，或者说，不到能深深领会到生活的悲哀而感慨万端地说：生活对我真是毫无价值的时候，他是不会企图得到基督教的。”③可以看到，当竹内好把鲁迅与“宗教的”、“殉教者式的”、“殉教的方式”这类话语联系起来时其实是大有奥妙的。遗憾的是，竹内好满足于点到为止（是否，他真的以为这样一点就已经够了？还是20世纪40年代的他其实已经没有能力说得更透彻了呢），作为读者，我觉得他说得很不够。尤其是竹内好在这里既把鲁迅与“宗教的”等等相联系，但又是把他与（传统）“宗教的”相区别的，一方面明确地指认鲁迅的“非宗教”、“反宗教”气息，又同时深信鲁迅“是作为一个文学者以殉教的方式去活着的”。如此说话就的确给人留下了矛盾、困惑。在我看来，今天也完全可以明确说出的是，一方面，竹内好足够敏锐，他感觉到了鲁迅身心中具有的信仰者气质，另一方面，他又同时意识到鲁迅并非像一个传统的佛教信仰者、基督教信仰者那样的。那么，究竟应该怎么说呢？笔者以为，完全可以把鲁迅称为一个现代信仰者而非传统的宗教人，更关键的是，不仅仅能够从鲁迅的部分生活实践中（在我看来，是1925年之后的鲁迅）感到他那殉教般的活法，更可以从鲁迅的精神历程中确认到他作为一个现代信仰者的精神内核、生命历程。简言之，一个鲁迅式的现代信仰者的精神内核、生命历程正是他历经过“遭遇虚无——重建意义”的精神鏖战；通俗一点说的话，他历经过“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的精神锻冶，而且，有了这样的精神锻冶之后才会有实际生活中的殉教般的活法，{1}才会出现如此这般的生命奇迹：
使文学者成为可能的，是某种自觉。正像使宗教者成为可能的是对于罪的自觉一样……。正像通过这种自觉，宗教者看到了神一样，他使语言找到了自由。不再被语言所支配，而反过来处在支配语言的位置上。可以说，他创造了自身的神。（第107—108页）
大体说来，从古典到现代的人类精神史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精神衍生趋势，即从传统的有神、有上帝、有佛陀、有真主等等的宗教信仰时代走到了上帝、佛陀等等各式神灵日益远去，而人自身不得不勇而承担己身之虚无、之自由，勇而抉择、创造自我之价值、之意义的现代信仰建构时代，正是在这样宏阔、绵长的精神衍生时空中，鲁迅的生命存在有着他难以漠视的现代性意义、世界性价值，而20世纪40年代的竹内好可以说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了鲁迅生命中非同小可的深刻、顽韧、严峻，但是却未能明晰地言说出其背后的精神秘密，亦未能充分、完整地意识到鲁迅式生命的精神史意义、世界性价值（不仅仅是所谓东亚之近代化，且又往往是东亚社会性文化的近代化价值）。
当然，竹内好完全有理由、有权利守住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立场——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的日本究竟怎么了：曾经前景辉煌，几乎万众一心，以为光明正义的“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事实上日益陷入窘局，一度似乎并不存在的日本知识人的厌战情绪至少已经在地底下生根发芽了吧？深刻、敏锐、自强（作为生命个体的自强，同时也紧密地联系着日本民族、国家的自强）如竹内好者究竟该何去何从呢？在奋力自强与日渐明朗的暴力“戕他”之间，乃至在不得不落入失败结局的剧烈悲剧感之中，可以想象，竹内好的内心一定有过绝望的、无所适从的挣扎。鲁迅式的带着绝望的挣扎（更明晰地说，应该是鲁迅式的“征战虚无”的境遇）这才深深地吸引了其实深陷在历史世界与自我生命的共同困惑之中的竹内好的吧。而我以为，在竹内好那里，更多地还是属于社会历史层面的困境所导致的生命困惑。
竹内好有自己铭心刻骨的问题症结，这份诚实是属于他的。然而，他的问题毕竟首先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日本思想者的问题。竹内好既没有面对某种人类生命，抑或日本国民是否已经迫不得已地踏上了“上帝死了”、“佛陀已去”的重塑信仰的时代，乃至必得要面临这一时代的“历史—文化—生命”诸问题；也没有面对鲁迅的生命之路与这一人类精神史进程的内在关系问题。当然，今天的人们可以思考，21世纪的人类生存跟所谓“上帝死了”、“佛陀已去”之类的问题构成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样的问题当然也并不是当年的鲁迅自觉意识到的问题。这问题在本质上生发于19世纪早期的克尔凯廓尔、尼采，并且被20世纪早期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高高地擎起，可以说，大体在20世纪后半期的萨特那里修成一份富于现代意义的“生命—精神”正果。它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的真实意味在于，鲁迅远不是以自觉的哲学文本参与此一问题的，鲁迅是以他生命本身的生存律动为这一问题的真实性作了一次活生生的属于中国、属于东亚的确证，{2}并因此而铸就了他自我生命的深度、力度和亮度。在这个意义上，“竹内鲁迅”的意义之一或者正在于，即使早在20世纪40年代，“鲁迅世界”中某种富于现代人类精神史意义、世界性价值的生命行迹也并不是绝对地没有“解人”，尽管这个“解人”的所悟所思是与“混沌”（借用竹内好本人爱用的一个语汇吧）不明紧密相邻的。
四
“文学鲁迅”获得“自觉”的时机
在某种角度上，这个问题最能凸显“竹内式”的思维特点。我们知道，竹内《鲁迅》的一个最著名的论点是把写作《狂人日记》之前的“沉默鲁迅”提到极其重要的位置。对此，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竹内好的确把捉到了“沉默鲁迅”的一种隐秘机能；另一方面，在与之相关的关键地带，竹内好也更其明显地露出了他自身思路上的紊乱与矛盾。
前文已经讨论过，竹内好意义上的“文学鲁迅”内在地联系着鲁迅自我生命“体味虚无—超越虚无”的深根地带。然而，鲁迅的一生究竟是如何体味并且超越虚无的呢？这其实是竹内好极力想探明而又并未真正探明的问题——所谓“强韧的战斗”者、启蒙者鲁迅究竟是如何具体地生成的呢？竹内好留给我们的遗憾在于，即使是对于他自身逻辑范围内的“文学鲁迅”，他其实既不明了“文学鲁迅”的“来龙”，亦未看清“文学鲁迅”的“去脉”；但竹内好也给了我们又一个启示：他真实地感悟到了鲁迅自我生命路径上的一个关键的发酵期“沉默鲁迅”的独特价值。
鲁迅在留日期间写出数篇文言论文之后，自1909年回国到1918年《狂人日记》的“出世”，这段时间他大体上可以说处乎沉默，这是共识。关键是，此番“沉默”在鲁迅的生命历程中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很长时间里，几乎所有的鲁迅研究者都认可“沉默”就是“沉默而已”，隐含的意思至多也是鲁迅曾经消极、悲观、观望过，再或者基本上忽略之，可以说，唯有20世纪40年代的竹内好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天启，竟敢于这样宣称：
我的想像是，如果允许说得夸张一点儿的话，那么鲁迅在晚年已超越了死，或者说和死做了场游戏。他决意去死的时机，是在以前，剩下的事情只是收拾残骸而已。（第7页）
那么，所谓鲁迅“决意去死的时机”究竟是什么时候？纵观竹内的《鲁迅》，应该可以落实在此处吧：
最弄不懂的部分是他发表《狂人日记》以前在北京的生活，即林语堂称为第一个“蛰伏的时期”。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对鲁迅来说，这个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他还没开始文学生活。……我想像，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他此后的思想趋向，都是有迹可寻的，但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却只能认为是形成在这个时期的黑暗里。所谓黑暗，意思是我解释不了。（第45—46页）
这里，关键的是“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还是与“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紧密相关的。在接下来的文字里，竹内好继续他最关心的话题：“我把他叫做赎罪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而他获得罪的自觉的时机，似乎也只能认为是这个在他的生平传记里的不明了的时期。”（第46页）“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者的……我是站在把鲁迅称为赎罪文学的体系上发出自己的抗议的。”（第58页）至此，联系前文的论述，不难得出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当竹内好强调“沉默鲁迅”的意义时，他强调的其实是“沉默鲁迅”与他所谓“文学鲁迅”所共同触及的鲁迅自我生命历程中的“虚无境遇”、“虚无体味”。我以为，正是在这里，竹内好又一次悟得了真实。在我看来，鲁迅一生与虚无的交锋呈现出三种各个不同但又有内在联系的状态：留日时代积极昂扬的“虚无涉险”——沉默时期消极性的“虚无遭际”：亲历、深陷虚无之境——《狂人日记》之后的“反击虚无—自我锻冶”（1918—1925）、“超越虚无—自我救赎”（1925—1936）。{1}“竹内鲁迅”虽然未曾涉及留日时期鲁迅积极的“虚无涉险”；对于《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反击虚无—自我锻冶”，直至“超越虚无—自我救赎”的“心路—生存”历程也缺乏自觉的感悟和认知，话语间虽偶有天才式的深刻点击，但也是语焉不详、矛盾倍出；但唯独对于“沉默鲁迅”的“遭遇虚无”、“体味虚无”，乃至“自觉自悟于虚无”却有过正面、强势的强调，其功劳我以为是不可轻视的。
今天，在一定的哲学思维的启示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自我生命中的一处最为深刻的精神体验（无论是朝向中国现实社会的“‘无路—绝望’体验”，或是直指自我人生的“‘绝望—虚无’咀嚼”，还是放眼混沌国人的“‘蒙昧—虚无’透视”）都可以说是非常真实地发生在鲁迅的“沉默十年”之间的。“沉默鲁迅”与虚无的此番交锋，当然与他留日时期有过的诸多亲身经历、吸纳过的诸多精神资源大有关联，但毕竟也呈现出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新质：那就是从留日时期的尚有希望、尚有可为（《新生》虽则失败，但文章总还可以写、可以发表；也更不需要活生生地面对那场无爱、无性的婚姻）到归国之后的哑然沉默、无所作为：不仅深陷自我人生的无望、虚无之中，也身处周围人众的混沌、蒙昧、虚无之间。可以说，此中的鲁迅思虑深广，但却不得文字，其所思之深（其最深刻之处也正在于鲁迅不仅在透视生存世界、周围人众的虚无境况，同时也不得不正视自我的生存状况，返身向己——此之谓“回心”？——觉悟到自我生存的虚无不义）在他此间的日记里、在小说《怀旧》之中均可以见出，在日后（自1918年开始）的文字里也是可以返顾得到的。{1}鲁迅的生命轨迹有他富于内在逻辑、曲折丰富的生命起点、精神巅峰以及相对平稳、但也令人唏嘘感叹的实践时期，而“沉默鲁迅”（1909—1918）作为鲁迅自我生命路途中所遇最坚苦，所思也最艰难、最深刻的一段却因为其“沉默”而长时间里被绝大多数人所忽视。但竹内好不是这样，他早早地就强调了这一段，而且正是强调其中意味深厚、启示性很强的鲁迅自我生命与其自我生存虚无的“裸身交锋”，不能不说，这是一份惊人的发现。在他这样宣称之后，在他的书已经译成汉语之后的多年里，中国鲁迅研究界正视这个问题、这一思路的人也为数不多。2000年，吴晓东写出了《S会馆时期的鲁迅》（《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2001年前后，钱理群在北京大学主持的课堂上列出专讲：“十年沉默的鲁迅”，认为“这十年，却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2}他们对竹内好尤为关注“沉默鲁迅”的思路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而另一位可以说颇不认可竹内好如此思路的则是高远东，他直截了当的结论是：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小说的媒介之一，也是鲁迅文学骨骼成长史的重要一环。在与古今中外思想文学的学习和超越中，在对自己民族和个人生命的自觉和反省中，鲁迅的文学骨骼慢慢长成了。这一过程虽然有波折起伏，有挫折创伤，不乏戏剧性，但它确实与竹内好笔下绍兴会馆那个神秘诡异的玄渺意境关系不大。③
我以为，止乎“接棒”竹内好关于“沉默鲁迅”的解读当然是不够的，而断言“鲁迅的文学”与“绍兴会馆那个神秘诡异的玄渺意境关系不大”，恐怕也会留下未曾实现“相互理解”的遗憾吧？鲁迅的文学连接着鲁迅的生命，而鲁迅的生命里的确是有他极其关键的一步，是存在于、并反复地酝酿于他的“沉默十年”之中的。
接下来，我打算清理“竹内鲁迅”在此处的议题上所留下的遗憾。
首先，我想径直、简单地指出的是，在精神实质上，竹内好的《鲁迅》对于“留日鲁迅”其实是无所关注的，诚然，他说到了鲁迅留日期间的诸多生活化事件，但却恰恰缺失了对鲁迅精神生命中最初的、最精深的“独立构成元素”的关注。这里暂不涉及竹内好如此这般的原因，仅从事实上看，竹内好对“留日鲁迅”的数篇文言论文、《域外小说集》没有多少关注，这使得他的“鲁迅论”注定了没有整体感——明显地缺少了开端啊！诚然“沉默鲁迅”所遇坚苦、所思深刻，但是“沉默鲁迅”对其所遇（包括其自我人生的遭际以及他自身所不得不面对的环境律例）的自悟自省之所以独具深度、浓度，难道不是与他当时所拥有的主体精神深度、浓度息息相关的么？而“沉默鲁迅”的主体精神世界显然不能够局限于沉默之际的鲁迅精神状态，而是必然地联系着他之前的精神生命积淀的。我以为，竹内好并不怎么明晰地指认到的“沉默鲁迅”的意义（如前所述，可明晰化为鲁迅亲身遭遇虚无、体味虚无的意义指向），其实是在“留日鲁迅”的精神积淀中以一种想象性的方式呈现过的。尤为警惕“竹内鲁迅”的“陷阱性”的高远东就指出过《域外小说集》之于鲁迅的“原点”性意义。透过《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的翻译选择，高远东指出了这一事实：“留日鲁迅”其实更受“表现现代人内面生活本质的‘神秘幽深’之作”的吸引。{1}而在我看来，沿着这一事实指认有心者完全可以悟到：至少，“神秘幽深”的具体指向之一是足以通达到“留日鲁迅”与“虚无境遇”的想象性相遇的。这里没有篇幅对此进行具体的论证，但是，笔者曾经以“留日鲁迅”的文言文本为对象论证过类似的议题。{2}而对于这一与“沉默鲁迅”的生命机密内有联系的深度精神密码，“竹内鲁迅”恰恰令人遗憾地失察了。
其次，我想说明的是，在竹内好那里，鲁迅最根本的“生命—文化”特质“战士人格”的生成道路也是并不明晰的。
诚然，竹内好反反复复地陈述过鲁迅的积极、强韧和独立不依，但这不过是他对鲁迅的一个方面的直观，竹内好并未能实现对这一直观的切实论证。也就是说，对于竹内好本人其实最想说清楚的问题：“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强烈的生活者”、“彻头彻尾的启蒙主义者”、“近代中国的最大的启蒙家”的鲁迅究竟是如何生成的，他并未能够在他自己的话语逻辑间明晰地予以完成。恰恰相反，竹内好完全不以为意、不自觉地展露着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和不明。竹内好的《鲁迅》模糊、玄妙地走完了这样一个陈述过程：“文学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如前文所述，这过程可换言之曰：深味虚无境遇的“文学鲁迅”无限地生成了一个“强韧的战斗者”鲁迅、“启蒙者”鲁迅；而生成的关键时机是鲁迅的“沉默”之时。对于这一过程，竹内好所艰难展示的，基本上是基于现象层面的直观性并置，远没有深层次地体悟到数种状态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他重点关注的更是“深味虚无”的“文学鲁迅”及其特定时机。于此，竹内好在他大体上说得过去的陈述中留下的问题是——他对于鲁迅的上述直观性陈述并没有得到他自身建基于鲁迅文本解读上的确认，而是相反，竹内好自己对鲁迅文本的解读甚至完全悖逆了他极为认可的作为“顽韧的战斗者”、启蒙者的“鲁迅生成过程”。
和李长之相反，我看重这两篇作品（指《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笔者）。不论作为作品他们是怎样的不成熟，不及《孔乙己》系统的浑然一体，甚至比不上《药》也未可知……他在这里所力图创造的人格，的确是值得称之为创造的。然而，这个系统只有近似习作的两篇而此后不再，其人格结果并未通过作品行为被创造出来。（第87页）
应该首先承认，竹内好在这里触到的真实：《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这两部小说的确隐隐约约地意欲呈现出某种为鲁迅自身所期待的“战士人格”。尽管竹内好十分武断地把这两部小说与鲁迅的一系列同类小说（《狂人日记》、《祝福》、《长明灯》等等）进行了割裂，发现的仅仅是部分的真实。尤其是，他断言小说力图创造的“人格结果并未通过作品行为创造出来”，更呈现出一种面对颇富有机性的“鲁迅作品世界”尚缺乏一种整体性观察视野的解读状态。的确，鲁迅力图创造的某种“人格”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之中未能清晰、断然地出场，但是，这一“人格”在鲁迅日后写成的作品中是否清晰、断然地出场了呢？竹内好似乎不这样提问题。他继续说：
同样一种东西，使小说归于败笔，却在这里成就了诗。或者说，在使诗成功的过程中，使诗获得了成立。而且，当按照年代顺序考虑到他紧接着又展开了独特的“杂文”形式时，至少在表现形式上，把《野草》看作了一座过渡的桥梁不是也没错吗？（第93页）
令人吃惊的是，竹内好对鲁迅文体的某种根本性转换路径：小说——《野草》——杂文，也有着极富洞察力的敏锐把握，尤为可贵地指出了《野草》作为鲁迅文体的过渡性特点，尽管他并没有说出其中的所以然。
它们（指《野草》中的部分作品——笔者）所传递的鲁迅，比起传记和小说来远为逼真。描写得仿佛可以使人看到鲁迅作为文学者形成的过程，或者相反地散发出去的经过。它们虽然包含各种倾向，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却突升到一个统一的方向上去。（第98页）
就像一块磁石，集约性地指向一点。这是什么呢？靠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勉强而言的话，那么便只能说是“无”。……
打个比方说，如果把《野草》明示出来的内容塑造成人物形象的话，那么我想像，与之最近似的恐怕要表现为鲁迅想创造而又没创造成的“孤独者”的人格；或者反过来，认为“孤独者”的母胎就在其中也是可以的。但这终归是比喻，实际上，哪怕是想要近似地表现它也是办不到的。如果硬要表现的话，那么除了以生命的残骸来代替生命别无他法。（第99页）
紧接着，竹内好抄引了《墓碣文》全文，而后，就说：
很显然，这是没被创造出来的“超人”的遗骸，如果说得夸张一些，那么便是鲁迅的自画像。（第100页）
以上数段中，竹内好的陈述既极其深刻，又充满了悖论。显然，联系前文，不难意识到竹内好意义上的“文学鲁迅”（“体味—反击”虚无的鲁迅）是在《野草》中更集中、更显然地存在的。这是其一。其二，面对其实极富内在逻辑的《野草》，竹内好仍然错失良机未能把握到《野草》的整体结构与功能。一方面，他惊人地悟到了《野草》之中运行着一种鲁迅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之中“想创造而又未曾创造成的‘孤独者’的人格”。另一方面，竹内好考察《野草》的目光似乎是在《墓碣文》那里止住了{1}，并且令人遗憾地得出了并不适当的结论：《野草》最终未能创造出鲁迅试图创造的某种“孤独者人格”或是“超人”形象。在我看来，这是“竹内鲁迅”的最大误区——他完全没有看到《这样的战士》在《野草》中的归宿性、总结性地位。《野草》之中，《这样的战士》宣示了鲁迅自归国沉默以来“遭遇虚无—体味虚无”，直至“反击虚无”所取得的精神硕果：那位直入“无物之阵”，反复举起“投枪”的战士，无论是作为一种独立人格，还是作为一种基本临世方式、生存方式，都是鲁迅在“反击虚无”的自觉自悟之中作出的勇毅抉择，都是一种完全、断然地“出世”了的“鲁迅人格”或者说“鲁迅的自画像”，而并非什么“没被创造出来的‘超人’的遗骸”。是否正是由于竹内好对鲁迅作品的这种关键性误读使得他的“鲁迅解读”在关注了“沉默鲁迅”的时间界定之后，就再也没有获得对于鲁迅生命流变的时间意识了？面对他的那个最终结论：“无使有成为可能，但在有当中，无自身也成为可能。这就是源初的混沌，是孕育出把‘永远的革命者’藏在影子里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是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第142页）在竹内好的《鲁迅》中，我们却没有办法清晰地看到在沉默之际遭遇（虚）“无”、体味（虚）“无”的“文学鲁迅”究竟是在何种空间、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酝酿、实施了对于（虚）“无”的“反击—超越”，直至能够“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当鲁迅最内在的生命流变行迹被取消了其应有的、更完整的时空刻度之后，摆在人们眼前的“竹内鲁迅”不能不是浑沌难明、矛盾悖论的。
文坛无战士，可孙文却是战士。那么，孙文所象征的是什么呢？所谓“永远的革命”又是什么呢？对我来说，这些都是难以解开的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和他没创造成的“孤独者”以及用来做注释的《野草》有关，而这想像也大抵不会是不着边际的。（第115页）
这之后，竹内好又在大量地征引鲁迅各个时期的文本之后，发问了：
我说过，鲁迅在孙文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而又在“永远的革命者”那里看到了他自己。但我的目的是从鲁迅那里找出我在这份研究笔记里作为主题来处理的那些疑问——即所谓“永远的革命者”是什么？和鲁迅具有怎样的关系？鲁迅通过这种关系表现了什么？使其能够表现出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果换句话说，那么就是鲁迅作为文学者，他的自我形成意味着什么？——是怎样表现出来的。（第126页）
而他自己的总结是“这是他时隔多年又一次重复了在梁启超身上所做的自我破却，不是间接地说明了他自己在黑暗中是如何形成的吗？若进而言之，那么鲁迅在孙文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不就是他借助‘永远的革命者’而使自己站在了和孙文同一的对立关系中吗？……是否可以这样说呢？在危机的状态下，他一方面以死的决心来不断生成自己，而另一方面又把这一矛盾最终一直带到了自然的死”（第126页）。可以清晰地看到，竹内好一方面继续言说着鲁迅“那没创造成”的“孤独者”人格，一方面又真切地意识到鲁迅自我生命的生生不息与“永远的革命者”（也正是所谓“战士”人格）之间的血肉关联。此中的矛盾，以及此间无法厘定的时空刻度真实地构筑了“竹内鲁迅”的难以辨认。
五
原型性意义之二：“启蒙鲁迅”——屹立、作为于悲苦人间的“思想—实践”性鲁迅
竹内好对于他所谓“文学鲁迅”不止深挖、穷追不舍，而对于同样是他自己惯称的，并且反复使用的“启蒙者鲁迅”则兴趣不大。他不止一次表示“启蒙者鲁迅是既知的”，那意思是：启蒙者鲁迅是清楚浮现的，是人们都看得见的，不需要怎样去参悟。所以，他的《鲁迅》一俟把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言说得差不多了，一俟把“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之类的话题言说得差不多了，就预备收笔。竹内《鲁迅》的最后文字《结束语——启蒙者鲁迅》译成中文仅两页多一点点。不得不承认，“竹内鲁迅”诚然依据他自身的逻辑看到了鲁迅世界的原型性构成，但是，他本人对于鲁迅身心中的两种原型性构成因素的态度却是很不一样的，给予的关注度也迥然有别，这应该跟他的思维取向有关，跟他自己的问题偏好有关。因此，本文能够给予竹内逻辑上的“启蒙鲁迅”的探讨也只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一些富有意味的讨论还是可以稍作展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说，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意味精深，却不乏晦涩莫明之处的话，那么，他的“启蒙鲁迅”则往往止乎点到，几乎是仅有一指方向而欠缺具体状貌的——与此相关，在这个地带上，做出比竹内好更出色的学术业绩的后来者也是比较多的。
我们能够首先见出竹内“启蒙鲁迅”积极有为的“战士人格”。
即使在竹内好的逻辑内，“启蒙鲁迅”、“文学鲁迅”也本是一个浑然整体中的两种相对独立的构成素，如前所述，竹内好的此种区别，凸现的意义之一就是，在一个相当超前的时刻，他以“文学鲁迅”为关键词根连、挖掘了鲁迅自我生命内部足够精深的某种机密。如果说，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指涉着“鲁迅之为鲁迅”的“心因”，那么，他所谓的“启蒙鲁迅”则大致呈现着“鲁迅之为鲁迅”的“外象”。当然，此“心因”与“外象”本是共存于“一体”之中的，它们之间首先就会存在一个毗邻区或者共栖地。对于“启蒙鲁迅”而言，他与“文学鲁迅”的“毗邻”区在于“启蒙鲁迅”也同样会呈现出一种积极有为、勇毅抗战的人生状态。正如笔者在关于竹内好“文学鲁迅”的第二种义项中所指出的，“文学鲁迅”能够意味鲁迅“反击—超越”虚无的“孕育—崛起”机能，与此紧密相联，实质上正是经此“孕育”而“崛起”的“启蒙鲁迅”就必定首先显示为一个积极决绝、顽韧不屈的鲁迅像。反复阅读之下，竹内好晦涩难懂的《鲁迅》给笔者留下的深刻印象慢慢地浓缩为三处：一、其全书孜孜以求的是要“揭示鲁迅生命”的某种内在“秘密”（参阅第10-11页）；二、正是对这一内在秘密的穷追不舍让竹内好来到了“沉默鲁迅”的面前，并且极为正视其隐含的意味，同时也导致了竹内好对鲁迅作品的一系列不乏意味的误读；三、全书之中，竹内好不断地惊异于鲁迅生命的“顽强”、“强韧”、“激烈”、“强烈”、“彻底”，等等，真实的是，他要追问和解释的“秘密”正是——“在鲁迅那里”，这一切“为什么会成为可能呢”（参阅第11页）？前二处更直接地联系着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第三处就是笔者所谓的竹内“文学鲁迅”与“启蒙鲁迅”的共栖之地。这块共栖地，从竹内“文学鲁迅”的角度上看，它呼唤人们去探寻顽韧、强劲之鲁迅得以生成的生命深根、生命机密，从“启蒙鲁迅”的角度上看，它似乎仅仅是直截了当地呈示鲁迅那令人无法漠视“毅然决然”、“横刀立马”的“战士人格”。对于鲁迅的这一“战士人格”，鲁迅研究者都不会感到陌生的吧，借竹内好的话就是这一“启蒙者鲁迅是既知的”，而人们往往陌生、忽略的（也是竹内好借“文学鲁迅”的思路意欲弄清楚的）是：为什么唯有鲁迅能够这样，其他人则并不如此呢？
其次，能够看到竹内意义上的“启蒙鲁迅”也正是一个执著于改造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社会的“思想—实践”者。
虽然竹内在其《鲁迅》一书中没有给予他所谓“启蒙者”鲁迅更多的关注，但是，在他的语义里，“启蒙者”鲁迅之于鲁迅世界的重要性却又是被其所孜孜强调的。
恐怕连鲁迅自己也没意识到，启蒙者和文学者，这两者在他那里一直互不和谐，却又彼此无伤。（第14页）
鲁迅在死的同时成为民族英雄……但在这七年里，却没有一部像样的关于鲁迅的传记。……和文学方面相比，是否更为政治方面所利用？而且和我所理解的鲁迅精神是否有着遥远的距离？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鲁迅，是个彻头彻尾的启蒙主义者。我认为，能有像鲁迅这样的启蒙者，足以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骄傲。（第16页）
为什么说是好懂呢？根据在于他处理事实的态度不同。……他不再为自己现在所背负的“影子”所烦恼。事实就是事实，所以处理事实的启蒙者鲁迅，就只是一个纯粹的启蒙者鲁迅。他由父亲的病和在南京所受到的新学的影响而立志医学，以救助国民；又由于知道了精神比肉体的重要，便弃医从文。（第54—55页）
在本质上，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第58页）
这封致许广平的信写于民国十四年，与《战士和苍蝇》同年。“改造国民性”的提法可以直接解释为永远革命，……“改造国民性”并不直接是他的文学，而是“不用之用”把自己破却在那里的影子，这也是无需再重复的。（第136—137页）
可以说，他是在一边和死较量一边持续着生的。这使他在某一时刻超越了死，成了民众的英雄。（第135页）
他的批评态度，最清晰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史研究，一是他晚年所致力的对版画家的培养。后者与文学不同，最能体现出鲁迅启蒙者的一面。（第78页）
鲁迅是文学者。首先是个文学者。他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正因为他是文学者……他是教育者，宗教者，亦是因此之故。（第108页）
细读之下，不难见出，在竹内的逻辑内，“启蒙鲁迅”是紧紧联系着作为“民族英雄”的“表象”鲁迅的。这位“民族英雄”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实践性，爱国，有志于“救助国民”（从肉体而至精神），“改造国民性”，“永远革命”，致力于帮助青年（集中表现为帮助投身于文学、艺术的年青人），有强烈的救世意志。在竹内好看来，这位“民族英雄”的“文学”在一般人眼里也正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的，但在竹内好眼里，真正的“文学鲁迅”却与此并没有本质性的深层联系，恰恰相反，为“改造国民性”，“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创作者鲁迅与做学问，作为教育者，甚至作为宗教者的鲁迅更为类似，而仅仅与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有所联系，绝不能意味“文学鲁迅”的精深内蕴，因而只能归属于他所谓“启蒙鲁迅”的意义与作为之中。
我尽力在《鲁迅》一书中找寻竹内好涉及他其实并不轻视的“启蒙鲁迅”的文本，但所得实在无几，上面的几处引文就占了一多半。是否竹内好逻辑上的“启蒙鲁迅”真的因“既见”而不值得关注？的确，在竹内好的《鲁迅》一书中，他无暇或者说他无意更多地关注“启蒙鲁迅”，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其他人也会如此。至少，在日本，最典型的反例就是“丸山鲁迅”的有力出现，从关心的问题到论证的方法，“丸山鲁迅”都与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相去甚远，或者说，“丸山鲁迅”全力凸现的正是竹内好基本上点到即止的“启蒙鲁迅”的某些极为重要的方面。不妨再审视竹内好的下述文本：
我在序章中假称的文学者鲁迅和启蒙者鲁迅的对立，或者是和回心之轴相关的政治与文学的对立，便是这奇妙的纠结的核心。（第109页）
“文章不用之用”的提法，看上去很有老庄的味道，但和接下来的期待自己的国家也能出现“精神界之战士”的内容结合起来读，那么就不会怀疑，他并没安居于老庄，而是处在由老庄而走向孔墨的途中，即处在我所说的政治与文学的交锋之地。（第136页）
只有相信“永远革命”的人，只有“永远的革命者”，才能不把革命的普及看作革命的成功，而看作革命的堕落，加以破却。
……这就是所谓原初的混沌，是孕育出把“永远的革命者”藏在影子里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是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第142页）
熟悉“丸山鲁迅”的人们知道，“丸山鲁迅”正面关注的正是鲁迅生命中最富政治意义、实践意义的内涵，涉及的关键词正是竹内好在上述文本中往往点到即止的“革命”、“革命人”、“政治”、“文学与革命”、“政治与文学”等等，其严格实证的研究方法，丰富、精深的研究成果已是鲁迅研究界里程碑式的成果。有意思的是，丸山升先生在其《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一著中有过这样的表示：“竹内好氏将他第一本专著《鲁迅》的中心思想概括为立于‘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发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处’，如果套用他的说法，可以说我的立场是探寻‘将革命作为终极课题而生活的鲁迅（倘若从他后来的话语中寻找形容这样的鲁迅的最合适的词，我想应该是‘革命人’吧）生发出文学者鲁迅的这一无限运动。”{1}丸山前辈的研究立场颇有点自觉自为地与竹内前辈针锋相对之意，这当然没有问题，而且是令人佩服的。我想指出的是，正是在竹内好论述极其不足的地方，丸山先生自觉厘定了自己的研究基点，并且做出了丰硕的成果。对此，不得不承认，所谓“竹内鲁迅”的原型性意义看来是一种结构失衡、令人遗憾的存在——竹内好对他自身逻辑内的“文学鲁迅”深有论说，他那止乎点到的“启蒙鲁迅”则只能有待其他学者的多方论证、阐释了。无疑，“丸山鲁迅”非常有力地实现了这样一种“学术期待”，令人鼓舞。此外，我只能简单提及的是（眼下没有能力多说），在日本，伊藤虎丸的部分研究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充实着竹内意义上的“启蒙鲁迅”的形象。
我想以竹内好对于“启蒙鲁迅”不多的，但是又异常肯定的“竹内式文字”{2}来结束此文：
作为表象的鲁迅，始终是一个启蒙者。首先是个启蒙者，而且是个优秀的启蒙者。正像人们把孙文叫作革命之父一样，鲁迅是现代中国国民文化之母。他留下的足迹是巨大的。……作为表象的鲁迅，只是个彻头彻尾的启蒙者，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第143页）
我不是无视作为伟大启蒙者的鲁迅。不仅不是无视，甚至深感尊敬。我想，有些东西不是我所能评价到位的。……因为那庞大的重量感使我不可能把它们一一道来；是因为我惧怕千言万语也对它们汲取不尽。所以，我只把我的努力集中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力图以我自己的语言，去为他那惟一的时机，去为在这时机当中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原理，去为使启蒙者鲁迅在现在的意义上得以成立的某种本源的东西，做一个造型。对我来说，启蒙者鲁迅是既知的。我以既知为线索，总算抵达了我所确信的终极之场。如果我的计划按照事先的预想获得了成功，那么也就无须我再说什么，启蒙者鲁迅会自己从那个终极之场跃然而出，神采奕奕地出现在读者面前。（第143—144页）
【责任编辑 孟庆澍】
作者简介：彭小燕，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关键词：竹内好；文学鲁迅；启蒙鲁迅；虚无境遇；战士人格
一
“原型意义”大致是“基础性意义”、“基本意义构成”的意思。在某种意义上，“竹内鲁迅”就像一个不乏混沌、模糊的“生长源”，虽则混沌、模糊。却毕竟具有可生长的基础性能量；虽则具有可生长的基础性能量，但也难掩其混沌、模糊的魅惑色彩。
先看竹内好自己的话：
这个混沌，把一个中心形象从中浮托上来，这就是启蒙者鲁迅，和纯真得近似于孩子的相信文学的鲁迅。这是个矛盾的统一，二律背反，同时存在。我把这看作他的本质。正像他那不仅不宽恕自己，也不宽恕别人的激烈现实生活，如果不与他对绝对静止的希求结合起来考虑就将难以理解一样，我愿意认为，这位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者，有着一颗和他形影相伴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朴素之心。恐怕连鲁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启蒙者和文学者，这两者在他那里一直互不和谐，却又彼此无伤。{1}
这里的“启蒙者和文学者”能够提示我们什么呢？不妨接着看下面的评论：
事实上，“竹内鲁迅”这笔遗产在竹内好的日本继承者那里早有好的表现，竹内好的一些问题早已得到有效的修正。比如，丸山昇的鲁迅研究以历史主义的方法纠正了“竹内鲁迅”过于强烈的玄学性格，还原了鲁迅“革命人”的一面，就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有着较竹内好更切近历史实际的理解；伊藤虎丸则执着于竹内好近代批判的思维，将其玄学主题历史化，他对鲁迅留日时期思想的形成跟当时日本流行的西欧思想和文学之关系的探讨，所谓“原鲁迅”命题的提出，都可以纠正竹内好玄学主义的想当然，即使是关于“罪的自觉”的探讨，似乎也因其基督教信仰更具亲切感和可信性；木山英雄则立足知识者个人阅读的立场，进入鲁迅思想和作品的深处，探讨鲁迅之为鲁迅的那些元素、方法、逻辑、风格，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深有了悟，别有会心，可谓发掘鲁迅文学价值方面的竹内好的最佳继承者，其感性、知性、理性并用的方法，有力地消除了“竹内鲁迅”的神秘性，在竹内好开创的鲁迅研究格局中把鲁迅研究带入了另一种胜境。{1}
虽然，这段文字的本意是要指出“竹内鲁迅”的诸多有限以及后来者的相关业绩，所悟甚深。但若将其与竹内好的《鲁迅》结合起来思考，问题的另一面也较为清晰地、部分地呈现出来，不妨大胆设定而后去小心求证好了：早在20世纪40年代“竹内鲁迅”指涉到的诸多“命题”，至少存在两个颇为重大的“分命题”。其一，“文学者”鲁迅，跟“罪的自觉”、“无”、“黑暗”以及“沉默”有关的，宗教的、殉教的、救赎的、自觉的、正觉的，无法说明的，使鲁迅成为鲁迅的“鲁迅”；其二，“启蒙者”鲁迅，近乎历史主题中的鲁迅，启蒙的、政治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的、革命的、实践的，甚至学者的鲁迅……。如果暂且承认这一设定的话，就日本鲁迅研究界而言，于其一，人们不仅可以在伊藤虎丸的研究中部分地看到，更能在木山英雄关于《野草》的长篇讨论中戚戚然地体察到——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远东断言木山英雄“可谓发掘鲁迅文学价值方面的竹内好的最佳继承者”；于其二，人们不仅可以在“丸山鲁迅”中更丰富、更具体、更清晰地看到，也能在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中相当丰富地见出。果真如此，“竹内鲁迅”就像一棵硕大的树干一样在半个多世纪里枝叶繁茂地分枝开杈起来。引人注目的是，就上述两个“分命题”而言，对它们的持续考察都诞生了不止一支的学术“巨木”。沿此逻辑，用一种显得学理化的表述方式的话，我想说，“竹内鲁迅”似乎确有某种原型性的、寓言式的意义。当然，“竹内鲁迅”也远不是没有问题，毋宁说，“竹内鲁迅”在其指涉的两个重大“分命题”处都留下了有待澄清、大可以再度阐释的空间。
简言之，“竹内鲁迅”的原型性内涵，是由“文学者”鲁迅与“启蒙者”鲁迅共同构建的。
原型性意义之一：“文学鲁迅”——深陷、直至崛起于“虚无境遇”的鲁迅自我生命机密
竹内好的《鲁迅》存在一个“注意力”异常集中的言说对象：“文学的鲁迅”或曰“鲁迅的文学”。竹内逻辑内的“文学鲁迅”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作了文学作品的鲁迅，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鲁迅文学作品的泛指，他的“文学鲁迅”根深蒂固地联系着鲁迅自我生命内部的某种生长机密，是一个“深隐难见的鲁迅”。换句话说，竹内好其实是要借“文学鲁迅”这类语汇及其相关思路试图弄清楚鲁迅自我生命内在的某种精神机密的。他是否真的弄清楚了，可以另论，但他试图这样做的意图却非常明显。
在竹内好的感悟里，鲁迅首先显现为一个“顽强地恪守着自己”的人（第3页）。
鲁迅度过的十八年文坛生活，就时间而言并不算长，但对中国文学来说，却是近代文学的全史……每个时期都有一大批先觉者在混沌的内部斗争之后纷纷落伍。……从“文学革命”之前一直存活到最后的，只剩下鲁迅一个人。鲁迅的死，不是历史人物的死，而是现役文学者的死。……这两种情形（指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恶战苦斗”和与“文艺家协会”的“针锋相对”——笔者），都在外观上呈现为他要在文学的政治主义偏向中恪守文学的纯粹。但另一方面，他……又显示了对有闲文学进行激烈讨伐的战斗者姿态。于是，鲁迅的崇拜者在他身上看到了中庸，鲁迅的论敌在他身上看到了机会主义，极端的赞美和极端的嘲骂便由此而生。然而不论是谁，都没有以此来揭示鲁迅生命的秘密。（第10-11页）
那么，所谓“鲁迅生命的秘密”究竟会是什么呢？竹内好继续发问：
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者能在有生之年贯穿其全史（指中国的近、现代文学史——笔者），一般是很难想像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然而鲁迅却实现了这个近乎不可能的难题。在鲁迅那里，这为什么会成为可能呢？（第11页）
在现实世界里，他强韧的战斗生活，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这一侧面是解释不了的。（第12页）
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鲁迅文学的严峻打动了我。……现在我越发觉得鲁迅的严峻并非简单的严峻。我想知道这种严峻是怎么来的。我想拿我自身来比较，并想学他是怎样才成为文学者的。（第39页）
不难看到，竹内好对于“文学者鲁迅”的“别有情意”。在他看来，“文学鲁迅”那里似乎深藏着“鲁迅之为鲁迅”的“生命的秘密”，他并断言这秘密是“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那里解释不了的。这真足以令人困惑。我感到，要理解“竹内鲁迅”，需要首先弄明白竹内好所谓的“文学鲁迅”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他有时候的表达是相当明确的：
但我眼下的目标，却不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而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我是站在要把鲁迅的文学放在某种本源的自觉之上这一立场上的。……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要把鲁迅的文学置于近似于宗教的原罪意识之上。……“宗教的”这个词很暧昧，我要说的意思是，鲁迅在他的性格气质上所把握到的东西，是非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但他把握的方式却是宗教的。……他的表达方式却是殉教者式的。……他是作为一个文学者以殉教的方式去活着的。我想像，在活着的过程中某一个时机里，他想到了因为人得要生存，所以人才得死。这是文学的正觉，而非宗教的谛念，但苦难的激情走到这一步的表现方式，却是宗教的。也就是说，是无法被说明的。正如前面所说，我对鲁迅是否把死看作终极的行为类型是有疑问的。他喜欢使用的“挣扎”这个词所表现的强烈而凄怆的活法，如果从中抛开自由意志的死，我是很难理解的。（第8—9页）
道路无限，他不过是走在这无限之路上的一个过客。然而这个过客却不知在什么时候把无限幻化为自己一身之上极小的点，并以此使自身成为无限。他不断地从自我生成之深处喷涌而出，喷涌而出的他却总是他。就是说，这是本源性的他。我是把这个他叫作文学者的。（第108页）
在他，是有着一种除了称为文学者以外无可称呼的根本态度的。他似乎连小说都抛弃了。他的痛苦之深，以至于深到无法把对象世界构筑到小说和批评当中。（第108页）
这说得其实很清楚啊，竹内好逻辑内的“文学鲁迅”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者鲁迅，毋宁说，它其实指向了某一独特、精深的意义领域，有着竹内式语汇的特别内涵，关乎人的某种本源性、根本性的生存态度，{1}而这种态度又涉及颇为彻底的否定意志、关乎自我内心的痛苦：“宗教的原罪意识”、“自由意志的死”、“挣扎”、“抛弃”，等等；但是，又涉及一系列俨然正面、积极的语汇：“某种本源的自觉”、“以殉教的方式去活着”、“文学的正觉”、“本源性的他”，等等。能够看到，竹内逻辑内的“文学鲁迅”其实联系着鲁迅生命历程中最幽昧不明、又最为切身、最为本己的内在领地。而从文本的角度上看，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恐怕最紧密、最内在、最纯粹地联系着《野草》和《彷徨》中的部分文本，{1}而竹内好正是把意味精深、复杂，话语往往玄妙的《野草》作为其“解释鲁迅的”最“恰当”的“参考资料”的。（第93页）
我以为，竹内好写作《鲁迅》的动力其实紧紧地萦系在他所谓的“文学鲁迅”之中，而在他对“文学鲁迅”迂回包抄式的讨论中，竹内好的确（或许是不自觉地）触及到了在现代生命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那里被感知、被认识、被阐释得异常清楚的关键话题。当然，竹内好使用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哲学词汇——毋宁说，他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东西、明晰的哲学逻辑内的话语来表达他所领悟到的，或者，当年就连他的领悟本身也的确还处在一片混沌之中。尽管如此，竹内好逻辑内的“文学鲁迅”颇富启示，他言说的有限性往往是与他的启发意义同时在场的。对此，不妨分三个方面细说。
二
“文学鲁迅”与鲁迅的“虚无体味”
竹内好不乏艰难地用他那套晦涩难懂，但其实又稀松平常的话语（至少，既不是哲学行话，也不是什么专门的文学术语）言说了“文学鲁迅”精深的意义。我试着把他的相关话语排列如下：
对传记的兴趣也不是他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而是他从什么时候获得了这样一个时机——一个他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时机，一个他获得了文学自觉的时机，换句话说，一个他获得了死的自觉的时机——的问题。（第40页）
这说得也很清楚，鲁迅的“文学自觉”（这正是他所谓“文学者鲁迅”的核心意味所在）是与某种“死的自觉”具有同一的意义指向的。关键是，什么是“死的自觉”呢？这问题到了今天，已经有现成的哲学思路、哲学话语可以应对（比如“向死而生”，比如海德格尔哲学关于“死亡”意义的深刻讨论，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生命中的“死亡—虚无”体验以及他那惊世骇俗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所启示的思路，等等）。但是，不必心急，先把竹内好当年的相关言论细看一番再说不迟。
读他的文章，肯定会碰到影子般的东西。这影子总在同一个地方。虽然影子本身并不存在，但光在那里产生，也消失在那里，因此也就有那么一点黑暗通过这产生与消失暗示着它的存在。倘若漫不经心，一读而过，注意不到也便罢了，然而一旦发现，就会难以忘怀。就像骷髅舞动在华丽的舞场，到了最后骷髅会比其他一切更被认作是实体。鲁迅就背负这样一个影子，度过了他的一生。我把他叫做赎罪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而他获得罪的自觉的时机，似乎也只能认为是这个在他的生平传记里的不明了的时期。（第46页）
那种被称作“悲哀”和“寂寞”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孤独的自觉，是通过什么在他身上实现的呢？他是如何形成思想的呢？……鲁迅对自己的回心之轴，没有做出言语上的说明。……鲁迅获得的自觉是什么呢？如果勉强可以用我的话来表述的话，那么我认为就是通过与政治的对决而获得的文学的自觉。（第52-53页）
如果再附加一句的话，那么鲁迅使这段文章包含了象征意义，即医学代表着实学、维新、光复这些当时的风潮，而文学则命运般地连接着他的发现孤独之路。（第55页）
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第58页）
鲁迅是在终极的意义上形成了他的文学自觉的。（第58页）
很清晰地，我们看到，竹内的“文学鲁迅”同时与“一个影子”、“赎罪的文学”、“罪的自觉”、“回心之轴”这些话语的意义指向有着内在关联，而关键是“一个影子”、“赎罪的文学”、“罪的自觉”、“回心之轴”以及上文中的“死的自觉”究竟具有一种什么意义——这意义应该是可“通约”的，也就是大家一看就都明白的，而不是像竹内好这样：可以用很多内在意义并不明朗的语词、句子反反复复地去言说。但这就是竹内《鲁迅》奇怪的行文：几近“独语”，顽固地把一个个读者排斥在清晰意义的把捉之外。但是，如果读者自身持有某种现代哲学思维的敏感，也还是可以越过竹内好不乏生硬的“话语藩篱”直抵其背后的隐秘中轴。可以看到，在竹内好关于“文学鲁迅”的一系列“混沌”语汇中，也有渐渐明朗起来的某个瞬间。上文“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这个“无”离存在主义哲学思潮中的核心词汇“虚无”就很近{1}，二者在意义上是否可以“通约”——也就是其实质意义是否是同一的呢？我感觉，这种可能性很大。不妨继续看竹内好自己的说法：
我以为，鲁迅受梁启超的影响，后来又摆脱它，不是应该解释为他在梁启超身上破却了自己的影子，涤荡了自己吗？……鲁迅是否和由于怀疑文学的功用而成为文学者的二叶亭有着更为深刻的本质上的类似呢？（第69-70页）
从根本上来说，鲁迅是个文学者。没有谁更能像鲁迅那样让我来痛切地思考文学者这个词的意义。在鲁迅身上我认识到，为成为文学者总要丢掉什么。（第81页）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是言语。然而，就说明了鲁迅文学这一点而言，它却具有着言语以上的内涵。作为言语，是象征性的言语，可以称作态度或行为。我所思考的鲁迅的回心，如果表述为言语的话，似乎也只能是这么种东西。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人可以说明“绝望”和“希望”，却无法说明获得了自觉的人。因为这是一种态度的缘故。（第79页）
如果绝望也是虚妄，那么人该做什么才好呢？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于是，文学者鲁迅在现时性的意义上诞生了。（第107页）
鲁迅是文学者。而且是第一义的文学者。这就是说，他的文学不靠其他东西来支撑，一直不松懈地走在一条摆脱一切规范、摆脱过去的权威的道路上，从而否定地形成了他自身。……鲁迅的文学，是质询文学本源的文学，所以，人总是大于作品。（第146页）
它们（指《野草》中的诸篇——笔者）所传递的鲁迅，比起传记和小说来远为逼真。描写得仿佛可以使人看到鲁迅作为文学者形成的过程，或者是相反地散发出去的经过。它们虽然包含着各种倾向，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却突升到一个统一的方向上去。小说里所呈现的两个中心，在这里最大限度地获得了接近，从中会使人感受到全体作品仿佛是浑然一体的。如果换句话说，那么就是这里的所有运动都是朝着一个中心的运动。……就像一块磁石，集约性地指向一点。这是什么呢？靠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勉强而言的话，那么便只能说是“无”。（第98-99页）
能够看到，在竹内好的思路、语汇中，在与他所谓“文学者”鲁迅紧密联系的地方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极强的否定性意义的词：“破却”、“涤荡”、“怀疑”、“丢掉”、“绝望”、“虚妄”、“摆脱一切规范、摆脱过去的权威”、“否定地形成了他自身”、“无”。并且，在他关于《野草》的仍然难免令人困惑的言论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他对于“无”的指认，进而人们能够看到，他的笔下也出现了颇为朴素、易于辨识的解释性话语：“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摆脱一切规范、摆脱过去的权威”。连贯起来看，可以大致知道，竹内好笔下的否定性语汇究竟可以否定那些东西，又否定到何种程度。不仅仅是否定梁启超式的文学功利论调，更兼有某种彻底否定世间一切既有价值规则的决绝意志，到达的是连“绝望”也还可以进行怀疑的生命极境——这正是一种亲身体验虚无的境地啊，{1}所谓“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摆脱规范、权威等等就是了——这不是离尼采“上帝之死”式的虚无体味很近了吗？联系前文的话，所谓“向死而生”、“死的自觉”，在哲学的意义上，不也正是从终有一死、终归虚无的生存警示中升华出奋然而生、创造生存意义的积极意志吗？所以，在竹内好不乏晦涩、艰难的语汇中（我不清楚，究竟是竹内好有意避开了对哲学术语的借用呢，还是1940年代的日本文化界对于如今已经显得相当明晰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路，比如“遭遇虚无”、“体验虚无”、“向死而生”等等的认知的确处乎混沌之中。或许，后者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他其实是真实地触及到了近现代人类精神中的重大问题的。应该承认，他对这类问题的触及虽然不乏晦涩、混沌之处，但也的确堪称鲁迅研究界的一种最早、最深刻的参悟。
因此，可以结论说，竹内好围绕“文学鲁迅”不断抛出的种种语汇、言说，在其最深处正是指向鲁迅自我生命内部的“虚无境遇”、“虚无体验”的。在这个意义上，再去领会“鲁迅的文学，是质询文学本源的文学”，似乎就可以悟到，当竹内好反反复复地围绕“文学鲁迅”而言说的时候，他对于鲁迅一生的诸多可见之事兴趣不大，他集中精力探寻的乃是鲁迅自我生命生长过程中的某种难得寻见的内在机密，而竹内好对这一机密的个性化命名却是“文学者鲁迅”、“鲁迅的文学”、“文学自觉”、“文学的正觉”、“本源的自觉”、“第一义的文学”、“质询文学本源的文学”等等语词——这的确是令人费解而易生歧义的。与其说，当年的竹内好似乎找不到更具通约能力的语汇来言说他朦胧把捉到的鲁迅秘密——这秘密其实正是鲁迅与虚无的相识、相遇和相抗——毋宁说，他反反复复地使用的数个相关的关键词是最不具备话语交流的通约机能的词汇，这些词汇的某种精深意义的被赋予简直可以说纯属“竹内式的强行植入”，让人很难得其门径而悟。
三
“文学鲁迅”与鲁迅的“反击——超越”虚无
竹内好逻辑内的“文学鲁迅”不仅仅具有上述的“体味虚无”的意向，更同时指涉着某种积极的“孕育——崛起”机能——细心的读者在我上引的竹内文本中可能已经隐隐感觉到了。竹内好也更为明确地说过：
倘若只是走到绝望便止步不前，那么他就只是个虚无思想家了。事实上，也正有批评家专在他身上挑出“虚无”来。当把思想从人那里抽离出来，在静止体中看待时，情形便会如此。但人是不会居住在“思想”的贝壳里的。鲁迅不在绝望之中。他背弃了绝望。不仅走向杨朱、老子和安特莱夫，也从杨朱、老子和安特莱夫走向墨子，孔子和尼采。在这彷徨的路途上，作为天涯孤独的文学者，他与《离骚》诗人同在。（第107页）
在这里，人们不得不再次确认“竹内鲁迅”的真实和深刻，竹内好触到了鲁迅对“绝望”的“背弃”。更精当、深刻的说法，我以为——无论竹内好本人是否自觉——他在这里谈论的正是鲁迅生命历程中真实发生过的“相遇虚无”而又“超越虚无”的精神蜕变。可以指向竹内“文学鲁迅”“背弃绝望——超越虚无”的“孕育——崛起”机能的话语，在竹内好的《鲁迅》中当然还有：
……惟有绝望才生发自身当中的希望。死孕育生，生又不过是走向死。（第10页）
他晚年反悔早期作品中的虚无倾向。这些都被人解释为鲁迅的思想进步。但相对于他顽强的恪守自我来说，思想进步实在仅仅是第二义的。在现实世界里，他强韧的战斗生活，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这一侧面是解释不了的。……我认为，把他推向激烈的战斗生活的，是他内心存在的本质的矛盾。（第12页）
文学者鲁迅也是一个混沌。（第12页）
这个混沌，把一个中心形象从中浮托上来，这就是启蒙者鲁迅，和纯真得近似于孩子的相信文学的鲁迅。（第14页）
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鲁迅，是个彻头彻尾的启蒙主义者。我认为，能有像鲁迅这样的启蒙者，足以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骄傲。然而，我的疑问是，一个文学者鲁迅、一个反叛作为启蒙者自己的鲁迅，是否更加伟大呢？是否正因为如此，才成全了现在的这个启蒙者鲁迅呢？因此，把鲁迅冰固在启蒙者的位置上，是否把他以死相抵的惟一的东西埋没了呢？（第16页）
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鲁迅文学的严峻打动了我。……现在我越发觉得鲁迅的严峻并非简单的严峻。（第39页）
需要首先说明一下，竹内好在上面的一处引文中直接谈到了晚年鲁迅与所谓“虚无倾向”之间的对立关系。在笔者的逻辑内，这当然很值得注意，但是竹内式深刻之语的含糊不明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是“晚年”究竟所指如何；一是“早期作品的虚无倾向”其意也有待澄清。但这个问题要留待下文再谈。
细味此处的诸多引文，沿着竹内好的逻辑，不难看出，他所谓“启蒙者”鲁迅是处乎积极奋进的人生境地的：这一“鲁迅”是“生”，是“激烈的战斗”者、“彻头彻尾”的“启蒙者”、“强烈的生活者”，等等。相应地，上述引文中的“绝望”、“死”、“内心存在的本质的矛盾”、“混沌”、“以死相抵的惟一的东西”等等是指向消极、否定意味的，回顾第一部分的讨论，说这种消极、否定之意味正如所谓“死的自觉”、“罪的自觉”等等一样足以通达到人生的“虚无境遇”、“虚无体味”，应该并不突兀了吧。而竹内好不厌其烦地表示着——积极奋进之境中的“启蒙者鲁迅”正是从这一消极、否定的虚无渊面中(在竹内的逻辑中“文学者”鲁迅更直接、紧密地联系着这一生存境遇)诞生、升起的：
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者的，所以如果没有了这根柢上的东西，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主义者鲁迅，也就都成了空话。（第58页）
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于是，文学者鲁迅在现时性的意义上诞生了。致使启蒙者鲁迅得以色彩纷呈地显现出来的那个要素，也因此成为可能。我所称之为他的回心，他的文学的正觉，就像影子产生光那样被产生出来。（第107页）
鲁迅是文学者。首先是个文学者。他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正因为他是文学者……（第108页）
无使有成为可能，但在有当中，无自身也成为可能。这就是所谓原初的混沌，是孕育出把“永远的革命者”藏在影子里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是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第142页）
在今天，一种清晰的存在主义哲学视野完全可以把竹内好曲折而令人困惑的话语和思路凸现为：“启蒙者”鲁迅作为一个顽韧、热烈的生活者、战斗者（民族英雄、民主主义者、爱国者、永远的革命者，等等），作为具有某种信仰者气息的真正的人，正是源自鲁迅对于生存虚无的痛切体验和悍然穿越的，而竹内好曲折、晦涩的话语路径一旦被明晰起来，却大体是这样的：“文学鲁迅”既精深地联系着“无”（体验生存虚无）之鲁迅，又无限生成着“有”（创造生存价值）的鲁迅——一个“彻头彻尾的启蒙主义者”。
在《鲁迅》之《结束语——启蒙者鲁迅》中，竹内好表示：“关于‘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我不准备再多啰嗦些什么了。”似乎一旦说完“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之后，其《鲁迅》一书就算写完了，他孜孜关注的问题似乎已经被“解决”了。
1949年竹内好写《作为思想家的鲁迅》（《鲁迅》再版时的附录文章），其中却又出来了以下的文字：
鲁迅不能相信善能对抗恶。世界上或许有善，但那是另一回事，他自身却不是。他的与恶的战斗，是与自己的战斗，他是要以自毁来灭恶。在鲁迅那里，这便是生的意义，因此他惟一的希望，就是下一代不要像自己。……鲁迅的这种虚无主义，当然是以一个后进的、封闭的社会为条件的，但是应该注意到，它在鲁迅那里却孕育着一个诚实的生活者的实践，同时，它也显示着现今中国文学的自律性的本源。（第149页）
后来，鲁迅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摆脱了早期的尼采主义的影响，但他虚无主义的本质却并没改变。和其他新思想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并没带给他解放的幻想。（第150页）
鲁迅是近代中国的最大的启蒙家，这是众口一致的评价。孤独的精神把虚无的深渊包藏在内面，又是怎样得以外化出一个启蒙家来的呢？表面上看去，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正是这种二重性格，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可以由此把鲁迅的位置确定在传统与革命纠葛在一起的近代中国的二重性格中。（第150—151页）
很有必要对上引的三段文字做一点细读性的分析。
第一段，首先，这都是竹内好的“不证之辞”——其玄学主义的招数真是用到极点了。因为其“不证”，所以人也就没法子“反驳其证”了。然而，其“不证之辞”本身确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竹内好不曾界定“虚无主义”的内涵，却又断言“鲁迅的这种虚无主义”如何如何。联系其前后语境，可以推论其“虚无主义”一词是在颇为消极的意义上使用的，譬如“不能相信善能对抗恶”之类。另一方面，竹内好又断言鲁迅自有其“生的意义”和“唯一的希望”。竹内好真的没有想过：一个有意义、有希望地生活着、战斗着的人是不可能被消极性的“虚无主义”所框定的；同样，一种能够“孕育着一个诚实的生活者的实践”的“虚无主义”是无论如何不能仅仅在消极性的意义上予以估价的。在这里，人们再次见证到竹内好之思路、行文的紊乱与矛盾。与其把“鲁迅的这种虚无主义”与一个人“不能相信善能对抗恶”的消极性命题相联系，远不如清晰地意识到，此一“虚无主义”（请联系笔者前文所谓的“虚无境遇”、“虚无体味”以及竹内好不止一次表述过的“文学鲁迅”的积极性机能。）正是那种赋予一个人颠覆既有的善恶秩序、意义原则而创建新一轮善恶秩序、意义原则的强有力的生命意志！正是尼采所谓富于价值的“积极的虚无主义”。
第二段，竹内好继续不知不觉地在消极的意义上断言，鲁迅“虚无主义的本质”并没改变。甚至断言“鲁迅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摆脱了早期的尼采主义的影响”。这观点笔者不能认同。在我看来，尼采的思想激发过青年鲁迅昂扬不羁的“虚无涉险”，其在鲁迅身心中启示过的“体验虚无——走向信仰”的精神轨迹的确是鲁迅生命深处最不会变的东西，它不会因为日后的鲁迅接触到的任何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思想、主义而发生所谓“摆脱”式的大变异。竹内好一方面继续肯定鲁迅在消极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的本质”（如前所述，这并非没有问题）并未改变，一方面又说出鲁迅“摆脱了早期的尼采主义的影响”的话，这显然是矛盾了。正是在尼采那里，“虚无体验”或者“虚无主义”得到了相当深刻的厘定，有其异常明晰的意义指向——它是被当做一个现代人毅然走向现代信仰（不得不走出古典的“上帝—基督”信仰之境）的精神基础而得到凸现的。而况，对于所谓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鲁迅并非全盘接受，他只是有所别择、有所认同。但马克思主义力求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意志与尼采惊呼“上帝死了”，呼吁人们走向“超人”之境，重塑自我生命信仰，因而同样富于革命精神、实践意志的哲学思路并不是没有其深层的相通之处，这两者都可能正是鲁迅所愿意肯定的生存方式。1930年代的鲁迅根本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带给他什么解放的幻想。自由、独立之个人的觉醒；人的生存、温饱、发展是鲁迅早已深有所悟的人之目标。而“战取”“理想人境”的“战士”生命路径也早已是他勇毅抉择过的根本生存方式，是他穿越虚无境遇的自救救人之路，鲁迅早已不必等待任何主义的从天而降式的拯救或者解放了。可以说，“战取理想人境”的实践意志，既是他本已持有的，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更真实、更深层的相似之处，也是他深有领会的尼采哲学在其思维的深处予以积极肯定的一种生存方式。{1}
第三段，竹内好似乎难以理解：深陷虚无深渊的孤独鲁迅如何可能成了一个“中国最大的启蒙家”。最终，竹内好是把这一似乎无解的矛盾交给了中国近代社会现实的“新”与“旧”、“革命”与“传统”。{2}看来，直到1949年，竹内好的确还没有这种自觉的、清晰的思路：正因为一度深陷于生存虚无的沉渊，鲁迅才能够诞生跃出虚无沉渊的强力意志，并借此成为现代中国最深刻、最勇毅、最彻底，但又是最低调的启蒙家：一个拥有着跃出虚无渊面、实施自我救赎的生命原驱力的“自救救世者”，他可不是一个仅仅沾染了一点道德意识、社会责任之类的豪语就不可一世、不懂得“回心”、不懂得“返身向己”的，单知道“济世救民”的正角儿！
看来，真实的是，在竹内好《鲁迅》一书中存在的——我以为完全可以被明晰起来、被自觉予以归纳的“文学鲁迅”所启示的“体味虚无”的意向，所指涉的“反抗—超越”虚无的“孕育—崛起”机能，虽然不断地被竹内好本人所反复言说，然而，当年的竹内好对于他自身的言说所触及的某种内在的哲学思路，的确是并不自知的。一方面，这造成了“竹内鲁迅”闪烁摇曳的魅惑之气，另一方面，也成就了竹内式“文学论文”的独特魅力——或许，这也正是哲学与文学的区别所在：哲学要在阳光下指名道姓地推演，而文学其实更需要在幽昧不明中尽情地表现。这也正是《野草》式“文学—哲学”文本的独特光焰所在。果真如此，竹内好并不清晰、自觉的《鲁迅》文本也就歪打正着地成就了“文学论文”的独特之美，其思路、其门径是可资参悟，却难以仿制的。
如果视野开阔一点，如果作为一个思想后辈的话还可以说得彻底一点，我还想在这里指出，竹内好虽然十分深刻，也是朦朦胧胧地临近了鲁迅精神生命的深处，并因此而对鲁迅别有一番敬意，然而，他却始终没有指出过（甚至连这样的意图都似乎没有过）：发生在鲁迅世界的这种他本人用“文学者鲁迅”、“文学的自觉”、“罪的自觉”、“赎罪的文学”、“回心”、“无”、“不靠天不靠地”等等语汇来表达的精神事件究竟能够如何被置放在人类精神生活的历史时空中，其意义的重大究竟具有怎样的世界范围内的可记忆性。他激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充分想象的话语是诸如此类的：“‘宗教的’这个词很暧昧，我要说的意思是，鲁迅在他的性格气质上所把握到的东西，是非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但他把握的方式却是宗教的。……他的表达方式却是殉教者式的。……他是作为一个文学者以殉教的方式去活着的。”（第8-9页）我所以认为竹内好这样说能够激发人们对问题的想象，是因为人们对于“宗教的”、“殉教者式的”、“殉教的方式”这类的说法是能够够有大体上的意义共识的。我们知道一个人要真正地走向宗教，到达真正“宗教的”境界往往要经过的大体心路，像释迦牟尼要“悟空”（参透了世间生老病死的大限）之后，进而才得悟救赎自我、普渡众生的真道；像列夫·托尔斯泰要历经“死亡的反复惊悚”、“虚无的不断击打”之后，又再度回归其自小就濡染其中、成年后却不以为意的基督真理之中；像克尔凯廓尔之谓“一个人不到变得非常不幸，或者说，不到能深深领会到生活的悲哀而感慨万端地说：生活对我真是毫无价值的时候，他是不会企图得到基督教的。”③可以看到，当竹内好把鲁迅与“宗教的”、“殉教者式的”、“殉教的方式”这类话语联系起来时其实是大有奥妙的。遗憾的是，竹内好满足于点到为止（是否，他真的以为这样一点就已经够了？还是20世纪40年代的他其实已经没有能力说得更透彻了呢），作为读者，我觉得他说得很不够。尤其是竹内好在这里既把鲁迅与“宗教的”等等相联系，但又是把他与（传统）“宗教的”相区别的，一方面明确地指认鲁迅的“非宗教”、“反宗教”气息，又同时深信鲁迅“是作为一个文学者以殉教的方式去活着的”。如此说话就的确给人留下了矛盾、困惑。在我看来，今天也完全可以明确说出的是，一方面，竹内好足够敏锐，他感觉到了鲁迅身心中具有的信仰者气质，另一方面，他又同时意识到鲁迅并非像一个传统的佛教信仰者、基督教信仰者那样的。那么，究竟应该怎么说呢？笔者以为，完全可以把鲁迅称为一个现代信仰者而非传统的宗教人，更关键的是，不仅仅能够从鲁迅的部分生活实践中（在我看来，是1925年之后的鲁迅）感到他那殉教般的活法，更可以从鲁迅的精神历程中确认到他作为一个现代信仰者的精神内核、生命历程。简言之，一个鲁迅式的现代信仰者的精神内核、生命历程正是他历经过“遭遇虚无——重建意义”的精神鏖战；通俗一点说的话，他历经过“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的精神锻冶，而且，有了这样的精神锻冶之后才会有实际生活中的殉教般的活法，{1}才会出现如此这般的生命奇迹：
使文学者成为可能的，是某种自觉。正像使宗教者成为可能的是对于罪的自觉一样……。正像通过这种自觉，宗教者看到了神一样，他使语言找到了自由。不再被语言所支配，而反过来处在支配语言的位置上。可以说，他创造了自身的神。（第107—108页）
大体说来，从古典到现代的人类精神史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精神衍生趋势，即从传统的有神、有上帝、有佛陀、有真主等等的宗教信仰时代走到了上帝、佛陀等等各式神灵日益远去，而人自身不得不勇而承担己身之虚无、之自由，勇而抉择、创造自我之价值、之意义的现代信仰建构时代，正是在这样宏阔、绵长的精神衍生时空中，鲁迅的生命存在有着他难以漠视的现代性意义、世界性价值，而20世纪40年代的竹内好可以说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了鲁迅生命中非同小可的深刻、顽韧、严峻，但是却未能明晰地言说出其背后的精神秘密，亦未能充分、完整地意识到鲁迅式生命的精神史意义、世界性价值（不仅仅是所谓东亚之近代化，且又往往是东亚社会性文化的近代化价值）。
当然，竹内好完全有理由、有权利守住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立场——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的日本究竟怎么了：曾经前景辉煌，几乎万众一心，以为光明正义的“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事实上日益陷入窘局，一度似乎并不存在的日本知识人的厌战情绪至少已经在地底下生根发芽了吧？深刻、敏锐、自强（作为生命个体的自强，同时也紧密地联系着日本民族、国家的自强）如竹内好者究竟该何去何从呢？在奋力自强与日渐明朗的暴力“戕他”之间，乃至在不得不落入失败结局的剧烈悲剧感之中，可以想象，竹内好的内心一定有过绝望的、无所适从的挣扎。鲁迅式的带着绝望的挣扎（更明晰地说，应该是鲁迅式的“征战虚无”的境遇）这才深深地吸引了其实深陷在历史世界与自我生命的共同困惑之中的竹内好的吧。而我以为，在竹内好那里，更多地还是属于社会历史层面的困境所导致的生命困惑。
竹内好有自己铭心刻骨的问题症结，这份诚实是属于他的。然而，他的问题毕竟首先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日本思想者的问题。竹内好既没有面对某种人类生命，抑或日本国民是否已经迫不得已地踏上了“上帝死了”、“佛陀已去”的重塑信仰的时代，乃至必得要面临这一时代的“历史—文化—生命”诸问题；也没有面对鲁迅的生命之路与这一人类精神史进程的内在关系问题。当然，今天的人们可以思考，21世纪的人类生存跟所谓“上帝死了”、“佛陀已去”之类的问题构成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样的问题当然也并不是当年的鲁迅自觉意识到的问题。这问题在本质上生发于19世纪早期的克尔凯廓尔、尼采，并且被20世纪早期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高高地擎起，可以说，大体在20世纪后半期的萨特那里修成一份富于现代意义的“生命—精神”正果。它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的真实意味在于，鲁迅远不是以自觉的哲学文本参与此一问题的，鲁迅是以他生命本身的生存律动为这一问题的真实性作了一次活生生的属于中国、属于东亚的确证，{2}并因此而铸就了他自我生命的深度、力度和亮度。在这个意义上，“竹内鲁迅”的意义之一或者正在于，即使早在20世纪40年代，“鲁迅世界”中某种富于现代人类精神史意义、世界性价值的生命行迹也并不是绝对地没有“解人”，尽管这个“解人”的所悟所思是与“混沌”（借用竹内好本人爱用的一个语汇吧）不明紧密相邻的。
四
“文学鲁迅”获得“自觉”的时机
在某种角度上，这个问题最能凸显“竹内式”的思维特点。我们知道，竹内《鲁迅》的一个最著名的论点是把写作《狂人日记》之前的“沉默鲁迅”提到极其重要的位置。对此，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竹内好的确把捉到了“沉默鲁迅”的一种隐秘机能；另一方面，在与之相关的关键地带，竹内好也更其明显地露出了他自身思路上的紊乱与矛盾。
前文已经讨论过，竹内好意义上的“文学鲁迅”内在地联系着鲁迅自我生命“体味虚无—超越虚无”的深根地带。然而，鲁迅的一生究竟是如何体味并且超越虚无的呢？这其实是竹内好极力想探明而又并未真正探明的问题——所谓“强韧的战斗”者、启蒙者鲁迅究竟是如何具体地生成的呢？竹内好留给我们的遗憾在于，即使是对于他自身逻辑范围内的“文学鲁迅”，他其实既不明了“文学鲁迅”的“来龙”，亦未看清“文学鲁迅”的“去脉”；但竹内好也给了我们又一个启示：他真实地感悟到了鲁迅自我生命路径上的一个关键的发酵期“沉默鲁迅”的独特价值。
鲁迅在留日期间写出数篇文言论文之后，自1909年回国到1918年《狂人日记》的“出世”，这段时间他大体上可以说处乎沉默，这是共识。关键是，此番“沉默”在鲁迅的生命历程中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很长时间里，几乎所有的鲁迅研究者都认可“沉默”就是“沉默而已”，隐含的意思至多也是鲁迅曾经消极、悲观、观望过，再或者基本上忽略之，可以说，唯有20世纪40年代的竹内好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天启，竟敢于这样宣称：
我的想像是，如果允许说得夸张一点儿的话，那么鲁迅在晚年已超越了死，或者说和死做了场游戏。他决意去死的时机，是在以前，剩下的事情只是收拾残骸而已。（第7页）
那么，所谓鲁迅“决意去死的时机”究竟是什么时候？纵观竹内的《鲁迅》，应该可以落实在此处吧：
最弄不懂的部分是他发表《狂人日记》以前在北京的生活，即林语堂称为第一个“蛰伏的时期”。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对鲁迅来说，这个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他还没开始文学生活。……我想像，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他此后的思想趋向，都是有迹可寻的，但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却只能认为是形成在这个时期的黑暗里。所谓黑暗，意思是我解释不了。（第45—46页）
这里，关键的是“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还是与“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紧密相关的。在接下来的文字里，竹内好继续他最关心的话题：“我把他叫做赎罪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而他获得罪的自觉的时机，似乎也只能认为是这个在他的生平传记里的不明了的时期。”（第46页）“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者的……我是站在把鲁迅称为赎罪文学的体系上发出自己的抗议的。”（第58页）至此，联系前文的论述，不难得出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当竹内好强调“沉默鲁迅”的意义时，他强调的其实是“沉默鲁迅”与他所谓“文学鲁迅”所共同触及的鲁迅自我生命历程中的“虚无境遇”、“虚无体味”。我以为，正是在这里，竹内好又一次悟得了真实。在我看来，鲁迅一生与虚无的交锋呈现出三种各个不同但又有内在联系的状态：留日时代积极昂扬的“虚无涉险”——沉默时期消极性的“虚无遭际”：亲历、深陷虚无之境——《狂人日记》之后的“反击虚无—自我锻冶”（1918—1925）、“超越虚无—自我救赎”（1925—1936）。{1}“竹内鲁迅”虽然未曾涉及留日时期鲁迅积极的“虚无涉险”；对于《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反击虚无—自我锻冶”，直至“超越虚无—自我救赎”的“心路—生存”历程也缺乏自觉的感悟和认知，话语间虽偶有天才式的深刻点击，但也是语焉不详、矛盾倍出；但唯独对于“沉默鲁迅”的“遭遇虚无”、“体味虚无”，乃至“自觉自悟于虚无”却有过正面、强势的强调，其功劳我以为是不可轻视的。
今天，在一定的哲学思维的启示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自我生命中的一处最为深刻的精神体验（无论是朝向中国现实社会的“‘无路—绝望’体验”，或是直指自我人生的“‘绝望—虚无’咀嚼”，还是放眼混沌国人的“‘蒙昧—虚无’透视”）都可以说是非常真实地发生在鲁迅的“沉默十年”之间的。“沉默鲁迅”与虚无的此番交锋，当然与他留日时期有过的诸多亲身经历、吸纳过的诸多精神资源大有关联，但毕竟也呈现出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新质：那就是从留日时期的尚有希望、尚有可为（《新生》虽则失败，但文章总还可以写、可以发表；也更不需要活生生地面对那场无爱、无性的婚姻）到归国之后的哑然沉默、无所作为：不仅深陷自我人生的无望、虚无之中，也身处周围人众的混沌、蒙昧、虚无之间。可以说，此中的鲁迅思虑深广，但却不得文字，其所思之深（其最深刻之处也正在于鲁迅不仅在透视生存世界、周围人众的虚无境况，同时也不得不正视自我的生存状况，返身向己——此之谓“回心”？——觉悟到自我生存的虚无不义）在他此间的日记里、在小说《怀旧》之中均可以见出，在日后（自1918年开始）的文字里也是可以返顾得到的。{1}鲁迅的生命轨迹有他富于内在逻辑、曲折丰富的生命起点、精神巅峰以及相对平稳、但也令人唏嘘感叹的实践时期，而“沉默鲁迅”（1909—1918）作为鲁迅自我生命路途中所遇最坚苦，所思也最艰难、最深刻的一段却因为其“沉默”而长时间里被绝大多数人所忽视。但竹内好不是这样，他早早地就强调了这一段，而且正是强调其中意味深厚、启示性很强的鲁迅自我生命与其自我生存虚无的“裸身交锋”，不能不说，这是一份惊人的发现。在他这样宣称之后，在他的书已经译成汉语之后的多年里，中国鲁迅研究界正视这个问题、这一思路的人也为数不多。2000年，吴晓东写出了《S会馆时期的鲁迅》（《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2001年前后，钱理群在北京大学主持的课堂上列出专讲：“十年沉默的鲁迅”，认为“这十年，却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2}他们对竹内好尤为关注“沉默鲁迅”的思路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而另一位可以说颇不认可竹内好如此思路的则是高远东，他直截了当的结论是：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小说的媒介之一，也是鲁迅文学骨骼成长史的重要一环。在与古今中外思想文学的学习和超越中，在对自己民族和个人生命的自觉和反省中，鲁迅的文学骨骼慢慢长成了。这一过程虽然有波折起伏，有挫折创伤，不乏戏剧性，但它确实与竹内好笔下绍兴会馆那个神秘诡异的玄渺意境关系不大。③
我以为，止乎“接棒”竹内好关于“沉默鲁迅”的解读当然是不够的，而断言“鲁迅的文学”与“绍兴会馆那个神秘诡异的玄渺意境关系不大”，恐怕也会留下未曾实现“相互理解”的遗憾吧？鲁迅的文学连接着鲁迅的生命，而鲁迅的生命里的确是有他极其关键的一步，是存在于、并反复地酝酿于他的“沉默十年”之中的。
接下来，我打算清理“竹内鲁迅”在此处的议题上所留下的遗憾。
首先，我想径直、简单地指出的是，在精神实质上，竹内好的《鲁迅》对于“留日鲁迅”其实是无所关注的，诚然，他说到了鲁迅留日期间的诸多生活化事件，但却恰恰缺失了对鲁迅精神生命中最初的、最精深的“独立构成元素”的关注。这里暂不涉及竹内好如此这般的原因，仅从事实上看，竹内好对“留日鲁迅”的数篇文言论文、《域外小说集》没有多少关注，这使得他的“鲁迅论”注定了没有整体感——明显地缺少了开端啊！诚然“沉默鲁迅”所遇坚苦、所思深刻，但是“沉默鲁迅”对其所遇（包括其自我人生的遭际以及他自身所不得不面对的环境律例）的自悟自省之所以独具深度、浓度，难道不是与他当时所拥有的主体精神深度、浓度息息相关的么？而“沉默鲁迅”的主体精神世界显然不能够局限于沉默之际的鲁迅精神状态，而是必然地联系着他之前的精神生命积淀的。我以为，竹内好并不怎么明晰地指认到的“沉默鲁迅”的意义（如前所述，可明晰化为鲁迅亲身遭遇虚无、体味虚无的意义指向），其实是在“留日鲁迅”的精神积淀中以一种想象性的方式呈现过的。尤为警惕“竹内鲁迅”的“陷阱性”的高远东就指出过《域外小说集》之于鲁迅的“原点”性意义。透过《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的翻译选择，高远东指出了这一事实：“留日鲁迅”其实更受“表现现代人内面生活本质的‘神秘幽深’之作”的吸引。{1}而在我看来，沿着这一事实指认有心者完全可以悟到：至少，“神秘幽深”的具体指向之一是足以通达到“留日鲁迅”与“虚无境遇”的想象性相遇的。这里没有篇幅对此进行具体的论证，但是，笔者曾经以“留日鲁迅”的文言文本为对象论证过类似的议题。{2}而对于这一与“沉默鲁迅”的生命机密内有联系的深度精神密码，“竹内鲁迅”恰恰令人遗憾地失察了。
其次，我想说明的是，在竹内好那里，鲁迅最根本的“生命—文化”特质“战士人格”的生成道路也是并不明晰的。
诚然，竹内好反反复复地陈述过鲁迅的积极、强韧和独立不依，但这不过是他对鲁迅的一个方面的直观，竹内好并未能实现对这一直观的切实论证。也就是说，对于竹内好本人其实最想说清楚的问题：“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强烈的生活者”、“彻头彻尾的启蒙主义者”、“近代中国的最大的启蒙家”的鲁迅究竟是如何生成的，他并未能够在他自己的话语逻辑间明晰地予以完成。恰恰相反，竹内好完全不以为意、不自觉地展露着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和不明。竹内好的《鲁迅》模糊、玄妙地走完了这样一个陈述过程：“文学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如前文所述，这过程可换言之曰：深味虚无境遇的“文学鲁迅”无限地生成了一个“强韧的战斗者”鲁迅、“启蒙者”鲁迅；而生成的关键时机是鲁迅的“沉默”之时。对于这一过程，竹内好所艰难展示的，基本上是基于现象层面的直观性并置，远没有深层次地体悟到数种状态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他重点关注的更是“深味虚无”的“文学鲁迅”及其特定时机。于此，竹内好在他大体上说得过去的陈述中留下的问题是——他对于鲁迅的上述直观性陈述并没有得到他自身建基于鲁迅文本解读上的确认，而是相反，竹内好自己对鲁迅文本的解读甚至完全悖逆了他极为认可的作为“顽韧的战斗者”、启蒙者的“鲁迅生成过程”。
和李长之相反，我看重这两篇作品（指《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笔者）。不论作为作品他们是怎样的不成熟，不及《孔乙己》系统的浑然一体，甚至比不上《药》也未可知……他在这里所力图创造的人格，的确是值得称之为创造的。然而，这个系统只有近似习作的两篇而此后不再，其人格结果并未通过作品行为被创造出来。（第87页）
应该首先承认，竹内好在这里触到的真实：《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这两部小说的确隐隐约约地意欲呈现出某种为鲁迅自身所期待的“战士人格”。尽管竹内好十分武断地把这两部小说与鲁迅的一系列同类小说（《狂人日记》、《祝福》、《长明灯》等等）进行了割裂，发现的仅仅是部分的真实。尤其是，他断言小说力图创造的“人格结果并未通过作品行为创造出来”，更呈现出一种面对颇富有机性的“鲁迅作品世界”尚缺乏一种整体性观察视野的解读状态。的确，鲁迅力图创造的某种“人格”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之中未能清晰、断然地出场，但是，这一“人格”在鲁迅日后写成的作品中是否清晰、断然地出场了呢？竹内好似乎不这样提问题。他继续说：
同样一种东西，使小说归于败笔，却在这里成就了诗。或者说，在使诗成功的过程中，使诗获得了成立。而且，当按照年代顺序考虑到他紧接着又展开了独特的“杂文”形式时，至少在表现形式上，把《野草》看作了一座过渡的桥梁不是也没错吗？（第93页）
令人吃惊的是，竹内好对鲁迅文体的某种根本性转换路径：小说——《野草》——杂文，也有着极富洞察力的敏锐把握，尤为可贵地指出了《野草》作为鲁迅文体的过渡性特点，尽管他并没有说出其中的所以然。
它们（指《野草》中的部分作品——笔者）所传递的鲁迅，比起传记和小说来远为逼真。描写得仿佛可以使人看到鲁迅作为文学者形成的过程，或者相反地散发出去的经过。它们虽然包含各种倾向，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却突升到一个统一的方向上去。（第98页）
就像一块磁石，集约性地指向一点。这是什么呢？靠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勉强而言的话，那么便只能说是“无”。……
打个比方说，如果把《野草》明示出来的内容塑造成人物形象的话，那么我想像，与之最近似的恐怕要表现为鲁迅想创造而又没创造成的“孤独者”的人格；或者反过来，认为“孤独者”的母胎就在其中也是可以的。但这终归是比喻，实际上，哪怕是想要近似地表现它也是办不到的。如果硬要表现的话，那么除了以生命的残骸来代替生命别无他法。（第99页）
紧接着，竹内好抄引了《墓碣文》全文，而后，就说：
很显然，这是没被创造出来的“超人”的遗骸，如果说得夸张一些，那么便是鲁迅的自画像。（第100页）
以上数段中，竹内好的陈述既极其深刻，又充满了悖论。显然，联系前文，不难意识到竹内好意义上的“文学鲁迅”（“体味—反击”虚无的鲁迅）是在《野草》中更集中、更显然地存在的。这是其一。其二，面对其实极富内在逻辑的《野草》，竹内好仍然错失良机未能把握到《野草》的整体结构与功能。一方面，他惊人地悟到了《野草》之中运行着一种鲁迅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之中“想创造而又未曾创造成的‘孤独者’的人格”。另一方面，竹内好考察《野草》的目光似乎是在《墓碣文》那里止住了{1}，并且令人遗憾地得出了并不适当的结论：《野草》最终未能创造出鲁迅试图创造的某种“孤独者人格”或是“超人”形象。在我看来，这是“竹内鲁迅”的最大误区——他完全没有看到《这样的战士》在《野草》中的归宿性、总结性地位。《野草》之中，《这样的战士》宣示了鲁迅自归国沉默以来“遭遇虚无—体味虚无”，直至“反击虚无”所取得的精神硕果：那位直入“无物之阵”，反复举起“投枪”的战士，无论是作为一种独立人格，还是作为一种基本临世方式、生存方式，都是鲁迅在“反击虚无”的自觉自悟之中作出的勇毅抉择，都是一种完全、断然地“出世”了的“鲁迅人格”或者说“鲁迅的自画像”，而并非什么“没被创造出来的‘超人’的遗骸”。是否正是由于竹内好对鲁迅作品的这种关键性误读使得他的“鲁迅解读”在关注了“沉默鲁迅”的时间界定之后，就再也没有获得对于鲁迅生命流变的时间意识了？面对他的那个最终结论：“无使有成为可能，但在有当中，无自身也成为可能。这就是源初的混沌，是孕育出把‘永远的革命者’藏在影子里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是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第142页）在竹内好的《鲁迅》中，我们却没有办法清晰地看到在沉默之际遭遇（虚）“无”、体味（虚）“无”的“文学鲁迅”究竟是在何种空间、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酝酿、实施了对于（虚）“无”的“反击—超越”，直至能够“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当鲁迅最内在的生命流变行迹被取消了其应有的、更完整的时空刻度之后，摆在人们眼前的“竹内鲁迅”不能不是浑沌难明、矛盾悖论的。
文坛无战士，可孙文却是战士。那么，孙文所象征的是什么呢？所谓“永远的革命”又是什么呢？对我来说，这些都是难以解开的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和他没创造成的“孤独者”以及用来做注释的《野草》有关，而这想像也大抵不会是不着边际的。（第115页）
这之后，竹内好又在大量地征引鲁迅各个时期的文本之后，发问了：
我说过，鲁迅在孙文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而又在“永远的革命者”那里看到了他自己。但我的目的是从鲁迅那里找出我在这份研究笔记里作为主题来处理的那些疑问——即所谓“永远的革命者”是什么？和鲁迅具有怎样的关系？鲁迅通过这种关系表现了什么？使其能够表现出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果换句话说，那么就是鲁迅作为文学者，他的自我形成意味着什么？——是怎样表现出来的。（第126页）
而他自己的总结是“这是他时隔多年又一次重复了在梁启超身上所做的自我破却，不是间接地说明了他自己在黑暗中是如何形成的吗？若进而言之，那么鲁迅在孙文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不就是他借助‘永远的革命者’而使自己站在了和孙文同一的对立关系中吗？……是否可以这样说呢？在危机的状态下，他一方面以死的决心来不断生成自己，而另一方面又把这一矛盾最终一直带到了自然的死”（第126页）。可以清晰地看到，竹内好一方面继续言说着鲁迅“那没创造成”的“孤独者”人格，一方面又真切地意识到鲁迅自我生命的生生不息与“永远的革命者”（也正是所谓“战士”人格）之间的血肉关联。此中的矛盾，以及此间无法厘定的时空刻度真实地构筑了“竹内鲁迅”的难以辨认。
五
原型性意义之二：“启蒙鲁迅”——屹立、作为于悲苦人间的“思想—实践”性鲁迅
竹内好对于他所谓“文学鲁迅”不止深挖、穷追不舍，而对于同样是他自己惯称的，并且反复使用的“启蒙者鲁迅”则兴趣不大。他不止一次表示“启蒙者鲁迅是既知的”，那意思是：启蒙者鲁迅是清楚浮现的，是人们都看得见的，不需要怎样去参悟。所以，他的《鲁迅》一俟把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言说得差不多了，一俟把“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之类的话题言说得差不多了，就预备收笔。竹内《鲁迅》的最后文字《结束语——启蒙者鲁迅》译成中文仅两页多一点点。不得不承认，“竹内鲁迅”诚然依据他自身的逻辑看到了鲁迅世界的原型性构成，但是，他本人对于鲁迅身心中的两种原型性构成因素的态度却是很不一样的，给予的关注度也迥然有别，这应该跟他的思维取向有关，跟他自己的问题偏好有关。因此，本文能够给予竹内逻辑上的“启蒙鲁迅”的探讨也只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一些富有意味的讨论还是可以稍作展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说，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意味精深，却不乏晦涩莫明之处的话，那么，他的“启蒙鲁迅”则往往止乎点到，几乎是仅有一指方向而欠缺具体状貌的——与此相关，在这个地带上，做出比竹内好更出色的学术业绩的后来者也是比较多的。
我们能够首先见出竹内“启蒙鲁迅”积极有为的“战士人格”。
即使在竹内好的逻辑内，“启蒙鲁迅”、“文学鲁迅”也本是一个浑然整体中的两种相对独立的构成素，如前所述，竹内好的此种区别，凸现的意义之一就是，在一个相当超前的时刻，他以“文学鲁迅”为关键词根连、挖掘了鲁迅自我生命内部足够精深的某种机密。如果说，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指涉着“鲁迅之为鲁迅”的“心因”，那么，他所谓的“启蒙鲁迅”则大致呈现着“鲁迅之为鲁迅”的“外象”。当然，此“心因”与“外象”本是共存于“一体”之中的，它们之间首先就会存在一个毗邻区或者共栖地。对于“启蒙鲁迅”而言，他与“文学鲁迅”的“毗邻”区在于“启蒙鲁迅”也同样会呈现出一种积极有为、勇毅抗战的人生状态。正如笔者在关于竹内好“文学鲁迅”的第二种义项中所指出的，“文学鲁迅”能够意味鲁迅“反击—超越”虚无的“孕育—崛起”机能，与此紧密相联，实质上正是经此“孕育”而“崛起”的“启蒙鲁迅”就必定首先显示为一个积极决绝、顽韧不屈的鲁迅像。反复阅读之下，竹内好晦涩难懂的《鲁迅》给笔者留下的深刻印象慢慢地浓缩为三处：一、其全书孜孜以求的是要“揭示鲁迅生命”的某种内在“秘密”（参阅第10-11页）；二、正是对这一内在秘密的穷追不舍让竹内好来到了“沉默鲁迅”的面前，并且极为正视其隐含的意味，同时也导致了竹内好对鲁迅作品的一系列不乏意味的误读；三、全书之中，竹内好不断地惊异于鲁迅生命的“顽强”、“强韧”、“激烈”、“强烈”、“彻底”，等等，真实的是，他要追问和解释的“秘密”正是——“在鲁迅那里”，这一切“为什么会成为可能呢”（参阅第11页）？前二处更直接地联系着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第三处就是笔者所谓的竹内“文学鲁迅”与“启蒙鲁迅”的共栖之地。这块共栖地，从竹内“文学鲁迅”的角度上看，它呼唤人们去探寻顽韧、强劲之鲁迅得以生成的生命深根、生命机密，从“启蒙鲁迅”的角度上看，它似乎仅仅是直截了当地呈示鲁迅那令人无法漠视“毅然决然”、“横刀立马”的“战士人格”。对于鲁迅的这一“战士人格”，鲁迅研究者都不会感到陌生的吧，借竹内好的话就是这一“启蒙者鲁迅是既知的”，而人们往往陌生、忽略的（也是竹内好借“文学鲁迅”的思路意欲弄清楚的）是：为什么唯有鲁迅能够这样，其他人则并不如此呢？
其次，能够看到竹内意义上的“启蒙鲁迅”也正是一个执著于改造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社会的“思想—实践”者。
虽然竹内在其《鲁迅》一书中没有给予他所谓“启蒙者”鲁迅更多的关注，但是，在他的语义里，“启蒙者”鲁迅之于鲁迅世界的重要性却又是被其所孜孜强调的。
恐怕连鲁迅自己也没意识到，启蒙者和文学者，这两者在他那里一直互不和谐，却又彼此无伤。（第14页）
鲁迅在死的同时成为民族英雄……但在这七年里，却没有一部像样的关于鲁迅的传记。……和文学方面相比，是否更为政治方面所利用？而且和我所理解的鲁迅精神是否有着遥远的距离？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鲁迅，是个彻头彻尾的启蒙主义者。我认为，能有像鲁迅这样的启蒙者，足以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骄傲。（第16页）
为什么说是好懂呢？根据在于他处理事实的态度不同。……他不再为自己现在所背负的“影子”所烦恼。事实就是事实，所以处理事实的启蒙者鲁迅，就只是一个纯粹的启蒙者鲁迅。他由父亲的病和在南京所受到的新学的影响而立志医学，以救助国民；又由于知道了精神比肉体的重要，便弃医从文。（第54—55页）
在本质上，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第58页）
这封致许广平的信写于民国十四年，与《战士和苍蝇》同年。“改造国民性”的提法可以直接解释为永远革命，……“改造国民性”并不直接是他的文学，而是“不用之用”把自己破却在那里的影子，这也是无需再重复的。（第136—137页）
可以说，他是在一边和死较量一边持续着生的。这使他在某一时刻超越了死，成了民众的英雄。（第135页）
他的批评态度，最清晰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史研究，一是他晚年所致力的对版画家的培养。后者与文学不同，最能体现出鲁迅启蒙者的一面。（第78页）
鲁迅是文学者。首先是个文学者。他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正因为他是文学者……他是教育者，宗教者，亦是因此之故。（第108页）
细读之下，不难见出，在竹内的逻辑内，“启蒙鲁迅”是紧紧联系着作为“民族英雄”的“表象”鲁迅的。这位“民族英雄”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实践性，爱国，有志于“救助国民”（从肉体而至精神），“改造国民性”，“永远革命”，致力于帮助青年（集中表现为帮助投身于文学、艺术的年青人），有强烈的救世意志。在竹内好看来，这位“民族英雄”的“文学”在一般人眼里也正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的，但在竹内好眼里，真正的“文学鲁迅”却与此并没有本质性的深层联系，恰恰相反，为“改造国民性”，“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创作者鲁迅与做学问，作为教育者，甚至作为宗教者的鲁迅更为类似，而仅仅与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有所联系，绝不能意味“文学鲁迅”的精深内蕴，因而只能归属于他所谓“启蒙鲁迅”的意义与作为之中。
我尽力在《鲁迅》一书中找寻竹内好涉及他其实并不轻视的“启蒙鲁迅”的文本，但所得实在无几，上面的几处引文就占了一多半。是否竹内好逻辑上的“启蒙鲁迅”真的因“既见”而不值得关注？的确，在竹内好的《鲁迅》一书中，他无暇或者说他无意更多地关注“启蒙鲁迅”，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其他人也会如此。至少，在日本，最典型的反例就是“丸山鲁迅”的有力出现，从关心的问题到论证的方法，“丸山鲁迅”都与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相去甚远，或者说，“丸山鲁迅”全力凸现的正是竹内好基本上点到即止的“启蒙鲁迅”的某些极为重要的方面。不妨再审视竹内好的下述文本：
我在序章中假称的文学者鲁迅和启蒙者鲁迅的对立，或者是和回心之轴相关的政治与文学的对立，便是这奇妙的纠结的核心。（第109页）
“文章不用之用”的提法，看上去很有老庄的味道，但和接下来的期待自己的国家也能出现“精神界之战士”的内容结合起来读，那么就不会怀疑，他并没安居于老庄，而是处在由老庄而走向孔墨的途中，即处在我所说的政治与文学的交锋之地。（第136页）
只有相信“永远革命”的人，只有“永远的革命者”，才能不把革命的普及看作革命的成功，而看作革命的堕落，加以破却。
……这就是所谓原初的混沌，是孕育出把“永远的革命者”藏在影子里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是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第142页）
熟悉“丸山鲁迅”的人们知道，“丸山鲁迅”正面关注的正是鲁迅生命中最富政治意义、实践意义的内涵，涉及的关键词正是竹内好在上述文本中往往点到即止的“革命”、“革命人”、“政治”、“文学与革命”、“政治与文学”等等，其严格实证的研究方法，丰富、精深的研究成果已是鲁迅研究界里程碑式的成果。有意思的是，丸山升先生在其《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一著中有过这样的表示：“竹内好氏将他第一本专著《鲁迅》的中心思想概括为立于‘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发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处’，如果套用他的说法，可以说我的立场是探寻‘将革命作为终极课题而生活的鲁迅（倘若从他后来的话语中寻找形容这样的鲁迅的最合适的词，我想应该是‘革命人’吧）生发出文学者鲁迅的这一无限运动。”{1}丸山前辈的研究立场颇有点自觉自为地与竹内前辈针锋相对之意，这当然没有问题，而且是令人佩服的。我想指出的是，正是在竹内好论述极其不足的地方，丸山先生自觉厘定了自己的研究基点，并且做出了丰硕的成果。对此，不得不承认，所谓“竹内鲁迅”的原型性意义看来是一种结构失衡、令人遗憾的存在——竹内好对他自身逻辑内的“文学鲁迅”深有论说，他那止乎点到的“启蒙鲁迅”则只能有待其他学者的多方论证、阐释了。无疑，“丸山鲁迅”非常有力地实现了这样一种“学术期待”，令人鼓舞。此外，我只能简单提及的是（眼下没有能力多说），在日本，伊藤虎丸的部分研究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充实着竹内意义上的“启蒙鲁迅”的形象。
我想以竹内好对于“启蒙鲁迅”不多的，但是又异常肯定的“竹内式文字”{2}来结束此文：
作为表象的鲁迅，始终是一个启蒙者。首先是个启蒙者，而且是个优秀的启蒙者。正像人们把孙文叫作革命之父一样，鲁迅是现代中国国民文化之母。他留下的足迹是巨大的。……作为表象的鲁迅，只是个彻头彻尾的启蒙者，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第143页）
我不是无视作为伟大启蒙者的鲁迅。不仅不是无视，甚至深感尊敬。我想，有些东西不是我所能评价到位的。……因为那庞大的重量感使我不可能把它们一一道来；是因为我惧怕千言万语也对它们汲取不尽。所以，我只把我的努力集中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力图以我自己的语言，去为他那惟一的时机，去为在这时机当中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原理，去为使启蒙者鲁迅在现在的意义上得以成立的某种本源的东西，做一个造型。对我来说，启蒙者鲁迅是既知的。我以既知为线索，总算抵达了我所确信的终极之场。如果我的计划按照事先的预想获得了成功，那么也就无须我再说什么，启蒙者鲁迅会自己从那个终极之场跃然而出，神采奕奕地出现在读者面前。（第143—144页）
【责任编辑 孟庆澍】
作者简介：彭小燕，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