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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一轮金融开放决定我国货币政策急需转型：基础货币投放由外汇占款向公开市场操作等内向机制转型;货币调控不再受到外部平衡的掣肘，转向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目标要求;调控方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疏通利率与汇率的传导渠道;完善货币政策与跨境资本宏观审慎双支柱框架体系;调控原则应由小国经济向大国经济转变，注重政策实施的溢出效应，完善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关键词：金融开放;宏观调控;货币政策转型
金融开放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国家的金融开放会增大一国经济金融的波动风险，加大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货币政策作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可有效缓解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的周期性，保证转型过程中的稳定性。面对新一轮开放政策，我国如何推进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转型进程？本文主要从以下几点展开研究。
一、我国基础货币投放内向型途径的转变
汇改以来，高速增长的外汇储备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创造的主要价值支撑，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低成本比较优势决定了我国接力国际产业转移，完成了中国参与国际价值链的分工过程，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中国集聚，我国由进口型国家成功转型为出口导向型国家。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顺差的同时，外国直接投资的金融资本大量流入，形成了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失衡促使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历史最高值达到近四万亿美元储备。
外汇储备的积累对我国货币金融环境的稳定起了价值支撑的重要作用，但储备增长的不稳定性也增大了我国基础货币创造的经济成本。价值稳定的货币必然是有信用货币的支撑锚，基础货币与价值锚的关系表现为央行负债与资产的关系。基础货币的创造必然伴随央行资产端规模的扩张。强制结汇制下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成为我国央行资产扩张的主要因素，也成为影响央行负债端规模的主要因素。因此，外汇占款成为影响我国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最重要的因素。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紧缩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国际市场，造成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减少。欧美国家货币政策的不稳定导致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不稳定。外汇储备增速的不稳定加大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难度，以外汇占款为主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的效率逐渐递减。在国际量化宽松和流动性过剩的阶段，我国持续面临着通胀的风险;而在后危机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阶段，我国又面临大量短期跨境资本外流的风险。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政策的推进，双向波动的汇率形成机制逐渐成熟，我国央行不再对汇率的稳定进行常态化干预，基础货币的创造机制逐渐由外汇占款渠道向再贷款等内向型渠道转型。一方面，央行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SLF、MLF）等再贷款方式投放基础货币。在货币创造过程中，更多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因素。坚持定向调控、精准调控等政策原则，将更多的金融资金配置到三农、小微以及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等实体经济领域，以提高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效率。另一方面，中央银行通过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利用广义货币的市场信用补充基础货币的政府信用，提高商业银行资源配置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优化我国货币体系结构，提高市场化的国家信用货币的创造效率。同时，改革深化促使金融市场逐渐完善、利率曲线逐渐形成，我国央行可进一步发挥公开市场操作在基础货币投放中的作用，最终形成我国内向型的货币供给制度。
二、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向国内经济发展目标转变
汇改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在制度设计上，为了保证对外贸易金融的稳定性，我国政府仍然强调汇率的稳定性。可以说，一部分时期我国实行的是有限浮动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该汇率制度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常常在外部平衡和内部平衡之间徘徊，内外部条件的矛盾性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在外部环境失衡的情况下，为了稳定汇率的波动幅度，央行会在外汇市场进行常态化的干预，引起国内货币金融条件的波动。在传统的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的失衡常造成国内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失衡。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推进，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更多强调国家经济发展的内部平衡，中央银行的汇率政策逐渐向利率政策转变。“8·11”汇改以后，我国推进了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以市场供给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幅度增大。2015年以后，我国汇率趋势呈现了双向波动的特征，中央银行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显著增大。同时，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也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央银行利用汇率的价格杠杆对外部失衡进行调控，减少了中央银行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弱化别国货币政策对国内宏观经济金融的冲击。同时，在汇率有限浮动阶段，为了对冲外汇占款下过剩的流动性，央行在国内市场发行了大量的央票工具。随着央行外汇常态化干预的退出，外部条件对货币供给的冲击得到弱化，我国央行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基础货币的投放。自此，央票的退出降低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成本。
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的中央银行并非彻底放弃稳定汇率的主动权。汇率作为国内外货币的相对价格，其具体水平依赖于国内外经济运行的状况。汇率水平应作为经济运行的结果，而非经济运行的目标。长期汇率的稳定决定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发展趋势，我国将深化改革、發展经济作为我国汇率强势的根本保障，而非对汇率走势进行政策控制。但是，极端条件下的短期汇率稳定政策仍需纳入央行的工具篮子。随着跨境资本流动的放开，汇率越来越成为一种金融资产品，预期成为了影响汇率波动的最重要因素。一旦国家货币遭受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汇率的波动进入到非理性的轨道，社会恐慌性预期构成一致性，坍塌式的汇率崩溃会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此时，我国央行应及时启用外汇干预和资本管制等政策措施，以稳定国内外人民币的市场预期，防止我国爆发系统性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央行调控汇率的政策力度决定于国家改革开放的进度。我国长期处于经济的转型阶段，汇率自由化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期间，央行需根据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开放的程度来调整外汇干预的频率和力度，以保证体制转型中的稳定性。在转型阶段，央行通过逐渐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来推进汇率自由化改革，通过区间浮动规则来逐渐培育外汇市场的供求基础。一旦条件成熟，央行即可退出常态化干预，最终形成清洁的浮动汇率制度。 三、我国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
近年来，货币乘数的不稳定造成各类货币总量增长趋势产生分歧，M1与M2的变化相关性降低，通过监测商业银行数量指标来预测社会流动性变化的效率递减。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与真实的社会投融资量之间的差距增大，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降低。同时，我国在政策层面彻底实现了利率市场化目标，市场机制的成熟促使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效率递增。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变化下，我国政府加快了数量型向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速度，基本取消了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数值目标，将两种指标纳入到了金融市场监测目标体系中。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深化，中央银行无法继续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来监测市场流动性松紧。跨境资本的变化与国内期末货币量的统计存在极大的时滞性，国内瞬时的流动性变化无法及时有效地向决策当局传递;同时，金融开放条件下以外币为主的境内金融活动逐渐增多，降低了货币数量指标的精确性。相反，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反馈机制更为灵敏，调控方式更为灵活。央行可根据利率变动来判断货币流动性的松紧，并且，其可通过观测利率变动的幅度来判断政策实施的合适度，通过回调政策来减少过度调控造成的经济成本。因此，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极为灵敏的反馈机制。另一方面，跨境资本流动的动力决定于国内外经济利率的差异。中央银行可通过利率政策来影响汇率的走势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的方向，实现“利率-汇率”的联动机制。同时，国内市场的利率变动趋势可反映出该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质量、金融市场的风险以及货币政策的方向，可有效促进央行与公众的沟通，对未来判断形成一致的社会预期，从而防止发生非一致预期下的资本恐慌性外逃。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并非彻底放棄某一类的政策工具，而应根据经济金融运行的阶段特征选择价格与数量的工具组合。在经济平稳运行条件下，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决定央行更多利用效率更高的价格型政策工具，而货币数量指标则纳入到政策调控的监测体系之中。而一旦经济深陷危机，“零利率”界限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基本失效，而此时应启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我国将长期处于转型中国家，新旧体制转型的惯性决定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的渐进性，利率调控的价格型框架的培育仍是长期的过程。
四、我国货币政策与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体系的完善
长期以来，转型的经济体制特征决定了我国不宜采用通胀目标制，全方位改革开放的要求决定我国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应一直坚持多目标的框架原则。同时，我国中央银行不断探索促进经济金融双稳定的政策实践模式。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我国央行在国际上提出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建议，在国内实践中引入了逆周期的资本缓冲等措施。随着宏观审慎政策的推进，我国完善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引入了非居民境内人民币存款的存款准备金等多种逆周期工具。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确立了我国未来政策框架的改革目标。货币政策的利率调控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而宏观审慎政策可降低信贷和资产价格的周期特性，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
金融开放下，外部冲击造成我国经济和金融环境不稳定性，倒逼我国加快完善双支柱框架体系。跨境资本的顺周期流动加速我国系统性风险积聚、增大危机概率。在金融开放与稳定的条件下，我国选择了货币政策与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的政策组合。2015年，我国汇率水平出现了过度波动特征。为了维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要求，央行引入汇率中间价的逆周期调节因子，提高金融机构外汇贷存比的头寸要求，加大资本流动真实性的审查力度，通过宏观审慎逆周期工具最终稳定了汇率的贬值趋势，稳定了国内外的金融市场预期。因此，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可减小外部条件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有效提高我国经济金融环境的稳定性。
五、我国货币政策在国际金融体系小国向大国的地位转变
开放初期金融实力薄弱，我国央行一直利用小国经济模型来指导政策实践，宏观调控几乎不对其他国家构成影响。小国经济原则指导下我国一直处于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之中，美元成为我国开放中的储备货币。较强的资本管制措施隔开国内利率与国际利率的平价联系，货币政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范围控制在了国内的金融市场，该措施保证了我国转型初期的金融稳定性和政策独立性。随着开放推进，金融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合作的深化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由小国经济向大国经济的思想原则转变。“一带一路”、“金砖五国”等国际经济合作深化提高了国际影响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人民币互换协议以及“沪港通”、“深港通”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我国央行政策调控的范围逐渐超越国家边界，进入到了人民币使用的外围区域。在国际金融实力提高的背后，“人民币-美元”汇率成为了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两根柱子，“人民币-美元”汇率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率的相关性增大。金融发展与开放的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逐渐成为了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因素。
金融开放条件下我国央行应重视货币政策实施的溢出效应，努力完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提高我国央行的国际可信度。货币政策的设计应顾及周边贸易合作国家的人民币保值增值需求，提高央行稳定币值的能力，掌握人民币舆论的主动权，稳定人民币境内外拥有者的未来预期。币值的稳定依赖于国内经济金融环境的稳定，提高央行稳定币值的能力也就是提高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与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存在一致性。我国应处理好大国之间的货币政策协调机制，降低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成本，提高各国货币政策执行的透明度。特别是在国际经济进入到后危机时期、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以及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背景下，协调中美货币政策对国际金融稳定和我国开放推进有重要作用。
在金融开放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实现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为主的信用货币本位制度成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国向世界输出美元的同时，大量吸收了世界商品。国际货币体系的扭曲下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和资本顺差以及发展中国家持续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逆差，造成了严重的世界经济失衡。一方面，美国的低储蓄率下的过度消费造成长期消费的不可持续性。同时，投资不足、生产停滞造成大量美国制造业的外流。国际大量的过剩资本回流美国，而导致美国经济脱实向虚。另一方面，美元短缺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汇率过度波动、资本恐慌性外逃以及货币频繁危机等问题，美元过剩又使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着货币政策非独立和外汇储备价格不稳定等问题。我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规模，在多轮量化宽松背景下遭遇了储备贬值的风险。同时，随着我国金融开放政策的推进，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力逐渐降低，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货币体系的效率逐渐递减，我国应推进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不仅有助于解决世界经济失衡的难题，也有助于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粟勤，王少国，胡正.外汇占款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2000-2012年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变动的分析[J].财经科学，2013（10）：11-20.
[2]张开宇.我国外汇占款规模变动对货币政策影响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4，34（05）：25-35.
[3]肖崎，王迪.外汇占款下降对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6（08）：15-22+135.
[4]冯明，杨赫.基础货币创造机制转型[J].中国金融，2018（08）：29-30.
[5]张平.货币供给机制变化与经济稳定化政策的选择[J].经济学动态，2017（07）：26-34.
[6]马骏、纪敏.新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利率传导机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
[7]管涛、马骏.利率市场化与货币政策框架转型.[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
[8]Poole W. Optimal Choice of Monetary Policy Instruments in a Simple Stochastic Macro Model[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84（2）：197-216.
[9]周小川.目前不采用通胀目标制[N].江苏经济报，2006-12-13（A01）.
[10]周小川.把握好多目标货币政策：转型的中国经济的视角[N].金融时报，2016-06-25（001）.
[11]Richter，B， M Schularick and I Shim （2018）， “The Costs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y”，CEPR Discussion Paper 13124.
[12]余永定.最后的屏障[M].东方出版社，2016.
关键词：金融开放;宏观调控;货币政策转型
金融开放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国家的金融开放会增大一国经济金融的波动风险，加大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货币政策作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可有效缓解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的周期性，保证转型过程中的稳定性。面对新一轮开放政策，我国如何推进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转型进程？本文主要从以下几点展开研究。
一、我国基础货币投放内向型途径的转变
汇改以来，高速增长的外汇储备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创造的主要价值支撑，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低成本比较优势决定了我国接力国际产业转移，完成了中国参与国际价值链的分工过程，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中国集聚，我国由进口型国家成功转型为出口导向型国家。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顺差的同时，外国直接投资的金融资本大量流入，形成了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失衡促使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历史最高值达到近四万亿美元储备。
外汇储备的积累对我国货币金融环境的稳定起了价值支撑的重要作用，但储备增长的不稳定性也增大了我国基础货币创造的经济成本。价值稳定的货币必然是有信用货币的支撑锚，基础货币与价值锚的关系表现为央行负债与资产的关系。基础货币的创造必然伴随央行资产端规模的扩张。强制结汇制下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成为我国央行资产扩张的主要因素，也成为影响央行负债端规模的主要因素。因此，外汇占款成为影响我国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最重要的因素。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紧缩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国际市场，造成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减少。欧美国家货币政策的不稳定导致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不稳定。外汇储备增速的不稳定加大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难度，以外汇占款为主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的效率逐渐递减。在国际量化宽松和流动性过剩的阶段，我国持续面临着通胀的风险;而在后危机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阶段，我国又面临大量短期跨境资本外流的风险。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政策的推进，双向波动的汇率形成机制逐渐成熟，我国央行不再对汇率的稳定进行常态化干预，基础货币的创造机制逐渐由外汇占款渠道向再贷款等内向型渠道转型。一方面，央行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SLF、MLF）等再贷款方式投放基础货币。在货币创造过程中，更多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因素。坚持定向调控、精准调控等政策原则，将更多的金融资金配置到三农、小微以及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等实体经济领域，以提高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效率。另一方面，中央银行通过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利用广义货币的市场信用补充基础货币的政府信用，提高商业银行资源配置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优化我国货币体系结构，提高市场化的国家信用货币的创造效率。同时，改革深化促使金融市场逐渐完善、利率曲线逐渐形成，我国央行可进一步发挥公开市场操作在基础货币投放中的作用，最终形成我国内向型的货币供给制度。
二、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向国内经济发展目标转变
汇改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在制度设计上，为了保证对外贸易金融的稳定性，我国政府仍然强调汇率的稳定性。可以说，一部分时期我国实行的是有限浮动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该汇率制度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常常在外部平衡和内部平衡之间徘徊，内外部条件的矛盾性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在外部环境失衡的情况下，为了稳定汇率的波动幅度，央行会在外汇市场进行常态化的干预，引起国内货币金融条件的波动。在传统的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的失衡常造成国内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失衡。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推进，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更多强调国家经济发展的内部平衡，中央银行的汇率政策逐渐向利率政策转变。“8·11”汇改以后，我国推进了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以市场供给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幅度增大。2015年以后，我国汇率趋势呈现了双向波动的特征，中央银行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显著增大。同时，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也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央银行利用汇率的价格杠杆对外部失衡进行调控，减少了中央银行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弱化别国货币政策对国内宏观经济金融的冲击。同时，在汇率有限浮动阶段，为了对冲外汇占款下过剩的流动性，央行在国内市场发行了大量的央票工具。随着央行外汇常态化干预的退出，外部条件对货币供给的冲击得到弱化，我国央行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基础货币的投放。自此，央票的退出降低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成本。
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的中央银行并非彻底放弃稳定汇率的主动权。汇率作为国内外货币的相对价格，其具体水平依赖于国内外经济运行的状况。汇率水平应作为经济运行的结果，而非经济运行的目标。长期汇率的稳定决定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发展趋势，我国将深化改革、發展经济作为我国汇率强势的根本保障，而非对汇率走势进行政策控制。但是，极端条件下的短期汇率稳定政策仍需纳入央行的工具篮子。随着跨境资本流动的放开，汇率越来越成为一种金融资产品，预期成为了影响汇率波动的最重要因素。一旦国家货币遭受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汇率的波动进入到非理性的轨道，社会恐慌性预期构成一致性，坍塌式的汇率崩溃会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此时，我国央行应及时启用外汇干预和资本管制等政策措施，以稳定国内外人民币的市场预期，防止我国爆发系统性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央行调控汇率的政策力度决定于国家改革开放的进度。我国长期处于经济的转型阶段，汇率自由化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期间，央行需根据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开放的程度来调整外汇干预的频率和力度，以保证体制转型中的稳定性。在转型阶段，央行通过逐渐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来推进汇率自由化改革，通过区间浮动规则来逐渐培育外汇市场的供求基础。一旦条件成熟，央行即可退出常态化干预，最终形成清洁的浮动汇率制度。 三、我国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
近年来，货币乘数的不稳定造成各类货币总量增长趋势产生分歧，M1与M2的变化相关性降低，通过监测商业银行数量指标来预测社会流动性变化的效率递减。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与真实的社会投融资量之间的差距增大，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降低。同时，我国在政策层面彻底实现了利率市场化目标，市场机制的成熟促使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效率递增。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变化下，我国政府加快了数量型向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速度，基本取消了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数值目标，将两种指标纳入到了金融市场监测目标体系中。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深化，中央银行无法继续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来监测市场流动性松紧。跨境资本的变化与国内期末货币量的统计存在极大的时滞性，国内瞬时的流动性变化无法及时有效地向决策当局传递;同时，金融开放条件下以外币为主的境内金融活动逐渐增多，降低了货币数量指标的精确性。相反，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反馈机制更为灵敏，调控方式更为灵活。央行可根据利率变动来判断货币流动性的松紧，并且，其可通过观测利率变动的幅度来判断政策实施的合适度，通过回调政策来减少过度调控造成的经济成本。因此，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极为灵敏的反馈机制。另一方面，跨境资本流动的动力决定于国内外经济利率的差异。中央银行可通过利率政策来影响汇率的走势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的方向，实现“利率-汇率”的联动机制。同时，国内市场的利率变动趋势可反映出该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质量、金融市场的风险以及货币政策的方向，可有效促进央行与公众的沟通，对未来判断形成一致的社会预期，从而防止发生非一致预期下的资本恐慌性外逃。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并非彻底放棄某一类的政策工具，而应根据经济金融运行的阶段特征选择价格与数量的工具组合。在经济平稳运行条件下，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决定央行更多利用效率更高的价格型政策工具，而货币数量指标则纳入到政策调控的监测体系之中。而一旦经济深陷危机，“零利率”界限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基本失效，而此时应启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我国将长期处于转型中国家，新旧体制转型的惯性决定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的渐进性，利率调控的价格型框架的培育仍是长期的过程。
四、我国货币政策与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体系的完善
长期以来，转型的经济体制特征决定了我国不宜采用通胀目标制，全方位改革开放的要求决定我国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应一直坚持多目标的框架原则。同时，我国中央银行不断探索促进经济金融双稳定的政策实践模式。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我国央行在国际上提出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建议，在国内实践中引入了逆周期的资本缓冲等措施。随着宏观审慎政策的推进，我国完善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引入了非居民境内人民币存款的存款准备金等多种逆周期工具。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确立了我国未来政策框架的改革目标。货币政策的利率调控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而宏观审慎政策可降低信贷和资产价格的周期特性，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
金融开放下，外部冲击造成我国经济和金融环境不稳定性，倒逼我国加快完善双支柱框架体系。跨境资本的顺周期流动加速我国系统性风险积聚、增大危机概率。在金融开放与稳定的条件下，我国选择了货币政策与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的政策组合。2015年，我国汇率水平出现了过度波动特征。为了维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要求，央行引入汇率中间价的逆周期调节因子，提高金融机构外汇贷存比的头寸要求，加大资本流动真实性的审查力度，通过宏观审慎逆周期工具最终稳定了汇率的贬值趋势，稳定了国内外的金融市场预期。因此，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可减小外部条件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有效提高我国经济金融环境的稳定性。
五、我国货币政策在国际金融体系小国向大国的地位转变
开放初期金融实力薄弱，我国央行一直利用小国经济模型来指导政策实践，宏观调控几乎不对其他国家构成影响。小国经济原则指导下我国一直处于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之中，美元成为我国开放中的储备货币。较强的资本管制措施隔开国内利率与国际利率的平价联系，货币政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范围控制在了国内的金融市场，该措施保证了我国转型初期的金融稳定性和政策独立性。随着开放推进，金融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合作的深化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由小国经济向大国经济的思想原则转变。“一带一路”、“金砖五国”等国际经济合作深化提高了国际影响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人民币互换协议以及“沪港通”、“深港通”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我国央行政策调控的范围逐渐超越国家边界，进入到了人民币使用的外围区域。在国际金融实力提高的背后，“人民币-美元”汇率成为了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两根柱子，“人民币-美元”汇率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率的相关性增大。金融发展与开放的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逐渐成为了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因素。
金融开放条件下我国央行应重视货币政策实施的溢出效应，努力完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提高我国央行的国际可信度。货币政策的设计应顾及周边贸易合作国家的人民币保值增值需求，提高央行稳定币值的能力，掌握人民币舆论的主动权，稳定人民币境内外拥有者的未来预期。币值的稳定依赖于国内经济金融环境的稳定，提高央行稳定币值的能力也就是提高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与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存在一致性。我国应处理好大国之间的货币政策协调机制，降低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成本，提高各国货币政策执行的透明度。特别是在国际经济进入到后危机时期、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以及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背景下，协调中美货币政策对国际金融稳定和我国开放推进有重要作用。
在金融开放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实现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为主的信用货币本位制度成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国向世界输出美元的同时，大量吸收了世界商品。国际货币体系的扭曲下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和资本顺差以及发展中国家持续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逆差，造成了严重的世界经济失衡。一方面，美国的低储蓄率下的过度消费造成长期消费的不可持续性。同时，投资不足、生产停滞造成大量美国制造业的外流。国际大量的过剩资本回流美国，而导致美国经济脱实向虚。另一方面，美元短缺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汇率过度波动、资本恐慌性外逃以及货币频繁危机等问题，美元过剩又使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着货币政策非独立和外汇储备价格不稳定等问题。我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规模，在多轮量化宽松背景下遭遇了储备贬值的风险。同时，随着我国金融开放政策的推进，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力逐渐降低，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货币体系的效率逐渐递减，我国应推进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不仅有助于解决世界经济失衡的难题，也有助于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粟勤，王少国，胡正.外汇占款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2000-2012年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变动的分析[J].财经科学，2013（10）：11-20.
[2]张开宇.我国外汇占款规模变动对货币政策影响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4，34（05）：25-35.
[3]肖崎，王迪.外汇占款下降对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6（08）：15-22+135.
[4]冯明，杨赫.基础货币创造机制转型[J].中国金融，2018（08）：29-30.
[5]张平.货币供给机制变化与经济稳定化政策的选择[J].经济学动态，2017（07）：26-34.
[6]马骏、纪敏.新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利率传导机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
[7]管涛、马骏.利率市场化与货币政策框架转型.[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
[8]Poole W. Optimal Choice of Monetary Policy Instruments in a Simple Stochastic Macro Model[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84（2）：197-216.
[9]周小川.目前不采用通胀目标制[N].江苏经济报，2006-12-13（A01）.
[10]周小川.把握好多目标货币政策：转型的中国经济的视角[N].金融时报，2016-06-25（001）.
[11]Richter，B， M Schularick and I Shim （2018）， “The Costs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y”，CEPR Discussion Paper 13124.
[12]余永定.最后的屏障[M].东方出版社，2016.